胡适与“全盘西化”论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论再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适与“全盘西化”论的关系，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许多学术界人士不再把胡适看
作“全盘西化”的代表（注：参见徐高阮：《胡适之与“全盘西化”》，载〔台北〕《文星》9卷4期，1962年1月23日。），进入90年代，大陆的多数学者也不再认定“全盘西化”的始作俑者为胡适（注：参见罗荣渠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他们的论证也颇多真知灼见，但在笔者看来，仍有不少可以商酌、完善之处，特别是过分纠缠于胡适“是”与“不是”“全盘西化”论者之上，不免笼统、简单化。
一、“态度”问题与现代中国思想
要关注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就必须关注思想界精英们的思想状况，而彼时思想界精英的“态度”，大多不是统一，而是分裂的。这种分裂主要表现在他们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所持的观点并非是其学术观点的延伸，而更多的是有悖于其学术态度的。现实态度上多表现为激进、情绪化，而在学术研究上则是温和又富于理性的。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之间的张力，正构筑了现代中国精英思想史的完整图景。
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主义，主要就是一种现实态度的表现，这一点胡适曾作过解释。他说：“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更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注：见《我的歧路》，载葛懋春等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而同样的意思陈独秀说得更加明白，他指出：“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注：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6月，第232－233页。）正是出于对现实社会政治中复古潮流充斥状况的不满，陈独秀才以“吾人之最后觉悟之觉悟”为目标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把新文化运动当作一场有政治背景的运动也不算过分。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陈独秀、胡适等人集中火力攻击以孔儒为代表的传统，他们内在的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的分裂还不是很明显，到“五四”过后，特别是20-30年代，这一分裂便逐渐加剧，并不时凸显出来。胡适似乎已经意识到了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之间的紧张，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定位与解释，诸如“评判的态度”，以及“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十六字真言，就是想扭转运动中现实态度的过于凸显以致抑制了学术态度的张扬的状况。
实际上，“五四”后，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的分裂在新文化运动诸健将中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思想激进的陈独秀在30年代中期被捕入狱后撰写的文章，表面上看也已经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进立场上后撤了。比如他在论述孔儒的价值时，便大胆地列举出两条“历史的价值”加以肯定，这与他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孔儒历史价值问题上的闪烁其辞显然有所不同。但如果进一步考证陈独秀的立场，也不难发现，他的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上的一致性依然存在。这就是说，他虽然肯定孔儒的历史价值，但现实价值与历史价值相比所处的优先地位并没有改变，孔儒不过是历史的“名产”，却不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注：《孔子与中国》，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24-534页。）。这一点在他晚年的另一篇论文《老子考略》中亦有体现。胡适在“五四”后的一段时间里，更多的是向学术上回归。1923年，他与人办起《国学季刊》，要切实地行动，去“整理国故”了。不过“整理国故”的宗旨，在他那里也有着内在的矛盾，他一方面声称要“为学术而学术”，另一方面却想借“整理国故”以“打鬼”“捉妖”（注：见《整理国故与“打鬼”》，载《胡适文存三卷》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可见，在他的学术态度中也渗透有现实态度的成分。但二者之间毕竟是不同层面的。现在反对把胡适列在“全盘西化”论之中的学者所引用的论据之一，如《说儒》以及《先秦名学史·序》等，其实都是属于学术态度一类。在这类文章中，胡适基本是以历史的价值作为衡量旧有理论的标准，所以叙述分析往往显得客观平和，没有多少激进色彩，更没有剑拔弩张可言。但这仅仅是胡适思想的一个面相。随着20-30年代以检省五四偏激为目的的文化保守思潮的勃兴，特别是对政治有“不感兴趣的兴趣”（注：《胡适的自传》，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49页。）的胡适自身投入到实际政治中去以后，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的分裂便明显地体现出来。
二、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的分裂与“全盘西化”论的提出
20年代是胡适一生中参与社会政治最积极、热情最高的时期，也是他批评政府最厉害的阶段。有学者注意到，就在他积极议政的时候，对学术的追求反而有谋求纯而又纯的倾向（注：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之所以给人这样的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五四”过后学术价值的追索已经成了知识界的大趋势。美国学者史华慈就认为五四的后果之一，是“新传统主义”的出现，他把它定位成“文化民族主义”（注：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八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学衡派”，还是梁漱溟的“新儒家”以及梁启超的“东方文化派”，已经绝然不同于晚清“国粹派”，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检省，也都是在承认其“民主”与“科学”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批饱学之士的汇聚以及渐成气候，更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学术价值的重新认定，影响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的价值取向。在思想家鲁迅看来，激进如钱玄同、刘半农者，都从思想前沿退步了（注：参见如《趋时与复古》及《忆刘半农君》，载《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卷第593-595页，第6卷第74-77页。）。而实际上无论从学者本身对学术境界的追求及其学术要求的自然发展，还是从年龄上（他们都在步入中年）看，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健将中书生气十足的一批，的确也到了确立自身学术地位，生产学术成果的时期。因此，他们想在学术上做点“实事”也在情理之中。
但与钱、刘不同，胡适对政治始终有着“不感兴趣的兴趣”，加之他自身的社会地位，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的发展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间的巨大差距，特别是在胡适这样的进化论的信仰者看来，代表新兴力量的国民党政府的思想专制和传统至上主义无异于历史的倒退，这都是促使他起而议政的重要原因。20年代的最后两年，时居上海的胡适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可谓严厉，先是《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也不易》斥责国民党的党治专政，思想专制；接着是《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在指出国民党的保守、复古之后，断绝了与国民党的思想渊源。1929年他为中国《基督教年鉴》写的《文化的冲突》就力主西化，反对折衷思潮（注：参见罗荣渠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1-369页。）。而1934年5、6月间连续三篇论述“信心与反省”的文章里，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传统文化落后的一面，把一些道德看作世界公有道德等等，坚持的依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西化派的基本主张（注：分别见《独立评论》第103号、第105号、第107号。）。如果把这时期的政论与他的学术论著相对照，二者的反差是比较明显的。《中古思想史长编》第七章“儒家的有为主义”完成于1930年8月30日，与上述的《文化的冲突》相比，它的理性色彩相当浓厚。如其中写道：“儒家的特别色彩就是想得君行道，想治理国家。孔子的栖栖皇皇，‘知其不可而为之’，便是这种积极精神。孟子引旧记载，说‘孔子三月无君则吊，出疆必载质（贽）’。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何等的气象！……儒家在那列国对峙的时代，可以自由往来各国，合则留，不同则去，故他们还可以保存他们的独立精神和高尚人格。”（注：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而与“信心与反省”写于几乎同时的《说儒》（注：见《我的歧路》，载葛懋春等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429页。）对孔子的赞颂以及对儒家历史价值的肯定，也与“信心与反省”里只承认中国传统固有文化“合理的文法”、“平民化的社会组织”、“宗教最近人情味”等三项优点，对传统的大加抨击的话语相抵牾。但这里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学术态度与现实态度之间的裂痕，因为尽管胡适在《中古思想史长编》第七章以及《说儒》里对孔儒不乏赞颂与肯定，但这种肯定与赞扬主要是从胡适的理解出发的，如进取，如存疑，都是胡适实验主义所坚守的原则，他更多的是从孔儒那里发掘现代性或曰现代价值，与纯粹学术研究所要求的“了解之同情”并不完全吻合，他所评判孔儒的依据也是“现代的眼光”，并非全在于历史的理解。如果考察一下新文化运动时期诸位健将的言论，也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思想中，历史的肯定与现代价值相比，后者才是真正重要的。但胡适的学术态度中，希望沟通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的努力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说，这时候胡适追求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只是一种读书人潜意识中的自我维护，心理上的自我补偿的表现，那么在意识层面，他则全然不顾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之间的分裂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胡适解释他出而议政的行为时，谈到他是被“逼出来的”，只是“忍不住的新努力”，但也强调这是秉承一贯的实验主义的结果（注：见前引《我的歧路》。）。这虽然不乏自我申辩的意味，但也反映出他对其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之间可能增大的分裂没有明确的预见。查胡适当时的日记，不难看到，他一方面是在积极议政，另一方面也时时不忘情于纯粹的学术研究。二者并行不同轨，却仿佛可以无限地延伸。在他议政之初，毛子水以及后来的周作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与提醒，胡适表面上确有“后悔”之意（注：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中册第298页及上册第542页。），但内心里却也存有自己固执的看法，他在致傅斯年的信里，就透露道：“很少人能赏识我的政论，我却自己很得意，所以编《文存》二集时，把《努力周报》的长短政论都收进了”（注：《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于是他一路往下去，而不曾有回头的时候。
很难说“全盘西化”论就是1929年胡适提出的，虽然后来在与陈序经的争论中，胡适两次提到他早在1929年的《文化的冲突》中，就率先提到“全盘西化”，但此言也主要是胡适倚老卖老的心态的表露。因为如若不是潘光旦的翻译与书评，“全盘西化”一词大约只等同于“全力西化”，而即使有了潘的书评，胡适的这篇英文文章在国内知识界也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不过，从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分裂的角度看，胡适的议政，他的文化时评，最终走向公开赞同“全盘西化”论也是势所必然。
三、现实态度与“全盘西化”论辩析
胡适首次公开表示赞同“全盘西化”论是为其主编的《独立评论》142号写的《编辑后记》里，同一期上就有鼓吹“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的文章《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对照胡适“后记”与陈序经文章的内容，不难看出，胡适的表态显然是面对陈序经“逼宫”后的一种本能反应。随后他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注：见《独立评论》第145号。）则是《编辑后记》的一个展开，同样是针对陈序经指认他为“折衷派中之一支流”的反弹。有此前提，胡适文中的阐释不免情绪化，也不免以主观认识去度他人观点，并且与陈序经一样指责“中国本位文化派”是回到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而正是这后一点，最让“中国本位文化派”及支持者不满。与胡适关系良好的何炳松就“觉得胡先生这篇文字，有的出于他自己的误会，有的根据他自己的主观，都大有讨论的余地。”（注：《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答胡适先生》，载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编，龙文书店1935年版，第61-67页。）而另一位李绍哲则说得更加直截，“胡氏的怪诞论调是：以为‘一十宣言’，‘是保守心理作怪’，而‘托庇于折衷调合［和］的烟幕弹之下’‘主张复古’，对于宣言里最重要的‘不守旧’，‘批评态度’，‘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几点都一概抹杀。”（注：《全盘西化论再检讨》，同注(19)书，第86-90页。）但有意思的是，到以后为持续将近一年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作结语时，陈序经正是对胡适的《编辑后记》、《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等深表认同，他承认他把胡适当作“折衷派中之一支流，那是在胡先生在《独立评论》一四二号所写那篇《编辑后记》之前。而“在胡先生写了那篇《编辑后记》之后，以至他在天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廿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所发表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此标题有误，应同上述——引者），以及其《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都可以说是不以折衷为目的。”（注：载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29页。）而且在这时的陈序经看来，胡适对他的声援让“全盘西化的主张增加不少的声势，引起热闹的讨论，使全盘西化无论在理论上在名词上更加得到人们的同情与采用”（注：载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上述事实表明，胡适此时公开表态赞同“全盘西化”具有明显的偶然性。但不能排除其中所含的必然性的因素。换言之，胡适的“现实态度”所起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应该看到，胡适赞同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也是由于他们的思想中确有相互啮合之处。在文化出路探讨的大方向上，在主观的愿望上，在对西方的认识上，也包括对现代化的欲求，对文化更新、创造以及内含的世界主义倾向方面，他们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但作为现实态度一部分的胡适的西化论却远没有陈序经那样“单纯”，它自身存在着不少矛盾交错的层面。对现实中国民党政府的保守主义倾向以及思想专制政策的不满，就是他出而赞同“全盘西化”论的一个原因。这一点，从他极力抨击国民党政府“尊孔读经”的言论就可以得到证实。可同样是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言论，写于30年代初的《建国问题引论》（注：见《独立评论》第77号。）中，却根本看不出“全盘西化”的任何影子，相反倒很有些“中国问题”意识与辩证思想。如果说，学术态度上的胡适是实事求是、前后基本一致的。在现实态度上则是不稳定的，有所变化的。恐怕这只能归因于现实态度本身的特性。因为现实态度的关照点是现实，因而就要受到现实状况以及自身对现实状况判断的制约（注：参见拙文：《20世纪30年代文化论战的现代思考》，载〔南京〕《江海学刊》2000年第5期。）。在胡适的现实态度中，当然不能排除大原则以及内在思想的一致性，但外在形式上却往往相互交错。这主要是他对待不同问题有着不同的说法，针对性、侧重点不同的结果。胡适既然要议政、作文化批评类的时论，就必重现实，而30年代现实中的折衷思潮在民族主义背景中的又一次兴盛，在他看来实质上就是复古，因为在他的意识里，折衷乃复古的代名词。这也是他不能容忍陈序经把他列为“折衷派”而奋力指责“中国本位文化派”的折衷倾向的原因。因此，说胡适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对折衷派的不满，而潜台词也还是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思想政策，应该合乎情理。胡适的现实态度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有时言词不免过火，不免情绪化而显得比较随意。就胡适性格而言，这也与压力越大反抗越大的规律有关。性格上以温和、容忍著称的胡适，有时不免“率性”（注：参见罗志田：《“率性”与“作圣”：少年胡适受学经历与胡适其人》，载《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他在给周作人的回信里就说到“若到逼人太甚的时候，我也许会被‘逼上梁山’的，那就更糟了。”（注：参见前引《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542页。）
胡适现实态度里的西化倾向是一惯的，他也是典型的西化派。在现实态度的层面上主张西化也并非胡适独有而是新文化运动健将们的共识，陈独秀在《调和论与旧道德》里就以买卖为例，说明了他们矫枉过正的策略（注：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43-445页。）。这一点在胡适，就是他多次提到的所谓“自然折衷论”。但无论是陈独秀还是胡适，他们内心里都不相信最终的结果是“全盘西化”，这也是他们大胆鼓吹西化的原因所在。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一代的矫枉过正的策略与陈序经的全然笃信，鼎力从文化理论上去证明的“全盘西化”论，差距看起来主要在对最终结果的认识上，但细究一下却不那么简单。我不同意那种观点，即认为胡适的“自然折衷论”是有理论基础的。即使有理论也主要反映在他对文化概念的认识上，与文化学上的“涵化”理论，也仅仅是暗合。从胡适20-30年代的文化时评、文化批评类的文章看，他并没有运用一套完整的文化理论，而更多地是从经验出发的，在上面提及的评折衷派或与陈序经争论的几篇文章里，他都谈到日本的“全盘西化”经验或可为证。不过，胡适与陈序经都相信思想文化对社会改造、社会变革的作用，这个信念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一代来说也并不因新文化运动的结束而淡漠。1932年胡适在《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里就认为，建设时期中最根本的需要是思想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则一切建设皆无从谈起。而要进行思想革命，第一步即须予人民以思想自由（注：参见曹伯言等编：《胡适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无出版日期），第406页。）。到1935年，他又重新阐述了同样的意思，认为“当年若没有思想的变化，决不会有‘五四运动’。”（注：参见曹伯言等编：《胡适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无出版日期），第477页。）看重思想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就必然要加以鼓吹。在此问题上，新文化运动一代的精英意识是比较明显的，换言之，他们对文化人在思想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以及领导作用的固有认识又一次左右了他们的言行。胡适不是没有这样一种理念，即文化发展总体上是具有客观性的，“没有一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但他也不排斥人为的主观作用。不过他论述主观作用时所使用的具体话语也颇耐人寻味。他指出：“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为文化的淘汰选择是没有‘科学方法’能做标准的”（注：以上均见《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而文化演进在“大趋势，大运动上都是理智倡导的结果”（注：《答陈序经先生》，《独立评论》第160号。）。“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注：《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当然如果我们是站在现实态度的立场上，也不难读出其中所含的深意，这就是，（一）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保守政策并无实质性的效果，它不合文化演进的规律，是不可取的；（二）文化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大运动”，其话语权力在于文化精英那里，而文化精英在面对浓厚的传统羁绊，应该“拚命走极端”才能最终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轨道。不过，30年代的中国已迥异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现实的两重性相当明显，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国内民族主义意识日渐高涨（注：参见拙文：《20世纪30年代文化论战的现代思考》，载〔南京〕《江海学刊》2000年第5期。），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一代文化精英中有的早已失望地“闲门读书”了（如周作人），像胡适这样的坚守者也很难再有一呼百应的效应。关于这一点，胡适自身也十分地清楚，他说过：“我在这十年（指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引者）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注：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中册第297页。）那么，在这样心情颇为失落的情形下，胡适的一时走极端，声援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也就非常的自然了。但由于其学术态度的制约，胡适的这类“率性”往往也会有所收敛，并且在自觉不自觉中作出调整。从赞同陈序经“全盘西化”论到回归“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充分世界化”庶几可作如是观。
总之，胡适在30年代中期的“全盘西化”主张，只是他的现实态度的一种表现，并且有其具体语境，抛开这个语境去谈论他“是”或者“不是”“全盘西化”论者，都是没有意义的。至于不顾学术态度与现实态度分裂并存的状况，去证明胡适的“全盘西化”与否，那只能算是“一叶障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