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运行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陕北25个县（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北论文,金融机构论文,农村合作论文,面板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25(2013)04-0060-12
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作为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正规金融机构之一，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等各类农村经济主体参与农村信贷资金活动、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以及对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金融机构。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村金融的关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也备受重视。2003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指出作为联系农民的金融枢纽和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村信用社改革核心在于产权的明晰和管理体制的完善，由此掀开了中国农村信用社全面改革的序幕。陕西作为中国首批试点省份之一，在省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农村信用社围绕“强化内部管理和转变业务增长方式”两条主线在各个层面取得了较大进展。截至2011年末，陕西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有107家法人机构，存、贷款规模分别为2800.27亿元和1675.88亿元，双居首位，经营利润高达210.19亿元，抵补能力明显增强，支持实体经济成效明显①。但是，尽管近年来陕西省的总体运行状况改善较大，但仍存在着目标偏离、管理欠规范以及历史包袱过重等问题。2006年随着国家放宽和调整农村金融市场机构的准入，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迅速在全国成长起来。伴随着金融市场的放开，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强强进入，不仅加剧了银行业整体竞争风险，同时也打破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长期垄断的局面。因此，在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如何在坚持发挥“支农惠农”作用的同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如何在实现自身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在产权模式变革下如何提高运行效率，已成为农村金融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以能源开发为主的陕北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运行效率进行测度，并试图从内、外部两个角度寻求影响不同效率的因素，提出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运行效率的相关对策建议，为进一步深化农村产权改革、促进农村金融发展与创新以及提升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二、文献回顾
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进展来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就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数量规模、结构绩效以及发展体制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福利主义者主张通过加大政府补贴力度来保证正常运行，达到拓展金融深度的目的(Morduch,2000)[1]，而制度主义者则侧重于财务指标的可持续性，Yaron and Benjamin(1997)[2]和Cull et al.(2007)[3]认为政府对政策目标的过分强调忽视了机构本身的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率的好坏，从而导致自身的不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制度主义者观点被多数学者接受。Esho(2001)[4]通过两阶段回归模型分析了澳大利亚合作金融组织，提出虽然政府补贴有利于机构经营，但机构类型、发展规模和市场份额才是影响效率的主要因素。Gilbert and Sierra(2003)[5]认为由于机构数量多、市场份额大、交易成本低以及农村市场开放度低等优势，导致具有垄断优势的农村金融组织可获得的边际利润较大。相对于国外，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就评价方法而言，谢平等(2006)[6]、褚保金等(2007)[7]及师荣蓉和徐璋勇(2011)[8]分别运用比较分析、非期望产出DEA和随机边界函数对不同地区的农信社效率进行了分析。在指标选取方面，安翔(2007)[9]以Yaron提出的业绩评估框架为标准，提出评价农信社绩效的指标应包括目标客户覆盖面和农村金融机构持续性指标两个层面。在影响因素方面，易传和和沈靓(2008)[10]提出改制对农信社的发展有促进作用，改革模式和区域因素对其内在效率的影响较大。马宇等(2009)[11]认为金融繁荣程度的不同导致城区和乡镇的农信社效率有所差异，而交通状况并不对农信社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由于研究方法和样本选取的差异导致现有研究在农信社改制成果、效率测度的指标选取和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对具有区域优势的局部地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效率研究较少；运用DEA方法对综合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作了研究，但未对纯技术和规模效率的影响因素作深入分析。因此，本文以陕北地区为样本，采用DEA方法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效率进行测度。同时，以综合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为基础，对影响其运行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检验，这对于构建科学高效的指标评价体系、提升农村金融机构运行效率，促进农村区域发展、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能够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新团队，于2011-2012年对陕北银监局、人民银行和25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全面调查。此次调查采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问卷内容涵盖了机构的基本信息、经营情况、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和建议等。本次调研共发放25份问卷，实际收回25份，问卷有效率为100%，获取了2008-2011年共4年100个样本的相关财务数据和经济数据，具有融合时间序列与截面数据的特征。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选取陕北地区作为考察对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陕西作为中国较早一批试点改革的地区，省联社首先将试点的区间锁定在陕北地区，截至目前为止，陕北的农村经济金融发展已经有一定的成果，所以，对该地区的研究能够揭示陕西省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发展成果。第二，2011年，陕北延安市和榆林市的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50807元和68358元，而陕西省全省的人均生产总值仅为33142元②，陕北地区明显要高于陕西的平均水平，说明其经济水平发展速度较快，属于陕西经济较为发达区域。第三，在2008-2011年考察期内，陕北地区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基本上经营状况都比以前有较大的好转，因此选取该地区作为考察对象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其运行效率状况。第四，由于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出来的效率是个相对值，它要求样本的选择要有一定的相似性，因为投出与产出越相近，测算的效率就越准确，结果就具备一定的说服性。通过上述分析，陕北地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处于陕西省经济发达的区域，大部分地区在产权改制的过程中受到的政府资助较为相近，所以，通过DEA方法得到的效率值肯定更加准确。
(二)研究方法
1.DEA方法。本文第一阶段主要采用DEA方法计算的效率值来代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运行效率，此方法是基于线性规划的视角来评价样本是否有效的一种分析方法，由于事先不需确定函数，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且对样本量要求不高。其中，CCR和BCC运用较为普遍，CCR主要研究在规模报酬C不变的情况下效率是否有效，而BCC主要研究在规模报酬V可变的情况下效率是否有效。本文采用以投入为主的BCC模型，评价不同规模报酬下合作机构的运行效率，这也比较符合现实。
2.Tobit回归模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效率除受投入产出变量的影响外，还受到其他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为进一步寻求影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效率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因变量设为效率值，自变量设为各影响因素，通过回归模型考证三个效率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利用DEA方法测度了样本的运行效率后，可知效率值处于0～1之间，最大值为1，符合模型被切割的特点，因此第二阶段选用Tobit模型，其形式如下。
(三)指标选取与理论假设
1.运行效率测度的指标选取。由于不同的投入产出体系测度出决策单元的效率值会有所不同，得出的结果会有很大差异，因此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一直备受争议。目前国内学者王俊芹等(2010)[12]以及谢志忠等(2011)[13]通过DEA方法采用不同的投入指标对效率进行了测度，但是他们在选取指标时未完全考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双重目标，从而缺乏一定说服力。因此，为了完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针对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特点、经营模式和支农作用，本文融合以上学者的指标，试图通过更全面的指标体系测度其效率，故而选取可贷资金、资产净值和经营投入为投入指标，鉴于数据可得性和央行专项票据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资金扶持，也将财政资金作为投入指标。在产出指标上，选取了信贷规模、经营产出和农村生活水平(表2)。
2.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作为经营货币的金融组织，在给农村居民提供信贷服务的同时也要维持自身财务指标的可持续性。因此，在探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效率时，应全面考虑可能的内外部因素。目前，学者们对内部因素的影响已有定论，但在外部因素的确定却未达成一致，故而基于其经营的“三性”原则和政策的特殊性，文本共选取8个变量(表2)，并作了如下假设。
假设1：第一产业占比会对效率产生消极影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第一产业占比代表着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办理信贷业务的决策环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三农”扶持力度。从理论上来看，高度发达的非农产业能够带动金融发展，实现银行的高效率运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将资金更多投放于数多量小、成本较高的第一产业项目，信贷回收效率相对较低，风险可控能力较差，由此假定第一产业占比可能与效率负相关。
假设2：农村人口密度会对效率产生负向影响。一般来说，农村人口密度对效率可能有两方面作用：一是正向的补充效应，农村人口密度反映了地区的发展潜力，农村人口密度越大，农村资金流入会越多，银行存贷款规模就越大，获取存贷利差的空间就越大；二是负向的边际效应，农村人口密度反映了人口的聚集程度，在有限的资源中，农村人口密度越大，农户人均纯收入就越少，从而多投少产引起银行的低效。而基于边际效应大于补充效应，本文假定农村人口密度可能与效率负相关。
假设3：产权改制会对效率能产生积极影响。Demsetz(1973)[14]认为不同的契约以及激励与约束机制决定了企业不同的产权形式，而正是由于产权的改制才能使得企业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产权改制不仅能进一步满足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拓宽市场份额，而且有利于其在市场中打造企业形象，提升知名度，从而提升行业竞争力。由此假定产权改制与效率正相关。因此，本文在此引入虚拟变量作为影响效率的一个因素。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运行效率的测度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DEAP2.1软件对样本进行计算测度分解，根据计算结果，从陕北地区平均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看，样本的综合效率整体出现递减态势，其年均值为0.812，年均下降4.06%，主要原因是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变化共同导致。其中，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863，技术进步率为6.1%，规模效率均值为0.951，规模增长率为2.1%，这说明规模的扩张对提高机构效率有一定的作用，但技术进步才是影响样本运行效率以及解决农村信贷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机构运行效率的提高和农村信贷市场的有效解决主要取决于未来机构是否会有以农村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为特性的纯技术提高。2008—2011年，样本的综合效率持续下降，此期间分别下降了5.95%、1.73%、4.39%，其中2008-2009年的综合效率的退化速度最快：2008-2009年和2009-2010年的综合效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的下降所导致的(纯技术效率分别下降10.02%、4.83%)；2010-2011年综合效率的下降则是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下降共同引起的(纯技术效率下降3.63%，规模效率下降0.31%)，这源于此期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强强进入的影响。综合整体情况来看，样本地区的规模扩张与技术退化的现象并存，这表明样本在现有信贷资金的有效配置与日常运行、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尚不到位。因此，机构运行效率的提高除了市场规模的拓展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现有客户群对信贷资金需求、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形式和创新力度的优化和调整、日常服务质量提升等多方面给以关注，否则将造成机构效率低效。
从地区层次来看，2008-2011年样本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呈梯度式变化态势，即榆林高于延安。具体来看，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变化情况是榆林高于延安，规模效率的变化情况是除2011年榆林略低于延安，其他各年均高于延安。在研究中发现，2008-2011年榆林的综合效率出现负增长，且变化幅度较大，而延安的综合效率呈微弱的波浪状。这说明随着两地农村金融结构的变化确实对效率带来明显的变化，即颜鹏飞和王兵(2004)[15]认为同地区效率存在着明显的“水平效应”；与此同时，相比于延安，榆林地区近年来在经营投入的质量、农村信贷资金的配置等方面明显合理，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政府加大了对榆林的专项票据的资金投入，有效地消化了历年挂账和不良贷款，另一方面也与榆林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关。
从产权改革形式来看，综合效率均值从高到低依次是股份合作制、合作制和股份制(表4和表5)。就排名情况来看，排在前三位为12、11和24号样本，而排在后三位为4、6和19号样本，存在较大的差距，除19号样本为“股份制”，其余均为“合作制”，由此看出样本的综合效率在这一阶段具有趋同效应。因为在2009年之前改制的样本效率大大高于未改制的效率，在这个阶段后部分未改制样本利用“后发优势”使得效率提高超过了已改制的样本。而出现“股份制”样本效率低于“合作制”样本效率的情况的原因是一方面在产权改制中商业化经营的转变加大了运行成本，从而原有的资金配置已不能满足纯技术提升的需要，形成综合效率提升的阻力之一；另一方面可能是在改制中由于资金成本投入过多从而对运行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也就是说，产权改制可能需要一定的原始要素投入。
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经济水平高、资源相对富集的县区效率均值排名反而靠后。这一结论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不适应性。一方面经济水平高的县区，机构的发展已滞后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在陕北25个机构中，7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GDP总值均位居全省前列，然而仅有15号样本的效率排名靠前，其余县区机构却面临着着内控体系不健全、信贷结构未转变、产权安排及治理结构混乱等问题，与此同时随着能源的不断开采，机构自身创造的金融“聚积效应”也在不断减弱，由此与当地经济发展出现了脱节现象。另一方面在经济水平高的县区，机构的自身竞争力较弱。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当地客户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逐渐多元化，而能提供这种多元化的产品及服务的银行较多，但机构在网络服务、电子产品等方面的优势不明显。加之这些地区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不断加强，致使其市场份额有所退化。
(二)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根据第一阶段结果，本文以各样本三大效率值为因变量，通过构建时间序列数据，对样本进行了Tobit回归(表6)。为了提高模型预测准确性和稳定性，首先对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本文采用的检验指标是容许度(TOL)和方差膨胀因子(VIF)，结果显示自变量的TOL远大于0.1，VIF均为1.2～2.8，远小于10，故而认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1.内部因素。(1)农业贷款占比对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的影响均通过了检验。其系数为正，表明涉农贷款的承担对机构自身的运行效率会产生正面效应，且农业贷款占比越大，效率水平越高。在调查中本文发现，陕北地区目前以满足小农零星、小额的金融需求为导向，虽然其贷款利率低，操作成本高，然而此类贷款回收质量基本较好。所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继续发挥网点优势，调整信贷结构，加大支农力度。(2)贷存比例仅规模效率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呈正相关，而在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下却未通过检验。这说明贷存比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规模效率呈正相关，而对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一般而言，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存比例越高，说明其自身的资金配置能力越强，可以凭借存贷款规模的优势达到创造收入、降低成本，并达到提高规模效率的目的。(3)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对不良贷款率均有显著性的影响。其系数为负，说明在不良贷款率越高的样本中，资产质量越差，面临的信用风险越大，效率水平越低下。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来说，一方面长期以来人员素质低下、技术人才的缺乏，导致风险管理的难度加大，对化解不良贷款的手段较为单一；另一方面则是非农客户贷款数额大，却因自身经济或经营不佳部分出现拖欠贷款严重现象，使得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不良贷款率越高的机构其规模效应越明显。(4)流动性比率对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系数都为正，即流动性比率与机构运行效率呈显著正相关。从统计结果来看，2011年25家机构均达到25%以上，其中有15家机构流动性比率达到50%以上，最高值为90.42%，这表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资产的流动性整体水平较强，这可能是与其主要发放短期流动性贷款有关。(5)资本充足率对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均没有显著影响。资本充足率代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运行的安全程度，其比率越高，资本实力越雄厚，运行越稳健，效率越高。在农村资本市场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的高低可能影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信贷市场规模、经济资本收益率、监管以及货币政策的松紧，由于这些因素受经济周期的波动对机构经营管理的作用机制参差不齐，最终资本充足率对运行效率的影响表现为不显著。
2.外部因素。(1)第一产业占比与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而对规模效率没有显著性影响。王志强和孙刚(2003)[16]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与金融机构效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就作用方向而言，第一产业占比对规模效率会产生正向影响，与假设一并不一致，由此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凭借对弱质产业的投入与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运行效率的提升，但由于作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效率是独立于第一产业之外的政策扶持和经济发展等影响的结果。(2)农村人口密度对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回归系数为0.010、-0.003、0.007，且均不显著。从规模效率来看，农村人口密度与其呈微弱的正相关，这也验证了假设二，通过农村人口的聚集效应，使得更多的农村资金流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从而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从纯技术效率来看，农村人口密度与其呈负相关，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单一，无法满足多元化金融需求所导致的，这一点也与前面的结论保持一致。
3.产权改制。产权改革形式对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系数为正表明“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产权形式对效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前文的假设相一致。大多数研究表明，基于追逐高利的动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通过产权改制充实资本金、转变管理理念以及推动品牌形象，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其在信贷决策时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对效率提升产生正向激励。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陕北25个县区的实际调查数据，利用DEA方法对运行效率进行测度和分析，同时，运用Tobit模型对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以上的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样本的运行效率整体有所退化，其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较低而引起的。同时规模扩张与技术退化的现象并存，表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扩张信贷规模的同时忽视了对技术资金的投入，特别是在满足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创新型产品和服务以及风险控制等层面有所欠缺，进而造成纯技术效率的低下。第二，样本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呈梯度式变化态势，即榆林高于延安；随着两地农村金融结构的变化效率出现同质性变化，即同地区的机构效率存在着明显的“水平效应”。第三，样本效率均值出现股份合作制＞合作制＞股份制的现象，表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付出一定成本优化内部机制的同时，部分未改制样本利用“后发优势”的效率提高超过了已改制的样本。第四，由于“聚积效应”的弱化和农村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大，导致样本地区经济发展和机构存在着不适应性。这表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网络服务、电子产品等技术层面提升的空间和潜力很大。第五，农业贷款占比、不良贷款率、流动性比和产权形式对三大效率均有显著影响；贷存比率仅对规模效率影响较大；第一产业占比对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有显著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出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运行效率的启示和途径。
第一，打破长期存在产品与服务单一的发展局面，通过开展农村宅基地、生物资产以及农业设施等农村资产抵押融资激活农村“沉睡资本”，进而建立“信贷+保险/担保”联动长效机制，实现多元化信贷需求。第二，加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软硬件基础设施投入，优化结算系统，并通过技能培训提升员工素养，同时引进高级风险管理人才，强化内控能力，通过先进技术管理信贷客户，并加强地区诚信建设，将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全面覆盖各村镇，从而有效防范农村信贷风险。第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需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由于“门槛效应”以及金融集聚的农村内生机制的作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调整信贷结构，在优化非农产业的同时大力支持县(区)农业现代化发展，通过农业生产一体化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第四，加大拔备计提、充足资本金以及优化资源配置能力，将有助于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第五，产权改制是提升效率的重要途径，在非合作制下会对效率产生激励机制。因此，应优化农村信用社的股权结构，推进其向股份制产权形式转变。具体可通过转化和优化股权类型和结构，健全内部资金的规范化管理，并在此基础上按照组建股份制的条件对县(区)联社进行分类排队，并制定相应的改制计划和方案。
感谢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分行、中国银监局延安分局以及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延安办事处、榆林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对本次调研的大力支持与周到安排，同时感谢创新团队所有成员在数据整理中付出的劳动。
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是指专门在农村从事货币信用活动的合作性中介组织，通常将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统称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此数据来源于http://www.sxnxs.com/。
②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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