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经济伦理与中国传统道德的理性化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韦伯论文,理性化论文,中国传统论文,伦理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韦伯的思想在我国学术界持续地受到广泛的重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韦伯的思想展开了分析和讨论。笔者认为，韦伯的经济伦理思想在他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讨论中，更是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深入分析韦伯的理性经济伦理思想，对于省察中国传统道德的理性缺失，建立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理性经济伦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 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理性内核
韦伯认为，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型，伴随着社会伦理传统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就是世界的“理性化”。导致理性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既有理性的企业组织、理性的会计制度、理性的技术、理性的法律，更有理性的经济伦理。理性的新教伦理与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内在的关联。正是理性的新教伦理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并进而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新型企业家的伦理品质在资本主义精神渗透到经济生活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理性的功利主义。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大量引述了美国早期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对一些青年企业家所讲的带有训诫性的话，如“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等。韦伯认为，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不仅仅是一些发迹的方法，更是一种奇特的伦理，是一种精神气质。富兰克林所主张的诚实、勤奋、节俭、守时等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这些美德“只是因为对个人有实际的用处，才得以成其为美德；假如能同样达到预期目的，仅仅换个外表也就够了。”[1](P37)韦伯认为，这是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必然结论。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带有这种功利主义色彩的，但它又包含了比功利主义更多、更丰富的内容。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精神与幸福主义或享乐主义不同，它不是出于纯粹利己的动机，而是把获利看作人生的最终目的和追求至善的过程本身。这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以获利为目的的观念，正是个人对天职负责的体现，是资产阶级经济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而在于这种欲望是否受到伦理精神和理性的严格限制。资本主义精神表现在：合乎理性的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成了决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所以，韦伯经济伦理中的功利主义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理性功利主义”。
（二）理性的职业观。韦伯认为，路德的“职业”概念揭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即履行职业的劳动才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是人的天职。但是，路德鄙视物质利益，要人们绝对顺从上帝的意志，绝对地安于现状，在其思想中找不到关于改造世界的理性的经济伦理原则。到了加尔文宗教改革时期，这种传统主义有了新的突破。加尔文教要求它的信徒必须在世俗活动中证明自己的信仰，并且要通过人自身的能力和主动性去合乎理性地、合法地获利。世俗生活必须是一种理性化的生活。一种职业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不过，另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准乃是私人获利的程度。因为个人获利也是上帝的安排，个人从事职业就必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
韦伯认为，理性的职业观强调在职业中献身于劳动，“这一观念从纯粹幸福论所强调的个人利益这一角度来看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却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我们资本主义文化的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 [1](P57)这种职业观正是社会生活理性化的产物。
（三）理性的世俗禁欲主义。韦伯认为，清教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强调它的职业观的同时，也强调世俗禁欲主义。“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求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 [1](P127)这种禁欲主义没有导致对世俗生活的彻底否定，而是使之更加规则化、理性化。正是这种充满理性禁欲主义的经济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们进一步致富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地增加了财富。” [1](P135)
韦伯认为，新教教派在提倡禁欲主义精神的同时，也把商业经济中的“博爱”作为自己的伦理价值观，讲求契约关系与商业信誉。这种禁欲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日趋理性化的需要，因为它宣扬一种普遍性的社会道德。普遍性的社会道德无疑是有利于社会关系的理性化发展的，它与经济的理性化发展方向相一致，因而也就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韦伯在探讨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时，强调资产阶级的理性经济伦理的决定性作用。他说：“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的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趋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止。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1](P14)“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1](P49)韦伯的观点本质上是过分夸大精神因素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挑战。贺麟先生认为，韦伯“太偏重新教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决定力量，几乎有替新教作宣传的嫌疑。他把近代资本主义的发达，完全归功（也可以说是归罪）于马丁·路德及加尔文等少数宗教家，未免太抹煞了许多大发明家、实业大王、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等对于资本主义的贡献。”[2](P42)尽管如此，韦伯的经济伦理学说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韦伯看来，一种经济制度的产生，既需要物质条件，也需要精神条件。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正是在精神和物质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发生的，精神条件是不可或缺的。总之，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实质是理性精神，其核心是一种理性的功利主义。
二、中国传统道德之理性缺失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既包括儒家的道德思想，也包括墨家、法家等各派的学说。但是，其他各家各派都从未像儒家学说这样长期处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所以，本文从儒家思想入手，分析中国传统道德的理性缺失。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伦理，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许多优秀传统美德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毋庸置疑的积极作用。然而，儒家伦理文化既是民族精神中的宝贵财富，又是古老民族沉重的思想包袱。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理性缺失表现在诸多方面：
（一）“重义轻利”的经济伦理观。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具有浓厚的尚义主义色彩。在儒家伦理中，义和利是对立的，义是善的化身，利是恶的根源。在义利的道德评价中重义轻利，重视道德生活，轻视物质生活，从而抑制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要求人们“何必曰利”。这种重义轻利的道德说教是以道德而不是以物质来作为价值尺度，这样的道德评价标准是缺乏理性依据的，并且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因为在一个民族中，当其大多数成员的精神取向还未指向经济，还不在乎工作的经济效率和效益，其人格素质和工作态度还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格格不入时，这个民族的经济发展是很难想象的。韦伯认为，在新教的伦理观念中，通过理性的经济行为追求财富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须的。理性的经济伦理必须承认人们对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然而，中国传统社会正缺乏这样的理性伦理精神。
（二）“重德轻才”的职业观。儒家认为人的道德是影响社会的最根本的因素，因而在职业观上，儒家把道德标准放在首位，重德而轻才。儒家所注重的“德”，正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所必须的正统意识形态。即便是在科学考试制度建立之后，情况也并没有改变。统治阶级并非“唯才是举”，因为你“必须首先接受儒家义理，才有资格可能成为统治精英成员，因为儒家义理是统治权威的正当性来源。”[3](P409）儒家“重德轻才”的思想传统对后世影响深远，它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职业观中对经济效益、对才干的忽视，同时也造成了中国社会中理性的科学技术的缺乏。
第一，忽视了职业中的经济效益追求。即以“为人”、“德行”来作为衡量职业成功与否的标准。人们在职业中追求的是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的是“为人”方面的口碑和“德行”方面的操守，而把职业中的物质利益和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
第二，缺少理性的专业化思想。韦伯认为，清教的职业观是把通过某一理性的专门化的职业所进行的在世的、禁欲的营利劳作神圣化。而儒教则相反，儒家的教育理想主张培养具有通才的“绅士”，这种建立在全才基础上的“美德”，即自我完善，它比起通过片面化知识所获得的财富，要来得崇高。所以，孔子主张“君子不器”，君子必然是一个通儒，不能落于一技一艺。金耀基先生认为，“中国人缺少一种‘理性的专业化’心理，或缺少一种帕森斯(T·Parsons)所说的‘工具取向’，绝对地走上了反专业化的道路。”[4](P13)人们在职业中的社会角色，不是专业化的，而是高度功能泛化的。
第三，缺乏理性的科学技术。造成科学技术缺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官本位”思想。“学而优则仕”，学有所成就去为官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不能不影响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官员们通常也不屑于去做那些枯燥烦琐的科学研究工作，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上的、医药的、以及教士的行业，都是些‘小技’。”[5](P186)二是创新精神和推动科学创新的机制的缺乏。理性的科学精神就是要敢于怀疑权威、勇于探索，不断求变、求新。然而，儒家把群臣、父子、夫妇的伦理看作永恒的真理，把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观视为天秩、天序，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因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科学创新。在中国，系统化的、自然主义的思维没有得到发展，中国的科学发展始终局限在纯粹经验的领域之内。中国的技艺虽然技巧精湛、高雅精美，但都缺少任何一种导致理性主义的功名心（西方文艺复兴意义上的）的原动力。费正清指出，在科学方面，“中国人之所以落后似乎是由于缺乏动机而非缺乏能力，是由于社会条件而非由于其天生才智。”[6](P75)三是重社会轻自然的意识倾向的长期存在。这种只面向社会而不去理性地面向自然的意识的长期存在，必然导致整个民族对于科学事业的忽视。最后，理性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不足。正如林语堂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人不尚推理之类的科学方法，而“相信自己的庸见与洞察力的闪光”[7](P96)。
（三）禁欲主义理性的不彻底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它的规模小、生产力水平低，而且简单重复、缺乏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因而造成社会物质财富的严重匮乏。这在客观上要求人们省吃俭用、勤俭节约、禁欲节制。其中，“勤俭节约”、“崇俭黜奢”等则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伦理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宣扬禁欲主义思想，要求人们“知足常乐”、“安贫乐道”、“安分守己”。韦伯认为，中国儒家所宣扬的禁欲主义具有典型的入世理性主义特征。但是，儒家的这种理性主义与新教的理性主义有着很大甚至根本性的区别。
首先，新教之理性的禁欲主义是要理性地支配此世，其结果是它的冷静的经济德性，即世俗的功利主义，它承认人们对于利益的理性追求，主张以理性的手段获取更高、更多的利益。韦伯认为，这种禁欲理性生活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源泉。而儒家的理性主义是理性地适应此世，它的结果则是“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甚至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彻底禁欲主义。在广大民众中则形成了“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意识。此种禁欲主义和“安于现状”的小农意识必然阻碍理性的经济伦理观的形成和发展。
其次，新教宣扬禁欲主义是为了限制非理性的消费，促进扩大再生产。它非但不反对求利，而且把获利冲动合法化，把它看作是上帝的直接意愿。而儒家之所以宣扬禁欲主义，并非完全为了促进生产的发展，而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现实需要。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没有足够的产品让人们充分满足自己的需要，统治者穷奢极欲的满足必然以对一般社会成员的利益满足的限制为前提。所以，儒家所宣扬的针对民众的禁欲主义恰恰助长了统治者的非理性的消费，因而它必然会阻碍生产进一步的发展。
最后，新教禁欲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的需要，使人际关系摆脱血缘关系、宗教关系的束缚，形成普遍主义的道德原则。而儒家禁欲主义思想则是从特殊主义的道德原则出发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成了血缘关系的延续和扩展，人际关系则可以凌驾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这种特殊主义的道德原则阻碍了社会关系的理性化进程。
因此，儒家禁欲主义思想虽然具有入世理性主义特征，但其理性主义精神是很不彻底的。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传统道德的理性化重构
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理性化，市场秩序正是依赖于“理性人”的合法合理行为而得以维持的。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的经济伦理就是要求道德的“理性化”，也就是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理性的经济伦理原则。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优秀的传统美德，如勤劳、敬业、诚信、节俭等等，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中，勤劳敬业的伦理精神，更是构成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之一，也是市场经济所呼唤的工作动力源。但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传统道德思想中也残存着大量的封建意识和非理性因素，并且至今仍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着种种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扬弃传统道德中的非理性因素，建立理性化的经济伦理原则。
第一，理性求利原则。市场是一种利益契合机制，市场交换是一种利益组合过程。利益导向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原则。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的道德就是要承认人们的正当的利益追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目的就是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裕。邓小平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理性的经济伦理思想。他指出：“勤劳致富是正当的”，“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8](P23)我们只有以此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基础，才符合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国情和时代任务，也才是理性的、科学的。
同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功利经济、竞争经济，如果没有一种理性的道德加以规范、引导，就会出现违背市场“游戏规则”的现象，市场就会脱序，社会就会失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变质，就会演变成为私有制的自由经济。弱肉强食、坑蒙拐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道德现象就会充斥整个社会。理性的道德就是要对市场中的人们的经济行为加以规范，使“经济人”的行为成为理性行为。理性求利原则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认识到，不仅要合法求利，而且要合理求利；不仅要遵守基本的市场“游戏规则”，而且要遵从市场经济的伦理规范。同时，还要认识到只有理性的经济行为才是正当的求利行为。理性求利，就是要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坚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求利而不损他人，求利而不损社会。理性求利原则还强调，利益获取是一种财富创造过程，而不是侵占和剥夺。所以，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破坏环境等行为都是非理性的、不道德的行为。
第二，“德才兼备”的理性职业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的职业观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责、权、利兼顾。在市场经济中，“责”是指特定职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包括人们对自己职业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的道德感；“权”是指职业中所拥有的权力资源；“利”是指职业所包含的实际利益及其所体现和涉及到的利益关系。在理性的经济伦理中，上述三者必须同时兼顾，既要求人们在职业中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又要承认人们在职业中的实际利益追求。
其次，“德才兼备”。在理性的职业观中，德和才是有机统一、不可偏废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要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阐述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红”是指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专”是指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红与专是辩证统一的，如果不专，不懂行，就会瞎指挥，损害人民的利益，耽误生产建设的发展，也就谈不上红；相反，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所以，在理性的职业观中，一定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既要讲政治、讲道德，又要讲业务、讲才干。
最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的经济伦理强调科学技术和人才的重要地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离开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离开了掌握科学技术的优秀人才，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就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科技创新。
第三，理性消费原则。“勤俭节约”、“崇俭黜奢”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中的核心原则之一。勤俭廉节、勤政俭朴、廉正节操等传统道德原则在经济、社会、特别是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过程中，都曾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经济尚不发达的现代中国，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传统伦理所宣扬的禁欲主义思想的长期影响，使人们“清心寡欲”、“知足常乐”、“安贫乐道”、“安分守己”，其结果不但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提倡一种理性消费原则。即，既要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反对奢侈浪费；又要提倡合理消费，反对禁欲主义。“勤俭节约”和“合理消费”不但不矛盾，相反，二者恰恰是辩证统一的。离开了“勤俭节约”就无从“合理消费”；而离开了“合理消费”，“勤俭节约”也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坚持理性消费原则，一方面要反对机械地照搬西方的消费主义，不顾国情的超前消费和挥霍浪费行为，反对追求纸醉金迷、贪图享乐的腐朽的消费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要反对那种一味地宣扬清心寡欲的禁欲主义思想和知足常乐的小农意识，鼓励民众在现实的基础上转变消费观念，改善消费生活方式，提倡适度、合理地消费，从而提高生活水平、提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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