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清初六次跨海征战的经验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经验教训论文,不穷论文,知天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3)06－0106－10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海洋从来不是国家的战略重点，朝廷在海上大规模用兵事件很少发生。然而，在清初却连续发生了六次大规模的跨海征战，这种现象比较罕见。正是由于中国海上战例稀少，清初的这些海上战例特别受到中国军界和学界的重视，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仔细阅读这些论著，可以发现，研究者的兴趣大都集中在各个战例的总结上，不乏创新之作，很有参考价值，然而缺乏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也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拟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对于清初六次跨海征战进行综合性的考察。
一、清初的六次跨海征战
(一)第一次跨海征战：郑成功收复台湾(1661年)
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率领10万大军攻打南京，惨遭失败，元气大伤。他认为清廷对于中国的统治已经基本稳定下来，短时期很难推翻，自己的部属困守厦门(思明)、金门等近海岛屿，粮草匮乏，不是长久之计。有人建议，台湾西南沃野千里，可以大量移民，屯军垦殖，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抗清根据地，只是它已经被荷兰殖民者侵占，要收复台湾，必须采取大规模远距离跨海作战，胜负难料。郑成功决心收复台湾，于1661年3月23日，亲自率领25000名将士，分乘100余艘大、中、小型战船，自金门向东放洋。经过一昼夜的航行，于次日晨顺利越过台湾海峡，到达澎湖群岛。25日，郑成功查看各岛之后，认定澎湖具有重要军事价值，遂令4位将领留守，自己率军继续东征。自澎湖到达安平港尽管只有52海里，而乘坐帆船，如遇逆风，航行将十分困难。27日，郑成功率军驶抵柑橘屿(今东吉屿、西吉屿)海面时，突然遇到暴风，只好返回澎湖避风。28日、29日，暴风不止，郑军携带的粮食已所剩无几。船队如果无限期停驻澎湖候风，不仅会影响军心，更重要的是不能按预定日期开进鹿耳门，发起进攻。29日晚，郑成功带领船队，继续向安平港方向前进。他们同风浪搏斗了半夜，于30日拂晓到达鹿耳门外。
荷兰侵略者事先已经得知郑成功军队准备收复台湾的消息，他们把侵略军全部集中在台湾(今台南市安平古堡)、赤嵌(今台南)两座城堡，并在港口沉下破船，企图阻止郑成功的船队登岸。郑成功率领船队，利用3月30日(三月初一)海水大潮时机，将船队驶进鹿耳门内，军队主力自禾寮港登陆，从侧背向赤嵌城发起进攻，并切断了与台湾城的相互联系。
与此同时，在台湾城的海战中，荷兰人将仅有的四艘战舰全部投入作战。“赫克托”号船体高大坚固，郑成功战船规格较小，遂采取狼群战术，将敌船紧紧围住，一齐发炮，把“赫克托”号战舰击沉。其余三艘战舰企图逃跑，又被郑成功舰船紧紧包围，用五六只大帆船尾追“格拉弗兰”号和“白鹭”号，彼此展开接舷战。“格拉弗兰”号和“白鹭”号受到重创，仓皇逃逸，通信船“伯玛丽亚”号也逃往巴达维亚。
郑成功指挥军队登陆，包围台湾城的荷兰守军。赤嵌的荷兰军队400余名在水源被切断的情况下，孤立无援，只好向郑成功的军队投降。但是，盘踞台湾城的荷兰军队有1100余名，企图凭借地理优势，负隅顽抗。郑成功在该城周围修筑土台，围困敌军长达8个月之久，最后才下令发起强攻。1662年(康熙元年)初，荷兰殖民者头目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郑成功渡台之战取得彻底胜利，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沦陷38年的中国神圣领土台湾。
(二)第二次跨海征战：施琅率军第一次渡台失利(1664年)
1662年6月，郑成功在台湾去世，郑氏集团遂发生分裂。在台湾的郑军将领拥戴郑成功的五弟郑袭继位，而在厦门的将领却推郑成功的长子郑经继位，双方兵戎相见，内部陷于混乱。清廷认为有机可乘，曾多次派员到厦门招抚郑经。郑经为了减轻压力，以便集中力量解决内部问题，遂派人与清朝官员进行谈判，交出南明皇帝赐给的敕书、印玺，做出愿意归顺清廷的姿态。朝廷则要求台湾民众全部迁移回内地，剃发易服。1663年7月，郑氏集团内变平息，郑经谋求割据一方，回师金、厦，拒绝履行上述条件，和谈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降将施琅主张用武力进攻台湾，消灭郑氏集团。康熙皇帝的政策是“剿抚并用，寓剿于抚”。1663年11月，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发兵进攻金门、厦门。由马得功、郑鸣骏军队及荷兰船队出泉州港向金门攻击，施琅、黄梧率队从海澄港出发，进攻厦门。郑经寡不敌众，金门、厦门失守，退守铜山(今东山)。清朝官员乘机展开大规模的招降活动。在高官厚禄的引诱下，郑军人心浮动。1664年，郑氏集团南北总督周全斌、前提督黄廷、水师统帅陈辉以下数十员战将降清，损失兵力10余万人，大小战船900余艘，可谓“宿将精锐十去七八”。面对全军即将瓦解的严重局面，郑经只好放弃沿海岛屿，退出厦门，率残部逃往台湾。施琅建议乘胜追击，“进攻澎湖，直捣台湾”，从而达到“四海归一，边民无患”的目标。
1664年7月10日，清廷授予施琅靖海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命令以承恩伯周全斌、太子少师左都督杨富为副，率领原郑军水师部众，准备进攻台湾。是年阴历十一月间，施琅首次率领舟师，乘北风起航，前往攻打台湾，不料船队在海面遇到南来飓风，不能行进，无功而返。“舟师行至洋面，骤起飓风，难于逆进而还。”①
(三)第三次跨海征战：施琅率军再次渡台失利(1665年)
第一次进攻台湾行动受挫后，施琅将此情况奏报朝廷。清廷谕令施琅：准予伺机进取，“勿以日久为虑”。为此，施琅开始整军备战，计划于来年春季再次渡台。此次渡台，他吸取了前一次教训，准备利用南风行军。1665年5月10日，施琅开始发兵渡台，自铜山(东山)起航，进入海峡。但是，开船3日，由于风轻浪平，船队不能行进，只好返回铜山。第4日再次放洋，又遇到东风来袭，船队无法逆风航行，不得不再次取消进攻台湾计划。施琅事后奏报说：“乃于本月二十六日会同众伯、总兵官等，率领所有舟师开驾，驶入外洋。时因风轻浪平，驶行三昼夜，尚难于前行。二十八日，暂且依山泊船汲水。二十九日，再行开驾，又遇东风迎面扑来，迫于无奈，返回寥罗(即料罗)。”②
(四)第四次跨海征战：施琅率军第三次渡台惨败(1665年)
施琅再次率领军队渡台失利后，天气一直不好，“连日朔风呼啸”。好不容易等到北风停止，于5月22日下令船队向料罗海面集结。然而，又遇到恶劣天气，“海上浪翻潮涌”，船只根本无法在料罗江面停泊。在这种情况下，施琅只好下令船队返回金门，暂避风浪。一直等到5月30日，天气放晴，施琅才率领船队向澎湖方向前进。次日中午，施琅船队到达澎湖口，“骤遇狂风大作，暴雨倾注，波涛汹涌，白雾茫茫，眼前一片迷茫。”海面顿成黑暗，施琅船队来不及撤回，“皆被巨浪凌空拍击，人仰船倾，悲号之声，犹如水中发出，情势十分危急。”③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清军船只的桅樯折断，船帆撕成碎片，船舱漏水，船队只能随风飘荡，损失很大，连施琅自己的指挥船也被吹到了广东省潮州海面，直到10天后才返回厦门。靖南王耿继茂题报说：“十七日午时，船
驶过澎湖口时，骤遇飓风大作，巨浪排空，各船纷纷飞散，仅有都司石丰等探信四、五船，紧随将军坐船前行，其余各船相继落伍。将军号令暂且撤回，但因怒涛山高，不及相顾，难于前行。各船遂纷纷飘散至大担、浯屿、镇海、靖卫等处湾泊。”④
经历此次失败后，朝廷对于施琅进攻台湾的能力和忠诚均有所怀疑。当施琅再次请求整军备战时，朝廷颁发谕旨，将施琅调到京师，安置起来，完全搁置了进军台湾的军事计划。
(五)第五次跨海征战：施琅率军第四次进攻台湾成功(1683年)
1683年7月8日，施琅在福建铜山(今东山)誓师，率领官兵24000余名，分别乘坐大鸟船、赶缯船、双帆艍船共530余艘，以右营游击蓝理为先锋，乘南风分三路向澎湖进击。次日，清军到达澎湖第二大岛西屿西南边的猫屿、花屿、草屿，夜泊澎湖南大门外八罩岛。驻守澎湖的郑军哨船发现后，立即禀报刘国轩。
是时，郑军大将刘国轩镇守澎湖，集结的总兵力达到20000余人，并有大、中、小战船200余艘。此外，在娘妈宫、风柜尾、鸡笼山、四角山、内堑、外堑、西屿头、牛心湾、醵屿等处，添筑炮台14座。在便于登陆的地段，还筑造了二十多里的女墙壕沟短墙，严阵以待。当刘国轩得知施琅船队到达，立即命令各守将把大炮移到海岸，以防清军战船寄泊，并传令各将领把战船停泊于娘妈宫前内堑、外堑、东峙、西峙各要口，准备迎战。宣毅左镇邱辉请求乘清军远航疲惫、立足未稳之机，主动出击。刘国轩认为自己的炮城布置严密，清船无处可泊，只待风暴突起，将清军彻底击溃，拒绝采纳邱辉的意见。“当此六月时候，一旦风起，则彼何所容身？乃以逸待劳，不战，可收全功也。”时值天色黄昏，清军战船湾泊八罩以西的水坟澳。邱辉又欲进攻，刘国轩仍然坚信，他的军队利在相持，清军利在速战。数日内必有大风，等待自然力量的出现，继续按兵不动。
10日晨，施琅率军直取澎湖本岛，两军在澎湖海面开始接战。清军先锋蓝理率七艘战船冲阵，击沉和焚毁郑船数艘。右标营千总邓高匀指挥5艘战船，击沉郑军3艘战船。时值潮水盛涨，施琅部下战船争先，互相冲撞，不成序列。有几艘战船被风刮到炮台附近，郑军乘机齐出包围。施琅亲督战船冲入刘国轩船阵，与兴化镇吴英前后夹攻，救出被围船只。因天色将晚，施琅将清军战船收拢后，在西屿洋中抛锚。邱辉第三次建议，乘胜连夜出击，刘国轩寄希望于暴风，再次坐失战机。经过一天的激战，郑军损失战船16艘，兵将2000余。施琅右眼负伤，损失与刘国轩部相当。
11日晨，施琅率舟师驶回八罩水垵澳湾泊，再次严申军令，部署作战计划。12日，施琅率师出战，总兵吴英攻取虎井屿、桶盘屿。13日，施琅率罗士珍、张胜、何应元、刘沛、曾成等坐小赶缯船，深入郑军腹地内堑、外堑侦察。14日、15日，施琅用赶缯、双帆艉船分作两股，佯攻内堑、外堑，麻痹郑军。战斗双方互有胜负。16日，施琅率军向刘国轩部发起总攻，最终击溃刘国轩军队，取得澎湖大捷，一战成名。
(六)第六次跨海征战：施世骠与蓝廷珍率军进攻台湾(1721年)
1721年2月，台湾知府王珍风闻民间有歃血结盟事，滥捕无辜民众200余人，处以极刑，激起当地民众的义愤。朱一贵与黄殴等于5月14日在凤山县境内罗汉门宣布起义，得到当地民众的响应。起义军迅速壮大至30万人，除淡水外，台湾岛几乎全部被起义军控制。台湾叛乱的消息传到大陆，闽浙总督满保兼程赶赴厦门，调集水师提督施世骠和南澳总兵蓝廷珍出师讨伐。正当清军调兵遣将之时，朱一贵起义军内，杜君英、杜会三父子因图谋王位不成而作乱，并率部下几万人出走，起义军力量因此削弱。施世骠与蓝廷珍受命之后，立即率师攻击澎湖，并于7月10日在鹿耳门趁大潮登陆，激战七日，占领台湾府城。起义军退守诸罗，再遭清军蓝廷珍所部伏兵袭击。7月29日，朱一贵因杨旭、杨雄出卖，被清军俘获。1722年2月3日，朱一贵和其他义军被俘首领在北京就义。此次清军作战极为顺利，“一战拔鹿耳，再战复安平，三战、四战定鲲身……遂收府治，七日之内复我台疆。”⑤
二、清初六次跨海征战胜败的地理气象因素
仔细研究清初六次跨海征战的成功与失败，可以发现，凡是熟悉战区地形和气象，并巧妙利用其自然条件，就能取得胜利；反之，便遭受失败。施琅在1664年冬季、1665年春季和夏季三次率军跨海征战行动的失败，完全是气象因素导致的，无论矣。郑成功之收复台湾、施琅之澎湖大捷与施世骠、蓝廷珍迅速镇压朱一贵起义，这三次跨海征战获得胜利，显然是善于利用地理、掌握气象变化规律的结果。
(一)166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长官叫揆一(Frederik Coyett)，驻守热兰遮城(Fort Zeelandia，今台南市安平古堡)，当他得知郑成功准备攻击台湾的消息后，十分惶恐，立即向巴达维亚城总督发出请求，要求派军援助。是年7月16日，巴达维亚总督派遣外号“固执约翰”号司令官范德兰(Jan van der Laan)率领12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载运1453人前来台湾。1661年初，范德兰认为郑成功不会前来攻打台湾，遂率领随行军官，乘坐2艘船只返回巴达维亚城，仅留下4艘船和不到600名士兵，其余船只被派往各地。这时台湾地区集结的荷兰总兵力为1500余人。荷军的军事据点位于今台南市附近。此处海岸曲折，两城之间有一个内港，叫做台江。台江西南面有七座岛屿相连，叫做七鲲身，每座岛屿相距500余米。一鲲身北面隔海有北线尾小岛，其间水面为安平港，北线尾北侧为鹿耳门。荷兰人在此修筑了两座城堡，一座在台江两侧的一鲲身，即台湾城，驻军1100名；另一座在台江的东侧，称作赤嵌城，驻军400余名。从外海进入台江有两条航路：一条在北线尾与一鲲身之间，为南航道；一条在北线尾与鹿耳门之间，为北航道，又称“鹿耳门航道”。南航道口宽水深，大船进出比较便利，但港口停泊有荷兰舰船，陆上有重炮防守，必须经过一番战斗，方能通过。北航道则口窄水浅，只能通过小舟，大船必须在涨潮时方能通过。揆一等人认为，只要用舰船封锁了南航道，加之台湾城、赤嵌城炮台的互相配合，就可以阻止郑军登陆。显然，荷兰人过于看重北航道的天险和鹿耳门的阻隔作用，忽视了潮汛变化的规律，铸成了失败。
郑成功选择在鹿耳门突入，一是掌握了该地的潮汛规律，即每月初一、十六两日大潮，水位要比平时高五六尺，大小船只均可驶入。郑成功从澎湖冒风浪而进，正是为了在初一大潮时强渡鹿耳门；二是郑成功早已探测了从鹿耳门到赤嵌城的港路。所以，郑成功实施登陆作战的时间、地点都是正确的。四月初一中午，鹿耳门海潮果然如期而至，郑成功命令将士按图迂回行进，大小战舰顺利通过鹿耳门，立即兵分两路：一路登上北线尾，一路驶入台江，准备在禾寮港(今台南市禾寮港)登陆，很快就取得了理想的战果。郑成功之所以能够顺利收复台湾，熟悉台湾海峡地理环境，掌握气象变化规律，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1681年，施琅被重新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他到达厦门后，在如何进攻台湾方面，与福建总督姚启圣的主张发生矛盾。他们各执己见，相持不下。姚启圣认为，进攻台湾，在战术上宜分为两路进攻：一路由自己亲自督率，于冬季在台湾岛北部登陆，占据上淡水，然后由陆路向郑氏集团的中心地区安平城逐步推进，稳扎稳打；另一路由水师提督施琅指挥，首先攻占澎湖岛，再从海上夹攻安平城。姚启圣为此奏报说：“自正月至九月，雨水泛涨，势难进兵。惟此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天晴水涸，可以计进。臣等若攻克上淡水，则恩抚土番，结阵而进，如能直抵台湾(即台南市附近——笔者注)，则澎湖进兵易于取胜，即不能，而中途遥应，深入贼后，亦可以寒贼之胆，而壮我兵之威。”⑥
施琅则认为，跨海作战的时间应选择在夏至以后，首先在澎湖决战，消灭刘国轩的水师主力，然后再考虑进兵台湾事宜。由于与姚启圣意见不合，施琅上疏要求专征台湾，并要求改变最初拟订的趁“三、四月轻北风进兵”的攻台计划。他强调的理由是，“盖为郑逆奸细颇多，使贼知我舟师必用北风而进，然后出其不意而收之。……设我舟师到彼，必由澎湖西屿头，然后转帆向东北而进。正值春夏之交，东北风为多，我船尽是顶风顶浪，断难逆进。贼已先站立外堑、内堑，接连娘妈宫，俱居我上风上流御敌，其势难以冲击取胜，故不可不虑及此也。所以前议轻北风之候，犹恐未能完全。且水道行兵，专赖风信潮水，非比陆路任意驰驱，可以计定进止。臣日夜磨心熟筹，莫如就夏至南风成信，连旬盛发，从铜山开驾，顺风坐浪，船得联齐行，兵无晕眩之患，深有得于天时、地利、人和之全备。逆贼纵有狡谋，斯时反居下风下流，贼进不得战，退不能守。澎湖一得，更知贼势虚实，直取台湾，便可克奏肤功。倘逆孽退守台湾，死据要口，我师暂屯澎湖，扼其吭，拊其背，逼近巢穴，使其不战自溃，内谋自应。不然，俟至十月，乘小阳春事后大举进剿，立见荡平。此乃料敌制胜所当详细一一披陈者也。”⑦在风帆战船时代，海上作战，抢占上风上流犹如陆地抢占有利地形一样，就是抢占主动权。占有上风上流，船队的回旋机动余地要大得多；反之，处于下风下流，船队就会处于被动挨打局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风帆时代(16世纪初至19世纪前半叶)，舰队将领都十分重视上风上流的区位。⑧施琅在奏折中还指出，总督姚启圣生长北方，“虽有经纬之才，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⑨新任巡抚吴兴祚，“恐未识闽疆情形”。为此，他要求专征台湾。
姚启圣得知施琅请求专征的消息后，对于施琅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再次上奏指出，奉旨征台、练兵筹饷、修船制械、鼓舞官兵奋勇杀敌乃是总督的职责，必当尽心尽力。在他看来，夏季渡海作战不如冬季，乘南风不如乘北风。“乘南风由铜山苏尖开洋，如遇西南风，则系顺风，乘其上风上流以曲澎湖，提臣之见未尝不是。但澎湖、台湾北风澳多，如北风进兵，可以分攻击，南风止娘妈宫一处可以湾船，现贼牢踞娘妈宫，我兵使一时未能克破，我舟众多无澳停泊。此南风可虑一也。查澎湖在台湾之北，而台湾则在澎湖之南，如乘南风取澎湖，即得澎湖，不能逆风取台湾，必待十月小阳，再图进取。如乘北风取澎湖，一得澎湖，即可长驱直取台湾。此南风不如北风二也。如乘南风取澎湖，不能取台湾，则澎湖必用重兵镇守。澎湖柴草不生，一切柴米俱须金门运送。六、七、八月台风不时生发，诚恐运送柴米之船被风阻绝，澎湖守兵难堪。如乘北风取澎湖，即可以取台湾，则无阻粮之虑。此南风之可虑三也。此臣等察审海面形势，确实如此也。”⑩这里的“台湾”显然不是指整个台湾岛，而是特指郑氏集团的都城安平城(今台南市)。澎湖与安平港的方位，尽管不是正南正北的方位，但的确是西北与东南向，从澎湖到安平港，乘南风或西南风，驾驶帆船，前往安平港，存在一定困难，这一点施琅也是承认的。(11)他说，在攻占澎湖之后，假若郑氏集团继续负隅顽抗，那么，他将在澎湖休整船队，然后等待十月份小阳春北风的到来，再直捣郑氏巢穴。
是年11月，鉴于总督与水师提督之间的矛盾，康熙帝谕令施琅负责专征，姚启圣负责后勤保证。施琅遂决定集中兵力于来年夏至以后，进剿澎湖。战争按计划顺利进行，郑军的主力在澎湖被歼灭，只好表示归降，施琅一战成名。此次，澎湖获得大捷，显然与施琅熟悉海上气象和地理有极大关系，我们毋庸怀疑胜利者的成功。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姚启圣的观点之后，可以发现，姚启圣的主张虽有一些局限性，但并非没有道理。仔细想来，施琅的作战方案不无冒险性。
首先，姚启圣的观点不是主观的产物，他对于台湾海峡的季风信息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的，而且听取了熟悉海洋情形的水师将领的意见。1682年6月10日，姚启圣先期到达铜山，18日，宁海将军都统喇哈达、参赞大臣礼部左侍郎吴努春也分别带兵到达铜山，“当即会集同安镇总兵官吴英、兴化镇总兵官林承、海坛镇总兵官林贤、金门镇总兵官陈龙、平阳镇总兵官朱天贵及出海大小将弁，用心审察。”(12)姚启圣在奏折中特别强调这五镇总兵的意见都是：夏季一路进攻澎湖，“不如十月可乘北风分道进兵”。(13)
其次，台湾在气候上处于亚洲地区大陆气团与海洋气团进退消长的接触地带，夏季多台风，对全岛气候影响甚大。台湾海峡是典型的季风区，气候的显著特点是风大、浪高。冬季东北季风盛行，夏季西南季风盛行。东北季风盛行期间，台湾海峡以东北风为主，其次是北风。当代气象学者指出：每年10月至翌年2月海峡东北风频率为60～70％，3月东北风频率为50～60％，而整个东北风盛行期间北风的频率仅为20～30％。到了4月，东北季风频率降低，逐渐开始向西南季风过渡，而东北季风仍有40％左右。6～8月，夏季风司令，其风向稳定性较之冬季风为低，频率为50％上下，尤其是在7月份，南季风高达70％以上。到了9月份，夏季风开始向冬季风转换。(14)在东北季风与西南季风、东南季风转换期间，大陆气团与海洋气流之间相互消长，气旋活跃，给台湾地区带来的风，称为“过渡旋风”，其风向多变，常形成旋风骤雨。在夏季西南风盛行时，台湾易发生龙卷风。台湾是我国东南沿海遭受台风侵袭最多的地区之一，主要台风源有两个，一是自太平洋经菲律宾群岛以东洋面向西北行进的台风，二是自南海中部北上偏向东北行进的台风。每年台风侵袭的时间最早始于4月下旬，最晚终于11月下旬，长达半年时间，尤其以7～9月最多。每年台风多者七八次，少者三四次，对于海洋活动影响极大。此外，还有频繁到来的七级以上的大风、烈风、狂风和暴风等，这些风暴对于帆船极具破坏性。施琅于1683年7月8日开始率军进攻澎湖，到16日取得胜利，作战时间持续8天。这正是台风盛行的季节，在此期间，任何一天，只要遇到台风、暴风、狂风和烈风袭击，由于没有良好的避风港，施琅船队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三，战争的双方都认为施琅选择在阴历六月进攻澎湖具有很大的冒险性。刘国轩在施琅的船队到达澎湖之后，之所以不愿主动发动攻击，显然不是他害怕两军在海上交战，而是在他看来，台湾海峡已经进入台风频发的季节，一场风暴的到来，就会将施琅船队击垮。因此，他采取了据守避风港澳、尽力避免与清军决战的战略方针。邱辉等人多次请求，乘清军远航而来，将士疲惫，主动出击，均被刘国轩拒绝。刘国轩对于台湾海峡的气象绝对不是无知的。
施琅对于自己的冒险行为也是清楚的。在攻占澎湖之时，清军船队停泊在八罩岛(今望安岛)附近，属于无遮拦之澳，到处是礁石浅滩，一旦遭遇暴风雨袭击，便有覆灭危险。在获得澎湖大捷之后，施琅这样奏报说：“自十四日深入汪洋巨浸之中，水天相连。稽古以来，六月时序，澎湖无五日和风，即骤起飓台，怒涛山高，变幻莫测，三军命悬，悉听之天。今抵澎旬余日，海不扬波，俾臣得以调度，七日夜破贼克捷。且二十二日进师，午刻涨潮多四尺，莫非上天垂佑。”(15)从这段话语中可以看出，施琅对于阴历六月份的海洋气象变化规律并无确切把握，海战取得胜利带有侥幸的成分。在当时情况下，任何人对于台湾海峡气象变化规律的掌握都是有限的，都难以预测未来一周的天气变化情况，施琅也不具备这种能力。
第四，就成功的作战经验来说，驾乘北风大规模渡台，已有先例。这就是1661年3月23日，郑成功率领25000名将士，分乘100余艘大、中、小型战船，自金门料罗江起航，利用3月30日(三月初一)海水大潮时机，将船队驶进鹿耳门内，顺利收复台湾。姚启圣主张利用北风进军台湾，不无根据。
基于上述四个原因，可以认为，施琅尽管经过了长期对地理和气候规律的观察摸索，对于海洋气象情况有一定了解，不过，远未达到掌握天气变化规律的程度。他的运气不错，遇到了很好的天气。但仍需指出，他的作战行动不无冒险性。
(三)1721年，朱一贵起义发生后，南澳镇总兵蓝廷珍立即上书满保，建议趁朱一贵等人刚刚起事，立足未稳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兵渡台攻剿。而后主动请缨说：“愿执事假某水陆万军，舳舻三四百艘，请乘长风，破千里浪，为执事一鼓平之。”(16)满保阅读完蓝廷珍的信函，认为蓝廷珍的建议与其想法吻合，遂命蓝廷珍为副帅，带领将士8000余名，舵工水手400余名，大小战船400余艘，会同水师提督施世骠进军澎湖。在蓝廷珍看来，进攻朱一贵应从台湾中路开始。“鄙见以为宜聚兵中路，直攻鹿耳门。鹿耳一收，则安平唾手可得。贼失所恃，郡治无城，岂能长守！不过三五日即可剪灭耳。用兵之道，知彼知己。与能军者战，则宜攻其瑕；讨罪捕贼，如逐鸟兽，宜堂堂正正，直捣中坚。”对于鹿耳门的地理形势，他分析说：“鹿耳门暗礁天险，昔立六竿标旗，指示途径，南标红旗，北标皂旗。贼已尽收标旗，屯兵炮台，扼守港道，意我军不能飞越，正可于此出奇制胜。仍令善水者以长木没入海中，插标而行，击败炮台屯兵，即可长驱直入，恢复之计，止在瞬息。”(17)
战争正如蓝廷珍所料，是年6月25日(六月初一)，清军战船开始在厦门港放洋，第二天到达清水沟海面，遭遇狂风袭击，风大浪高，三军相顾失色，不得已只好退回铜山。(18)7月2日，风定，再次起航。7月4日，到达澎湖，蓝廷珍与施世骠之水师会合，军队人数达到12000名，舵工水手6000余名，大小战船600余号，配齐军械火药、米盐蔬菜。7月7日，清军从澎湖陆续出发，以林亮、董方为先锋，派遣水手前往鹿耳门清港插旗，标明可以航行水道。7月10日(六月十六日)黎明，蓝廷珍指挥清军舰船聚集在鹿耳门外，发起进攻。是日，“潮水涨高八尺，好风利自西来，连并进，礁石无犯，遂夺天险，攻克鹿耳门。”(19)接着，“蓝廷珍率王万化、林政等四百余艘，连樯并进。”(20)清军顺利攻占安平城，取得首战大捷。此次，蓝廷珍指挥的登陆作战，适逢顺风大潮，时机良好，善于利用气象、地理条件成为鹿耳门之战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清初这三次大规模渡台作战的经验来看，善于利用地理和气象条件，成为获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从1664年冬季至1665年夏季施琅三次渡台失败的教训来看，违背气象变化规律，成为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海上作战如同陆地一样，无论大小战役，指挥者都必须熟悉作战区域的地理环境情况，都必须充分掌握气象变化规律。只有“知天知地”，善于利用地理环境和气象变化规律，才会有“胜乃不穷”的战果。
三、清初六次跨海征战的启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子已经把地理的因素提升到具有战略价值的高度，在他看来，熟知地理要素与充分掌握敌我双方力量优劣对比等情况，都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宋代、明代的军事家也同样认为：“夫用兵之道，有地利焉，我先据胜地，则敌不能以制我；敌先据胜地，则我不能以制敌。若择地屯兵，不能趋利避害，是驱百万之众而自投死所，非天之灾，将之过也。”(21)“战有必胜之形者五：得天之时者胜，得地之利者胜，得敌之情者胜，得士之心者胜，得事之机者胜。”(22)
军事地理学的研究离不开特定的时间范围。这门学科的某种抽象概念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不失其价值，但大部分是从整体环境、当时的技术能力和应予完成的任务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体现其现实意义的。既然这样，军事地理学宜基于现实的技术能力变化而变化。例如飓风，在风帆战船时代，它可以摧毁海洋上的庞大舰队。在现代，它对于航空母舰战斗群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它不仅能够使炮弹和导弹的飞行偏离目标，而且能够使雾气和化学烟尘迅速飘散，还能够使母舰上的设施遭受破坏，使各种军机的起降受到严重影响。
当代军事地理学是研究军事行动与地理环境间相互关系的学科，主要探索地理环境对国防建设和军事行动的影响，研究在军事上利用地理的规律，为国家制定战略方针，进行战争准备，指导作战行动提供地理资料依据。军事地理学通常由普通军事地理学、部门军事地理学与区域军事地理学三个部分组成。普通军事地理学主要研究地理与军事的一般规律；部门军事地理学主要研究某些特定的地理因素对于军事行动的影响，例如，海洋军事地理、空军军事地理，交通军事地理等；区域军事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地理环境对军事行动的综合影响，包括战区军事地理、边疆军事地理等。
当代的海防地理学不仅从属于军事地理学，而且从属于部门军事地理学和区域军事地理学。就海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关系来说，地理学是研究海防地理学的基础，海防地理学是地理学在海防战略中的应用，是为国防战争服务的，主要研究影响海防战争的地理形势。具体说来，需要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周边国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判断其综合国力；需要研究各个战区的位置、范围、面积、海岸长度以及自然特征对于军事的作用和影响；需要研究有军事意义的海湾、海峡、水道、岛屿、半岛、平原、丘陵、山地的分布状况等地貌对敌我军事行动的制约与影响；特别需要研究战略要地、关隘对于敌我军事行动的影响；需要研究江河、湖泊、水库、地下水和海洋的分布特点、季节变化规律对敌我军事行动的影响；需要研究潮汐、海流、海浪、海水温度、深度等水文要素对敌我军事行动的影响；需要研究海岸、海洋植物的分布范围、类型和季节变化特点对军事行动的影响；需要研究风、雨、云、雾等各种气象要素的地区性、季节性的变化规律对于敌我作战行动的影响。地球表面的复杂性决定了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要研究濒海区域的经济因素、社会状况、交通运输、通信设施等条件对于敌我双方军事行动的制约，还要研究世界著名战例中的地理条件对于战争的重大影响。经济因素，主要研究海岸地形地貌对于敌我双方物资供应和经济开发潜力。包括各种战略资源的分布、蕴藏量和产量，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分布、技术水平及其生产能力，农业经济的分布特点和主要农产品的生产状况，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对于军民生活物资的保障程度，战时经济动员潜力和对战争的支持能力。社会状况，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对内对外政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人民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民族的分布、宗教信仰及其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人口的数量分布、男女比例、文化程度、健康水平和战时兵员动员潜力；医疗机构和卫生技术人员的分布及其在战争需要时的利用可能性，主要传染病的种类、分布、季节性的变化规律对于军事行动的影响程度。交通运输，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线和地下管道的整体布局，主要交通线路及其通行、输送能力；重要交通枢纽(车站、海港和空港)的吞吐能力，以及遭受破坏后的修复能力；各种机动车辆、船舶和飞机等交通工具的数量及其在战时的补充能力。通信设施，主要包括各种通信枢纽、通信台站的布局，数量和质量状况；主要通信设备、通信器材工厂的分布及其生产供应能力。(23)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军事理论，由于时代在变迁，战争技术和方式在变化，军事理论的发展必须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每一场战争的胜负，无不与其敌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等因素相关，无不是在一定时间和地理环境下展开的。海防地理学源于战争，并为战争服务。在清初六次大规模渡台的胜败因素中，地理气象的因素十分重要。外军的海战也是这样，例如，1780年，美国与英国海军在安的列斯群岛展开激战，当战斗正在进行时，一场风暴袭来，使舰艇失控，双双惨败。合计两军有400余艘舰艇被风暴打翻，40000名官兵葬身海底。再如，1943年11月，美军在进攻塔拉瓦环礁的贝提澳岛的战役中，由于没有掌握准确资料，对于登陆海区的潮汐时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使美军付出了伤亡3000余人、损坏90余辆登陆艇的沉重代价。因为贝提澳岛周围全是珊瑚礁，在大潮高涨时，登陆艇可以越过珊瑚礁，直达预定的登陆滩地；而在没有涨潮时，登陆艇很难越过周围的珊瑚礁。当时，美军把登陆的时间选择在低潮日期，登陆艇经过多次尝试，都无法抵达预定滩地，士兵们不得不越过珊瑚礁，趟过浅水区，发动进攻，结果遭到敌方火力的猛烈攻击，导致美军惨败。又如，1949年10月解放军金门登陆战的惨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天气的原因造成的。是时，解放军10万大军集结在漳州沿海，拥有300余艘大小帆船；国民党的金门守军以及附近的胡琏兵团约有50000余名，配备有飞机和军舰。10月24日20时，解放军28军与29军3个团9000余名将士，怀着必胜的信念，乘坐300余艘大小帆船自厦门石井出发。这支毫无渡海作战经验的部队，在驶离海港后遇到了强劲的东北风，无法保持编队，前进十分困难。厦门与金门之间直线距离只有10公里左右，解放军的船队却在黑暗和混乱中摸索了5个小时才到达金门龙口、古宁头一线，战士们在登陆时，很快被国民党军守岛部队发现。解放军登陆部队仓促应战，突袭变成为强攻，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还是按原计划突破了守军的岛岸防线，先后占领林厝、观音亭山，取得了向纵深发展的机会。但是，按照原订作战计划，运送第一批登陆部队的帆船，应当返回厦门，一批批接运后续部队，不料因潮水突变，300余艘帆船全部搁浅在海滩上，天亮后被守军的飞机和军舰全部炸毁。失去了运输工具，厦门附近的解放军虽有10万之众，只能眼巴巴看着战友被团团围困，却望洋兴叹，无法援助。解放军登陆部队在孤立无援情况下，三日粒米未尽，虽经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
古今中外战争事例充分证明，正确认识地理特点和气象规律，按照地理特点和气象规律部署军队，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反之，则导致失败。海防地理学有助于海防力量更好的配置，有利于海防军队解决作战、后勤、训练、情报等一系列问题。
空谈无济于事，军界与学界应当加强军事地理学的研究，深入研究海洋地理与气象对于未来海战的作用与影响，为海军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提供必要的地理学知识，使海军将士真正成为近海远洋的主人。
注释：
①②③④⑥⑦⑨⑩(12)(13)(15)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合编：《康熙统一台湾史料选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50、50～51、53、233～234、241、242、245、245、246、271页。
⑤蓝鼎元：《东征集》，自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二辑》，第406号，台北：文海出版社，第3页。
⑧［德］H·帕募塞尔：《世界海战简史》，屠苏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11)施琅认为在水师攻占澎湖之后，假若郑氏继续负隅顽抗，他可以继续整军备战，“俟至十月，乘小阳春事后大举进剿，立见荡平。”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合编：《康熙统一台湾史料选辑》，第241页。
(14)郭婷婷、高文祥、高艺、龚锋：《台湾海峡气候特点分析》，北京：《海洋预报》，2010年第1期。
(16)(17)(19)蓝鼎元：《东征集》，卷1，第3、6～7、17页。
(18)(20)蓝鼎元：《平台纪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二辑》，第405号，台北：文海出版社，第33～34页。
(21)曾公亮：《武经总要》，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中心，2001年。
(22)西湖逸士：《投笔肤谈》，战形第九。
(23)王宏斌：《晚清海防地理学发展史》，“前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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