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世界历史论文,历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人类历史由分散的和彼此隔绝的区域史、国别史转变为统一的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历史，是3000多年来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到15、16世纪以后，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征服开创了人类历史的近代化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渐扩散的历时性的泛西方化过程。与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显著的模仿特点和时序倒置特点。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泛西方化浪潮的衰落，非西方世界与西方世界将共同面对一个共时性的现代化发展前景，中国也将从自己的文化土壤中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精神原点以支撑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大厦。本文试图从宏观角度论述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考察近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泛西方化浪潮，并论述中国文化在泛西方化浪潮冲击下所经历的近代化转型过程和现代化发展前景。
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时空效应
在公元前2000年中叶以前，人类最早出现的几个文明（汤因比称之为“亲代文明”）分别由西向东分布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的狭长地带上，它们是爱琴文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和中国黄河流域文明。这个狭长地带由于雨水充沛、气候适宜，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在这条狭长地带的北面和南面，则生活着许许多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人类最初的文明如同一小块酵母，处于广大的游牧民族的包围之中。随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的接触、冲突和融合，文明开始“发酵”。这个“发酵”过程是借助野蛮剽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实现的——游牧民族以暴力方式征服农耕世界，然后在漫长的和平时期中反过来被农耕世界的文明所同化。农耕世界的文明通过游牧民族的入侵逆方向地扩展到入侵者原来活动的蛮荒之地，使处于野蛮状态的游牧者皈依于文明的农耕定居生活。
文明借助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的冲突、融合而扩展的运动过程，在时间和空间坐标上表现为双重运动轨迹。一方面是文明在地域上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文明在形态上的更迭。其结果一方面打破了各民族相互分散的封闭状态，使人类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亲代文明之间的嬗变更迭，促成了历史自身的发展运动。
从公元15世纪以前的3000多年时间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规模的武力冲击共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初叶至公元前1000年中叶，入侵者主要是操印欧语的诸游牧民族。他们在狭长文明地带的北面由西向东一字撒开，分别对爱琴海地区、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各亲代文明进行了来势凶猛的冲击。这次大冲击断断续续地进行了1000多年，其结果导致了爱琴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中国黄河流域文明等亲代文明的灭亡和希腊文明、西亚（波斯）文明、印度吠陀文明、中国秦汉帝国等子代文明的产生，并且使文明的域界向北扩展到多瑙河—高加索—药杀水（锡尔河）—天山山脉一线，大约扩展了8～10个纬度。第二次大冲击是一场由东向西的浪潮，它最初是由游牧于中国阴山和祁连山西北草原上的匈奴人推动的，这些匈奴人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间横扫亚欧草原的征服活动引起了一场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在匈奴人强大的压力下，亚欧草原上的各游牧民族被迫西移或南迁，从而导致了对农耕世界的大入侵。这次冲击的结果，在文明形态上由东向西分别促成了秦汉帝国、波斯萨珊王朝、西罗马帝国以及早已名存实亡的古代埃及文明的灭亡和印度笈多王朝的衰落，并且在这些旧文明的废墟上产生了一批新文明国家，如唐宋帝国、阿拉伯帝国、西方基督教文明以及半新半旧的拜占廷文明；在地域范围上，由于匈奴人、鲜卑人、大月氏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的日耳曼诸部族和阿拉伯人等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的过程中纷纷接受了后者的文明，从而使得从波罗的海到利比亚、从黑海南岸到阿拉伯半岛、从祁连山到孟加拉湾的广大区域都进入了文明的范围，文明世界的域界又扩展了20多个纬度。第三次大冲击主要来自于蒙古人和突厥人，它来势凶猛、覆盖面广但却为时较短（起于13世纪，到14世纪已临近尾声）。这次冲击使“亚洲和大部分欧洲的政治组织都变换了。许多地区的人民被灭绝或四散，永远改变了其种族特征。世界主要宗教的分布和力量也发生了变化。”①虽然蒙古人并未能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和持久的文明，但是这次冲击却使更多的民族和地区进入了文明世界的疆域。
蒙古人的征服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冲击，“自此而后，历经3000多年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矛盾大体定局。游牧世界各族在入侵时期的军事优势，一当他们进入农耕地带，就在各自农耕化或进一步农耕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失。农耕世界一次又一次地把入侵的游牧、半游牧、趋向农耕的各部族吸收到自己的经济文化体系中来。三次移徙、冲击浪潮的结果，是游牧世界的缩小，农耕世界的扩大。”②随着荒原莽林变为桑田的过程，文明的农耕世界以和平的方式借助剽悍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反作用力把游牧世界从地图上一点一点地抹掉。到了15世纪以后，零星分散的游牧民族再也不能对实力雄厚的农耕世界构成威胁，它已经不再能够作为一个“世界”存在了。于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矛盾就让位于农耕世界与它自身中所孕育的工业世界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世界范围内典型地表现为西方新兴的工业世界与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中的农耕世界的矛盾，具体地说，就是西方工业世界对非西方农耕世界的征服和影响。只是从这时起，人类的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才真正被联系在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之中，历史才最终转变为世界历史。
二、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征服与泛西方化浪潮
18世纪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具有空前意义的巨大变革，它极大地改变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工业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西方近代文化的最终确立，但是工业革命并非突然发生的，它是西欧社会数百年来一系列重大的思想、政治变革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以农为本的封建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商业和航海业的刺激之下向以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必然结果。
与封闭状态的农本经济不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是一种开放性和世界性的现象，它一旦产生，就必定不可遏制地把它的触角伸向世界上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事实上，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出现本身就有赖于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发展。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世界产生的历史前奏，而重商主义在西欧的兴起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美洲新大陆和通往印度、东南亚等地航路的发现导致了欧洲海外贸易和殖民时代的到来，而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又反过来加速了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15世纪可以称作一个航海时代。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航海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船舶制造、航海技术、航海设备以及有关的天文地理知识都达到了相当水平。从实力方面来说，中国的情况可能还要略占上风。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统率的庞大的中国船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进行了七次远航，遍访了从马六甲、锡兰到红海入口处以及桑给巴尔的港口。然而郑和远航的目的只是为了向恭顺天朝者馈赠物品和慑服不从命者，以彰耀大明朝的恩威，与那些受经济动机支配的葡萄牙、西班牙航海家们的目的迥然而异。正是由于传统农耕生产方式和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束缚，中国坐失了一次走向世界的良机。郑和的七次远航不仅没有成为中国海外扩张的序幕，而且自此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幕反倒紧紧地闭上了。
就在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利、关起门来自我陶醉的时候，欧洲人却在经济动机的驱策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航海冒险活动。关于东方遍地黄金的传说极大地刺激了西欧人的贪欲，15世纪末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海上强国掀起了海外探险的热潮。迪亚斯、达·伽马等葡萄牙航海家开辟了由东南方向绕过非洲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到达印度、并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中国和东南亚的航道；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则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沿正西方向航行，结果发现了西印度群岛和美洲新大陆。稍晚一些时候，麦哲伦又进行第一次环球航行，从而证明了整个世界（至少是南半球世界）在海洋上是相通的。
地理大发现的直接后果是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的蓬勃发展。整个16世纪，葡萄牙人控制了由东南进入印度洋的航道，西班牙人则控制了通往西印度群岛和新大陆的航道。稍后崛起的荷兰、英国和法国为了获得海外利益不得不向西北方向航行，结果发现了其海岸线从加勒比海一直延伸到北极的北美洲。此后，对东方的贸易活动和对新大陆的殖民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非洲、美洲等比较落后的地区很快就成为西欧列强争食的俎上肉，亚洲那些文明程度较高的农耕民族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进行了数百年的对峙。到了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后，西方工业文明已经决定性地树立起优势。在西方新兴工业世界强有力的挑战面前，东方传统的农耕世界日益陷于被动境地，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外贸易、殖民活动从根本上打破了各地区、各民族和各国家之间的相互隔绝状态，打破了农耕世界沿袭千年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封建自然经济秩序，使彼此封闭和分散的世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由于西欧是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孕育地，西方近代文化是工业化过程的必然伴生物，所以在工业世界征服和同化农耕世界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种泛西方化的趋势。工业世界这种扩张型的经济体系在对农耕世界这种封闭型的经济体系进行征服时，其作用力不仅仅限于经济层面，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农耕世界的价值系统和文化模式。西方列强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一方面或多或少地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后者在无形中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就无疑都来源于西方近代文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科学理性、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权观念等等。即使是在中国和某些东方国家中取得了胜利的社会主义制度，也脱胎于西方近代文化中的那种反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工业化或现代化即等于西方化，这个公式在20世纪中叶以前无论对于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来说似乎都是无可怀疑的，它对非西方世界的近代化过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非西方世界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中（这种学习最初是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之下极不情愿地进行的）普遍地放弃了传统的农本经济而融入工业化的世界大潮，从而使人类社会在由西方所开创的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中密切地联系起来，并最终实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这个泛西方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使非西方世界普遍面临着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深刻矛盾，忽视这种矛盾而一厢情愿地追求“全盘西化”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文化溶血”后果。汤因比在论及这种灾难性后果时指出：“采纳世俗的西方文明恰好是陷入了始料莫及的20世纪西方精神危机。西方真诚地对世界开了一个无意的玩笑。西方在向世界兜售它的文明时，买卖双方都相信它是货真价实的，结果却不然。由于这一不幸，20世纪的精神危机使西方化的人类多数，比少数西方人更为苦恼；这种苦恼可能导致苦难。”③
三、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历程
与彼此封闭和共时性存在的古代历史不同，人类文明的近代历史是一个相互联系和历时性发生的过程。换言之，世界的近代化过程是一个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全球性扩散和传播过程。15、16世纪发端于欧洲（主要是改信了新教的西北欧国家）的工业时代开创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体化趋势，如果说以往的那些历史时代都是由各大文明中心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自发地发生的，那么工业时代则是一个由西方向非西方地区传播而至的时代。对于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来说，其近代历史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下来临的，因此它们的近代化过程与西方相比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时间上要晚一些，通常都与西方有数百年的时间差；二是带有明显的模仿色彩，即以西方近代文化的各种物质成就和精神成就作为自身近代化的范本；三是时序倒置或因果倒置，即非西方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出于实用性的功利目的，往往首先学习和模仿西方近代化过程中的那些结果性的、表面性的和较晚发生的事物，然后再被动地向前溯寻，逐渐剥离出西方文化中的那些原因性的、更深刻的和较早发生的事物。
为了说明中国文化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点，先简单地梳理一下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梗概。从文艺复兴兴起到工业革命完成的400年时间里，西方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革。第一阶段是15～17世纪，在此期间，欧洲发生了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这两场重大的思想革命。这两场运动导致了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瓦解，并促成了两种崭新的时代精神的产生——人文主义以世俗性原则与中世纪的神圣性相抗衡，公开地打出了“人道主义”的旗帜；宗教改革则在反对罗马教会的精神专制的过程中造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为信仰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宽容精神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种世俗化的人道原则与思想上的宽容精神相结合，导致了17世纪科学理性的兴盛，从而为西方文化的近代化转型提供了思想前提。第二阶段是17～18世纪，该阶段西方文化的变革主要体现为近代国家主义的长足发展，西欧的主要国家在此期间都经历了一个从专制政体到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转化过程，并且在19世纪上半叶大体上完成了宪政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的过渡。普遍的社会变革导致了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等法权观念和政治观念的确立，从而在制度方面保证了西方文化的近代化转型。第三阶段是18～19世纪，由英国等率先完成了政治变革的国家在经济领域中掀起了一场工业革命，这场物质形态的革命很快就席卷了整个西欧。它的内部结果是使西欧摆脱了手工作坊经营而进入大工业时代，它的外部结果则是使西方诸国的海外贸易从海盗式的劫掠活动转向了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商品倾销，从而在物质层面上实现了西方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只是在经历了这一系列文化变革的洗礼之后，西方工业文明才最终在东方农耕文明面前确立起绝对优势。
简言之，西方近代文化的变革时序可概括为：思想变革—政治变革—经济变革，或者相应地表述为：精神文化层面变革—制度文化层面变革—物质文化层面变革④。与这个三部曲式的变革过程相同步，还有两个贯穿西方近代历史之始终的活动，一个是作为地理大发现的必然结果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活动，该活动成为历时性的全球近代化过程或泛西方化过程的重要转动杆；另一个是源于16世纪乌托邦思想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原本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掘墓者和替代者的理想社会模式却在东方结出了硕果，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非西方世界抵御西方经济优势的精神支柱。
泛西方化浪潮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早在明万历年间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时即已开始，但是从明万历至清乾隆年间，中国政府和民众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蔑藐视和不以为然。康熙在给西洋人苏霖的上谕中训示道：“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用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迁，曲赐优容致意。尔等所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亦无关涉。”在后来的礼仪之争中，针对罗马天主教廷严禁中国天主教徒祭天、祀孔、拜祖的立场，康熙亦表现出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他在上谕中指责“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明确表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免得多事。”⑤傲慢之态，跃然纸上。而这种傲慢姿态是以当时强盛的国力为依凭的。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力的日益凋敝，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逐渐由鄙夷拒斥转向推崇模仿。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最深刻的影响并不在于它轰开了清政府的国门，而在于它炸开了中国人幽闭千年的精神世界。随着天朝大国的道德文章在洋夷的“奇技淫巧”面前节节败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摆脱惯性强大的传统观念的牵引，“睁开眼睛看世界”。然而挨打受气的压抑心态导致了急功近利的短视，渴望自强的中国人首先看到的是西方文化的那些最表面的东西，随着被动性的变革活动不断遭到惨败，国人的目光才日益深入到西方文化的内核。
从鸦片战争失利到抗日战争爆发的近百年间，面对着越来越明显的文化颓势，“向西看”的呼声也日趋强烈。“从恭亲王开始，中间经过张之洞，一直到陈序经，可以依照西化主张的强弱或浓淡程度之不同而排列成一个等级。”⑥在此期间，中国通过学习西方文化以实现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但是与西方文化自身的近代化转型相比，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不仅具有显著的模仿特点，而且具有显著的时序倒置特点，其具体过程表现为：学习西方的实用技术以实现物质文化层面的变革—学习西方的宪政体制以实现制度文化层面的变革—学习西方的科学理性和人道原则以实现精神文化层面的变革。
第一阶段的变革发生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之间，此间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主要反映在是否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实用技术的问题上。虽然绝大多数国人仍陶醉于中国的“道德学问制度文章然出于万国之上”的夜郎自大心理中，并对西洋人持有一种滑稽可笑的轻蔑之情，但是一批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已经深切地感受到先进的军事技术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从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这种思想后来具体地落实到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冯桂芬等洋务派在恭亲王的支持下，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模仿西方开兵工厂、办制造局，积极推行“自强新政”。不久又由军事工业向轮船、采矿、电报、纺织等民用工业发展，试图以西方之实用技术来充实、巩固中国传统文化之“本体”。此阶段中国文化变革的指导思想是：在不触动现存体制和传统价值体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进行物质文化层面的变革。此既张之洞等人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针。
甲午战争爆发后，洋务派“师夷长技”的策略并未能达到“制夷”的效果。随着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和战事的惨败，国人逐渐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器物方面，而在于体制方面，改革不应仅仅停留在“用”之上，还须进一步深入到“体”中。从而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变革即制度层面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率先倡导“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的政治变革主张，在1898年1月所上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康有为提出“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等三条基本国策。在“百日维新”中，维新派改机构裁绿营、废八股办学堂、设银行倡实业、开报馆通言路，力图仿照英德模式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又进一步提出三民主义的社会理想，发动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激烈的社会变革活动，试图效法美法模式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变革的目标是，以脱胎于西方近代社会的宪政体制取代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专制政体，实现制度文化层面的变革。
然而辛亥革命的短暂成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和黑暗腐朽的政治局面，南京临时政府名义上是全国中央政府，实际上“政府号令，不出百里”。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则窃据大权，倒行逆施，于外患之侧又添内乱。国人至此再度猛省，发现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既不在于缺少洋枪洋炮，亦不在于没有形式上的宪政体制，而在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体系。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人的思想观念，任何从西方移植进来的新技术和新制度都会被他们按照传统思维模式歪曲得面目全非。这种新觉悟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新文化运动公开倡导西方的科学理性、民主精神和人道原则，猛烈抨击统治国人思想2000多年的“吃人”和“伪善”的封建礼教，揭露国人的愚昧迷信，痛斥儒家文化传统，主张彻底抛弃一切“国故”，“死心塌地”地“向西走”，从而导致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全盘西化”倾向。陈独秀说道：“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⑦胡适告诫国人应有虚心认错的“新觉悟”：“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⑧陈序经则公开喊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宣称“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此阶段中国文化变革的目标是，援用西方的精神武器从根本上铲除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实现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更新。
至此，国人虽然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有些偏激，但是其目光已经由西方19世纪的物质成就和18世纪的制度成就深入到17世纪的精神成就，看到了促成西方文化实现近代化转型的根本性因素。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型过程到此亦基本结束。
在学习西方以实现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时序倒置现象，对于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等落后的农耕民族并非是在一种悠然从容和自由选择的情形下、而是在一种困窘被动和迫不得已的历史条件下来进行这个转型过程的。在这种饥不择食的情况下，最容易被接受的往往是那些最具有实用性和最直观的东西。只有当这些东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时，人们才会进一步去追寻更深刻和更隐蔽的东西。与这个逆时序的溯寻过程相联系的是西方化程度（或殖民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从而使得非西方国家的近代化普遍具有浓重的殖民化色彩和畸形发展的特点。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近代化的终结意味着殖民体系的最终确立；而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近代化的终结则意味着西方化改造的基本完成。
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前景展望
近代化过程结束以后，随着中国殖民化程度的加深，救亡主题日益压倒了启蒙主题，民族情感的高涨导致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由敬仰逐渐转向了仇视。这种对西方文化既羡仰又憎恨的矛盾心理，致使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中、同时又对西方资本主义现实持激烈批判态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赢得了胜利。因此，新中国建立以后，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从盲目崇拜变为盲目仇视和轻蔑。这种文化逆反心理发展到极端，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使中国社会再次陷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蒙昧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化又重演了一次近代化过程中时序倒置的旧戏。从敞开国门引进西方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到参考西方制度模式以进行体制方面的改革，再到反思西方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而掀起文化讨论热潮，使得因救亡主题而被搁置的启蒙主题重新凸现出来。然而，只有当“全盘西化”的呼声在《河殇》中达到了顶点之后，国人才会真正感受到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牴牾问题，才会深切认识到全盘照搬西方文化模式可能导致“文化溶血”的可怕后果。文化成就可以借鉴，然而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却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加以摈弃和改变的。当国人终于把目光深入到西方近代文化由以产生的那些精神原点时，他们才发现西方近代的世俗性的人道主义原则和宽容精神是以欧洲中世纪的彼岸迷狂和信仰专制作为历史背景的，而这种历史背景与中国传统的世俗性的人文精神背景迥然而异。忽略这种背景性的差异正是导致非西方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产生普遍的精神迷惘和苦恼的重要原因，⑨而正视这种差异则成为非西方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
现代化历程与近代化历程有着殊异的时代背景。殖民主义体系已经瓦解，泛西方化浪潮也已是江河日下。到20世纪末叶，由于区域经济联合和传统宗教复兴所导致的文明认同感的加强，苏东解体所导致的两大阵营和意识形态对垒的结束，中国、日本和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经济腾飞与改革浪潮的迅猛发展，特别是许多非西方国家试图照搬西方政治经济模式以自强的“全盘西化”尝试惨遭失败，这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持续了几百年的泛西方化浪潮终于到了强弩之末的时候。传统宗教复兴和文明认同感加强的直接结果，是一股全球性的非西方化浪潮的兴起。非西方世界各国纷纷致力于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不再盲目地模仿西方。它们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上借鉴了西方文明的许多优秀成果，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却试图从自己的传统根基中寻找一种精神砥柱以与西方文明的价值体系相抗衡。只是从这时开始，现代化才不再等同于西方化。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不久前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指出，未来世界文化格局的主轴将是“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西方的强权与价值的回应”。这些“回应”将分为三种形式：一是继续采取闭关锁国的方针，把自己的社会从西方的渗透和“堕落”中分隔开来；二是尝试加入西方文化圈并全盘接受其价值和制度，进行一次文化大换血。三是保持固有的价值体系，通过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并联合其他非西方社会共同抗拒西方，以造成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均衡”格局。⑩在亨民所说的三种回应中，第一种是极不明智和不合时宜的；第二种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唯有第三种回应才是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必然趋势。
如果说近代化是一个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渐传播和扩散的历时性过程，那么现代化则是一个各国家、各地区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土壤共同发展的共时性过程。与近代化不同，现代化是不可能进行移植的。因此，当近代化历程结束以后，当非西方世界与西方世界共同站在一个新历史时期的起跑线上时，各民族和各国家只能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生长出现代化的精神原点。与近代化过程相反，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逐渐从浓重的西方化阴影中摆脱出来、重振自己的文化形象的过程，是一个在自己的文化传统根基上合理地撷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与泛滥了数百年之久的泛西方化浪潮相背逆的非西方化过程。
时至今日，100多年的历史经验和全球范围内的非西方化浪潮终于使中国人摆脱了闭关自守和“全盘西化”这两个幽灵的纠缠，开始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来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如同世界上的一切国家（包括西方）一样，中国在近现代史中也经历了两次启蒙。第一次是用外来文化启自身孤陋蔽塞之蒙（正如西方近代文化的兴起最初也得力于从拜占廷和阿拉伯世界辗转而来的希腊文化一样），第二次则是以自身中生发的新精神来启盲目崇外之蒙（正如18世纪西欧各国的启蒙运动同时亦是一场振兴民族精神的运动一样）。对于一个欲求强盛的民族来说，故步自封和妄自菲薄同样有碍于自身的进步。在一个既具有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又保持了文化差异性的现代世界中，中国文化要想发扬光大，唯一的可行之途就是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时代精神。
注释：
①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8页。
②吴于廑：《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载《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三编，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1页。
③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④人们或许会援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论证西欧近代的思想变革仍然是以一定的经济变化即“资本主义萌芽”为前提的，然而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经院式的问题，马克斯·韦伯曾对该问题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事实上那些被说成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东西在古代希腊、迦太基和古代中国社会中就曾存在过，然而只有在16世纪以后的西欧，由于新教伦理所蕴涵的“经济合理主义”的范导作用，这些“萌芽”才有可能发展为资本主义。因此韦伯明确地强调，16世纪宗教改革所造就的恪守“天职”、勤奋节俭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的精神“杠杆”。
⑤陈恒辑：《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响印本》，第十一、十四。
⑥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354页。
⑦《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
⑧胡适：“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转引自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
⑨在非西方国家的近代化过程中，唯有一个国家正确地对待了历史背景方面的差异，从而使自己避免了非西方世界的普遍命运而成为维新自强的楷模，这个国家就是日本。关于日本的近代化变革情况，可参阅拙文《人类文明的演化趋势——兼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春季卷。
⑩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载香港《二十一世纪评论》，199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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