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希腊宗教的特点_亚历山大论文

论希腊宗教的特点_亚历山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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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宗教史著作中,对希腊化宗教往往是一掠而过。若仔细分析,希腊化宗教则不容忽视。从时间上看,希腊化时代始于亚历山大东征,终于罗马征服托勒密埃及,长达三个世纪,希腊化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可能随着时代的结束而马上结束,会延续更长;从空间上看,希腊化宗教是指希腊化诸王国境内所有宗教的总称,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从地位上看,希腊化宗教上接希腊城邦宗教,下启基督教,在西方宗教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不欲对希腊化宗教作总体上的论述,仅就其特征作一概括。

宗教是时代的产物,要了解希腊化宗教,首先必须考察希腊化时代。

希腊化时代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融合。亚历山大的十年征战,建立了一个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1](P141)。并实行了一系列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如通婚、殖民等,从而“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藩篱”[2], 为东西方文明的大融合作了准备。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继续了这一政策,在整个希腊化时代,新的商路、航路的开辟和成千上万的希腊人移民东方,促进希腊文化与埃及、巴比伦、波斯、大夏甚至印度等民族文化的交流、整合,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希腊化文化。希腊化文化并非单纯的东方文化的希腊化,而是东西方文化复合的一种新型文化,它具有以往任何一种文化所不具有的世界主义特征。这种特征在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如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希腊化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亚历山大帝国本是一个暂时的、不稳固的军事联合体,亚历山大去世后,帝国迅速瓦解,其继承者们为瓜分帝国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公元前281年的库鲁佩地亚战役之后, 基本上奠定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后又经过一番混战,从塞琉古帝国中又分出了帕加马、犹太、大夏和安息等王国。各王国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进行了连绵不绝的战争。希腊化后期,随着罗马的介入和蚕食,希腊化世界的局势更加混乱和动荡。希腊城邦也随着各王国势力的消长而左右摇摆,城邦内部贫富分化加剧,政治斗争不断激化。

希腊化时代也是一个专制的时代。希腊的自由随着希腊城邦的被征服而结束了,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们都采取了专制的统治方式。对当地居民,他们保留了东方旧有的专制制度,对希腊城市和殖民地,实行自治,即保留一定限度的特权,但取消独立。对东方民族的人民来说,他们处于外族的统治之下;对希腊人而言,他们已丧失自由,受到奴役。

基于希腊化的时代背景,本文总结希腊化宗教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世界主义是希腊化宗教的首要特征

随着希腊古典城邦时代的结束和希腊——马其顿人对东方各民族的征服,原先的民族——国家宗教伴随着民族——国家的衰落而衰落了,各民族宗教在衰落中融合、再生,逐渐超越了民族的狭隘性,具有了世界主义特征。

世界主义的表现之一是东西方不同宗教中具有同等职能的神祇混同和不同职能的神祇兼容。二者是同时进行的,前者使宗教超越了民族性,后者使多神教向一神教发展。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的宗教大致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线上。这样征服者尽管能在短时间内征服其他民族,但不可能迅速毁灭其信仰,两个民族的宗教必然在碰撞中走向融合。当时的东西方宗教基本上符合这一条件,大多是没有严密体系的民族—国家的多神教,因而希腊宗教很快与各族宗教融合。如在埃及,亚历山大使埃及的太阳神阿蒙与宙斯混同,托勒密王朝改造了埃及旧有的俄西里斯和伊希丝崇拜,使之与神牛阿皮斯合在一起,称为萨拉匹斯。在萨拉匹斯身上,既有埃及的俄西里斯成分,也有希腊的哈得斯、埃斯枯勒皮俄斯和阿波罗的成分,并且在地位上与宙斯等同,托勒密一世使之成为亚历山大城的主神。伊希丝本是埃及的■■女神,后来成为希腊化世界的最高女神,等同于所知世界的所有女神和被神化的女性。在东方,叙利亚、波斯和巴比伦的宗教也走向融合并传入希腊,希腊的神灵也进入了东方,以狄奥尼索斯为甚。原先属于各民族的神都走出了民族的小圈子,融入希腊化世界的潮流。人们无偏见地崇拜任何神,他们认为其他民族只是以不同的名称来崇拜自己的神。如安条克一世之妻斯拉托尼丝充实了阿波罗神庙,重建波斯女神阿塔加利丝的神庙并加入斯米拉一个崇拜埃及的阿鲁比斯的团体。但这时候产生世界性宗教的条件尚不成熟,安条克四世曾尝试用狄奥尼索斯为主神来统一其王国,结果失败。这也说明,世界性宗教的出现不是帝王的手和剑能创造的,它是各民族的宗教在漫长的时间内融合而成的。

世界主义的表现之二是创造了一系列抽象化人格化的神。如善行之神、纯洁之神、正义之神和命运之神等,对命运之神的信仰普及于各地区、各阶层,认为命运之神能带来幸福、成功、荣誉和财富。这种信仰的社会基础在于:政治混乱,战争频繁,人们缺少必要的安全感。这些抽象化人格化的神具有普遍性的特征,超越了狭隘的城邦色彩,能为所有的民族接受。

宗教是古代人们世界观的核心,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希腊化宗教超载了民族和城邦的狭隘性,易于获得被征服民族的认同,这有利于消解民族矛盾,强化统治。

二、神秘主义盛行是希腊化宗教的重要特征

随着古典城邦民主制退出历史舞台,希腊思想中理性主义的堤坝崩溃了,希腊原有的神秘宗教再度流行,东方的巫术、占星术和神秘宗教也传入希腊。特别是公元前2世纪自然科学的衰落,导致巫术、 占星术和神秘宗教的泛滥。

在古代巴比伦,占星术极为繁盛,并于亚历山大时代由一个叫贝鲁索的巴比伦人传到希腊。占星家认为,地上的一切活动皆可以在天上的星宿中找到对应关系,因而占星术可以预测个人和国家的命运。二世纪时占星术传到埃及,进而传遍地中海世界。吉尔伯特·穆雷说:“占星学降临于希腊化的思想,就像一种新的疾病降临于某个偏僻的岛上的居民一样……可是人人都在准备接受这种病菌。”[3]步占星术后尘, 巴比伦、安纳托利亚、波斯和犹太等民族的巫术汇聚于埃及这个大容器里,进而涌向希腊化世界,并“几乎发展成为一种宗教体系”[4] (P352)。巫师们声称,使用某种超自然的手段,能够改变命运,迫使神灵听命。在一个变幻不定的时代,预测命运的占星术和改变命运的巫术在一般人眼里确比传统宗教更迷人。

然而,在希腊化时代的宗教信仰中,神秘宗教远比巫术和占星术重要,H·科埃斯特说:“可以恰当地把希腊化和罗马时代, 称作神秘宗教的时代”[5]。神秘宗教让人们通过信仰获得拯救, 超越命运和死亡。这一方面表现为原先希腊的神秘宗教的再度复兴。在希腊,除掉正统的奥尔匹斯教外,还有神秘主义宗教,如狄奥尼索斯——奥尔甫斯教和埃来夫西斯神秘仪式,前者既不靠与神的血缘关系,也不靠英雄业绩,更不靠顶神膜拜,只靠信仰狄奥尼索斯,在狂欢中实现与神的沟通;后者提出了灵魂冥世境遇说,并制定出种种神秘礼仪,声称借助于这些神秘礼仪,即可在彼世安享福乐,这一拯救观念是希腊宗教中绝无仅有的。奥林匹斯教随着理性主义的崩溃而衰落,神秘宗教比以前吸引了更多的崇拜者。另一方面表现为东方的神秘主义宗教在希腊日益根深蒂固。如对埃及的萨拉匹斯神、弗里基亚的地母库柏勒(Cybele)和阿提斯以及波斯的诺替斯崇拜,前二者都是从古老的农事崇拜演化而来,宣扬复活的观念,通过密仪活动,使信徒达到不朽的神灵境界。后者认为宗教的真谛不可能通过推理发现,也不可能通过解释明白,只有教徒们通过所掌握的秘密的灵界知识,才能超越罪恶的今世,赎罪自救,获得美好的来生。在一个压迫深重的时代,人们对此生感到无望时,只有寄希望于超自然力量的拯救。上述神秘主义思想正好满足普通人们情感的迫切需要。

三、帝王崇拜成为希腊化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在采纳东方的专制制度的同时,放弃了希腊的政教分离原则,接纳了东方的帝王崇拜,埃伦伯格在谈到希腊化时代的政教关系时指出:“希腊化时代的政教关系中,我们看到,最意味深长的是为区域性国家创造一种宗教与政治领域的新联合,迈出了第一步。”[1](P215)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在埃及得到僧侣们的积极配合被宣布为太阳神阿蒙之子。他随后又将这一神化活动推行到除马其顿外帝国的所有地方。帝王崇拜是一种政治手段,有利于加强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故而鲁西安借亚历山大之口说:“要是那些番邦人认为他们相处的是神明的话,他们就不会抗拒,这使我们就极容易征服他们。”[6]亚历山大这一做法为后来的希腊化帝王所继承。在埃及,托勒密一世将亚历山大的遗体迁到埃及,并为之建庙,使之受到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一样的崇拜,从而使自己作为继承人的地位合法化。就托勒密和塞琉古两大王朝而言,他们都有神圣的家系,前者奉阿波罗为祖先,后者奉赫拉克勒斯和狄奥尼索斯为祖先;除这两大王朝的创始人在死后被奉为神外,其他的国王都在有生之年列于神坛。此外,马其顿历代国王和帕格姆的自阿特劳斯之后的历代国王都于死后成为神。

在自治市里也有帝王崇拜,不过方式略有不同。自治市虽然丧失了独立,但是仍然享有一定的特权,包括名义上的信仰的自由,于是帝王崇拜表现为一种对帝王的感恩纪念。如雅典崇拜德米特里之手是因为他拯之于卡山德之,罗德斯和一些岛屿崇拜托勒密一世是因为他为之解德米特里之围,伊奥尼亚人崇拜安条克一世因为他打退了高卢人的入侵,米利都崇拜托勒密一世是因为他帮助他们推翻一个僭主[4](P53)。希腊化的帝王们普遍地进入自治市的神殿。

对“德莫斯”(Demos )的崇拜是希腊化时代帝王崇拜的衍生物。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文学作品中, 就开始出现了人格化的公民群体——“德莫斯”,但对“德莫斯”的崇拜实际上发生于希腊化时代。失去独立的自治市通过“德莫斯”崇拜表达一个虚假的自由政治概念,给自治市一个独立的假象。菲尔斯指出,“德莫斯”崇拜是“把君主专制的政治概念同自治市的概念等同起来,出于创造一种帝王崇拜的伴随需要”[7]。

通过帝王崇拜,希腊化国王将宗教与政治联合起来,创立一种“政治宗教”,虽无宗教情感可言,但有利于巩固统治,宗教成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

四、宗教解构了哲学是希腊化宗教的又一重要特征

宗教和哲学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哲学的深奥,使之只能停留在知识阶层,而宗教的神秘,则拨动大众的心弦。希腊化时代的哲学有如一个堕落的女儿,历尽辉煌的冒险和理想幻灭之后,放弃了对真理和快乐的追求,以悔改的姿态回到母亲——宗教的怀抱。文德尔班指出:“古代思想的发端描绘出一条独特的曲线:从宗教发端,然后与宗教越离越远,直到伊壁鸠鲁学派,完全与宗教分离;于是又稳步地向宗教靠拢,最后完全地回到宗教中来。”[8]策勒尔也指出, 在希腊化时代,“哲学与科学分道扬镳,而宗教与哲学则趋于结合”[9](P223 )。宗教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中,它需要借助于哲学将它系统化、理论化;而在理性丧失的时代,哲学已难以独立存在,它只有投入信仰的怀抱,为宗教服务。

希腊化时代宗教与哲学的融合主要有两股潮流:一股是斯多亚主义哲学与当时的流行的宗教结合。策勒尔指出:“没有一种哲学体系像斯多亚主义那样,如此紧密地同宗教结合起来。”[10]二者的结合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斯多亚派提出世界理性的概念,世界理性等同于逻各斯、神和宙斯,宙斯的雷霆是推动世界运动的“宇宙之轮”,这为希腊化宗教的世界主义倾向提供了哲学的理论根据;(二)斯多亚派提出了哲人思想,并认为:“法律给了他们(指哲人)驾御万物的全部权威。”[11](P137)可见,哲人是指君王一类的人,而法律则来自于世界理性即神、宙斯,哲人代表神行使权力,实际上是为帝王崇拜作辩护。(三)为当时流行的各种宗教和迷信作辩护。该派创始人芝诺说:“好人是敬神和敬畏神的人”[11](P119),人们信神,身上有了某些神性的东西,因而成为好人。宗教之所以被接受,因为它是神的智慧,它将神性传播给人们。斯多亚派还认为宇宙是普遍和谐和受天命统治的,因而可以预测未来,占卜即是预测的手段,巫术则是改变命运的神人沟通的手段。斯多亚派试图建立一个包容一切宗教的世界主义的泛神论体系。另一股潮流是犹太教和希腊哲学融合,完成这一融合的是斐洛。菲布尔曼认为斐洛是“调和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调和理性主义和启示运动的顶峰”[12]。策勒尔也指出,他的体系实际上是“希腊哲学和犹太神学的一种结合,其科学部分主要来自于希腊哲学”[9]( P279)。斐洛吸取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就是上帝,逻各斯是上帝和世界之间最普遍的中介,是上帝创造世界和主宰世界的工具,是上帝的天使和长子。他又将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主义的灵魂观念和斯多亚派的迷信思想揉合起来,宣称肉体是灵魂的坟墓,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出神状态则是对上帝的感知,是灵魂对肉体的超越,生命的终极目的是与神神秘结合,使自己消失于神。在斐洛的思想中,真理既不来自于科学,也不来自于理性,而是来自于启示,故而《圣经》包含一切真理。恩格斯称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13]。这两股潮流的汇合,奠定了基督教产生的理论基础。

塔因指出:“希腊化宗教的意义就在于描绘了一个基督教从中产生的世界,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不仅是基督教得以传播的共同的文明的中介,在某种程度上为基督教的传播铺平了道路。”[4](P360 )随着罗马用武力征服了地中海世界,囊括了当时西方人所知道的全部文明世界,在这统一的帝国内,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交流,形成世界性宗教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希腊化宗教在罗马帝国内完成了整合,在整合中诞生了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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