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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当代话剧已走过45年曲折发展的道路。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起步阶段（1949—1957）、发展阶段（1957—1966）、停滞阶段（1966—1976）、复苏阶段（1976—1979）、探索阶段（1980—）。从当代话剧坎坷的历程中，至少可得到两种经验教训：戒绝用政治运动方式解决文艺内部分歧；必须坚持“双百”方针。
关键词 当代 话剧 发展阶段 创作特点
中国当代话剧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一翼，它与当代小说、诗歌、散文一样，至今已走过45年曲折发展的道路，虽历尽风雨、坎坷，但就总体而言，成就和影响是巨大和突出的。它不仅造就了一支有一定规模的、经得起斗争考验的成熟的剧作家队伍，而且还产生了一批富有较强的艺术生命力，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话剧佳作。
回顾建国45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变迁，探寻当代话剧创作的自身特点与发展轨迹，我们发现，中国当代话剧文学创作大体经历了以下五个发展阶段：
一、中国当代话剧起步阶段（1949—1957）
在这一阶段，“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生气勃勃、一片兴旺。
新的时代赋予当代剧作家新的更加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沸腾的社会生活则要求他们的作品具有更加符合人民需要、符合社会主义需要的内容与形式。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戏剧工作者努力学习政治理论，热情投身现实斗争，他们都深深地被那场刚刚结束的革命战争所激动，被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吸引，被不断涌现的动人业绩所鼓舞，满怀激情地歌颂祖国的解放，歌颂人民的翻身，歌颂建国后一系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歌颂人民群众在得到翻身解放、成了国家主人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热爱新生活、保卫新生活、建设新生活的巨大政治热情和崭新精神风貌。可以这样说，反映新生活、歌颂新生活，已经成为这一阶段话剧创作的总主题，即便是那些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剧作，人们也可以透过作品感受到作者对新社会、对新生活强烈的追求和无限的憧憬。
的确，这是个颂歌的时代，广大剧作者，不论是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还是来自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也不论是经验丰富的剧坛前辈，还是初学创作的业余作者，他们都由衷地唱起了时代的颂歌。尽管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对这些颂歌提出不只一条的缺点和毛病，诸如不少作品题材内容过于狭窄、艺术手法比较稚嫩、人物形象还嫌单薄……，但是它们毕竟反映了作者在生活第一线的切身感受，因而虽然粗糙，但不虚假，而且还产生了象《龙须沟》（老舍）、《战斗里成长》（胡可）、《考验》（夏衍）、《明朗的天》（曹禺）、《万水千山》（陈其通）以及《在新事物面前》、《钢铁运输兵》、《红旗歌》、《四十年的愿望》、《春风吹到诺敏河》、《妇女代表》……等等影响较大的佳作。这些剧作的出现，鲜明地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当代话剧已经开始起步，也还证明那种认为：解放了，“从此是秧歌、腰鼓的天下了，话剧没有前途了”的怪论是没有根据的。
特别到了1956年，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解放了作家的思想，并大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活力。因而1956、1957年间，当代剧坛涌现了一批被称为“第四种剧本”的作品，象《同甘共苦》、《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新局长到来之前》、《被遗忘了的事情》、《归来》、《葡萄烂了》等等。边些作品敢于突破，有所创新。一方面敢于大胆地干预生活，尖锐地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矛盾与弊端；另一方面又注重描写人物多方面的生活，尤其注重剖析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因此它们的出现不仅对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开拓作家的创作视野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还给建国初期的剧坛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与繁荣的气象。
还应当提到的是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我国话剧史上的一次空前盛会。大会不仅检阅了建国初期话剧艺术的成就，而且还总结、交流了话剧创作、演出的经验，探讨了话剧艺术的发展道路……它预示着起步阶段的当代话剧已开始向成熟迈进。
二、中国当代话剧发展阶段（1957—1966）
1957年至1966年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这十年我们国家的各项工作既取得显著的成绩，也遭受严重的挫折。一方面，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发展了经济、增强了国力、培养了骨干、积累了经验，社会主义建设大步前进，另一方面“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以及1962年以后“左”的偏差的严重发展，都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可以说这十年是我国人民的崎岖的道路上，克服困难曲折前进的十年。
这一阶段，当代话剧文学创作也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现状。
首先，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自上而下地强调文艺要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就直接导致了本时期剧坛出现了大批从不同生活侧面反映形形色色阶级斗争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直接取材海防民兵歼灭美蒋特务的战斗业绩；有的正面揭露地富分子无孔不入的破坏活动；有的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制高点来反映两个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问题；还有的则从日常生活入手，甚至从儿童课余活动中透视、寻觅阶级斗争的踪影……可以说，在话剧创作中注入阶级斗争的内容已成为这一时期剧作家普遍的追求与检验世界观是否得以改造的重要标志。虽然这些剧作在当年大多得到极力的推荐和热情的称赞，但是现在看来，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现实生活，并在艺术上有所建树的作品并不太多，大量出现的则是瑕瑜互见、良莠杂陈，并明显带有阶级斗争扩大化时代印记的剧本。
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时期的剧坛，一方面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共产风”、“浮夸风”等左倾思潮的影响，以致反映现实题材的剧作遭受重大的挫折，不仅优良的现实主义传统受到严重的破坏和削弱，而且还滋长了粉饰生活、图解政策、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等恶劣倾向。但是，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双百”方针的贯彻虽然障碍重重，但它毕竟深得人心，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广州会议”又对这时期的话剧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再加上广大剧作家总结50年代创作的经验教训，艺术上也有新的长进，因而好剧本仍时有出现，如《枯木逢春》（王炼）、《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等）、《第二个春天》（刘川）、《南海战城》（赵寰）等便是代表。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历史题材剧作的丰收则构成了这一阶段话剧创作又一鲜明的特色。象《茶馆》、《神拳》（老舍）、《关汉卿》、《文成公主》（田汉）、《蔡文姬》、《武则天》（郭沫若）、《胆剑篇》（曹禺等）、《甲午海战》（朱祖贻等）、《孟丽君》（丁西林）以及《红色风暴》、《最后一幕》、《东进序曲》、《兵临城下》、《豹子湾的战斗》、《七月流火》等等。这些剧作的出现不仅迎来了中国话剧创作的再一次繁荣，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中国剧作家面对左倾逆流依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依然倾心于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繁荣的可贵的敬业精神的有力佐证。
三、中国当代话剧的停滞阶段（1966—1976）
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我们国家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十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边缘的十年，是全国各族人民遭受骇人听闻浩劫的十年，同时也是中国当代话剧创作最悲惨的十年。在这十年里，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他们所篡夺的领导权，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反动统治。他们以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纲领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不仅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把党对文艺的领导诬蔑为“黑线专政”，而且还疯狂地扼杀几乎所有古今中外的进步文艺作品。他们一方面自我标榜、自我吹嘘，将自己装扮成戏剧改革的倡导者、组织者，另一方面则篡改、歪曲毛泽东文艺思想，到处宣扬诸如“三突出”、“三陪衬”、“主题先行”之类的“帮规”、“帮论”，把戏剧创作引入反现实主义的魔道；他们一方面还别有用心地叫嚷：“话剧已经死了”，另一方面则解散剧团、封闭剧院、迫害几乎所有正直的戏剧工作者，致使话剧舞台成了不毛之地。
在这一时期屈指可数的话剧创作中，除了一些是非颠倒、内容虚假、手法卑劣、极力为“四人帮”歌功颂德、美化极左路线的剧本，如《盛大的节日》、《9战船台》、《风华正茂》、《宣战》等将作为反面教材写进中国当代话剧文学史，以便给后人以警策外，其余的，还能够在话剧发展历程中占有一席位置，或是至今仍有思想意义与审美价值，能给人们以借鉴与启迪并值得一提的剧本，恐怕是一部也没有。这的确是中国当代话剧发展史上的停滞阶段。
四、中国当代话剧的复苏阶段（1976—1979）
1976年10月中国人民赢得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政治动乱，从而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新时期，广大戏剧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道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革命和建设工作的行列。他们愤怒地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推倒反动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他们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以自己辛勤的劳作为社会主义话剧事业的复苏与繁荣奉献力量。
复苏期的话剧文学创作，在刚开始阶段还未能完全摆脱错误思想的束缚，有的人物身上仍然可以看到“三突出”的印记、“高大全”的影子。但这种局面很快便得到改变。以《枫叶红了的时候》为开端，以《丹心谱》、《西安事变》为标志，中国话剧文学又恢复了忠于现实生活、倾听人民心声、反映时代足迹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以及文艺界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昭雪……使得话剧创作重又恢复了声誉获得好评。
复苏期话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在题材的突破与主题的开拓方面较过去有了明显的进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剧坛迅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其中既有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又有歌颂“老一辈”丰功伟绩；既有描写民主革命事迹，也有反映古代历史题材；既有展现十年动乱中青年一代的思考与成长，也有讴歌新长征途中的斗争生活。此外，还有反映爱情生活、描写国际斗争、歌颂中日、中美人民的友谊……特别是“揭批‘四人帮’、歌颂‘老一辈’已成为这一阶段话剧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广大剧作者满怀激愤的心情在自己的作品中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无情地鞭挞了这伙丑类肮脏的灵魂，有力地反映了革命人民在逆境中的英勇抗争。象《枫叶红了的时候》（金振家等）、《丹心谱》（苏叔阳）、《于无声处》（宗福先）、《神州风雷》（赵寰）、《有这样一个小院》（李龙云）等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此外，有的剧作者还针对林彪、“四人帮”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种种攻击与诬蔑，创作了《曙光》（白桦）、《西安事变》（程士荣等）、《报童》（邵冲飞等）、《陈毅出山》（丁一三）、《东进，东进》（所云平等）……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老一辈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格，这是我国话剧文学创作上的崭新收获与重要成就。
还应当提到的是这一阶段象《报春花》（崔德志）、《未来在召唤》（赵梓雄）、《权与法》（邢益勋）、《救救她》（赵国庆）以及《炮兵司令的儿子》、《论烟草之有用》等“社会问题剧”的大量出现，不仅给复苏期的剧坛带来了光彩，而且还标志着面向现实、正视矛盾、敢于讴歌、敢于批判的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已经得以恢复，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获得了丰富和发展。此外象反映历史题材的作品《王昭君》（曹禺）、《大风歌》（陈白尘）、《闯江湖》（吴祖光）等在这时期也产生广泛的影响。
复苏期话剧创作的再一个特色便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有可喜的创新和长足的进步。广大剧作者挣脱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束缚，冲破了“样板化”、“模式化”的僵死格局，从而使新时期的话剧文学开始走上丰富多彩、蓬勃发展的道路。反面人物不再是脸谱化、漫画式的魔鬼，不再是一上场就急不可待地作出种种可恶的表演，好让人一眼就看穿是一个十足的坏蛋。就连蒋介石（《西安事变》）、“四人帮”（《神州风雷》）这样的千古罪人，也没有被描绘成可憎的禽兽和可怜的废物，而是忠于历史，忠于生活，真实地刻划了他们作为生活在人世间的阴谋家、野心家的复杂、丰富的性格特征。正面人物也一扫过去的陈规陋习，否定了“高大全”不食人间烟火的标定模式，真实地写出了他们作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员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别应当提到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以及陈毅、贺龙等形象在话剧文学中的出现，也是复苏期话剧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创新与收获，它不仅表达了剧作者和广大群众对革命领袖无比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而且在填补中国话剧文学创作上的空白、积累艺术创作的经验、丰富当代文学形象画廊等方面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五、中国当代话剧的探索阶段（1980— ）
进入80年代，中国剧坛又呈现新的景现——既充满希望，又令人忧虑，虽面临困境，但又有新的发展。一方面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们的社会心理逐渐发生了变化，群众欣赏戏剧的重心已由寻求政治上的共鸣，转向追求艺术审美的愉悦。再加上人们业余生活的丰富多彩，艺术选择自主权的失而复得以及影视的冲击，中国话剧面临着观众流失的严峻形势的挑战，戏剧界惊呼：80年代的话剧陷入困境，出现危机。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中西文化撞击、交汇、渗透，不少剧作家在求新尚异思潮的影响下，总结建国以来话剧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借鉴、吸收西方的戏剧理论与表现手法，并积极探索中国话剧自身的审美价值、寻求于低谷中自强奋进的出路，创作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话剧面貌迥异的探索剧。如果说“两个恢复”——恢复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恢复话剧在人民心目中的声誉，是复苏期剧坛的明显功绩，那么，也可以说“两个出现”——话剧困境的出现与大量探索剧的出现亦构成进入80年代中国剧坛的重要特点。
这一阶段当代话剧虽然陷入低谷，出现“危机”，但绝大多数作家仍执著于戏剧事业并为此奉献出自己的力量，因而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成果仍然是丰硕的。广大剧作者继承、发展了复苏期话剧创作的成绩，在创作中进一步拓展题材、挖掘主题、丰富表现手法，并倾心于提高剧本自身的艺术品位，而在追求人物形象鲜明的个性特征、浓郁的时代色彩与较高的审美价值以及摸索、探求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方面都作了不懈的努力。象《陈毅市长》（沙叶新）、《血、总是热的》（宗福先）、《秦王李世民》（颜海平）、《小井胡同》（李龙云）、《谁是强者》（梁秉坤）、《宋指导员的日记》（漠雁等）、《红白喜事》（魏敏等）、《田野又是青纱帐》（李杰）等等都不愧是80年中国话剧的佳作。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这一阶段的中国剧坛还出现了它自身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面革新的势头。不少剧作者，特别是一批中青年剧作家在话剧创作领域进行着大胆的创新与探索。这些探索，“既有对以往关于戏剧本性、规律、功能和目的等方面某些偏狭理解的扬弃，也有对长期以来习惯于图解观念的受庸俗社会学的实用功利所支配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的批判；既有剧作结构、形式、手法上各种新尝试，也有剧场艺术方面不同表演手法、演出方式、观演关系上的多种新探索；既有对西方戏剧流派的表现方法、艺术手法的借鉴，也有对民族戏剧审美传统的继承……。”总之，80年代话剧的创新与探索已成为一股热潮，它反映了当代剧作家清醒的危机感与自强意识，也体现了他们对艺术本身高度的责任心。虽然这些探索有的还存在着偏颇和缺欠，但是这种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无疑是十分可贵的。象《屋外有热流》（马中骏等）、《我为什么死了？》（谢民）、《魔方》（陶骏）、《绝对信号》（高行健）、《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刘树纲）、《挂在墙上的老B》（孙惠柱等）、以及《桑树坪纪事》（陈子度等）、《狗儿爷涅盘》（锦云）等等都是这些探索剧的代表。这些作品的大量出现，对丰富、完善话剧艺术的自身建设，探索走出低谷的有效途径，增强应对各式挑战的竞争活力……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其中有的剧作象《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盘》还获得了戏剧界和广大群众高度的赞扬，这一切成绩都是不容抹煞的。
中国当代话剧已走过了近半个世纪艰难曲折的道路，由稚嫩到成熟，由停滞到复苏，繁荣中暗伏着危机，困境中又充溢着活力，其中蕴含着历史前进和曲折的丰富内涵。如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科学地总结其经验教训，这对指导今后话剧文学的创作实践，繁荣21世纪的中国话剧将有着积极与重大的现实意义。当然，要完成这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并不容易。这是因为，首先，当代话剧的起点和发展过程离我们太近了，或者说我们正生活在我们所要了解、把握的文学现象的社会现实之中，这就使得我们研究、总结容易出现不客观、不全面、不准确，乃至于不科学的弊端。其次，建国以来“左”的思潮的影响，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搞乱了我们思想和理论上的是非，这也给我们剖析当代话剧现象带来了困难。再次，当代话剧还在发展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是非功过还有待于研究探讨，有待于实践检验……显然，要对这半个世纪以来影响中国话剧文学发展的诸多因素、经验教训作出全面、完整的科学回答还要更多的时间与更多的人力。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从当代话剧坎坷的历程中，领悟到至少两条必须牢牢记取的经验教训。
一是戒绝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革命文艺内部的歧见。众所周知，人们由于阶级地位、生活环境、社会实践以及文化素养、性格气质、甚至年龄、职业……的不同造成了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标准与审美能力的差异，因而对文艺规律的认识、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产生歧见，这是十分普遍与正常的现象。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对待这种差异、歧见正确的态度就是要拿起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武器，鼓励文艺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通过讨论、争鸣、切磋、讲理的方式，力求取得共识，而应力戒大嗡大轰的群众运动式的斗争批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但是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我们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也由于我们一些同志头脑中“左”的流毒的作怪，因而未能正确处理好文艺创作与各种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错误地运用了开展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革命文艺队伍内部认识上的差异，其结果，不但问题没能得到解决，而且还混淆了是非、伤害了同志，影响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甚至还助长了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与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的泛滥，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我们应以为戒。
二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鼓励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中的自由竞赛，鼓励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和特长，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个方针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文艺、科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它鼓励文艺创作中不同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的自由发展；它鼓励科学领域中不同观点、学派的自由讨论；它提倡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要通过自由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它提倡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让正确的东西在同错误的东西斗争中发展起来，让真、善、美在同假、恶、丑相比较中存在、相斗争中光大……因而“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的新贡献。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从自己切身的经历中总结出这样的一条真理：“社会主义救中国，‘双百’方针救文艺”。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兴衰荣枯，与能否正确贯彻“双百”方针有着十分密切，甚至是决定性的关系，那种干扰“双百”方针贯彻执行，并使其“名存实亡”、“名亡实亡”、“时生时灭”、“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的极左的错误，必须给予彻底的清算，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艺的真正繁荣。
如今，中国当代话剧文学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虽然又遇到新的挑战，但已显露蓬勃的生机。为此，我们有理由深信，在未来的21世纪，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指引下，经过广大戏剧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经历过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停滞阶段、复苏阶段、探索阶段的中国当代话剧文学定将迎来更加绚烂的繁荣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