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乐府诗歌的变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乐府论文,东汉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汉文学，诸多差异，实因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多不同。然而治汉乐府者，往往将两汉乐府笼统而论。萧涤非先生研究乐府诗歌多有建树，曾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西汉之有民间乐府，因其事见班书，故可无疑。东汉则乐府之设立，史无明文，藉令有之，其是否仍采用民谣，一如汉武帝故事，尤属茫昧。”①他经过旁推侧论，得出了肯定的答案，现在看来，其推论是欠妥的。第一、东汉音乐机构的变迁，已经没有如西汉武帝所立“乐府”之机构；第二，采诗谣之职改属他官，纯为政治，已经和音乐机关脱去直接关系；第三，东汉文人乐府诗兴盛，现存东汉乐府诗歌，多为民间艺人、下层文人创作的成果。
东汉乐府诗歌较之西汉发生了明显的变异，现存的东汉乐府诗歌，已经不是西汉自发式歌唱，而成为具有创作意识的文学作品；东汉乐府诗歌不特指“乐府”配乐歌唱的歌辞，而是指带有音乐性的一种诗体。
一、东汉已无“乐府”机关
采集诗谣配乐歌唱的“乐府”机关，为西汉武帝所创建，隶属于少府。《汉书·艺文志》、《汉书·百官公卿表》均有明载。少府是皇帝个人的“后勤部”，经济开支为“山海池泽之税”，少府属此，可见它是为皇帝个人服务的。至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取消这一机关。“下诏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逊而国贫，郑卫之声兴则淫僻之化流……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太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奏可。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沉湎自若。”②这里可以说明三点：一、武帝设立之乐府此时取消；二、当时曾有两个音乐机关，一为乐府，一为太乐；三、乐府虽然取消，俗乐已蔚然成风，广泛流传于社会各阶层。
至东汉，政治机构的设置基本上承袭西汉，但有明显的改动，而最大的改动是针对西汉武帝以后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了缩减，“……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广，民用匮乏。世祖（光武帝刘秀）中兴，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③《后汉书·百官志》指出，《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列西汉官署在《后汉书·百官志》中不复见者为“中兴所省”。再查少府下属各部，已无乐府，有关东汉的史籍，再也没有提到东汉“乐府”的活动，应是东汉无西汉武帝所立类似“乐府”。至于封建王朝的音乐机构还是有的，这就是太常下属的大予乐，“大予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伎乐。凡国祭祀，掌请奏乐，及大飨用乐，掌其陈序。”④大予乐是东汉明帝永平三年（61年）由太乐改称。西汉以前，即有太乐，1976年，出土秦错金钮钟一枚，钮上有“乐府”二字。西汉惠帝时，也有“乐府”之称，经学者论证，实为太乐府。太乐属奉常，汉初沿用秦制，掌管朝廷雅乐，汉景帝改奉常为太常。武帝以后，少府下属的乐府壮大，兼管雅乐与俗乐（雅乐）的训练乐工和编制歌乐，俗乐的采集歌诗、配乐及演奏，由其人员组成可知）。太常下属的太乐掌管雅乐演奏。至哀帝时取消乐府，将其余充入太常之下的太乐。而东汉时建置太常下属的大予乐，即效法西汉武帝前、哀帝后的建制。
东汉帝王日常用乐另有机构，这就是少府之下的“黄门鼓吹”。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⑤羽林本不属太仆，但东汉有流马苑，“以羽林郎监领”，⑥属太仆；“黄门鼓吹”为何机构，史无明载，但既然下诏太仆、少府来调换人员，黄门又是少府主体，黄门鼓吹属少府下音乐机构无疑。蔡邕《礼乐志》载，东汉明帝时乐有四品，一为大予乐，二为雅颂乐，三为黄门鼓吹，四为短萧铙歌。后人对黄门鼓吹与短萧铙歌是否应划为一品争论甚多。现在来看，大予乐与雅颂乐类同，黄门鼓吹乐与短萧铙歌相合，分为四种，因演奏机构不同以致用途不同罢了。假使大予奏一四类，黄门奏二三类，若再依据内容及用途分类，自然为四了。黄门鼓吹为皇帝私人用乐机构，其歌乐内容丰富，而短萧铙歌不过是鼓吹乐的一种。鼓吹作为音乐机构，在西汉时已有，“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⑦大概是当时乐府下兼管外来音乐的机构。《西京杂记》载：“汉大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有黄门前后部鼓吹。”至东汉，既无少府下属之乐府，“黄门鼓吹”便成为少府下黄门掌管的供皇帝日常所用的音乐机构。唐李贤引《汉官仪》注《后汉书》，“黄门鼓吹，百四十五人。”⑧这个机构不算太大，又经过裁减，不能和西汉的“乐府”相比，审其名称，大概职在奏乐，而和采集歌谣以观风俗无缘了。
西汉“乐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即是采集歌谣，故班固说“自孝武立乐府以采歌谣”，也可以说西汉采歌谣之职在乐府。东汉统治者也是比较重视民意的，也曾有帝王习古使人采歌谣以观风俗，但其职不在音乐机关，而是另遣风俗大臣。“汉安元年（142年）八月，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⑨“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⑩“光和五年（182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11)这里观采风谣的目的，纯为政治，不为音乐，经此道达到西汉乐府采诗的“观风俗、知薄厚”的目的。东汉统治者实为避免西汉借采风谣而兴“新声靡乐”的弊病，更直接地达到资政的目的，此足可为东汉无采诗观风的乐府的佐证。
至于所采歌谣会不会流入当时存在的音乐机关演唱，这是个难以对证的问题。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但是，由于采诗的目的在于监察官吏，采诗的官员是监察部门的人，采诗的标准完全是政治标准，这和西汉乐人采诗注重艺术性，采诗——歌唱一体性，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后汉书》记载的几次采诗活动，有的全是闹剧，采诗者弄虚作假，自造谣言，以此达到攻击政敌的目的，这又怎能将民间优秀歌谣传至音乐机关呢？再者当时的音乐机关——大予乐和黄门鼓吹，以雅乐、军乐为主体，俗乐又怎能大量流入其中呢？如此推理，即使有少许所采歌谣流入音乐机关；那也是微乎其微的，其采诗活动和西汉乐府活动是两回事。
二、东汉文人乐府的兴盛和下层艺人的创作
既然东汉无“乐府”，现存所谓乐府民歌又是从何而来？概言之，它们多是民间艺人、下层文人所创作。这些诗歌和音乐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有的当时已入乐（但不是乐府之乐），有的当时就根本没有入乐，直到魏晋才被拿来当作歌辞。从根本上说，它们是在西汉乐府运动耕耘好的艺术土壤里结出的硕果。
西汉武帝所立乐府存在一百多年，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上至公卿王侯，下至吏民百姓，咸爱乐此风，《汉书·艺文志》即有明载，前已提及。但上层统治者对此怀有成见，以为歌乐涉于淫靡，有伤大雅。因而即使心中乐之，庙堂之上并不重之。班固在《汉书》里将贵族文人的郊庙歌辞书录备细，而对西汉民间歌诗仅录一百三十八首之目内容却只字不题，即为明证。不过它们毕竟已流布开来，并反过来推动了民间艺术和文人乐府的发展。
（一）文人乐府的兴盛。东汉时期文人创作了大量乐府诗歌，这和西汉仅有的贵族文人乐府不同，民歌意味较浓。署名的有班婕妤的《怨歌行》，马援的《武溪深行》，东平王苍的《武德舞歌》，傅毅的《冉冉孤生竹》，张衡的《饮马长城窟行》等。未署名的恐怕更多一些，如《古诗十九首》。萧涤非把东汉乐府诗歌分为文人乐府和民间乐府，又把民间乐府分为四类，其中前二类，幻想类四首，说理类六首，幻想类多抒发慕仙之情，说理类多阐发经论微义，恐怕也不能定为出自民间，民间岂有如此情致？视为文人的手笔更为可信。这样算起来计有三十余首，接近东汉乐府诗歌的半数。这部分诗歌大部分是当时演唱的歌辞，因而被后人称作“汉曲辞”或“古辞”。公卿士大夫之家甚至天子王侯，在日常生活中要欣赏歌乐，或有旧乐而更新歌辞，或有文士作出歌诗配乐演唱，或有乐、歌通人曲辞并作，便促成了这部分歌诗的创作。崔豹《古今注》载：“明帝为太子，乐人作歌诗四章，以赞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轮》，其三曰《星重辉》，其四曰《海重润》。汉末丧乱，其二章亡。”(12)这便是例证。可惜四歌诗皆不存。另外，也许一部分诗歌当时并未入乐，只不过是受时代风气感染，写来备用，所以后人有时称之为“古诗”，有时称之为“古辞”。如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乐府诗集》中著录三首，称之为“古辞”。其中一首《文心雕龙》认为是“傅毅之辞”，《青青河畔草》一首，《玉台新咏》署蔡邕作。大概著录时所据不一，或有本为由旧曲辞改作之疑，而歌辞录中无署名之故。
以上可见东汉文人创作乐府诗歌的盛况，与西汉文人创作的寥落迥异。这部分诗歌，重在抒发诗人之情，得诗之精义，故意气内充，辞采纷披，思想格调虽不甚高，艺术成就实足称赏，并开辟文人五言诗的蹊径。当代有的论汉乐府者，因其民歌口气不足，现实主义表现不充分，视为乐府变种，不以正眼视之，实执一端而忘其余，殊不知其正为西汉乐府的自然发展。
（二）民间艺人、下层文人加工制作大量乐府诗歌。西汉乐府机关采集民歌配乐歌唱的流风余韵，激荡了东汉民间艺术界。民间文人、艺人有意识的创作大量乐府诗歌，又是西汉乐府民歌的变异之一。
西汉民间艺术已相当发达，张衡《二京赋》中有相当细致生动的描绘：“白虎鼓瑟，苍龙吹笛”，“女娥坐而长歌，洪崖立而指麾。”但似乎和乐府歌乐还不相合，也可以说，西汉民歌民谣是直接从朴民口中所得，中间并无民间艺术的加工制作。而在东汉时期，已产生较成熟的说唱艺术。四川成都天回山东汉墓出土的击鼓说唱俑可作例证。(13)这个说唱俑左擘弯曲，环持一小鼓，右手执槌前伸，面部前额皱纹数道，双目眯缝，一副神采飞扬、手舞足蹈的神态，十分生动传神。说唱中肯定有一定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现存东汉乐府诗歌多含叙事成分，且有相当完整的故事情节，较之西汉民歌有大不同，这个特点与当时民间艺术形式说唱相通，莫非其间有某种联系？据史料推证，东汉乐府诗歌有的确实为当时民间艺人所传唱。
东汉乐府诗歌有确实年代可考查的，只有《雁门太守行》，现全文录下：
孝和帝在时，洛阳令王君，本自益州广汉蜀民。少行宦，学通五经论。明知法令，历世衣冠。以温补洛阳令，治行致贤。拥护百姓，子养万民。外行猛政，内怀慈仁。文武备具，料民富贫。移恶子姓，篇著里端。伤杀人，比伍同罪对门。禁鍪矛八尺，捕轻薄少年。加笞决罪，诣马市论。无妄发赋，念在理冤。敕吏正狱，不得苛烦。财用钱三十，买绳礼竿。贤哉贤哉，我县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临部居职，不敢行恩，清身苦体，夙夜劳勤。治有能名，远近所闻。天年不遂，早就奄昏。为君作祠，安阳亭西，欲令后世，莫不称传。
篇首称“孝和帝在时”，“孝和”是东汉和帝死后庙号，“在时”暗含今已不在之意。和帝与“洛阳令王君”王焕皆死于公元105年，此歌诗当作于和帝死后不久殇帝时。称“我县”，又称颂之由乃“拥护百姓，子养万民”，作者当王焕属下洛阳民人。视歌诗言辞虽朴质无华，而铺叙井然，伦理意识浓厚，作者当非耕田之民，乃民间艺人、文人所创作。《后汉书》载：“（王焕）元兴元年（公元105年）病卒，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以荐之。”(14)此诗为瑟调曲辞，此大约即为弦歌之辞。这类歌诗在东汉乐府诗歌中比例很大。《妇病行》、《孤儿行》、《十五从军征》、《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皆是名篇，大约当初皆为民间艺人歌唱的内容。艺人转徙，世乐此风，遂流入王公贵族之家。地位渐高，乐师、文人插手制作，遂使乐、辞渐趋精美。以后乐亡辞留，遂称“古诗”、“古辞”。如《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烹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乐府诗集》引《乐府古题要解》说：“此诗，晋宋入乐奏之。”意似汉时未入乐。然观此诗，意甚古而辞甚炼达，作者必有所依傍，大概是诗人依艺人歌辞而制作。辛延年的《羽林郎》借西汉乐府旧题而咏东汉民间故事，其事为东汉民间艺人所传，与此类同，可资推证。
再如《陌上桑》。崔豹《古今注》载：“《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妇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乃止。”(15)这里所说虽言之凿凿，后人多不信。但其中说歌为乐人所作，还是可信的。诗中富有歌唱韵味，开篇二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以第一人称，似为说唱之开场白。诗中所抒之情，非王公贵族之情，实下层人民之情，所叙之事，乃下层人民之事。知乐而怀民情、知民事者，大概只有民间艺人了。但也不能说，现在看到的《陌上桑》即为哪一个民间艺人所写定，文人琢磨之功不可泯灭，如揆之于《孔雀东南飞》，此点将更加明晰。
《孔雀东南飞》前有“原序”说：“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此序所言还是可信的。过去人们常着眼于“建安”二字，在成诗年代上大加争议，现在一般认为确实为建安时化之作，无可置疑。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序中提示了此诗的创作过程。“时人”是什么样人？应是事发地区之内悉知此事的人，非上层徒听传闻之人。“伤之”的“时人”，非指一人，乃此时此地之众人。作诗的目的是为焦刘悲剧所动，要广传此事，以为鉴戒，结末二句明其志：“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由上推测，此诗应是初成于事出地区的说唱艺人。以后传布开来，广泛被艺人传唱、传抄，渐入上流，弥精弥细，遂成巨篇。“无名氏”者，非但佚其名，本无大名，也就不再题名。细审篇中人物、观其事，度其情，不过是下层吏民之情事，上层文人断不可能为第一作者。但如此鸿篇巨制，蔚为壮观，简单地视为街陌杂讴，亦大谬不然。
以上二类，可以概括东汉乐府诗歌的全貌，如果和西汉乐府民歌相对照，会发现有截然的不同。（一）作者身份的不同。西汉乐府民歌也有两类作者，一为上层贵族，其作品是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司马相如是其代表。一为底层百姓，他们多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其街陌歌谣被采入乐府，配乐演唱，遂成正宗乐府民歌。而东汉乐府诗歌的作者，一为中下层文人，一为民间艺人。（二）、创作意识的不同。西汉乐府民歌（贵族乐府除外）的作者本非诗人，为情景所激，所以一吐为快，一般是自己唱自己，谈不上有什么创作意图和艺术构思。而东汉的乐府诗歌，不再是单咏一己之事，往往有了明确的创作意图和构思。（三）作品风貌的不同。西汉乐府民歌一般是浑然天成，未加雕饰，情感外露，短小精悍。东汉乐府诗歌因为出于文人、艺术的加工制作，因而相对精工细致，感情内含，叙事性强，篇幅加长。以上为东汉乐府诗歌对于西汉乐府民歌的变异。
最后，还应澄清一下东汉乐府诗歌概念问题，因东汉已无采诗歌唱之乐府，东汉乐府诗歌就不能解释为东汉“乐府配乐演唱过的歌辞”，这可作为东汉乐府诗歌在概念上的变异。
注释：
①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
② 班固：《汉书·礼乐志》。
③④ 司马彪《后汉书·百官志》。
⑤⑧ 范晔《后汉书·孝安帝纪》。
⑥ 《后汉书·百官志》。
⑦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第二十一《横吹曲辞》。
⑨ 《后汉书·卷六》。
⑩ 《后汉书·季合传》。
(11)《后汉书·刘陶传》。
(12)转引《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72页。
(13)详见孙继南主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第51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14)《后汉书·王焕传》。
(15)转引《乐府诗集》第二十八《相和歌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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