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转折 曲折的历程——从1971年9#183;13事件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曲折论文,历程论文,政治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过七年多五个回合的斗争才开始实现转折
从1971年9月13日中共党章上规定的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叛逃机毁身亡，到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其间经过了七年三个月零九天。这一段时间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基本路线和领导体制的根本转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的指导思想是“左”。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极左，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集左倾错误之大成；党的基本路线是在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领导体制是实行实际上的领袖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个方面的重大失误，按理说该从1971年9·13事件中吸取教训，及时猛醒，改弦更张，拨乱反正。可是只要对9·13事件之后七年多的这一段历史细加分析和研究，就不难发现，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大体上是经历了五个回合的重大斗争，才迂回曲折地得以初步实现。
本来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中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极左思想与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的危害，以及指定接班人这种作法不妥，及时大力批判“左”的思想，及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选拔得力的领导骨干去抓经济建设。当时周恩来同志极力主张主要是批判“左”的错误，大力扭转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1973年3月他终于促成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把这作为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危境中挽救党和国家的重要一步。尽管由于毛主席认识的局限，批“左”迅即又改为主要批形“左”实右，但是邓小平出山后协助周恩来狠抓经济建设。1975年初，邓小平进而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春后，周恩来病重，在毛泽东主席支持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尽力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全国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个回合的斗争只是在具体工作上有所进展，党的整个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依然未能触动。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又继续了1969年党的九大的左倾错误，依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实际上成为林彪之后内定的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不能容忍邓小平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于1975年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从而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1月周恩来同志病逝，同年4月清明节前后，在全国掀起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可以说是伟大转折中第二回合的斗争。这次斗争的特点表现为广大群众英勇、机智地上街，借悼念周总理之机，愤怒声讨窃据党政大权的“四人帮”，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抵制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显然，广大人民群众这时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周恩来、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的杰出代表。尽管当时天安门事件被错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同志被误当作天安门事件的后台而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它却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和端正党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路线奠定了广阔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开创历史的主人和决定社会发展的主力。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随后在全党全国开展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罪行和错误理论路线的批判。这可以说是实现伟大转折的第三回合的斗争。这一次斗争为端正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毛主席临终前已初步觉察到“四人帮”的谬误和不得人心。他实际上又转而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对于由华来主持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表示“放心”。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又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这样就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设置了障碍。邓小平同志当即于1977年4月份给党中央写信，5月间又同中央有关同志谈话，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7月间举行的十届三中全会就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8月间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虽然还未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路线，但是毕竟重申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是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邓小平等同志为党的副主席。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选举邓小平同志为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后，最重要的大事就是大力支持5月间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一场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大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障碍、摆脱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可以说是第四回合的斗争，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
1978年1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12月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在会上鲜明地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张“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页）12月18-22日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思想路线，主张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决定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坚决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严重缺点；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必须要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健全党规国法，严肃纪律，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报刊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的重要组织措施。全会确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集体领导，改正了长期以来党的高层个人集权的局面。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开始端正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纠正长期以来“左”倾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开始实现党的指导思想、基本路线和领导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三中全会连同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说是实现这一伟大转折的第五回合的斗争。历时七年三个月零九天的伟大转折到此初步完成，从此开始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随后，华国锋同志因在粉碎“四人帮”后犯“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而于1980年11月至12月间向政治局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并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至此才完成了组织上的伟大转折。
二、伟大的历史转折为什么如此艰难实现？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我国经济技术长期落后，缺少民主自由传统，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深重。在具有深厚封建主义冻土层、深土层的环境中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是异常艰苦、艰难、艰深、艰巨、艰险的事业。再加上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是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树立的也是领导人个人高度集权制度的样板，这样就更加艰难、更加艰巨了。无产阶级政党本来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党内实行集体领导，重大问题在自由讨论的基础上民主表决，每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可是在封建主义氛围浓厚的环境里，人们往往很难准确、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例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简单地照搬到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简单地照搬到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里，简单地照搬到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共产党领导集团里，提出什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等概念，这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还提出共产党的领导人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这不是大错特错了吗？马克思主义是要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马克思是主张巴黎公社式的自治民主制，同时强调还要保留有限的中央集权。可见，中央集权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完全无须在马克思之外再加上秦始皇。如果要使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岂不是使马克思主义蒙上封建主义色彩？马克思主义主张共产党实行集体领导，领导人应该有任期，领导人应该民主选举产生。如果实际上实行的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岂不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党的领导集团中已经有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认识到主要应该批判“左”倾错误，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如果有党内民主的话，本来可自由讨论、民主表决，及时改变指导思想、基本路线和领导体制。正是由于实际上的个人集权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只好使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延迟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之后来实现。指定接班人的作法又使这个历史转折在毛主席逝世之后又拖延两年多才得以解决。从这一点来看，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固然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领导制度。如果领导制度健全的话，指导思想与基本路线即便有错，仍然可以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及时得到纠正。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以往历史经验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断。
他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纲领性文献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我以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主要弊病和政治体制改革首要性的最深刻、最本质的论述。当时是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提法，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起统一用“政治体制”。那么，以往我们的政治体制具体的弊病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实际上存在的“三制”：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
邓小平同志在这篇纲领性文献和有关讲话中对这“三制”的形成、根源、危害和改革之路都作了中肯的说明。
他说：“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好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问题不仅出在党中央内部，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指出：“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同上书第328～331页）
这种家长制、个人集权制还因为领导职务终身制而得到长期延续，无法纠正。“过去没有规定，但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更多地是关系到我们的方针、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问题。”（同上书第350页）“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同上书第331页）个人集权制不仅由于实行实际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而得到长期延续，而且更因为指定接班人制而代代相传。“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同上书第347页）
可以说，邓小平在1980年时的深刻阐述，尤其是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讲话是整个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指南。
三、苏联和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在于政治体制的弊病难改掉
应该看到，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都来源于封建君主专制的影响，连资本主义民主都不如，更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应有的体制。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只看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科技落后，而未能深入认识到，更加落后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国区别于民主共和国主要有三点，即君主的个人集权制、终身制和指定继承人制，而共和国领导人的权力是有制约、有任期的，继承人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所以这三制如不加快改革，会使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有名无实，名存实亡。用封建主义一套来搞社会主义必然损害社会主义，甚至遭致社会主义的覆灭。
苏联和东欧国家三、四十年的改革，就因为这三制的弊病难以改掉，致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失望了，最后转去搞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多党制，因为西方实行这种体制领导人的权力还是有制约、有任期的，领导人的更迭还是有民主选举的。而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剧变之前实际上都是长期实行领导人个人集权制，而且几乎也都是终身制。试看各国领导人的高龄就一目了然。1989年时，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78岁，民主德国的昂纳克77岁，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76岁，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72岁。如果政局不发生剧变的话，他们都不会轻易自动下台的。匈牙利的卡达尔民主作风较好，但是几乎也是终身制。1988年5月76岁时他不再担任党的总书记，被选为党的主席，但却不是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是党的名誉主席。这种作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卡达尔领导党三十二年，也没有解决好党内民主和接班人问题。一旦他失去主要权力，党内矛盾就开始爆发出来。1989年5月8日他即被解除党的主席和中央委员职务，不到两个月，7月6日在孤寂中病逝。再过3个月，党就分裂。10月间匈党召开十四大，决定将党改建为社会党。另一部分人要求保留社会主义工人党，另于12月间重新开党的十四大。波兰由于政局几次发生剧烈动荡，领导人也不得不几次更迭，所以领导人稍为年轻一些。1970年哥穆尔卡动用军警镇压罢工工人，被撤消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时年65岁。接替他的是盖莱克，在1980年危机中也被撤消第一书记职务，时年67岁。接替盖莱克的是卡尼亚，只担任一年零一个月第一书记，因未能使国家迅速摆脱危机而于1981年10月被迫辞职，时年54岁。接替卡尼亚的是军人雅鲁泽尔斯基，他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同年12月他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实行军管，到1983年7月结束战时状态。一年又七个多月的军管也难以解决党政领导同工人群众的矛盾。1989年发生剧变时他辞去党内一切职务，时年66岁。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也是实行个人集权制和终身制，1985年去世时77岁，指定由他的儿女亲家阿利雅接班（阿利雅的侄女是霍查大儿子的媳妇）。1991年阿发生剧变时，阿利雅也已65岁。南斯拉夫的情况更为突出和特殊。铁托在世时，虽然从1950年最早实行改革，力求摆脱苏联模式，南在实行自治社会主义方面也确有成就。但是南的政治体制基本上还是沿袭苏联模式。铁托也是实行个人集权制和终身制。1963年的宪法曾明文规定铁托为终身总统，1974年的党章又规定铁托为终身主席。铁托在世时国内民族矛盾已经几次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他主要依靠个人的权威硬压下去。1980年他逝世时享年88岁。铁托为南斯拉夫留下了权力分散的政治体制。按规定南斯拉夫在铁托之后要实行集体领导，党不再设主席，国家不再设总统，党和国家均由6个自治共和国各出一人组成主席团来集体领导，主席团的首脑轮流坐庄，每人一年。铁托生前死后，前后这两种各走极端的政治体制，使南斯拉夫蒙受其害。
回过头来，再看个人集权制、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发源地的苏联。斯大林首先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1953年中风逝世时享年73岁。他晚年实际上已指定曾经担任过他的秘书、后来提升为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书记处书记的马林科夫为接班人。可是他逝世后仅九天，赫鲁晓夫即以实行党政分开为由，迫使继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兼苏共中央书记的马林科夫辞去苏共中央书记，同时成立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中央书记处。赫鲁晓夫于同年9月进一步当上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5年2月又迫使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由布尔加宁继任。到1958年3月又以参加所谓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党集团为由，解除布尔加宁的职务，而由赫鲁晓夫兼任部长会议主席，独揽党、政大权。1964年赫鲁晓夫因在改革中错误累累，众叛亲离，被迫以健康原因体面辞职，时年70岁。如果他不被赶下台的话，肯定也是搞终身制。接替他的勃列日涅夫，从1964-1982年执掌党政大权十八年，又搞了终身制，逝世时76岁。后继者安德罗波夫，因年老体弱，只执政一年零三个月就病逝，享年70岁。随后契尔年科仅执政一年零一个月又过世，享年74岁。终身制和老人政治使苏共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党和国家三易其首。也许是多少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所以1985年3月选出54岁的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1988年6月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时，又讨论党的领导人任期问题。会上经过讨论和争论，最后决定，包括总书记在内，各级党委委员任期都不能超过两届十年（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修改党章把党代表大会由每四年改为每五年召开一次），但要从下届代表大会算起。这样，戈尔巴乔夫也是要到2001年即70岁才下台。戈氏这个人也是权力迷，他执政后也在步步独揽大权。先是从1988年10月起，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于1990年2月建立总统制，3月他进而担任苏联首任总统。1991年8·19事变后，他为了保住自己总统权位，屈服于右派压力，不惜于8月24日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即便这样倒行逆施，仍然无法避免苏联于同年年底解体。可见，个人集权制、终身制这种政治体制长期阻碍苏联改革的健康进展，而且最终导致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
四、政治体制改革先行是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反观中国，由于从1971年到1978年经历了艰难曲折，终于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政治体制改革起了先行的先导作用，这样才带动、推动了经济体制和各方面体制改革的进展，使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面貌近十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邓小平同志在上述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划时代文献中曾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其主要六点就是：第一，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兼职、副职不宜过多，把党组织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许多事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自行处理。第二，各级党组织要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防止个人专断，党内讨论重大问题要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而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一人一票，投票表决，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第三，要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打破台阶论的过时观念，大胆破格提拔年轻的优秀干部；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设立顾问委员会，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作用，以解决好新老干部的交接班问题，保证党的正确领导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第四，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家长制作风、反对形形色色的特权。官僚主义不仅表现为不讲效率，不负责任等方面，而且滥用权力，打击报复，徇私行贿，贪赃枉法，它已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必须从改革制度着手，实行党政、政企分开，精简行政机构，实行严格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要彻底消灭家长制作风，就要在干部中确立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平等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保障党员对上级领导直到中央领导人提出批评性意见和进行控诉的权利。要克服特权现象，不仅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更重要的是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任何人违法乱纪，都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不得逍遥法外。中央已经建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凡是搞特权和特殊化，经过批评和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经济上退赔，并给以纪律和党纪的惩处。第五，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公民享有各项法定的民主权利，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势力和各种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推广和完善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使其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并且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第六，要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必须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以往我们制度上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近十多年来，我国正是以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为指导，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当时的种种设想，才使得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了新进展。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和1992年党的十四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逐步形成为比较系统的理论。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这个创造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苏联和东欧各国发生剧变的经验教训，鉴于我国自身发展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从1971年9·13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长时间曲折发展、艰难转折的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对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时代感、使命感、紧迫感。如果一再延误时机，会使整个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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