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大敌——社会浮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敌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浮躁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技界的浮躁现象近年来时见报端。我认为，科技浮躁不是孤立的，它是社会各方面浮躁的一个表现，而且由来已久。可以说近半个世纪来，中国社会经常处于浮躁状态，这种社会浮躁严重地妨碍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对科技浮躁不应停留在就科技论科技，而应该放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来分析探讨。
科技浮躁有深厚的社会根源
1949年,中国人民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态。这一胜利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无与伦比，它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中国迈上现代化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中国自明清以来社会发展日渐停滞，与西方国家拉大了差距，鸦片战争以后更一步步沦落。乾隆后期以来一百多年，中国人民一直生活在贫穷、落后、战乱、动荡的社会中。人民群众盼独立、盼统一、盼和平、盼富强、盼进步，盼了一百多年。这期间，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继，进行了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斗争。在这关乎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关键时刻所取得的革命胜利，其影响自然是史无前例的，对中国各族人民的鼓舞自然也是史无前例的。
解放后，百废待兴，人民群众以高昂的热情投身到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去，希望尽快发展经济、建设国家、增强国防、改善生活；希望高速度，“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这一切，愿望都是善良的，心情也是自然的，这种群众热情更是十分可贵的。如果把这些看成是社会浮躁，那是错误的。
处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今天回过头来看，国家领导人如果能冷静地看到中国当时的现状，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稳定内部，繁荣经济，与民休息，中国的社会发展肯定会顺利得多，稳妥得多，迅速得多。遗憾的是，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我党就陷入了“左”倾的错误中，首先在政治上浮躁起来。需要说明的是，党的“左”倾错误有着非常复杂的内外原因，不是“浮躁”二字所能概括的。但在“左”倾错误的引导下，政治上有浮躁的表现，这是毫无疑问的。如1956年宣布已“敲锣打鼓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接着又提出“15年超英赶美”、“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要“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一系列“左”得出奇的口号和政策决定着当时中国社会的走向。为此，就不断“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斗私批修”等等。在这样的浮躁心态下，就看不清国际上的发展与变化，也看不清中国的现实和国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以置之不顾，甚至把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一些主张当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造加以宣扬和贯彻。如此折腾了20多年，指导理论走偏了，思想搞乱了，经济停滞了，教育滑坡了，道德淡漠了，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解放50多年来，政治浮躁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如此惨痛的教训，终于使我们明白了，事实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中国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里出发。
在政治浮躁的大背景下，经济工作也迅速地浮躁起来，其中最明显的首推“大跃进”。把很多主观想象的东西都作为现实经济指标来安排，一年内要使“钢产量翻一番”，结果全民炼钢，砸锅卖铁；虚报粮食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号召“放开肚子吃”，结果第二年就没有粮食吃，接着三年困难时期约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创下了古今中外在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最高记录。那段时期，似乎靠标语口号就可以领导经济。这些虚妄浮躁的空想，到“文化大革命”更是发展到了极点，把国民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每一次经济上的浮躁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失望和失落。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时起时落，一直按不正常的波浪型曲线艰难地前进。直到1992年明确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以重新回到革命早期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经济生活中的浮躁现象还表现为但求速度，不计成本。我们现在都满足于每年总产值的提高，而不考虑对资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和各种投入的多少，不考虑净产值。如果我们的“投入产出比”不如别国，而一味满足于目前的高产值，长期以后，也是要暴露问题的。
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浮躁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思想工作常采用政治运动的办法，要人们在短期内和过去的思想划清界线，强求形式上的统一，结果假话连篇，投机盛行。教育工作过去经常提学制要缩短，劳动要加重，基础理论要减少，结果教育质量明显滑坡，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宣传工作只讲“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结果打开国门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于是信仰开始动摇。文艺工作一味强调革命化、战斗化，一度全国只演8个样板戏。文化界现在作品数量爆炸，但高品位的却不多。年轻作家一味追求下笔千言，一夜成名，结果文化垃圾充斥市场。正像一幅漫画所刻划的，一个现代作家指着曹雪芹说：“我已经著作等身，你却一辈子连一部小说也没有写完。”体育界的进步举世瞩目，但为了在国际上尽快赢得地位，一般都采用高强度快速训练的办法，结果成绩确实上得很快，但中国运动员的衰退也比较快，运动寿命比西方运动员短。至于等而下之的为争冠军而人为地让球，为了赢球而贿赂裁判吹黑哨等，那就更是不用说了。新闻界为了抢头条新闻而报道失实，为求轰动效应而制造假新闻的事也时有曝光。而今，一向沉稳、平静的科技界也浮躁起来了，说明浮躁作为一种社会病症已经不轻了。
以上的例子，仅是点滴的，实际生活中的浮躁现象当然远不止此。如此普遍的社会浮躁现象出现在这一历史阶段，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不认清这些根源，不从根本上防止浮躁的产生，仅就浮躁谈浮躁，甚至以浮躁的心态反对浮躁，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浮躁的阴影。我个人初步认为，中国自晚清至全国解放，一个半世纪的积贫积弱，人民苦透了，穷透了，力求尽快翻身致富图强，这本十分正常。但这也很可能是导致社会浮躁的历史根源。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我们党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过高地估计主观力量，政治上推行一整套不合国情、不切实际的“左”倾的主张和政策，应是社会浮躁的政治根源。历史上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进行运作，组织服从几乎是任何时代的绝对原则，不论对错，凡是上面要办的事，下面都会服从，因此，只要领导人的指向一有偏差，下面就很容易刮起风来。这也许是导致社会浮躁的组织根源。当然还有更为复杂的思想根源、认识根源、社会根源等，这就不是我个人所能一一分析的了。
科技浮躁有碍持续发展
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于它的社会基础和客观条件，同时还应符合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我们今天要大力发展科技，就应该积极改善社会基础，努力保证客观条件，按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来运作。而浮躁则相反，它不顾社会基础和客观条件，不按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办事，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水平。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心态，有时会造出一时虚浮表浅的成绩，使人得到暂时的鼓舞，但这种成绩，往往是“竭泽而渔”，甚至导致进一步的浮躁。“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昙花一现后，就没有什么可持续发展的了。有的成绩，本来就是“泡沫”，当不了真的。我们当前的科研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其中，“昙花”和“泡沫”式的成果也不少。这就表现在我国科技成果不少，但转化率低；科技论文不少，但引用率低；科技创新不少，但高水平的原始创新绝无仅有。
我国当前科技界的浮躁现象可以说自上而下都是存在的。
首先，从各级领导来说，总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在自己的领导下能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这想法本身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在制订规划和计划时往往较多地强调出成果的数量、速度和档次，较少强调成果的内在质量；提供条件时往往只注意经费、待遇、仪器、实验室等有形条件，而不大注意人才素质、环境氛围、人际合作等无形条件；科技管理中往往一刀切，顾此失彼，厚此薄彼。很多政策和规定往往便于管理者的管理，但不便于被管理者的科研实践，最终受影响的还是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尤其是质量。科技评估中也往往是用同一个标准衡量一切，缺乏对不同类型科技成果的评估标准和办法。不同成果的价值体现是不同的。有的体现在社会效益上，有的体现在经济效益上，有的体现在理论的升华上，有的体现在论文的档次和数量上，有的体现在知识的传播上。有的成果在当时还看不出它的意义，过若干年后才被认识、挖掘。有的成果初创时甚至受到传统观念的抵制反对，社会实践到一定阶段才予接受。后两种情况若用现在的评估体系去评的话，必然被评下来。而这两种情况中恰恰有一些是属于原始创新。于是就出现这样的怪圈，领导渴望早出多出原始创新的成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却不利于原始创新研究的开展，结果又哀叹原始创新的阙如。这倒颇像韩愈当年在《杂说·千里马》中的表述：“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
其次，科研单位在助长我国当前科技浮躁风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们既能将上面的浮躁意向夸大了向下刮成风，也能将下面的浮躁动态夸大了向上助成势。很多单位还别出心裁，层层加码，将各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措施推出来，逐级定指标、摊任务、制量表、造声势。同时借助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大肆炒作。把刚想做的，说成做了；把刚开始做的，说是做成了；把刚看到的苗头，说是成果已到手了，把刚做完的，说成是完美无缺了。似乎这么一来，就真的是创新了。有的单位还特别会玩新名词、新概念，不管这些新名词、新概念是从国外引进的，还是自己杜撰的，只要自己用上了，似乎自己已全新武装了。热衷于在词汇创新上下功夫，而不在科技创新上下功夫。满足于口头上创新，会议上创新，而不在实验室里实实在在搞创新，结果还是没有真的创新。在我们医药卫生界，从三年前一个实验室声称他们“一年就能完成全部人类基因组测定”，到最近有人夸口“五年完成全部人类器官的复制”，这类天方夜谭式的口头创新实在太多了。
有些单位推出的措施在一定条件下是积极的，但把它绝对化了，也会有片面性。如有的大学近年来实行博士生必须有在国外发表的论文才能授予学位的措施，对推动博士论文的质量提高和走向国际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国内科技界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博士论文不光是做“可发表论文”这一种形式。其它性质的博士论文未必适合这样做。再者，博士在学时间仅三年，前有听课、考试，后有论文撰写、答辩、联系分配等，实际做研究工作的时间不到两年。因此做出的“可发表论文”一般也是旱涝保收型的，大都是在导师原有基础上的适度发展。属于研究生自身的创新含量一般并不高。入门训练如此，很可能今后就习惯于用这样的方式思考问题和安排工作。而国际上对研究生的培养也还有另一类方针。他们认为研究生阶段处于良好的人生创新时期，应该让他们站在科学前沿去拼博，去冲击当前科学的难点。尽管很可能会失败，但他的起点是高的，思路是新的，考虑问题的角度是独特的，用的技术是先进的。即使在研究生期间未必来得及写出高质量的论文，但他今后一生的道路是宽广的，后劲是充足的，能以“天下为己任”。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和在导师的卵翼下一开始就满足于做旱涝保收题目的学生到底哪个更有创新能力？哪个更有发展前途？“笼鸡有食方寸小，野鹤无粮天地宽”。也许真的一类是鸡，一类是鹰。
第三是科研人员自身。在社会各界普遍浮躁，科技界也日益浮躁的当前，基层科研人员要能保持沉稳的心态，潜心钻研是难乎其难的。这就像“大跃进”时期极难做到坚守岗位而不投身到大炼钢铁等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去，就像“文化大革命”时期极难做到清醒地当逍遥派而不卷进派性斗争中去。现代科技人员，真正有“为科学而科学”献身精神的是极个别的。大多数科技人员是把科技岗位看成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和社会上其他职业从事者一样也受功利的驱动。社会改革的方向也公开倡导要把科技人员的业绩与各种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挂钩。而各种业绩的确认又是通过各种可以量化的急功近利的评估体系来进行的。科技人员只能就范，将自己的工作纳入这套评估体系。
我们的教育在应试，我们的科研也在应试。可以说，这种应试科研的体制正束缚着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正耗损着他们的创新意识。要论文，就根据一两个数据写论文；要成果，有一两点苗头就作为阶段成果申报。原本是一个大协作项目，为要体现参加者各自的成绩，就分开来各自写论文、报成果，犹如将整部机器拆碎了卖零件。由于每提一职或一级都要以任现职级时的成果为依据，科技人员就只能以三四年为一周期来安排计划，免得到提职级时为拿不出新的东西而尴尬。这种办法对评估低层以体力劳动计量的工种是合适的，对评估以科技创新为主的中高层科技人员的业绩是不合适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如揭开分子生物学序幕的华生和克里克，发表DNA双螺旋结构时年仅25和37岁，波兰学者茨维特发明纸上层析，发表《色谱分析原理》的博士论文时才24岁。他们的文章已经达到了他们一生的最高点，也达到了他们各自学科当时的最高点，起了整个重大学科的开创和奠基作用。按中国现行评估办法对他们评估的话，当年可以评上，甚至破格高提一级。但他们的后半生就难评了，因为他们已不可能再发表SCI引用率超过他们自己发表过的论文了。任何大科学家一生的创造性高潮时期只有一二次，至多几次，是经不起三四年评一次的。我国现行评估体系本身反映了科技管理部门的浮躁心态，反映了科技管理的指导思想和运作方式还没有按科技创新的规律来把握。说实在的，现在我国科技评估工作已经陷入很尴尬的境地。被评的人，评人的人和管评的人，谁都不满意，谁都有道理，谁都没办法，又谁都照着干。谁都在埋怨，可谁也怨不着。这里要说明一下，我没有意思要否定对科技人员的考核评估。如果没有考核评估，将滋长科技人员的懒惰和不负责任的态度，结果会更糟。我强调的是对考核评估的改进和完善。
在整个急功近利社会浮躁的大背景下，如果每个科技人员都只图适应自保，那么整个科技界就难以统一协调。至少在与我关系较多的医药卫生界，近20多年来就出现了若干重大的误区。如小成果多如牛毛，大成果寥若晨星。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前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克服黑热病、丝虫病、克山病等重大地方病，控制传染病等都是影响国民健康的大成果，而现在却做不起来了。于是，结核病，血吸虫病等又卷土重来了。病毒性肝炎、艾滋病、毒瘾、性病等迅速流行而没法控制。医药科技人员“言必及基因，话不离分子”，结果基础医学研究在进步，医学模式却在倒退。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又退回到“生物—医学模式”去了。想问题，安排工作，越来越向小处、深处入手，而不从大处、高处着眼。人类的疾病谱已起了重大变化，而我国科技界却习惯于在老问题、老方向上深入，因为那样容易拿基金、出论文、出成果。还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热炒国外的一些新观点、新技术。如前几年，“LAK细胞”和"c-fos"、"c-jun"等基因的研究几乎遍及生物医药基金的各个领域，没有几年就冷却了，什么大问题也没有解决。这几年在药物研究领域，“组合化学”、“高通量筛选”等又炒得很热。其实在国外，这些技术也只是一种新的试探而已。至少自1995年建立这些概念和方法以来，世界上还没有用这些方法研制出一种可上市的创新药物。诸如此类，例子很多。长此以往，不出偏差才怪。这种浮躁状态已经明显影响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满足于花花哨哨、热热闹闹，不深谋远虑，不未雨绸缪，不研究解决发展我国科技的深层次问题，早晚会暴露科技浮躁带来的严重恶果。至于现在大家谈论较多的，为什么建国50多年了，还没有中国大陆自己的诺贝尔将获得者？为什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发明奖一等奖已一连四年空缺？为什么近几年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但我国科技竞争力的国际排序近年来却从13位下滑到了28位？为什么学术腐败现象如此频繁地发生，而且情节如此严重？老实讲，这还只是社会浮躁给我国科技事业造成不良影响的小焉者也。如果将来进一步影响到了科技体制的总体格局，影响到了科技工作的主要面向，影响到了科技人员的基本素质，影响到了科技运行的正常秩序，那就害莫大焉了。
力戒浮躁，坚持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已提出十来年了。在认识上，已经从理念，意义和哲学思考，进入到更深层的理论解析。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核心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处理好“生态平衡”和“心态平衡”问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涉及到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涉及到“环境与发展”的合理调控。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涉及到人际关系的和谐与有序，社会公正与公平。社会浮躁总是追求某些指标的短期效应，不惜破坏“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协调，因此正是在最核心的问题上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相悖。我们还应看到，社会浮躁的产生有深厚的社会根源，它的克服与解决离不开今后广大人民群众长期的社会实践。
治疗社会浮躁的良药不是别的，正是我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求实”精神的指引下，坚持从实际出发，由实践中求得真知，求得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构想，二十多年来，成绩卓著。但也要看到，治疗社会浮躁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克服，是一个涉及社会生活众多方面的大工程。诸如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化、教育、科技等诸多领域都应在克服社会浮躁问题上作出自己的努力。不仅如此，它还需要中国人民人格建设的更全面、更高程度的升华，需要社会关系的必要调整。因此，在克服社会浮躁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着手进行近期可行的措施，如改善规划计划制定工作，改进考核评估体系，严肃处理学术界的腐败事件等；更要着手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如领导体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政治思想工作改革、教育改革、法治建设、道德建设等。
应该相信，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会不断提高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并自觉遵守它。至少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政治浮躁和“大跃进”那样严重的经济浮躁基本上是不会再重演了。在各业务领域中的多种浮躁表现虽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克服，但总的趋势将会逐步纠正。有些政策或措施中的浮躁也必将会在新的更合理的政策或措施的逐步建立中解决。总而言之，我们要贯彻执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首先应从反对社会浮躁开始；我们要反对社会浮躁，就首先应高举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