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牛汉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诗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期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诗歌创作论文,论牛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看似自由、宽松的时代，而历史常常呈现出悖谬的一面，在这个“自由、宽松”的时代，诗人们却被套在固定的框框里，自由创作的权力遭到软禁，不少诗人成为千篇一律、没有个性的“同面人”。虽然牛汉仍强调坚持作家的个性，强调主观精神对生活的投注，但他根本无力抵挡时代大潮的涌卷，时而被动、时而自觉地流转于时代的漩涡中。从1949年底到50年代初，顺应文学主潮，牛汉创作了不少“颂歌”，以歌颂领袖人物和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虽然诗篇中洋溢着真挚充沛的感情，但在抒情方式和情感主调上仍落入了俗套，这些诗多收录在他的诗集《祖国》和《爱与歌》中。 50年代初，牛汉写得比较有个性特征的诗歌主要是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作品，他突破文学一体化和集体本位的要求，创作出一些富有生命力的诗篇。这些诗歌多数收录在诗集《在祖国面前》和《爱与歌》中。此外，从1950年代初在文化部招待所第一次与胡风面谈始，牛汉开始频繁地与胡风通信，在部队的两年中，给胡风写信成为他日常生活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部分，有时近似于精神缓解剂。从1950年到1953年，牛汉给胡风写了20多封信，这些信大多收集在《命运的档案》一书里，有的散见于《胡风全集》里，它们记下诗人当时的文艺观、人生观和创作体验。 一 狂欢时代的“颂歌” 一场政治革命的胜利直接影响了5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的演变，一时间，讴歌新政权和伟大革命领袖，歌颂新中国的新气象、新面貌，高扬新中国劳动者的光辉形象成为全国文学创作的主流。当时，受新时代激情的激荡，许多知名诗人都尽情表达他们对新中国的感情，并主动步入到政治抒情诗的队伍里。事实证明，他们并不适应新政权建立后确定的文学规范，尽管他们已经努力地调整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以尽快呼应“时代的感召”。不过，他们的自我调整并未形成文学的主潮，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批知名的老诗人已形成了稳固的创作模式、情感方式，他们与新生活的节奏无法在短时期内调试得合拍。然而，这种近乎功利的快速转变却使他们陷于两难境地：既丢失了已有的创作优势，又无法与新的文学规范融合，他们宝贵的艺术生命力在50年代的转变中不幸走向枯竭。时代选择了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李瑛、沙鸥、邵燕祥等诗人，他们的诗歌呼应了时代精神对诗的情绪状态和风格的规定，因而引领了诗潮的主流。 牛汉与上述两类诗人各有异同，他既没有落入“标语人”或“口号人”的伪饰和僵硬的情感套路，也没能脱颖而出，成为引领时代风潮的文坛主将，更不同于那些渴望通过诗歌获得某种程度的政治地位和殊荣的投机诗人。牛汉并未将“颂歌”视作必须实践的一种权威的创作范式，也未曾奢望以党的喉舌自居，而是首先从主观上认同、并进而倾向于以这样一种姿态激励别人，尤其是激励自我；同时，牛汉与那些以时代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诗人又有所不同，他力图发挥主体的参与精神寻找与时代碰撞的切合点，他的“颂歌”虽然成绩并不突出，但却是其主观情感与现实生活的诚实的融合，他没有盲从或迎合什么，也没有因为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否认自己以往的创作态度，现实中，他也没有接受当时作家都自觉接受的“蜕变”。他无非是希望用“真实、朴素”的语言，把生活里首先感动了自己的情感写出来，“写出自己的欢乐，写出自己的脉搏来，即使一次脉搏跳动或波动都可以写的”。①诗人以济世激情、以新中国建设者的主人翁姿态投入到“颂歌”大潮。 与同时期诗人相比，同样创作“颂歌”体诗，同样是怀着自觉而崇敬的情感讴歌经过血与火洗礼的共和国，牛汉的作品被公开发表出来的却极少。当时的文学统治者要求作家成为服务的工具，即“作家必须研究政策，这是无可置疑的。政策指导我们去了解实际生活斗争，并指导我们去从事斗争，因而也指导我们从事描写生活的创作”②。当时，牛汉的创作趋向与国家政策并不存在根本对立的矛盾，不合时宜的因素在于，处于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制度化的文学语境中，牛汉颠倒了政治权威与个体主观情感的位置，他在创作中仍然将主观情感摆放在第一位，他更为看重创作的主观导向，针对当时的指导方向，牛汉认为“所谓革命的诗都是概念的，那不是真正的诗，我主张艺术跟理想，哪怕所谓政治，它是通过生命体验，倾听于艺术生命，不是简单的根据号召，概括概念的，不涉及个人感情的语言来写诗，贺敬之他们所写的诗包括现在好多诗人的诗看不到自己，看不到他个人感情真实的那一面”③。牛汉不愿意服从谁、做谁的工具，他仍强调“主观精神”在创作中的重要性：“我还有这么一个主意：总想把生活里感受到的，写一些短小的抒情诗。苏联的史起巴巧夫、伊萨可夫斯基、古歇夫等人的像一颗心一样小的抒情诗，我是非常喜爱，我也想把自己的生活里的感受，真诚地凝结起来，写成一些美丽的朴素的小诗。这些小诗，即使短小，但它是真的，像一颗小小的悲痛的欢乐的赤心。写出自己的欢乐，写出祖国的脉搏来，即使一次脉搏跳动或波动都可以的。好些‘诗人’在不动情感地编着纸扎的玩意儿。”④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牛汉50年代初选择的创作道路与胡风也有所差异，他们的相同点即都未能挤入时代的主流行列，不同点则存在于对“权力机制”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态度。胡风在政治上是一个弱者，但他却坚持与政治强者抗衡；他很想通过创作挤进权力机制，但他依旧保持着旧有的个性而不去竭力迎合新政权所划定的权利规范，这种选择使他必然要遭受排挤。牛汉则少有强烈的参政欲望和权力欲望，他从未幻想挤进“权力机制”，创作就是日常生活经验的书写，朴素透明的情感的表达。刚刚从苦难的煎熬中涅槃而生的新中国加深了同样从炼狱中闯荡出来的牛汉对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崇敬和赞美之情，当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之际，诗人以豪迈的情感写下《祖国，向克里姆林宫倾听》。在《毛主席！您还记得我吗？》一诗中，诗人以一个农民回忆的口吻讲述了农民心目中的毛泽东，该诗选取了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全诗在平稳的叙述中讲述了那位老农民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深情怀念，这一沉实的情感基础决定了牛汉与当时那些放弃了“文学是人学”的定律，越来越痴迷于“造神文学”的作者的创作基点不同，牛汉的诗突破了政治使命，有深厚的情感经验的充实，洋溢着个体的感悟和朴素的情怀。 作为一个有十几年党龄的革命者和经过生死考验的诗人，牛汉从革命的战火中走出来，切身体会过革命战斗的艰难(《行进在冬天的山谷里》，1950年)。经受过革命锻炼的诗人，对革命对党满怀着热烈的情感，他对祖国的苦难和新生都有着丰富的体会和更为成熟的认识，也正因此，他尽量用真实、朴素的文字把生命里首先感动了他自己的情感写出来，以便能将感情付诸大的战斗中。在《祖国》(1950年)中，诗人书写了革命者在行军途中的所见所感，出于对祖国淳朴真挚的热爱，诗人在该诗中没有流于万丈豪情的空洞的抒情，而是切实地抒发着他对祖国的感受；同时，针对当时诗坛的沉寂和老诗人缺少富有生命力的讴歌祖国的诗篇，牛汉痛心地说：“为什么绿原、冀汸、化铁等不写了呢？在最悲痛的日子里，都写出好诗，在筋疲力尽的日子里还写出雄壮的诗，在失败的日子还写出胜利的诗，但为什么在今天，胜利的日子，狂欢的日子，就没有诗呢！力量哪里去了呢！祖国惨败的时候歌颂祖国的美丽，但祖国真的美丽了，倒不歌颂这真真实实的美丽了。”⑤牛汉切中了那个时期中国诗坛的窘境，但诗人当时并不知道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也没能从窘境中找到出口突围出来。 虽然牛汉以百倍的热情和信心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但50年代初，牛汉的创作实践和内心情感却呈现出矛盾的对立面，一方面，他创作了大量昂扬蓬勃的“颂歌”，另一方面，他想保持着旧有的个性去迎合现有的文学规范，这必然导致他徘徊于主流中心之外。置身于浮华的文坛，他倍感压抑，他说：“有这么一个心情，在政治上，是十分炎热的，生活是好的，但好诗，我却觉得有很多在‘地下’，没有茁长出来，在群众中闷着。我虽然写不出好诗，然而，我的诗也闷在胸里。这是与政治情势很不和谐的气象，使人伤心的事情。”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样两极性的体验于他是那样的深刻，深刻到不可回避与调和，苦闷的话题、消极的心态一再流露于他与胡风的通信中。诗人意识到那些浮雕着美丽的花纹的诗缺少深度，同时对笼罩整个诗坛的创作风气也进行了反思：“所谓纯真的诗都是概念的，那不是诗，我主张艺术跟理想，哪怕所谓政治，它是通过生命体验，倾听于艺术生命，不是简单的根据号召，概括概念的，不涉及个人感情的语言来写诗，贺敬之他们所有的诗包括现在好多诗人的诗看不到自己，看不到他个人感情真实的那一面。”⑦ 不和谐的诗坛气象促进诗人对其一年来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自省，他决心加大力度为祖国和时代创作出更好的作品。1953年，他准备与刚到北京工作的绿原一同创作一些更好的抒情诗。他们希望能创作出一些真实的感情饱满的抒情诗歌，这种主张仍然是“七月派”诗人主观战斗精神的延续，诗人经过努力的尝试，创作了《我赞美北京的西郊》(1954年)，这是诗人50年代初创作的最好的一首歌颂祖国的抒情诗，由当时《人民文学》诗歌组组长诗人吕剑发表⑧。《我赞美北京的西郊》捕捉住北京西郊一天的状貌和人们生活中发生的新变化，展现出从衰败走向建设的新中国的生活画卷。在诗人笔下，一切都气象万千，洋溢着新生的气息，诗歌的结尾，诗人回到了十几年前那个踌躇满志的“我”：“在西北高原的一个乡村/我伏在菜油灯下/读着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好呵！》/那时候/我曾幻想过，希望过——/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站在祖国的土地上/高声地说/‘好呵！’/不是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而是朗诵我们自己的诗”。诗人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然而，就在他真诚地讴歌、全身心地投入之际，他丝毫没有预料到一个巨大的历史陷阱正摆放在他和诗友面前，一系列无以复加的苦难即将降落。 二 触摸战斗的历史 既忠实于时代又可以自由选择青睐的艺术方式，从文学律令和政治律令的夹缝中逃离，是50年代初期牛汉最为纠结的问题。虽然没能找到兼顾二者的可行办法，但他却不曾放弃自己的声音，他的尝试体现在他从1950年11月开始创作的大量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诗作，这些富有生命气息和战斗力的诗歌，与诗人此前创作的“颂歌”一样，它们很少被公开发表，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是当时被诗人收录在诗集《祖国在前进》中的部分作品。 1950年11月，因为特殊原因，牛汉被组织派到沈阳一个空军军区政治部做党政干部，直到1953年3月被调回北京。部队工作给牛汉提供了投入火热的战斗生活的机会，部队生活的锤炼，使他重新找回自己的个性、真实的情感和战斗的热情，两年多的部队生涯，使诗人切身触摸到“战斗的光彩的历史”，诗人重新认识到，诗人不仅仅是时代的歌手，他还有另一个神圣的职责——时代的预言家、批判者。 1951年10月，诗集《在祖国的面前》由天下出版社出版，诗集收录了诗人在部队中创作的20多篇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诗歌。当时，有不少诗人都创作了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作品，牛汉还给胡风出过一本诗集《为了朝鲜为了人类》⑨，不过，牛汉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作品却有他的独特性。从《我会回来》《想念》《前进的时候》等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并没有立足于集体本位、民族本位，当整个国家对集体主义的宣扬，抑制或取消了诗人的个性追求，诗人的独立品格难以进一步发展时，牛汉偏偏立志于创作一些闪着亮点的富有个性和真情的诗篇，当诗集《在祖国的面前》印出后，诗人说：“我这两天在床上翻了几十遍，内心里感到比《祖国》要好些了，才愉快一点。诗里有些热，有些光辉，有些我自己的理想的成分了。” 50年代是一个集体主义时代，作家的写作只能从国家代言人的身份出发，以一种合乎规范的集体主义姿态从事为人民服务的文学创作，那种从个体存在的立场从事个性化写作完全违背了国家的要求。在国家看来，诗人应该(必须)放弃主体的个性化，以“阶级”、“我们”或“人民”的代言人的身份，来表现新时代的重大题材与社会思潮。田间重提集体主义精神与那个时代的需求是紧密吻合的，当时，许多作家也都有所应和，朱光潜在《一个幼稚的愿望》中写道：“我的诗有—个幼稚的愿望，望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能恢复到它原有的集体性和歌唱性。”在集体主义“共名”状态的笼罩下，一切个人性的、特殊性的创作都遭到批判、抹煞，集体主义精神成为衡量诗歌价值的标准之一，它渗入了政治的因素，并成为政治抒情诗的前奏，有相当—段时间，文学创作流于表面化、类型化和概念化。《我会回来》打破了集体主义创作观念，它以战火硝烟的战场为背景，抒写了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士与远方恋人彼此思念之情，谱写了一个特殊年代、特殊战争中的平凡而神圣的爱情故事。诗歌富有人性味，突破了狭小的题材和境界，与当时的写作规范明显拉开一定的距离。诗歌开篇，诗人以缓慢低沉的笔调写道：“我知道广大的国土上，/有千万个年轻的战士，/比我更美丽，/比我更健壮，也比我更聪明！//但是，亲爱的！/我知道：/你更真诚地热爱着我这个人，/因为全世界上，/只有我，/有一个你所热爱着的性情。” 诗集中，《我会回来》是一篇极富战斗色彩的爱情诗，该诗最为成功之处在于，诗人以个人情感体验和主观情绪突入战斗的历史，叛逆了国家对文学的一体化写作规范。诗集《在祖国面前》出版前，牛汉与胡风通信中谈到了这首诗，他说：“这本诗集共收辑了十五六篇诗，有三五篇你没看到过。他们说《我会回来》会遭到批判的，人们会说‘小资产’或者模仿西蒙诺夫的《等着我》。我当时确实有这种想法：苏联这样的诗，是好诗，中国为什么不要呢？！我就是写这种诗的人。因此，我也写了一篇情诗，但我还是真诚地写着我自己的感情。”⑩虽然是真诚地抒写个人的情感，但诗中的战斗与爱情并不是“绝缘”的，诗人将浓烈的情感放置于战斗的真实情境中，典型地反映出庄严而瑰丽的时代特征。 除《我会回来》之外，诗人还创作了不少讴歌战士和革命先烈的诗歌，都收录在诗集《在祖国面前》和《爱与歌》(11)中，诗人从多种角度表达了战士的战斗心态和内心的情感。《出发》(1950年)将一个抗美援朝的战士临出发前激动的心情和细节动作叙写得惟妙惟肖，这是一个带着四本心爱的书走向战场的战士，他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对正义的捍卫、对真理的探求走向战场，把生命投入到战斗中，他以充实的精神力量首先在精神上战胜了敌人。《窗口》(1950年)主要以“一个从朝鲜前线回来的老乡”的口吻讲述了“窗口”在战士心中的象征意义和崇高的地位。诗人将战士对祖国对亲人的爱与对侵略者的恨这两种对立的情感紧密交织，以朴实的语言讴歌了那些爱憎分明的战士，表达了一个捍卫和平者的正义感。《打到家门口的时候》(1951年)歌颂了朝鲜人民军誓死捍卫祖国的决心和刚强不屈的意志。牛汉很少单向描写战争的残酷和战士的英勇，他善于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环境仅起到烘托作用，枪林弹雨的残酷场面反衬出浓密的亲情与战士对温暖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渴望。诗中，亲人的担心和期待与战士勇敢捍卫家园的情怀紧密交织，构成了情感的对流，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 在写给胡风的信中，牛汉说：“只有一个人能有力量拥抱和热爱了整个历史，那么他就有力量把这个历史的热力和性格在个人的感受上激发出来。我将慢慢地锻炼自己这种大的气魄。”(12)诗人良好的意愿与创作实际总存在一定距离，虽然诗人的创作意图是好的，但是，50年代初期，牛汉在诗歌创作方面仍存在很多缺陷：表现的主题比较单一，没有思想深度，叙述比较平淡，结构多重复，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政治抒情诗所常见的缺点。对此，牛汉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却苦于无法突破，仅在他与胡风的通信中就多次流露过这种苦恼。 1953年3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和现代部主任严辰的帮助下，牛汉从沈阳空军部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社党支部委员。1953年4月到1955年5月，牛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完成了大量的编辑工作，他是第一本《艾青诗选》、田间的《给战斗者》的责任编辑，冈夫的诗集《战斗与歌唱》也由牛汉帮助编辑出版的，他还为殷夫、朱自清等人编辑不少诗文选集。从1956年—1958年，他利用写检查、写思想汇报的剩余时间，完成了两部中、长篇小说《赵铁柱》和《分水岭》。在此期间，牛汉时刻关心着诗坛的动态，与一些诗人仍有密切往来，他还参加过作家协会主持的诗歌形式问题的三次讨论，在第二次大会的发言中，他针对当时一批老作家反对自由诗、提倡格律诗的观点，毫无遮拦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由诗与格律诗的理解，并指出：诗歌创作的形式应该允许百花齐放，不能生硬地规定一种形式，任何一种诗歌形式都有它存在的历史要求。而且，自由诗是民族形式的一种，不能妄加否定。针对那些抨击自由诗有思想问题的老诗人，牛汉直言不讳地说：“自由诗是知识分子的东西，把自由诗当成改造或者消灭的对象，那是不能不令人感到可怕的。这是艺术生命问题，对一个自由诗作者来说，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这几年有一种歪风，一说到自由诗就认为是一种可恶的东西。一些诗人过去本来写过很好的自由诗，这些诗歌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人民的财富，但他们总认为那段历史(写自由诗的历史)不光荣。”(13)当而立之年的牛汉准备全副身心地投入到新工作、新生活中时，1955年1月21日，中宣部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评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依据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首先指出“三十万言书”的错误是“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1955年5月，毛泽东正式将“胡风小集团”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政治小集团。1955年5月14日，年仅32岁的牛汉意外地成为“胡风集团”的第一个遇难者被捕，关押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北新桥新修的托儿所里，而胡风两天后也被正式关押起来。在北新桥新修的托儿所单身禁闭半年后，牛汉又被转到顶银胡同的看守所被监察了一年多的时间，与外界隔绝。出狱后牛汉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直到1969年，他并没有创作什么诗歌作品，沉寂在混乱的体制变革中。 注释： ①牛汉：《致胡风》(1951年5月10日)，《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②冯雪峰：《关于创作和批评》，《文艺报》1953年第24期。 ③牛汉：《致胡风》(1950年11月6日)，《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④牛汉：《致胡风》(1950年12月22日)，《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⑤牛汉：《致胡风》(1952年2月3日)，《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⑥牛汉：《致胡风、梅志》(1950年8月)，《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⑦⑧参见拙著《跋涉的梦游者——牛汉诗歌研究》附录《牛汉访谈录(2000年11月9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 ⑨牛汉对这本诗集评价不高，他说：“写得一般，空洞，现在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参见拙著《跋涉的梦游者——牛汉诗歌研究》附录《牛汉访谈录(2000年11月9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 ⑩牛汉：《致胡风》(1951年10月23日)，《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11)《爱与歌》，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该诗集收录了牛汉40年代和50年代初创作的部分诗歌。 (12)牛汉：《致胡风》(1951年1月29日)，《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顶。 (13)牛汉：《一次幼稚而认真的发言》，《牛汉诗文补编》，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