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外交论文,战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以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外交战略。从时间划分上说，大体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外交战略。一是建国初期（1949年到1950年代末）的“一边倒”战略；二是20世纪60年代的“两条线”战略；三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四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方位”战略。考察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变革，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的外交工作，适时调整与完善外交战略，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都有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战略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集团对抗的东西方冷战的国际格局已经形成。中国确立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如何正确处理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一项突出而紧迫的现实课题。中国政府为了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安全与利益，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决定“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制定了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这种“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实施时间大体上是从1949年10月到50年代末。其基本特点是：与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主张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承认和建交问题，而是首先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与残余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决定与苏联结成同盟，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此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促进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理论上看，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外交战略取向可以选择。一是同苏联友好，联合苏联与美国进行斗争；二是同美国友好，与苏联疏远；三是采取中立外交，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保持中立，不同任何一方结盟，也不同任何一方为敌。但是，从当时国际形势实际情况看，新中国难以选择后两种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两极世界体制已经形成，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对立成为国际关系的突出特点。美国为捍卫资本主义利益，遏制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1947年先后抛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1949年又策划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经济与军事上实施对苏联的遏制，大搞霸权主义。为此，在另一方面，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1947年成立了九国共产党工人情报局，1949年成立了经互会，后又建立起了华沙条约组织，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抗衡。面对美苏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新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余地实际上是很小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具有极大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大国，东西方两大阵营都难以允许中国在冷战中保持中立态度，必然想办法将之拉入自己的营垒。面对这种对抗性的两极世界格局，新中国即使想采取中立的立场也是难以办到的，而选择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外交战略则是必然的选择。
长期以来，美国顽固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剿共”政策与行动，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鉴于中苏美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合作，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曾一度真诚地希望各抗日盟国，尤其是美国能使国民党放弃继续打内战的阴谋，帮助中国实现和平。然而，很快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与行动就宣布了它的不可能性。1949年春夏，面对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又一度怀着希望同美国外交官进行了接触，仍因美方的顽固立场而告终。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仅没有放弃对逃亡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之承认，而且拒绝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采取措施阻挠新中国取代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1950年美国政府武装侵占台湾，1954年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严重侵犯中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不但如此，在50年代初期，在与苏联进行冷战与尖锐对抗的同时，美国的杜勒斯之流也谴责中立的外交政策是不道德的；1951年9月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了《美澳新安全条约》；1954年9月在美国的策动下，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掀起了反华反共的浪潮，妄图从战略上围堵新中国。总之，美国的这种顽固反共反华立场与政策，以及反对中立的思想，使新中国在建国初期不可能采取与美国友好或中立的立场。
在另一方面，新中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两国友好是有相当基础的。自中国革命以来，苏联就一直在支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有积极贡献的。虽然，我们对苏联、苏共的某些政策有意见，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共同苏共、苏联的关系是友好的。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互派大使的国家。完全可以说，新中国选择实施“一边倒”战略也是双方传统友好关系发展的自然结果。
从中国的自身安全与利益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在台湾的势力并不甘心失败，国际资本主义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总是会伺机危害新中国的安全与利益，甚至对我国进行直接武装干涉。中国虽然取得了政治独立，但是经济仍然十分落后，国家面临着繁重的经济恢复与社会重建任务，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巩固新中国的政权，迫切需要学习国外的经济建设经验与本领。纵观当时的国际环境，只有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才可能获得最大的国际支持与援助，才能为有力地保障国家安全与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相对有利的外部支持力量。
毛泽东曾经多次指出，“一边倒”战略是新中国建国初期正确的必然选择。1949年6月，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明确指出新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一边倒”战略：“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P93)。“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1](P96)。1950年2月14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双方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日本或其盟国的侵略行为；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发展与巩固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互助合作关系。同年4月，毛泽东在谈到缔结中苏条约与协定的意义时指出：这“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1](P131)。1956年他强调指出，“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是正确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想在苏联与美国之间采取中立立场是不适当的“幻想”；“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1](P278～279)。
但是，“一边倒”并不意味着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丧失独立性而跟着苏联亦步亦趋，并不意味着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是独立自主的，中国与苏联是平等的。平等原则、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宣布：新中国与一切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是“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此后，毛泽东反复强调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起是平等的。”“一边倒”战略方针本身就是新中国政府从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在建立和维护中苏友好关系的同时，新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同苏联关系事宜上，始终坚持捍卫国家安全、主权和利益的根本原则。这从很多事例中可以说明。例如，在苏联要求在我国沿海建立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的问题上，中国坚决顶住苏联的压力，没有同意苏联的要求，维护了我国主权与利益。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又如，在苏联要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的问题上，在中苏四个股份公司的经营合作问题上，中国都坚决抵制苏联的无理要求，始终将我国的主权与利益放在第一位。
二、六十年代的“两条线”外交战略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外交战略，从总体上说可以概括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两条线”战略。该战略提出和实施的基本依据是20世纪50年代末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逐步走向破裂、以致对抗，而美国仍然对中国采取敌视与对立的立场。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马列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问题上，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利益的一些具体事务上，都出现了一些分歧。但是从中国的安全与利益出发，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利益出发，从维护中苏两国两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我国主张主要通过内部讨论来解决这些分歧与问题，主张求同存异，不应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但是，赫鲁晓夫从霸权主义的扩张利益出发，不断向中国施加种种压力，企图侵害中国的独立自主与国家主权，将中国纳入苏联的战略体系之中，并为其实现霸权主义的扩张战略目标服务。这样，中苏的分歧不断扩大，不断外显化，中国与苏联的矛盾与斗争日趋激烈，逐步走上了对抗的道路。1960年7月，苏联领导人一意孤行，突然决定撤走在华全部苏联专家，撕毁数百个协议与合同，不断制造边境纠纷，对中国进行经济、政治与军事威胁，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与对立。
在中苏关系走向破裂与对立的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与立场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具敌意，中美关系也在恶化。本来促使中苏分裂，削弱社会主义阵营与苏联的国际影响力，是二战后美国政府的重要外交政策目标。但是，中苏分裂后，美国当局对中国的敌意却并没有改变，相反它认为中国的经济越发展，其扩张性会像苏联那样越强烈，中国是“好战”的，中国拥有核武器是很危险的。美国还认为中国是越南同美国武装斗争的幕后策划者。美国肯尼迪政府基于这种认识，不但没有将中苏分裂作为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有利时机，而且主张继续对中国进行“遏制”。
面对中苏关系逐步走向破裂与对抗，面对赫鲁晓夫妄图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中国的“一边倒”外交战略显然已经不适用了。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与立场的敌对性与顽固性，又决定了中国难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来抗衡苏联的扩张与霸权主义行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战略发生变革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要求了，中国不得不采取同时和美国、苏联两国相抗衡的“两条线”战略。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中国选择“两条线”的外交战略可以说基本上是由苏联与美国对华政策所逼迫造成的。
面对美苏的世界霸权主义行径，面对当时两面受敌的国际形势，中国表现出大无畏的民族气概。毛泽东明确指出：美国与苏联都有它的困难，全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与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动一定会取得胜利，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可能的。毛泽东强调“两个中间地带”是反对美国与苏联霸权主义的重要国际政治力量。随着美国与苏联在全球的霸权主义行径不断发展与暴霹，独立于它们两国之外的“中间地带”力量就会不断壮大，世界人民反对他们的霸权主义的斗争力量就会不断壮大。“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7](P509)。因此，在与美国、苏联相抗衡的同时，中国不但继续努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支持世界被压迫国家与民族争取和维护独立的斗争，而且努力加强对西欧和日本的工作，争取缓解美苏对我实施孤立与围堵政策的压力。特别是1964年1月27日中国与法国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一外交成果无疑是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妄图孤立中国政策的重大打击，尤其是打击了美帝国主义遏制与围堵中国的战略部署与嚣张气焰。毛泽东关于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求同存异，努力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思想，对于我国在困难的国际局势下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64年1月，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他指出：“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第二，使两国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1](P520)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与日本的关系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民间往来增多，增进了中日人民的友谊，为中日建交奠定了基础。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并且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从此，打破了美苏等少数发达国家垄断核武器的局面，增强了反对美苏两国霸权主义、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必须指出的是，“两条线”战略，也的确给我国外交工作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与困难。主要是，在美苏冷战分野对立明显的国际大气候下，我们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世界其他国家或是出于与美国或苏联有共同的利益，或是慑于美国或苏联的巨大压力，从而使他们与中国发展正常的外交、经济与文化关系的难度加大。这实际上就使得我国处在一个客观上不利的境地，在国际舞台上并不能全面有效地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最大限度地寻求国际支持力量。此外，还应该指出的是，“两条线”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虽然从总体上说是当时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但是这也与“文化大革命”盛行的“左”倾主观思想（如强调“世界革命”的思想）有很大关系。
三、七十年代的“一条线”外交战略
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改变了60年代的“两条线”外交战略，逐步确定了以联合美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一条线”外交战略。“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实施时限大体是20世纪7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期。
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不仅在中苏边境、中蒙边境集结了大量军事力量，并与印度建立了特殊关系，从中国的南面、西面与西南形成了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而且在中苏边境不断制造冲突，对中国的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特别是1969年3月又发生了规模更大的武装入侵中国领土的“珍宝岛事件”。与此同时，苏联还极力拼凑旨在军事包围中国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并且向美国试探苏联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可能。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与美国相比，苏联对中国构成了更大的现实安全威胁，苏联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面对国家安全面临的日趋严重的外来威胁与压力，中国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应对：
一是尽最大努力争取通过谈判来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并做好应付苏联发动武装侵犯的准备，坚决反对苏联诉诸武力的霸权主义行径。例如，珍宝岛冲突事件之后，中国仍然努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苏边境问题。1969年9月1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并达成了谅解，双方同意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并愿意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同年10月8日在即将谈判之前，中国为推动谈判能取得积极成果，发表了关于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五点主张。10月20日，中苏双方又一次开始进行边界谈判，但由于苏联的出尔反尔与霸权主义政策，谈判未能取得成果。中国的安全形势相当严峻，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多次指出“苏联想控制中国”，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要求做好抵御苏联发动武装入侵战争的准备。
二是尽力扭转两面受敌的状况，改变“两条线”的外交战略，争取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形势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如果不尽快摆脱在国际上两线受敌的境地，中国的国家安全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现实压力与威胁。这就迫切需要尽快对外交战略进行调整。毛泽东明确指出，“两霸中我们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政策”[2](P186)。由于苏联对中国进行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对和平谈判边界问题缺乏诚意，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突破口只有一个，那就是想办法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抗衡苏联的威胁。
事实上，60年代末，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并不及苏联给予的威胁那样迫在眉睫。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在侵越战争中美国越陷越深，国力削弱、社会危机加深等原因，国际形势已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美国方面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有了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意愿，这就使改善中美关系有了现实可能。1969年1月20日，美国新一届总统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中美建立关系的问题。同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讲话中提出了美国从越南撤军和从印度支那实行收缩的方针，标志着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某种调整与收缩，企图利用中苏矛盾，拉住中国抵制苏联的全球扩张。11月9日，美国主动表示随时准备同中国恢复华沙会谈。12月20日，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1970年10月1日，尼克松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同年10月25日，尼克松在会晤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表示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10月27日，尼克松在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谈时，也表示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对于美国尼克松政府从各种渠道传递来的谋求改善美中关系的信息，中国都表示欢迎。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第一次公开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强调“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1](P593)。1971年4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决定邀请在日本参加比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从此，中美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松动与缓和气氛。1971年7月9-11日，尼克松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报，改变了中美两国在外交上长期隔绝与敌视的局面。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公报发表后不久，即同年10月25日，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了恢复。1972年2月21-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并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从此走向正常化。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之后，中国明确提出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表示了要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的时候指出：“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说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2](P179)这“一条线”的基本思想就是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思想，意在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
“一条线”外交战略的成就是很明显的。在1972年2月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之后，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全面改善。同年9月，中国与日本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截止1975年，西方国家包括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同广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4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建立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广泛国际统一战线，大大缓解了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与压力，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国家安全，并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四、改革开放时期的“全方位”外交战略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上来了。与此同时，在国际形势方面，和平与发展问题已逐步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这就对我国外交战略的变革与调整提出了直接而迫切的要求。
虽然，“一条线”外交战略使我国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上来，这一战略的局限性也逐步显现出来。众所周知，“一条线”战略是特殊形势的产物，作为一种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的外交战略，它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卷入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纷争之中，限制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自由活动空间。不仅如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以及中国对苏联威胁的估计过于严重，还导致了我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总是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备战上面，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改善。最后，中国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也客观上存在着一个“以苏划线”的问题，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广交朋友，最广泛地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因此，70年代末以后，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日益显得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对外关系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形势的发展客观要求我国改变“一条线”战略，实行“全方位”的外交战略，以为国内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不但是和平的，而且是有利的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时期的“全方位”外交战略是同国内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一致的，是与对外开放紧密相连的。这一外交战略的基本特点是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执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发展与改善同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全方位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得出结论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3](126-128)。从根本上讲，这种转变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强调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在应该利用起来。”[4](P233-234)“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3](P70、237)。“全方位”外交战略是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努力同世界所有国家都发展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合作关系。这样有利于我们有效地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平，有利于争取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最广泛地利用世界各国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原材料与国外市场，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开放的全方位外交战略，不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异同划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方位地发展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外交、经济与文化关系。不但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也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不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搞好关系，也同发达国家搞好关系；不但同美国、日本、西欧国家改善关系，也同苏联（或俄罗斯及其他新独立的前苏联各共和国）、东欧国家改善关系。中国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成同盟，不联合这一家去反对那一家。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外交政策，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谁做得对，中国就支持；谁做得不对，中国就反对。总之，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真正的不结盟，是全方位地同世界各国发展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全方位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摘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3](P162)。这样不但有利于维护我国家安全与利益，而且“最有利于世界和平”[3](P156)。
在“全方位”外交战略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全方位地发展和改善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特别是努力克服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障碍，1979年1月1日与美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不再“以苏划线”，主动发展和改善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改善与蒙古国的关系；努力推动消除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在中苏边境减少军事对峙、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逐步缓和与改善同苏联的关系，1989年5月16日终于实现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从而争取到了建国以来最好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西方七国制裁我们。对此，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全方位的外交政策不动摇，强调“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3](P359)。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全方位”外交战略的指导下，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我国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坚持继续与其发展关系的方针不动摇；对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我国充分尊重其人民的选择，坚持继续发展与东欧各国的友好关系，也很快与前苏联解体后独立的1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坚持继续发展与它们的友好关系。这样，我国不但顶住与打破了西方国家妄图孤立、遏制中国的阴谋，而且也较快地迎来了又一个较好的和平国际环境。1999年发生了科索沃战争，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现象有突出发展的态势。2001年“9·11”事件以来，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有了新的发展。但综观国际形势的特点，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与主流的国际形势特点仍然没有改变，并继续坚持与世界各国发展平等、互利、合作关系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不动摇。目前，我们已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交，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我们全国上下正在致力于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努力建设与美国的建设性稳定关系，建立与俄罗斯的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日本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同欧盟建立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同东盟国家建立睦邻互信的伙伴关系，从而全方位地改善了我国同世界各国与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全方位的关系。相信只要继续坚持“全方位”外交战略不动摇，我国一定能保持与开拓出一个较好的和平国际环境，全面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的加速实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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