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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备受关注。中央采取“有保有压”的调控措施，并加大了部分领域的调控力度。首先，对土地要素供给的调控首次纳入宏观调控体系。自1998年到2002年，我国宏观调控总体形势上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导。但2003年以来，对土地要素供给的调控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外又一主导手段。这一变化涵盖了两个方面的意义：单靠调控资金要素的供求和流动已不能完全有效地应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由于我国土地所用制的特殊性，土地要素的供求不可能完全通过间接的市场手段来加以调节。其次，包括银行信贷审批、土地使用审批、项目行政审批等权限的上收。再次，为保持宏观调控政令畅通，中央采取了诸如房价问责等措施。
目前，宏观调控成效虽然显著，但我国经济总体走势仍面临着通涨与通缩的双重压力。宏观调控的难度明显加大。
一、当前宏观调控的仍然面临着体制性束缚
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本世纪的头20年，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制约经济运行的矛盾既有市场机制下的一般矛盾，也有转轨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其中后者对经济运行的制约更加深刻。这也从客观上形成了我国政府宏观调控面临着的体制性束缚。
(一)宏观调控的对象更复杂
体制转轨形成的宏观调控对象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微观主体，既有在旧体制模式下运行的，也有在新体制模式下运行的，还有处于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各种微观主体的不同运行模式导致了其对宏观调控的不同反映程度。由于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难以对不同的微观主体采取不同的调控手段，因此，在同样的宏观调控作用下的微观主体的复杂性，明显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效力。
(二)经济结构失衡使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
事实上，经济结构失衡并不是一定体制转轨所导致的，但改革过程中的体制转轨却加剧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经济增长中的消费拉动因素和投资拉动因素的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不但不能得到矫正，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1998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直接的产出效果保持了总量上的平衡，但并未使结构性失衡问题得到缓解；反之，在某种程度上，却强化了失衡的体制性根源。因此，新一轮经济增长遇到的严重的结构性障碍，意味着市场经济运行存在着系统性、整体性风险。
经济结构失衡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症结，也是国家宏观调控要克服的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一般来讲，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结构失衡无法通过市场的手段来彻底解决，只能在体制构建的过程加以消除。对这部分经济失衡因素的矫正，会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和力度，因此，必将造成宏观调控难度的加大。
(三)承载宏观调控体系运行的制度性基础缺失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国家宏观调控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在当前旧有的体制基础未完全打破，新的体制基础也未完全建成的情况下，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会因此而大打折扣，如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为把商业银行建成真正的市场机制下运行的金融企业，国家取消了行政主管部门对商业银行授信额度的限制，但国有商业银行在治理结构、资本金的风险控制等方面，却远未达到市场化的要求。这样一来，在经济过热时，国家既没有了对商业银行信贷额度的控制权，又无法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如资本金控制等)来控制银行的信贷额度，只能由金融监管部门和行政主管部门通过“通气会”等方式对商业银行信贷额度进行控制。
(四)行政性调控手段对市场主体理性预期的作用减弱
当前，我国面临着对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双重“信任危机”。例如，2003年以来，伴随着房地产投资热潮，我国城市商品房供给量明显上升，但仍不能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房价也迅速上涨。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城市商品房需求旺盛，城市土地的刚性供给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同时，也存在着城市商品房供给的结构不合理、高档商品房与经济适用房的比例失衡等问题。城市商品房市场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的走向，必将造成：一边是投资过热，一边是需求不能满足的状况。消费者的需求促使政府必须对城市商品房市场进行调控。而政府对房价的调控，无论是采取市场的手段，还是行政手段，到目前为止，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消费者没有按国家宏观调控的意愿，形成对房价下行的预期。由此可见，市场的基本供需结构，往往是政府也无力改变的。这反映出在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调节体系的情况下，宏观调控的作用会大大降低，市场也无法形成政府所希望的预期。
二、体制转轨过程中宏观调控体系的理性构建
(一)体制束缚下宏观调控目标的选择
体制转轨过程中如何选择宏观调控的目标？首先，宏观调控所选择的目标，必须是依靠政府通过对市场的矫正来实现的。其次，宏观调控目标的选择要有合理的分类，要分清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现象和经济转轨中的体制束缚。如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失衡、失业等问题，其实质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体制性现象，而不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现象。只能在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加以消除。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总量平衡、稳定增长等，是通过需求管理来平衡总供求的关系，并不具有解决体制性问题的能力，只能为体制性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平稳的宏观环境。
(二)体制束缚下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
体制束缚是当前宏观调控工具性效果不佳的根本诱因。这种束缚既有存在于尚未转换的旧体制中的，也有来自新体制取代旧体制所付出的成本部分。前者在当前经济运行中的表现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反作用；而后者主要体现在，投资—消费、总供给—总需求的断裂，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的失衡和贫富差距拉大的结构扭曲。由于经济体制处于转轨过程中，使宏观调控作用得以完全发挥作用的传导途径受阻，宏观调控难以从根本上发挥作用，只是暂时创造一个平稳的宏观环境。
体制束缚下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要对经济运行过程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调控手段。因此，必须运用推动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方式。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市场各主体行为，是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最主要的作用对象。对市场的主体行为的调控，不能运用旧体制时期惯用的行政干预的方式，以免造成市场结构的进一步扭曲，以及市场机制向旧有体制的复归。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应做到，运用收入分配及转移支付政策，对经济运行的结果进行结构调整。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要注意适度把握，以免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偏离调控的目标。
(三)体制束缚下宏观调控体系的运行机制
首先，通过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的合理化和法制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等)推动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尽快完善。以达到以下作用：第一，为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手段提供畅通的传导途径；第二，为市场的主体行为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使市场的主体行为理性化，以提升宏观调控的工具性效果，以及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第三，为政府提供完善的收入分配政策、转移支付政策等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整的政策工具。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借助于畅通的传导途径对市场行为进行矫正的，不但可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提升经济运行结果的质量，而且会反作用于承载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使其向着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政府运用完善的收入分配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对经济运行的结果加以调整可缓解经济结构的失衡。以上三个方面的作用，可提升我国经济运行的整体绩效。而高质量的经济运行结果，会使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手段增强作用力度(如经济运行的产出增加必将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增加会使宏观调控中的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加大)。
体制性束缚是宏观调控面临着的最大障碍，因此，宏观调控从一定程度上只是掩盖了经济运行的潜在矛盾和冲突，或是拖延矛盾冲突、碰撞的时间。而要解决当前的困境，只有加快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进程，尽早完善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