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论文,学界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1)01-0011-08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情况，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些年来的情况如何？我想是搞经济学的人们所关心的，也是应该关心的。现在我准备根据我所了解的极其有限的资料，分三个阶段作一资料性的简要介绍，以供参考。
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我的一位硕士生金岩石曾写过二篇题为《〈资本论〉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的论文。第一篇是资料性的，刊登在南开大学《南开学报》1982年第2期上。第二篇是理论评论性的，刊登在天津市社科院刊物《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专号上。本文第二阶段的内容虽然与上述第一篇相近，但本文作了不小的修改与补充，至于本文第一、三阶段的内容，则是那篇所没有的。
一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以下简称第一卷）问世。1873年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写道：“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象他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当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时势的时候，他们就借口批评我的书，开了一些单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1](p.18)。
1894年10月《资本论》第三卷（以下简称第三卷）问世。第二年即1895年2月，意大利经济学家阿基尔·洛里亚即迫不及待地在意大利的刊物《新文选》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卡尔·马克思的戏剧性遗著》的文章，歪曲第一卷的价值论与第三卷的生产价格论之间存在矛盾，并宣称这是“重大的理论上的破产”，是“科学上的自杀行为”。由此，在欧洲大陆经济学界，掀起了一阵围绕这个所谓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喧闹。对此，恩格斯当即于1895年5月写了《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一文进行了批判[2](pp.1006～1009)。
在当时的这个喧闹中，最突出的要算奥地利经济学家、边际效用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欧根·庞巴维克了。他也迫不及待地于《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的第三年即1896年，出版了他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The Close of Marxian system)一书。在其中，他大肆宣扬这个矛盾，写道：“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强调一切价值都以劳动而且仅仅以劳动为基础。商品价值之比等于生产这些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之比。商品交换就其实质来说，是凝结在其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现在，马克思在第三卷中简单明确地向我们指出，……单个商品之间不再按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的比例相交换”，因为马克思的观点“是资本利润平均化”，“如果产品按照凝结在其中的劳动量的比例进行交换，那么资本利润就不能平均化；如果资本利润平均化，那么商品就不能按照凝结在其中的劳动量的比例进行交换。”“相等的利润率，只有通过一部分商品高于而另一部分商品低于它的价值的价格出售，即按照与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量相偏离的比例相交换才有可能”。“可见，马克思的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3]，从而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整个《资本论》的理论体系终结了，崩溃了。
1906～1907年，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乔·鲍特基维奇先后发表了二篇论文：一，《马克思体系中的价值计算与价格计算》；二，《关于〈资本论〉第三卷中的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结构的纠正》。在这里，鲍特基维奇批判了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同生产价格理论并不矛盾，生产价格是由商品价值转化而来，价值是生产价格的基础，生产价格是价值的转化形式，转化的关键在于商品价值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按照平均利润率分配。但是，他认为马克思的计算有偏差，需要纠正。计算错误有二：一，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公式P=(C+V)(1+π)（P代表生产价格，π代表平均利润率），只表明产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了，而生产这个产品的投入(C+V)仍然是价值形式，没有实现到生产价格的转化。二，二个总量不相等，即商品价值总额不等于商品生产价格总额；平均利润总额不等于剩余价值总额。
鲍特基维奇的二篇论文，是他在德国柏林大学执教时用德文写的，很久不为世人所知，美国激进经济学家、进步刊物《每月评论》主编保罗·M·斯威齐在其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专辟了一章即第七章（价值到价格的转形），介绍了鲍特基维奇的观点。斯威齐也同意这个观点，并且有所发挥[4]。1948年斯威齐还将鲍特基维奇的第二篇论文译成英文，并作为附录发表在他的《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一书中[5]。
在长时期里，西方经济学家为了否定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基础——劳动价值论，就总是在所谓矛盾问题和计算问题上作文章。斯威齐即曾指出：“正统的经济学家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对这类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4]。
二
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了席卷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这一方面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同时另一方面也开始引起了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注意。
1938年，原俄藉美国经济学家、投入产出经济学的创始者瓦西里·里昂惕夫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一文，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明确地发出了一种肯定的新声。他在这里分析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关于价值理论问题；二，关于经济危机问题；三，关于方法论问题。
关于价值理论问题。里昂惕夫认为，现代的价格理论不是也不能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因为前者是以表面的供给和需求的外部相互依赖(external interdependence)、主观的动力为特征，后者则是寻求最后深层的价格决定者(The ultimate deep-lynig price-determinants)。
关于经济危机问题。里昂惕夫写道：“现代经济危机的分析，明显地受益于马克思的经济学(indebted to Marxian economics)。马克思关于影响经济危机的二个主要变量是人所共知的：一是基于有名的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投资不足理论(The theory of under-investment)，另一是消费不足理论(the theory of under-consumption)”。里昂惕夫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二年前即1936年出版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但也暗示了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异曲同工。
关于方法论问题。里昂惕夫指出，马克思的方法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这种方法能帮助马克思进行资本积累的分析，使得马克思能够认识和分清支配资本主义社会起伏变化的基本关系。马克思的力量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实际的、经验主义的知识[6]。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一个时期，虽然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占了主流地位，但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介绍并未间断。最突出的一例，就是前面提到的1942年保罗·M·斯威齐发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斯威齐在这里分四个部分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这四个部分是：一，价值与剩余价值；二，积累过程；三，危机和衰退；四，帝国主义。斯威齐在1942年第一版的序言里指出：“世间没有分析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合理的、完整的英文论著。我这本书就是企图添补这个空缺的。”他又在1956年版的序言中写道：“情况变化了。在国外，在制度之间（指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引者）日益增长的生气勃勃的竞争，刺激了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的兴趣；在国内，冷战和捉妖（Witch hunt，可能是指美国麦卡锡主义虐行——引者）的紧张程度的放松，使得这种兴趣的表示比起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来自由多了。结果，感到对马克思主义引导性材料的需要，同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这本书的需求也增加了。”
1942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出版了她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
7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了“滞胀”。风靡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发生了动摇，反对学派纷纷兴起。同时，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更加关注，并掀起了一股热衷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浪潮。当时，有关《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著大量出版，不少大学开出了这方面的课程和讲座。一时研讨评说，甚为活跃。据我了解，仅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四个单位馆藏的这类原著就有五六百本之多。
美国进步经济学家、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F·贝克尔在其1977年出版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一个纲要》一书的导言中写道：现在出现了“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复兴。这个复兴的迹象表现在：书藉和论著的大量流通，在学院和大学里课程和学术讲座数量的增加，传媒中论坛数量的增长等等”[7]。贝克尔在这本书里，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若干理论专题进行了分析。这些重点专题有：社会再生产公式，劳动价值论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发展等等[7]。
原印度籍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经济学教授迈格纳德·德赛在其1979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经济学》一书的序言里写道：“在满怀信心的50年代和60年代，充分就业和稳定的经济增长似乎是当时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这里，新古典派综合——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瓦尔拉斯的微观经济理论——成了经济学中的确认的教规。只有始终不渝的、顽强的极少数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有所贡献。在当时，要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只有保罗·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书可读。到了70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过去的5年里（指1979年前——引者），高水平的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普遍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新古典派综合处于崩溃之中，经济学家们在分析检验凯恩斯的理论，并重新寻找经济理论基础。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兴趣复活了。主流派经济学家们也转向认真看待马克思了”[8]。
原联邦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屈内也在1979年发表了名为《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两卷本著作，其第一卷的副标题即为《马克思体系的复活》(The Renaissance of Marxian System)[9]。从1896年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到1979年屈内的《马克思体系的复活》，相隔了83年。
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某些理论的理解还是有一定深度的，对我们颇有启发。例如，1978年出版的原日籍英国经济学家森岛通夫和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乔治·卡特弗尔斯合著的《价值，剥削和增长》一书，其中第六章（转型问题），即用高等数学的迭代原理和马尔可夫过程，对商品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其特点是阐明了这个转化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字计算，而是一个转化过程。这对马克思的分析是一个补充和发展。因为马克思是直接通过(C+V)(1+r)=P这个公式计算出生产价格来的，而没有体现出这是一个过程。森岛通夫的转化过程是这样的：
他是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但是，他实际上还是把转化起点价格P[,0]看成是与价值相等的价格。他的价值公式为
，其中，λ代表商品价值；
相当于商品价值中不变资本C的消耗部分；V[']L[,i]代表劳动的有偿部分，相当于V；(1-V['])L[,i]代表劳动的无偿部分，相当于m。其投入(C+V)中的物质投入和劳动投入都用劳动矩阵来表示。通过投入劳动矩阵的变化，来调整产品产出量及其价值量，使其剩余产品产出率逐渐趋向于接近，也即利润率趋向平均化。与此相适应，与价值基本相等的起始价格P[,0]逐渐转化为离价值越来越远而离生产价格越来越近的向量。这样就形成一个迭代公式P[,t+1]=(1+π)P[,t]M，其中，P[,t+1]为t+1时点的价格向量，π为平均利润率，P[,t]为以前一个时点t的价格向量，M为剩余产品。按照公式，迭代过程就是：
出发点是价值，按价值出售的价格为P[,0]，P[,0]=c+v+m。
由P[,0]迭代到P[,1]，P[,1]=(1+π)P[,0]M；再由P[,1]迭代到P[,2]，P[,2]=(1+π)P[,1]M；
如此迭代下去，由P[,t]迭代到P[,t+1]，P[,t+1]=(1+π)P[,t]M。这时，生产价格就收敛为绝对标准的长期均衡生产价格向量，也就是实现了产出和投入同时由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森岛通夫肯定，实现这样的转化，产品的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平均利润总额等于剩余价值总额[10]。
这个时期，在西方经济学界，在热衷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浪潮中，也还有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具有新特点的动向。
一是，要用一种新的价格理论，具体说就是斯拉法的价格理论，来代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皮罗·斯拉法是著名的原意大利籍英国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毕生研究李嘉图，编辑出版了10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讯集》。1960年出版了他的名著《用商品生产商品》。在这里，他作出了二项理论探究。
1.他为了反对新古典派的以边际效用论为基础的价值（价格）论和以边际生产力论为基础的分配论，创立了一套新的客观的、物质的价值（价格）论。所谓客观的，是指从客观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所谓物质的，是指从各种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再生产所必要的物质联系或产品交换中求出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设某种产品的价格为1，按上述比例关系求出其他产品的相对价格。同时，还把多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减去用作本部门和其他部门的投入后的剩余加总，按一定比例分配为利润和工资。按照这些客观要求，构造出一套联立方程式，求解得出各种产品的价格、利润率和工资。计算方式如下：设有K个生产部门、K种产品及其各自的产量为A、B、C……K；各生产部门产品的价格为P[,a]、P[,b]、P[,c]、……P[,k]；A产品用于各个部门的投入为(A[,a]+A[,b]+A[,c]+……A[,k])，B产品用于各部门的投入为(B[,a]+B[,b]+B[,c]+……B[,k])，C产品的为(C[,a]+C[,b]+C[,c]+……C[,k])……K产品的为(K[,a]+K[,b]+K[,c]+……K[,k])；统一的利润率为r；用于各生产部门的以工资W为单位计算的劳动量为(L[,a]W+L[,b]W+L[,c]W+……L[,k]W)。构造的联立方程式为：
(A[,a]P[,a]+B[,a]P[,b]+C[,a]P[,c]+……K[,a]P[,k])(1+r)+L[,a]W=AP[,a]
(A[,b]P[,a]+B[,b]P[,b]+C[,b]P[,c]+……K[,b]P[,k])(1+r)+L[,b]W=BP[,b]
(A[,c]P[,a]+B[,c]P[,b]+C[,c]P[,c]+……K[,c]P[,k])(1+r)+L[,c]W=CP[,c]
(A[,k]P[,a]+B[,k]P[,b]+C[,k]P[,c]+……K[,k]P[,k])(1+r)+L[,k]W=KP[,k]
这里有K个方程式，而有(K+2)个未知数，即K个产品的价格、r和W，不能求解。然而全部剩余总额为一个常数，即[AP[,a]-(A[,a]P[,a]+A[,b]P[,a]+A[,c]P[,a]+……A[,k]P[,a])]+[BP[,b]-(B[,a]P[,b]+B[,b]P[,b]+B[,c]P[,b]+……B[,k]P[,b])]+[CP[,c]-(C[,a]P[,c]+C[,b]P[,c]+C[,c]P[,c]+……C[,k]P[,c])]+……[KP[,K]-(K[,a]P[,k]+K[,b]P[,k]+K[,c]P[,k]+……K[,k]P[,k])]=1。全部劳动总量也是一个常数，即(L[,a]W+L[,b]W+L[,c]W+……L[,k]W)=1。这样，(K+2)个方程式，(K+2)个未知数，解联立方程式，即可求得P[,a]、P[,b]、P[,c]……P[,k]、r及W了。这样求得的价格是相对价格，与生产价格相似，不同的是：马克思的公式是(C+V)(1+r)，斯拉法的是C(1+r)+V。
2.他试图解决李嘉图所未能解决的矛盾，即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矛盾，找出不变的价值尺度。他指出，这种不变的价值尺度是一组基本商品，又称合成商品。所谓基本商品是指它既是一种产品，又是其他产品的投入。合成商品成为不变价值尺度的条件是：合成商品中的商品作为投入的量之间的比例，等于这些商品的产量之间的比例。例如，有A、B、C三种基本商品，它们合成为合成商品，它们作为投入和产出的构成如下：
10A+40B+30C=120A
60∶120∶90=120∶240∶180
20A+30B+40C=240B
1∶2∶1.5=1∶2∶1.5
30A + 50B + 20C=180C
──
──
──
60A120B 90C
这组基本商品即可以作为不变的价值尺度[11]。
由上可见，斯拉法的价格，不是以价值为基础，而是由他构造的一套联立方程式求解而来，这就是说，根本不需要价值就可以直接得出价格。西方经济学家正是借此来否定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这看似有道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
二是，企图在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寻找某些共同之处，使它们“熔合”起来。
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琼·罗宾逊写道：“马克思学派经济学家与学院派经济学家间的关系，近年来有了改变。在马歇尔当年，他们还是被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间隔着。近年来学院派经济学家，就其大部分来说，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他们遵循着自己的道路，达到了与马克思体系大为相似的境地。失业在两派中都占着重要位置。两派都认为资本主义蕴含着它自身崩溃的种子，凯恩斯体系与马克思体系是一致的。分歧在于积累和分配理论。马克思主要同长期动态分析有关，而现代经济学理论还没有超出短期分析的局限”[12](p.1)。她还声称：近来的学院派经济学家“达到了在若干方面比他们前辈的见地更接近于马克思见地的那种见地”[13](p.7)。
英国经济学家朗纳德·L·米克打算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建立某种桥梁。他在其《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一书中声称：“希望这本书可能有助于开辟一个两派共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将由相互攻击对方的虚伪性和不学无术，而转变为互相了解和评价对方的观点”[14](pp.4～5)。
美国经济学家、经济计量学权威人物之一劳伦斯·克莱因在其《凯恩斯的革命》一书中写道：“两位作者（指马克思和凯恩斯——引者）都把经济体系作为一个总体看待，没有纠缠在细微的静态的无法澄清的混淆之中。”不过，“下面这两个命题有很大的区别：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等于总产量的价值（马克思的命题——引者），消费（决定于收入）加投资（独立变数）等于国民收入值（凯恩斯的命题——引者）。”“如果凯恩斯经济学完全根据可观察的总数叙述，像第一个命题一样，那么这两种方法论就会很相似”[15](pp.130～131)。
三是，宣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过时”论。
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要算英国的三位社会学家和一位经济学家了。这三位社会学家是：安东尼·卡特勒、贝里·辛德斯、保罗·赫斯特；一位经济学家是阿萨·胡森。这四位学者合写了一本书，叫《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今天的资本主义》。他们写道：“这本书是我们指导的一个大学研究班的产物。这个研究班有两项任务：一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关系，二是批判和修改《资本论》。因为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形成，《资本论》软弱无力。……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之所以枯燥无味，是由于完全忠实于《资本论》的结果。《资本论》中的很多概念，对于那些愿意正视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实而需要从事新的理论工作的社会主义者们来说，实际是一个障碍”[16]。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在西方经济学界逐渐感到有兴趣，我想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化，导致经济危机乃至“滞胀”的爆发；另一方面也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扩大和增大有关。此外，也还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生命力。
英国经济学家迈格纳德·德赛这样写道：“五十年代后期，‘新左派’在欧洲的出现，最近北美和欧洲的学生运动，许多殖民地区的解放运动，中国和古巴的革命，都有助于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的复活”[17]。
世界著名的原奥地利籍美国经济学家、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约瑟夫·A·熊彼特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为时虽然比较早，但其思想还是可以适用的。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有三个值得注意的方面。第一，……一些地位很高的经济学家……试图重新赋予马克思的纯经济学以生命，从而与残存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联合在了一起。突出的例子是P·M·斯威齐和J·罗宾逊。第二，有人试图将马克思凯恩斯化，或将凯恩斯马克思化。……事实上，这两位作家确实可以相互取长补短，虽然就分析上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来说，他们处于相反的两个极端。……第三，虽然马克思之风行于英美两国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移民涌入的自然结果，但这还有另外的含义。对英美经济学的学生来说，马克思的学说作为某种新鲜的东西刺激了他们。这种东西不同于流行的东西，扩大了他们的眼界”[18](pp.203～204)。此外，他还曾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复活，是其理论的生命力的表现，写道（大意）：多数著作经过一段时间就湮没无闻了，而有些理论不是这样，它们经受了隐晦，又复活了。这些理论可称之为伟大的理论。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种种非难和反驳，由于不能致命地损毁它，反而只起了显示其力量的作用[19]。
那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情况如何呢？这方面的资料掌握不多，但仅就我所见到的也还能说明一些问题。
杰弗里·M·霍奇森(Geoffrey M·Hodgson)是英国当代一位小有名气的经济学者，一位激进主义者和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98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书，就是他的一部代表作，他是斯拉法的一位追随者，斯拉法的代表作《用商品生产商品》对他的这本书有着重要影响。他提出了不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91年，他出版了《马克思和斯拉法之后——政治经济学论文集》(After Marx and Sraffa--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一书，进一步表明他试图用斯拉法理论代替马克思理论，发扬他的老师、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扬·斯蒂德曼(Ian Steedman)的思想——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斯蒂德曼在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即为《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Marxafter Sraffa)。
霍奇森在《马克思和斯拉法之后》一书的序言里写道（大意）：本书是一部论文集，这些论文都是在过去20年西欧和东欧政治经济大变化时期写的。经济变革和政治民主是这个时代的秩序。东欧的过度集中造成了滞胀和抑制的后遗症，西欧走向经济上的改良和一体化。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经济学在退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限定在几个讲座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在消沉。被留传下来的有四个不同的分支：第一支称之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后又称之为“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Rational Choice Marxism)，其特点在于利用微观分析工具（包括一般均衡和博弈论）来分析问题。第二支称之为“调整或管理学派”(Regulation School)，主要以法国为基地，但有广泛的国际追随者，其中某些人已同后凯恩斯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有紧密关系。第三支称之为“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s)，他们向着失业理论、厂商(firm)理论和生产率增长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发展。第四支受到斯拉法的极大影响，并吸收了凯恩斯的一些思想，人员多数在意大利，严格说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实际是斯拉法和凯恩斯的综合。
1992年12月，由美国《再思考马克思主义》(Rethinking Marxism)杂志和“经济与社会分析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Economic andSocial Analysis)联合在美国的阿默斯特(Amherst)马萨诸塞大学举办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议题是“在新世界秩序中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和可能”(Marxism in New World Order:Crises and Posibilities)。其目的在于，在新的世界形势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理论的发展。会议从375篇论文中选出了若干篇汇辑成册，以《马克思主义在面临新世界秩序的后现代时代》(Marxism in thePostmodern Age confronting the New World Order)为名于1995年出版。该书的导言指出（大意）：冷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是“冷战马克思主义”(Cold War Marxism)，也即正统马克思主义或官方马克思主义。冷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全球关系发生了分解和改组。1989年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苏联和东欧的“瓦解”，表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要发生变化，面对这些变化，马克思主义者要改变观念，要承认权力主义或命令主义(authoritarism)失灵，要允许社会主义的新形式，要重新认识阶级斗争。
在该书的一篇论文《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经济思想批判》(Postmodernism Marxism and the Critigue of Modern Economic Thought)中这样写道（大意）：不要把后现代资本主义看作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意思是现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到它的晚期。后现代时期的经济学主要是以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轴心。过去，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的无序和社会主义的有序。然而，现在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仍占主流，因而社会主义也是有无序的。
该书的另一篇论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大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运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得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社会化和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而资产阶级私有财产不断膨胀；同时，在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基础上，联合股份公司不断发展，而市场的无序性不断加剧。这些都表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断加深，从而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平等主义的(equalitarian)，是有计划、无市场的。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者要改变旧观念，要实行新形式的社会主义，要讲求效率，最优、最有效率地运用生产力和配置资源。
我所见到的，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界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著中，明确肯定《资本论》并主张进行研究的，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李卡多·贝罗弗尔(Riccardo Bellofiore)主编、于199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个重新评价，〈资本论〉第三卷论文集》一书。提供论文的有些是知名的经济学家，例如其中就有前面曾提到过的那位英国教授迈格纳德·德赛。
贝罗弗尔在该书的绪论中写道（大意）：在临近本世纪末尾的时候（绪论是在20世纪末1998年写的——引者），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副标题——引者）作一重新评价，对为本书提供论文的多数经济学家们来说，似乎是一个奇怪的论题。然而，在1994年即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三卷100周年的时候，马可·圭迪（Marco·Guidi，意大利的一位经济学家）和我决定冒险举办两次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学术研讨会，一次在意大利的特拉莫(Teramo)，讨论有关《资本论》的争论的过去与现在；另一次在意大利的贝加莫(Bergamo)，探讨将来的研究计划。“过去，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讨论最多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矛盾，以及利润率下降问题。”“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被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有所下降，苏联解体、东欧变革以后就更低了。但是，认为共产主义“失落”的那股初始热情过后，资本主义的矛盾远未解决则看得越来越清楚。马克思的著作仍然值得作为伟大的“经典”来研究探索。马克思可以与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比美。”
该书有两卷。内容主题新颖有特色。例如，第一卷有两篇：第一篇的标题是“方法和价值”。第二篇的标题是“货币”，在其中，深入地展开了关于“虚拟资本”的论述，对金融资本进行了再考察。第二卷有三篇：第一篇的标题是“价格和价值”，其中又分为三章：第一章是“盈利性，价格和价值”；第二章是“社会价值、个别价值、市场价值、市场价格的区别”；第三章是“新古典价格理论和《资本论》第三卷中的时间和均衡”。第二篇的标题是“动态”，论述了马克思关于技术变化的思想。第三篇很有特色，标题是“实证探讨”，其中有三章：第一章是“内战以来的美国经济”；第二章是“劳动价值论的实证力量”；第三章是“澳大利亚1966/1967年度到1991/1992年度的非生产劳动和利润率”[20]。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的有关理论问题探讨，有待以后专题论述。
收稿日期：2000-10-09
标签：经济学论文; 资本论论文; 凯恩斯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