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舒适物与社会不平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论文,舒适论文,社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10）05-0001-08
一、问题的缘起
近年来，有关舒适物在地方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西方学者们的重视。环境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等学科均从各自的角度讨论了舒适物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2]。之所以如此，原因至少有二：首先，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知识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加大。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与公司流动性加大。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地方或城市要吸引投资和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仅仅依靠传统的促进增长的因素（如：区位、土地价格、基础设施、税收减免、劳动力资源等）已经不够了。在这一背景下，舒适物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和重视。
Paul认为，经济增长与舒适物具有强相关关系。这一点在新经济领域尤其明显。新经济、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对高素质人员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而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则十分重视生活质量，重视舒适物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因此，为了吸引那些流动性高、注重舒适物的高素质人力资本，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在选址时，不得不把舒适物列入重要考虑范围。由于员工是舒适物导向的，而公司是员工导向的，因此，公司在选址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舒适物成为选址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3][4]。John也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在进行投资选址时，越来越看重当地的生活质量或舒适物，与之相对，传统的吸引投资的因素的作用降低了[5]。Edward等人则认为，知识经济对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十分重要，而在吸引高新技术产业公司方面，软基础设施（即舒适物）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它反过来会促进硬基础设施（资金和物质基础设施）的发展[6]。Roback利用1973以来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各地区工资差异，他发现，这种工资差异可以部分地从本地的舒适物得到解释。为了居住在舒适的地方，工人愿意放弃一部分工资。这意味着，公司选择在舒适度高的地方落户，将可能有助于降低人工成本[7]。
Clark通过定量研究论证了舒适物对城市创新和人口增长的作用。根据对比美国各城市舒适物的测量数据及其人口数据，他发现，不同的舒适物对人口的吸引力是不同的。自然舒适物（如：温和的气温和水域）更吸引年长者，而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则趋向于选择人造舒适物（如：歌剧院、果汁巴、博物馆、星巴克）多的地方，那些具有高人力资本的专业技术人才，则选择在既具有自然舒适物、又具有人造舒适物的地方定居[8]。Glaeser等人发现，由于公司的流动性增加，城市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城市作为消费中心的角色。经验数据证明，高舒适物的城市比低舒适物城市发展更快。就工资与租金的增长速度来看，高舒适物城市的租金增长速度高于工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人们宁可放弃一部分工资水平而居住在高舒适物城市[9]。Clark还论述了社会舒适物（如：宽容）与都市发展的关系。宽容度可以从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度来加以测量。越是排斥和歧视同性恋，说明社会宽容度越低，反之，则社会宽容度越高。他发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度成正相关关系。例如，美国旧金山的社会宽容度高（同性恋占人口比例高），其知识经济就显得强大（如：硅谷）[10]。
舒适物不仅从宏观上影响城市经济的增长，而且在微观上也影响城市内部不同住宅的价格。Sherwin提出，可以用“享乐价格”（或“隐蔽价格”）来解释不同特征的产品类型差异[11]。他的这一概念（享乐价格）被广泛用于解释舒适物的溢出效应。以住宅为例，那些靠近舒适物的住宅，比起坐落在缺乏舒适物地段的住宅，具有更高的售价。例如，Tyrv
inen通过定量研究发现，城市森林对芬兰萨娄地区（Salo）住宅价格有明显影响。住宅与最近的森林的距离每增加一公里，住宅的市场价就相应地平均降低5.9％。那些能够看到森林景观的住宅的价格，比不能看到相同景观的住宅的价格平均高出4.9％[12]。
有关舒适物的研究文献还有很多，这里无须一一回顾。总的来说，以往有关舒适物的研究文献，大多是从经济学或地理学视角展开。这些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不同城市进行定量比较，探讨舒适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对城市内部舒适物的配置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从社会学角度对城市内的舒适物配置和摄取所进行的研究，更是少见。
本文的目的，是把舒适物放在消费社会学的框架内进行分析，探讨中国城市内部舒适物的配置与摄取上所显现出来的社会不平等。古往今来，人们在舒适物上展开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竞争，导致各种不同的社会后果。因此，就围绕舒适物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进行研究，是社会学值得进行开拓的一个领域。本文第一部分对舒适物的概念进行界定，并把舒适物放进消费社会学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第二部分讨论中国城市舒适物的一个独特的竞争方式。第三部分以广州大学城为例，说明舒适物摄取上的社会不平等。
二、什么是舒适物
所谓舒适物（amenities），就是使人在感官和心情上感到舒适、舒心、愉悦、满足的事物、环境、事件、设施或服务。在传统经济学中，这种东西是没有价格的（如：舒适的气温）。但是，在经济交易中，舒适物对一些交易产品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因此，舒适物具有隐蔽的价格。舒适物的对立面是反舒适物（disamenities）。在特定条件下，它同样对所交易产品的价格有影响，但往往是负面影响。例如，垃圾填埋场或垃圾焚烧场是反舒适物，它对附近的住宅交易价格具有巨大的负面效应。在某些情况下，舒适物与反舒适物的界限是相对的。对一些人（如：驾驶员）来说是舒适物的东西（如：立交桥），对另外一些人（如：立交桥附近的居民）来说却是反舒适物（如：立交桥制造噪音、妨碍景观）。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把舒适物分成普遍舒适物和相对舒适物两类。普遍舒适物指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舒适的（如：清新的空气），而相对舒适物则因人而异，对一些人是舒适物的东西，对另外一些人则不是，有时甚至是反舒适物。
城市舒适物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Clark把西方城市舒适物分成以下四个类型：（1）自然与物质舒适物（如：令人舒适的气候、湿度、气温、水域、总体自然吸引力）；（2）人造舒适物（如：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书店、果汁巴、食品店、星巴克、自行车道）；（3）社会经济构成和多样性（居民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居民构成等）；（4）居民的价值观和态度（是否友好或敌视、宽容度、风险承担精神、个人主义价值观）[13]。
Glaeser，Kolko and Saiz的分类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城市舒适物的类型有如下四种：第一类，丰富多样的服务和消费品供应，如餐馆、剧院、购物中心、互联网等。第二类，美感和舒适的物质环境，如建筑物的风格和美感，气候、气温。第三类，良好的公共服务，包括优质学校和较低的犯罪率。第四类，速度，即交通便利和速度[14]。
综合文献中的各种对舒适物的界定，我把舒适物分成以下几类：（1）自然环境舒适物（如：令人舒适的气候、气温、湿度、水域、地貌特征）；（2）建造的环境舒适物（如：具有本地鲜明特色的风格化建筑群、城市色调、城市雕塑与艺术氛围、人行街、自行车道、公园、绿化带、草地、空地）；（3）基础设施舒适物（如：交通基础设施、交通顺畅、不堵车、互联网设施、管道煤气、电网、自来水网及其水质）；（4）商业舒适物（如：商场与商店、24小时便利店、特色餐馆、酒吧、果汁巴、咖啡厅、美容美发厅、银行网点）；（5）文化舒适物（如：优质学校、图书馆、博物馆、书店、歌剧院、电影院、保龄球馆、体育场馆）；（6）社会舒适物（如：良好社会秩序、居民礼貌、热情、宽容、不排外、乐于助人、邻里友好、优质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府服务质量和公务员服务态度、低犯罪率、居民能讲普通话）。
从性质上看，舒适物与生活质量是相通的。主要的区别在于，在社会学中，生活质量主要是人造舒适物，不包括自然舒适物。此外，生活质量还可以用人均寿命来测量，而舒适物则与此无关。可见，舒适物与生活质量在内涵上有相同之处，二者是一对在外延上交叉的概念。
就城市来说，舒适物往往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衡量一个城市的舒适物，不但要看某个类型的舒适物的数量和质量，而且要看不同舒适物之间的配套性或综合性。正是由于这种系统性或配套性，决定了城市具有比乡村更好的舒适物。乡村的空气质量和自然景观无疑是城市无法比拟的，但乡村的居住吸引力不如城市的地方在于，城市具有比乡村更配套的舒适物系统。
从产权上分，舒适物分无产权产品（如：气温）、公共财政支持的公共产品（如：公园）、商品化产品（如：餐馆）、私人产品（如：私宅后花园）。我在这里所谈的舒适物主要是作为公共产品而出现的，但它不限于公共财政支持的公共产品，而且也包括商品化产品或由市场提供的产品，尽管这些产品不是由公共财政支持的，但对这些产品的出售或消费是没有歧视性的，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购买而消费，这就具有了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所以，舒适物可以分为集体消费舒适物（无产权产品、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消费舒适物（私人消费品）。为了行文的简略，我在下文把二者分别称为集体舒适物和私人舒适物。
就集体舒适物的形成来说，不论是哪一种类型，都可以看到城市政府的作用。以自然舒适物为例，按道理，它与人的作用无关，其实不然。由于对工业排放物不加控制，空气质量会下降，气候会变暖。自然形成的森林、湖泊、草地会被人以经济建设的理由而摧毁。可见，为了保护这些自然舒适物，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在此意义上，自然舒适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造”的公共产品。自然舒适物尚且如此，那么，其他类型的舒适物就更离不开政府的干预了。
集体舒适物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体现为它的形成离不开政府的干预。政府干预体现在：第一，直接供给（如：义务教育，交通基础设施，博物馆）；第二，通过政策或信息供给引导市场供给（如：商业服务）；第三，通过政策保护已有的舒适物（如：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以及文物古迹的政策、城市规划的政策）。集体舒适物的第二个特点体现在它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人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而摄取舒适物：第一，在场。只要我在现场，就可以获取舒适物体验，如：空气质量、舒适的气温、美丽的景观。这种舒适物的排他性为零。第二，公民身份。只要我是公民，我就可以享受城市的一些舒适物，如：公共图书馆、义务教育、公交服务。在中国，这类舒适物也有两种，一种没有排他性（如：公交车服务），另外一种有一定的排他性，其摄取障碍表现在是否拥有本地户籍（如：义务教育）。第三，消费者身份。只要我付钱，我就获得舒适物享受，如：电影院、咖啡厅、美容厅、酒店、餐馆。即使我不付钱，我也能逛商场，因为我是消费者。
三、住房连带：集体舒适物摄取的一个竞争方式
在中国，集体舒适物在空间上的配置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集体舒适物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配置是不均衡的。另一方面，在同一城市内部，集体舒适物的配置也是不均衡的。本节将分析城市内部集体舒适物的配置的不均衡及其摄取上的不平等。
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的舒适物系统建设显得比较畸形和落后。中国城市的集体舒适物的供给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方式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激励目标就是城市的GDP及其财政收入。在GDP指标挂帅的条件下，城市集体舒适物的供给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忽视自然舒适物的保护和建设，重视人造舒适物（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供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后者有助于增加GDP，而前者对增加GDP的贡献不显著，有时甚至是GDP增长的障碍。第二，忽视文化和社会舒适物的建设，重视物质舒适物的建设。其原因同样是物质舒适物比起文化和社会舒适物来说能更快地体现为以GDP为指标的政绩。第三，忽视普遍舒适物的建设，重视相对舒适物的建设。例如，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建立交桥、内环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舒适物），这些设施在改进了交通条件的同时，却给附近居民带来痛苦（如：交通噪音）。至于空气质量等普遍舒适物的建设，由于同增加GDP的目标相冲突，迟迟得不到重视和改善。同时，在商品房的建设上，由于权钱勾结等腐败因素，也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住宅小区的容积率不断被修改和提高，绿地面积减少，住宅小区的舒适度降低。可以说，从舒适物系统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的舒适度并不高。但相对于乡村和县镇，大中城市有更发达的舒适物系统，能提供更优质的生活环境，因而依然具有吸引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的舒适物便愈发显得稀缺和珍贵。人们围绕舒适物展开了激烈的社会竞争。其中一个特殊的竞争方式，就是通过占有私人舒适物来连带摄取集体消费舒适物。在城市，最为重要的私人舒适物是住房，通过购买住房，人们就可以连带摄取附近的集体舒适物（如：景观、公园、文化与教育设施与服务、交通便利、社会治安）。除了空气质量等少数自然舒适物，大部分集体舒适物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这意味着，不同空间位置的私人住宅所连带的集体舒适物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某个集体舒适物比较密集的空间位置购买住宅，就可以连带摄取更多更优质的集体舒适物。由此可见，在集体舒适物的摄取上存在着社会竞争。人们会通过购买私人舒适物来连带获取更多的集体舒适物。因此，私人消费领域的不平等会延伸到集体消费领域的不平等。
在1998年住房改革之前，福利房的获取是通过单位身份和权力。因此，那个时期与住房连带的舒适物，不是个人可以左右的，而是通过单位获得的。1998年房改之后，由于停止福利分房，人们不得不从市场购买商品房，与商品房连带的集体舒适物的获取，便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而展开。市场竞争则通过住房价格而分出输赢。那些有能力承受高价的人，将不但获得优质商品房，而且获得连带的集体舒适物（如：江景、湖景、海景、山景、地铁站、名牌学校等）。
从分析的层面看，住房从功能上可分两类：维持基本居住的功能和享乐的功能。享乐的功能不但体现在更大的面积、更多的功能房间、更豪华的装修和更优质的住宅小区，而且体现在所连带的更优质的集体舒适物系统，包括自然景观、人文和其他相关设施。而那些仅有基本居住功能的住房，则只能从较低的水平满足维持基本居住所需要的条件。这种住房不但自身舒适度低，而且所连带的集体舒适物也比较少。前者的典型是高档小区的豪宅，后者的典型是城中村住房。反映在价格上，前者的价格是享乐价格，后者的价格是生存价格。可见，集体舒适物对商品房价格具有溢出效应，它提升了商品房价格。
集体舒适物的竞争通过两个层次展开：第一个层次是开发商对土地的竞争。由于2003年中国城市的土地出让采取了招拍挂的方式，开发商的土地获取实行价高者得的原则。一般来说，土地地块的位置决定了土地价格。土地地块位置连带的舒适物越多、越配套，开发商就越想得到，围绕土地的竞争就越激烈，获取土地的价格就越高。开发商之所以愿意出高价获取这些土地，是因为富裕的购房者看重住宅所连带的集体舒适物，而富裕阶层的购买能力是比较强的。云南大理洱海的情人海被开发商填埋建豪华别墅，就是借助洱海这个集体舒适物来增加别墅的价值[2]。据大理中介的挂牌信息，大理普通商品房价格是4000多元／平方米，而在填埋情人海基础上建造的别墅售价达一万多元／平方米。
第二个层次是购房者的竞争。毋庸置疑，购房者都希望所购买的房子能连带优质而配套的集体舒适物。但是，由于住房所连带的集体舒适物越多与越配套，住房价格就越高，只有那些有能力出得起高价的人才能获得这些住房，从而变相地获得了对住宅所连带的集体舒适物的就近消费和摄取。于是，商品房价格成为获取住房所连带的集体舒适物的过滤器。由于商品房价格不仅仅由自身条件所决定，而且由所连带的集体舒适物所决定，后者增加了住房的价格水平（享乐价格）。因此，获得相对较高价格商品房的购房者，不但在私人消费领域胜出（获得优质商品房），而且同时在集体消费领域胜出（获得住房所连带的优质集体舒适物系统）。人们的地位阶梯不但与住房价格阶梯取得一致，而且与集体舒适物阶梯也取得一致。人们在经济地位上每上一个台阶，就有能力在支付能力上攀上更高的价格阶梯，支付更高档次的住房价格，并因此而同时获得住房所连带的更优质的集体舒适物系统。初次分配领域的社会不平等因而便延伸到再分配领域的不平等（集体舒适物属于再分配领域）。以广州江景房为例。2000年代初，广州市对珠江两岸进行了整治，建立了江边石栏和江边休闲带，珠江两岸商品房价格借助江景（集体舒适物）的优势而比非江景房高出了一大截。以位于珠江边的中山大学附近的两个楼盘二手房当前的挂牌价为例，中大北门的江景房（二手房）金海湾（2004年元旦开盘）的售价达每平方米三万多到四万元，而中大附近的非江景房（二手房）蓝色康园三期（位于金海湾后面，可望中大校园，2004年底开盘）价格是每平方米两万元左右（取决于楼层和朝向）。从住房可看到的景观来看，金海湾楼盘拥有珠江江景和中大校园等集体舒适物，而蓝色康园楼盘则只拥有中大校园这一集体舒适物，珠江江景被金海湾所遮挡。金海湾楼盘作为豪宅（200多到400多平方米），本身就有很高的舒适度，但珠江江景这一稀缺的集体舒适物无疑增加了它的售价，并成为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商品房。
四、个案研究：广州大学城与集体舒适物摄取的不公平
集体舒适物是一种集体消费品，属于再分配领域，理应奉行公正原则。但是，为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GDP指标的好看，地方政府在集体舒适物的配置上实行的常常是逆向再分配原则。集体舒适物通过商品房连带而更多地流向了富裕阶层，中低阶层则在集体舒适物的分配中被边缘化了。下面以广州大学城为例说明这一现象。
广州大学城位于广州近郊的小谷围岛，东邻长洲岛，西望洛溪岛，北望官洲岛、琶洲岛，南望新造镇的大谷围地区。全岛面积约为20.15平方公里。按照发展规划，广州大学城建设时序为首先建设小谷围岛，远期建设珠江对岸的南岸地区。2002年6月广州大学城开始拆迁工作。大学城第一期工程始于2003年1月，至2004年8月完成；第一期工程投资150多亿元，建成了面积达230万平方米的141栋现代化建筑、66公里的城市市政道路、120公里的校区道路、8.6平方公里的绿化工程的大学园区。同时完成了机电安装、煤气、有线电视、电讯、集中供暖工程、医院等项目建设；2004年5月底，二期建设开工。2004年9月初，首批近4万名学生进入广州大学城。2005年9月，又有6.8万名学生和一批教师进驻，广州大学城（小谷围岛）共入驻11万师生。目前，小谷围岛已聚集了包括高校师生、保留村村民和流动务工人员约15万人[15]。2007年6月，连接大学城与广州市区的地铁4号线开通。迄今为止，政府已经在广州大学城投资约300亿，基本完成了基础设施、教育、文化与体育设施、生活设施等集体舒适物的建设。
在建设大学城之前，小谷围岛只是由几个农业村落构成的岛屿，除了自然舒适物以外（珠江景观和自然环境），小谷围严重缺乏人造舒适物，如基础设施、交通设施和生活设施。政府的大手笔建设迅速改变了这种状况，人造舒适物在短时间建立起来，并形成相对较好的配套。在人造舒适物配套的情况下，自然舒适物的价值得到凸显，与人造舒适物一起，大大提升了大学城的舒适物系统的质量。很显然，这种由公共财政所建设的舒适物，属于集体舒适物。
从目前来看，摄取大学城的集体舒适物的主体主要是入住大学城的大学生、少量教师和四个保留村的村民。但这种状况正在被改变。由于大学城的自然舒适物和人文舒适物的有机结合，集体舒适物的配套水平优越，大学城成为优质居住地段。于是，从2009年开始，房地产开发商争相竞争大学城地块。大学城优质的集体舒适物系统，成为所开发的商品房所连带的资源，并构成楼盘的卖点。通过购买开发商所建设的商品房，购房者将获得连带的集体舒适物。于是，花费巨额公共财政所建设的集体舒适物系统，就将以商品房购买的方式而被购房者连带摄取。这种摄取不同于大学生，后者对集体舒适物只是流动性摄取，他们的摄取属于集体摄取（不具有排他性）；而购房者由于拥有商品房的产权，他们对住房所连带的集体舒适物则是永久性摄取，对于某些所连带的集体舒适物（如江景等自然舒适物）则是排他性摄取。
2010年1月，大学城首个商品房楼盘“方圆·大学时光”开盘，笔者曾亲自前往考察。据报道，大学时光开发商当初是以2000多元的楼面价而竞拍到地块的，但楼盘建成后开盘价上升到13000元。大学城的集体舒适物对该楼盘的提价效应明显。搜房网上一则对大学时光的推介，典型地说明了大学城集体舒适物对大学时光房产价格的助推作用：
价值篇：给你N个现在入住大学城的理由
大学城未来的发展将形成“学、研、产”一体化的城市创新基地，这里是高科技产业群和人才密集的尖端技术研发中心，将成为一个以高知人群聚集的城镇。
大学城整体绿化覆盖率高达55％，拥有广州任何区域无法比拟的生态环境，大学城被誉为“广州最绿的心”；除了白云山周边拥有相似的生态环境外，市内已经无法找到与大学城类似的环境，更远就要去到从化、花都以及清远才能享受到这样的自然生态环境。
大学城处于广州市城区南端，结合广州季候风（东南风）的特点，属于上风位，将不受城市空气污染。大学城4面环江，岛内绿化率极高，建筑密度低，有广州第二个“二沙岛”之称。并且，温洲生物岛的诞生，最大限度增加了大学城绿色生态肺部活力；同时，按照规划大学城片区内有3个湿地公园（拟作为绿色屏障），将有效保证大学城区域内生态的环境。
目前广州其他区域人口膨胀导致生活环境不断恶化、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而大学城仍还是一块臻稀人文净土，十大名校环抱，由于其独特的岛屿环境，虽然与番禺、琶洲、天河、黄埔等区域紧密连接，但却形成一个繁华深处的静谧桃源，这里单纯的居住人群结构、浓郁的文化氛围、安静的居住环境、无污染的生态环境都是居住生活的最优条件。
大学城楼面地价2009年最新成交高达9500元／m[2]，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知道，大学城板块的兴起及火热已初露锋芒；政府对大学城用地规划增加了多块住宅性质的举动，足可以证明政府对大学城片区居住和商业价值有促进的作用，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该区域的价值将会有质的提升[3]。
促使大学时光开盘价陡然上升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越秀城建集团于2009年在大学城的拿地价格。据报道，2009年12月10日，广州市国土和房屋管理局推出广州大学城5宗地块，广州本土国企开发商越秀城建地产以19亿元的总价席卷了上述全部地块，折合楼面均价超过9000元／平方米。大学城四面环江，推出的5宗地块中的三幅位于大学城中心区域的北侧，剩余两幅位于南侧，均可享受天然的江景资源。这5宗地块，楼面均价突破9000元／平方米，相比4000元／平方米的起始价溢价125％。此前，2009年7月份和9月份，广州国土房管局在大学城连续推出了4幅住宅用地，均被越秀城建悉数纳入囊中。加上此次5幅地块，越秀城建已拿下了9幅地块，成为大学城区域名副其实的“大地主”。越秀城建集团敢于高价拿地，显然对未来市场预期十分乐观。据专家估计，按照这种楼面价格拿地，将来的商品房售价会超过每平方米15000元。支撑越秀城建信念的是大学城这一集体舒适物系统[4]。同时，由于该集团对9宗土地的垄断，未来商品房价格变成了事实上的垄断价格。
以需要进入大学城的各高校普通教师说，每平方米15000多元的商品房价格超过了他们的支付能力。从理论上说，如果需要到大学城上课的老师能够买得起大学城的商品房，那么，这些商品房就发挥了最大的社会功能。理由有二：第一，大学老师入住大学城，增加了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他们上完课后不需要急着去赶回市区的班车。第二，减少了大学老师通勤的时间。但是，大学城商品房的昂贵的价格构成教师群体入住大学城的价格屏障。高价的商品房只能让富人入住大学城。由于普通教师无力购买商品房，同时，也由于政府未能在大学城提供足够数量的公租房，他们依然需要在市区和大学城之间来回奔波。
开发商显然把公共财政所建设的大学城这一集体舒适物变成了商品房的卖点。政府把有限的土地卖给开发商，而不是用来建设公租房，显然是出于“以地生财”（通过土地拍卖来增加预算外地方财政收入）的目的。花费巨额公共财政所建设的集体舒适物，被这种土地出让模式和商品房的连带摄取方式而转移到富裕阶层和投资商那里。尽管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表示，未来将在大学城的四个保留村建万套教师公寓，但从迄今为止的地方政府的行为看，他们对高价卖地给开发商以获取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大大高于建设教师公寓的积极性（迄今还未开始）。按照规划，大学城一共规划了15块住宅用地，目前已经有11块卖给了开发商，以致在广州2010年4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呼吁政府暂停继续高价卖地[5]。通过高价卖地给开发商建设商品房，集体舒适物便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商品房连带摄取）让富裕阶层所瓜分。因此，大学城这种土地出让方式使得大学城的集体舒适物未能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它导致了集体舒适物配置上的事实上的社会不公平。而导致政府这一行为的根子，在于GDP导向的政绩观和土地财政。
五、结论
在中国各城市政府争相追求GDP、甚至不惜以牺牲生活质量（如：环境污染、破坏遗产）为代价来达到经济发展目的的背景下，城市舒适物的研究显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要转变中国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必须转变观念。而强调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建设，强调舒适物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就是一种新的城市发展观念。在现有的城市舒适物的供给中，地方政府在集体舒适物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对有限的集体舒适物实行了不公平的配置方式。例如，在住宅土地的出让方式中，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达成了利益的一致。地方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所建设的集体舒适物（如：地铁、园林景观）提升所出让的住宅土地的价值，增加地方GDP和财政收入，而开发商则借助集体舒适物而高价获取土地，购房者则通过购买商品房而连带摄取集体舒适物（如：江景房）。
要改变城市集体舒适物配置的不公平现象，就要改变集体舒适物的配置政策。例如，在市区，舒适物的配置应该强调集体摄取优先而不是私人摄取优先。以市区的江景为例，沿江两岸应该多建具有集体可人性的商业设施，如咖啡馆、餐馆、酒店、果汁巴、休闲空地等，让大众分享江景这一集体舒适物。但中国许多城市却逆此而为，在市区紧靠江边、湖边地带建大量商品房住宅，让少部分人通过商品房购买而垄断了江景这一公共资源。中国城市的空间资源配置的不公平现象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迫切需要大力扭转。
［收稿日期］2009-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