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术规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12)10-0072-007
学术规范是学术活动的依据，凡从事学术之业、身为学者之人，均应当严格持守。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学者，同样如此。围绕学术规范这个主题，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实际，我们在这里集中探讨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强调学术规范？应当遵守哪些学术规范？应当如何遵守学术规范？
一、为什么要强调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是在学术研究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学术规范意识，也是在学术研究的进程中逐渐强化的。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学术规范有了比较普遍的自觉关注。进入20世纪90年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基本上都进行了大大小小、深浅不等的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时至今日，学术规范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对于当今社会如此关注的、因学术与学者而起的焦点问题，每一个学术的从业者都应当形成更加明确而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学术规范之所以如此广受关注，除了前面提及的社会原因等之外，还在于，学术规范是学术发展的基石，是学术活动的准则、规矩和基本要求，是一切学术活动的生命线，对于学术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学术规范是学术活动的要件
作为“要件”，学术规范构成为学术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判断一种活动是不是学术活动的重要依据。学术活动是学者的活动，但并非学者的一切活动都是学术活动。判断学者的活动是不是学术研究活动，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有没有遵守学术规范。日常生活中，我们判断一项活动的性质时，很多时候便是依据其所遵循的规则进行判断。比如关于“艺术”，人们经常讲艺术是“带着镣铐的舞蹈”——这里讲的“镣铐”便是规则，便是构成为艺术活动的“要件”。“学术活动”只有遵守学术规范，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学术活动，这个活动产生的成果才是学术成果。
2.学术规范是研究过程的规则
学术规范是对如何开展学术活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回答，是对学术活动经验的总结，是学术活动规律的具体化。强调学术规则是学术活动的章法、语法，其意也正在强调学术规范是学术活动的开展应当遵循的基准。学术活动是探求真理的过程。在指向真理的复杂进程当中，我们怎样才能少走弯路？怎样才能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以最有效的方式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要对这些问题做出比较完满的回答，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对学术规范的遵循。
3.学术规范是学术交流的基础
学术交流推进着学术繁荣，而学术规范则为学术交流创造了前提条件，关系到学术交流能否顺利展开。学术规范是学术的语法，它规定了基本的学术话语体系，规范着学术见解的呈现方式，使得今人与今人之间的学术交流、今人与古人之间的学术承传以及学科间、国与国间的学术对话与理解成为可能。概言之，学术规范的共同遵循，使得学术活动中的人际对话、代际对话、科际对话、国际对话得以实现。学术规范还关系到学术交流在何种层面上展开，关系到学术交流的质量。如，学术规范要求学术活动的展开要奠定在对该问题已有学术成果准确清晰了解的基础之上。如果不遵循这样的规范，交流时对已有成果一概不知或知之不深，从一些基本的常识性问题起发问，这种交流，要么是低水平重复，要么没有对话的基础，不可能成为高质量的学术交流。相反，如果参与交流的各个方面都对学术规范有一种非常精准的把握，都是有备而来，都对有关学术资料做了详细的梳理、仔细的辨别，亦即基于学术规范做了充足的准备之后，学术交流便会更深入、更有成效，而不会从常识的答问开始，从基本共识的达成开始。总之，学术规范是学术交流的基础，有这个基础，学术交流才能高质量地展开。
4.学术规范是学术创新的前提
创新是科学的本质。但同样需要认识到的是，没有学术规范，就没有规范的学术；不规范的学术，不可能担负起创新的重任。学术自由是学者的理想和追求，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条件。但是，任何自由都和制约、规则相伴生；没有规则、没有制约，也就没有自由。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之间也不是对立的。学术规范揭示的是学术活动中的必然之理，只有依循这些必然之理我们的学术研究才可能真正意义上进入自由之境。就此而言，学术规范也是学术自由的疆界，是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
5.学术规范是学术训练的要务
每一个准备进入学界的、准备开始学术生涯的人，准备或立志将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的人，所应接受学术训练的重要内容便是学术规范的训练。学术规范的训练决定着一个学者能否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迈出稳健有力的步伐。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唐纳德·肯尼迪曾在其著作《学术责任》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就为学术生涯做准备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比高尚的学术行为更为重要的了”。[2]高尚的学术行为，首先即遵守学术规范的学术行为。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也曾指出：学术研究范式“主要是为以后将参与实践而成为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学生准备的。因为他将要加入的共同体，其成员都是从相同的模型中学到这一学科领域的基础的”。其所谓的研究范式，也包括了应当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3](P9-10)“每一代新的科学家都从中学会如何从事这一行业。”[3](P1)
总之，学术规范是学术发展的基石，是学术发展的生命线。把握住这个生命线，学者的学术生涯才会更辉煌，才可能产出理想的学术成果。这就是学术规范的意义所在。
二、应遵守哪些学术规范
对于学术规范，人们有不同的分类概括。我们拟探讨的规范包括：话语规范、选题规范、研读规范、方法规范、论证规范、行文规范、署名规范、引文规范和道德规范。
1.话语规范
这里的“话语”，指基本的学术概念、范畴、术语。这是一个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基础，也是任何一项具体学术研究过程的基础。术语的创新，往往标志着学术的创新发展。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曾这样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4](P32-33)在这一序言中，恩格斯也从术语革命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中所取得的新成果及其创新意义。
那么，我们要遵守哪些话语规范呢？首先，要熟悉本学科、本学术领域的术语。术语的革命标志着学术创新发展的状况，术语的运用也标识着一个学者基本的学术背景、学科归属。每位研究者，都要熟悉本学科领域的基本话语，要熟悉本学科领域中的“学术普通话”、“学术通用语”。其次，在同一研究中，同一术语，其内涵应当极为明确且一以贯之。要避免同一术语在同一研究成果中内涵不明、界定矛盾、意义不一等情况。第三，字面相同的学术术语，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其内涵也可能是不一样的，要仔细辨明，准确使用。例如“意识形态”、“价值”、“软实力”等。第四，在学术对话中，要了解对方所用术语的确切含义，不要望文生义，不要各说各话。
2.选题规范
不少人认为选题就是“选择题目”。其实，选题的真正含义更应理解为“选择问题”。选择问题是选题的基本规范。
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创新的前提，不提出问题就不可能解答问题，更不可能实现创新。古今中外很多学者谈到学术发展和问题之间的关系时，都多有精辟论述。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甚至主张“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认为所谓的科学理论，“就是解决一个与发现一种解释有关或有联系的问题。”[5](P317)学术史上，任何有重要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都包含着对问题的新发现或新解。“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呢？”[6](P271)恩格斯认为，答案就在于马克思“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6](P273)正是以问题为起点，马克思“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从而确立了“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确定了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并做到了“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即“极其详尽地叙述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作出了其他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工作即“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6](P273)“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6](P273-274)“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6](P274)
问题的选择，要体现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成果即重大的理论成果。从学术史来看，大凡学术繁荣昌盛之期，皆为学者们能够直面重大现实问题自由探索之时。梁启超以春秋末期到战国为中国历史上学术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原因与标志之一也正在于此。[1](P14)中国素有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用现在话来讲，就是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的学术追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极其之多。不勇于面对重大的现实问题，无法担负起学科建设的神圣使命。
在对问题的关注中，我们应当关注“新”问题、切准“真”问题、聚集“大”问题、重话“老”问题。一是“关注新问题”。在空前的社会变革中，新问题层出不穷。列宁曾经指出，在“异常剧烈的变化”面前，人们“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的趋向。”[7](P160)当代中国同样如此。一系列的新问题，都可以也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二是“切准真问题”。我们选择的问题应当是真的，是深刻的、复杂的，是反复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是值得我们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反复与系统研究的。三是“聚焦大问题”。这里的“大问题”，指关键性的和基础性的问题。越是关键性、基础性的问题，它的意义越大，这是“聚焦大问题”的真正涵义。四是“重话老问题”。老问题在新的情况下会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我们借助观察问题的新视角、新工具和新方法，在对老问题的重新审视中，也可以看出新的景象，得出新的结论。
当然，选题时还应考虑的是，要选择本学科视野中的问题。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以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为例。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0》中，我们曾专门发布研究报告，对2000年至2009年10年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整体的研究分析，结果发现，在此间答辩通过的306篇博士学位论文中，有约31%(96篇)的论文明显地可以归诸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范围，以至于如果不注明专业名称和研究方向，根本分不清究竟是哪个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本学科研究方向的设置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09》中曾发布有关调查报告，依据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9年博士生招生目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已经发展到将近70家的当前，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的问题，仍然没有基本统一的持守。在当年博士生招生方向中，至少有20个研究方向明显地跨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边界。[8]从学术规范的角度而言，这些问题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培养问题意识，一要深入实践，二要勤于积累。“积累是产生学科的‘问题’意识，提出学科研究‘问题’的基础。在研究中，我们往往为找不到或找不准研究的问题而苦恼，其实这正是理论上积累不足，经验上缺少发现的表现，实践告诉我们，研究的问题，是理论积累和经验发现碰撞的产物，忽视其中哪一方面，都无法找出研究社会的‘真问题’。”[9]其间的道理也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讲的那样：“没有问题就没有知识，但是没有知识也就没有问题。这意味着知识始于知识与无知间的张力：没有知识就没有问题——没有无知就没有问题。”[10](P97)
3.研读规范
学术研究的过程，离不开对思想资料的研读。资料的研读过程，也需遵循相应的规范。恩格斯在1859年8月撰写的书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写道：“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1](P598)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其实也揭示了研读资料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规范——“大量的”，即遍览资料；“批判地审查过”，即辨别资料；“充分地掌握资料”，即真正地消化资料。
遍览资料，即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遍览与自己研究主题相关的所有资料。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6](P111)这是马克思对研究过程规范与规律的概括，也贯穿马克思自己的所有研究过程——无论是置身怎样的研究处境之中。1858年5月31日，马克思于伦敦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当我不在时，伦敦出版了麦克拉伦的一本关于全部通货史的著作；就《经济学家》的摘引看来，这是一本第一流的书。图书馆还没有，这些东西总是在出版了几个月以后才会到那里。但是，在完成我的论述之前，我当然应当把这本书看一遍。因此，我让妻子到西蒂区找出版商。但使我们吃惊的是，书价竟达九先令六便士，比我们整个‘军费’金库所存还要多。因此我很希望你能把这笔钱用邮局汇票给我。也许这本书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由于《经济学家》的推荐和我自己读了这些摘引，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12](P316)
这种“理论良心”是一切真正的学术研究都需要具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良心”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在1868年3月初撰写的《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中这样写道：“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6](P589)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达至“山巅”，重要原因之一正在于他将自己的研究奠立在对相关研究成果详尽掌握的基础之上。
这种精神，对研究资料尽可能全面掌握的这种治学规范，贯穿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全过程。《资本论》第1卷定稿于1867年3月，4月交给出版商，9月正式出版。在定稿到正式出版之间的几个月中，马克思仍然在不断地对书稿进行修改和补充，以至于把截止到1867年8月12日的最新经济资料都补充到了书中。[13](P33)列宁在这方面也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从1915年起，列宁开始集中研究帝国主义问题。他从148本书籍(德文书106本，法文书23本，英文书17本和俄文译本两本)和刊登在49种不同的期刊(德文34种，法文7种，英文8种)上的232篇文章(德文206篇，法文13篇，英文13篇)中作了共约50个印张的摘录、提要、笔记等。[14](P872-873)正是这种充分的资料准备和研究，为其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成就了这部被视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列宁阶段主要标志的名篇力著。
遍览资料要求的是开阔的视野广泛搜求与吸取，而不只是看本学科的成果，不只是依据期刊网进行关键词搜索。恩格斯曾这样谈及自己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所得到的收获：“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15](P683-684)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一定要以开阔的视野观察思考问题，发现、分析一切有关的研究资料和素材。
辨别资料，即对海量的资料进行辨别。辨别资料的过程就是对思想、信息、知识进行“蒸馏提纯”的过程。这项工作越细致，我们所取得成果的质量就越能够经得起检验，“这蒸馏提纯越是彻底，制成品的纯净度越高。”[16](P67)我们要辨别所搜集到的资料是正面的资料还是反面的资料，是原创的资料还是模仿的资料，是充分的资料还是残缺的资料，是深刻的资料还是肤浅的资料，是可靠的资料还是有待验证的资料，是权威的资料还是普通的资料，是典型的资料还是一般的资料。有了对资料的如此类分析，哪些资料能够进入、运用到我们的研究成果中，哪些应当抛弃，这个分寸就会把握得非常好了。辨别资料的过程中，要避免“只选取那些能够佐证自己的先验假设的资料，而有意忽视那些不利于证明自己的先验假设的资料”，“要尽量通过不同资料的相互印证来进行甄别；对前人通过调查获得的实证数据，要注意其获取数据的手段是否科学，其获取数据的社会背景与本选题社会背景之间是否存在较大差异”。[17](P18-19)
“消化资料”的过程，即将资料转化为自己“掌握了的东西”的过程。读书就像在知识的海洋里游泳，既要潜得下去，也要浮得上来，潜得下去就是要遍览，浮得上来就是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消化吸收。美国作家爱默生讲：“书籍使用得当时，它是最好的东西。将它滥用时候，则变成最坏的东西。怎样才叫作使用得当呢？那使用所有手段才可以达到的唯一目标究竟又是什么呢？它无非是要给人以启发。我宁可不读书，也不愿意任由书的引力把我拖出自己的轨道，以至于我从一个宇宙变成一颗卫星。世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活跃的心灵。”[16](P68)爱默生此论的鲜明用意，正是要提醒读书人应当带着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考去读书，要能够将书籍转化为真正“为我所有”、“为我所用”的东西。
4.方法规范
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我们能够取得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关系密切；方法创新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枢纽。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谓“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称研究工作中“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18](P49)梁启超甚至将西方近代以来文明进步的原动力追溯到培根，归功于培根归纳法的提出与应用。[1](P92)方法创新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意味着，对一项研究成果，理解其研究方法，往往也是理解其成果内容的重要切入点。正因如此，马克思在邀请恩格斯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撰写书评时，特别提出书评应当“谈一下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12](P442)在自己为《资本论》法文版撰写的《序言和跋》中，马克思同样表达了他对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别关注，以及对其方法的理解和对其著作内容理解之间内在联系的关注。[4](P24-27)
在遵循研究方法的规范方面，应当注意的是：其一，要有“方法意识”和“方法自觉”，切忌“无法而战”，也要避免随意杜撰所谓的研究方法。其二，要会“选方法”，要根据自己的选题选择运用最合适的研究方法。其三，要真正“用方法”，不能把研究方法像标签一样贴在那里。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一信中曾经严肃地批评过“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将“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15](P691-692)的现象。这一现象在当前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中，也还有不少存在；在对其他研究方法的使用中，此类贴标签的现象也同样多有存在。此类现象，均应避免。
5.论证规范
论证的生命力在其科学性。科学论证的对立面是非科学的论证。非科学的论证有哪些？有学者归纳为四类，即惯常法(此法诉诸习惯，传统以及先入为主的印象或观念，认为过去总是或曾经如此的事情，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权威法(此法诉诸权威——个人、团体或典籍，认为某方面的权威所说的事情，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直觉法(此法诉诸直觉，认为不可否认的自明之理或事，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和推理法(此法强调推理或推论的可靠性，认为只要推理或推论是对的，所得的结论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19](P70-71)陶德麟教授也曾撰文批评过一些不正确的论证方式。如，他指出：“写论文决不排斥作者的感情，充满激情的作品常常更能掌握读者。但论文是不能靠感情做支柱的。‘理直气壮’是对的，但‘气壮’未必‘理直’。一篇论文即使写得气壮山河，但如果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一驳就倒，也还是没有力量。有的同志喜欢在论文里写上许多‘毋庸置疑’、‘我坚决相信’、‘这是无可辩驳的’之类的话，以为这样就能增加文章的力量，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另一种毛病是以引证代替论证。……有的论文提出某个论点时，除了引权威人士的语录为‘证’之外，自己并没有独立的论证，这就显得无力。从逻辑上说，这就是犯了‘以权威为据’的错误。”[20](P964-965)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遵循论证规范、增强论证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6.行文规范
行文规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俗易懂”。只有通俗易懂，才有助于研究成果的传播、接受与应用转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通俗易懂地表述自己的研究成果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便曾坦言：“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6](P99)在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撰写的跋中，马克思还曾专门引用同其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等刊发的对《资本论》的有关评论来回击德国庸俗经济学空谈家们对其著作文体和叙述方法的指责，[6](P108-109)借此再次申明其著作在叙述方面对“通俗易懂”的看重和追求。
行文规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文简意丰”，文字要尽可能简洁，但表达的内容要尽可能丰富，“应该力争以较小的篇幅容纳较丰富的思想，注意文字的‘经济’”[20](P968)。在行文中，还要尽可能做到文字优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总之，在行文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避免生涩，也应避免粗陋。
7.署名规范
在研究成果的署名方面，基本规范即合作成果一定要承认合作贡献，根据对成果贡献的大小确定署名次序。既不可侵吞合作者的实质性贡献，也要避免出于各种动机的赠送署名。署名不只是表明了署名者对成果的贡献，实质上也表明了署名者将承担成果发表后的相应责任。
8.引用规范
引用的意义表现在多个方面，如支撑自己的论证、表明自己研究的学术方位、利于学术评价、提供验证的依据、方便读者研习、防止抄袭失误，等等。恩格斯1883年11月7日撰写的《资本论》第1卷第3版序言写道：“最后，我说几句关于马克思的不大为人们了解的引证方法。在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国蓝皮书)自然是作为简单的例证。而在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学见解在科学史上具有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至于这种见解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成为历史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来确定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4](P30)在三年后为《资本论》第1卷撰写的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次谈到《资本论》中的引用问题：“关于作者的引证方法，不妨说几句。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做证实文中提出的论断的文献上的证据。但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表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而不管这种论点是否为马克思所承认，或者是否具行普遍意义。因此，这些引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并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4](P33)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不仅准确地向人们介绍了《资本论》中的引证方法，而且也深刻地阐明了引用在科学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引用的基本规范可以概括为：有择而引，引而有度；用而必引，凡引必用；引而必注，凡注必实。
“有择而引”。既然引文是反映自己研究所处学术方位、标明自己研究的学术高度的，那么，哪些该引，哪些必引，哪些不引，就必须仔细推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之所以很少引证德国经济学家的言论，正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当时德国的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4](P31)在1867年6月2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还专门讲到了自己在《资本论》的一条注释中提到分子说时没有提到威·霍夫曼的原因即在于“他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发现，只是给这个学说增添了一点色彩，而提到洛朗、热拉尔和维尔茨，后者是这一学说的真正创始人”。[21](P264)这些都是“有择而引”的典型案例。当下的研究中，不择而引的现象很多。原因在于心中没有一张清晰的学术地图。要弄清，在学术的版图中，哪里是高山，哪里是沟壑；在哪个地方，富集哪种资源；一种学术资源，哪里的品质最好。
“引而有度”，即引用不能过度。“用而必引”，指只要使用了非自己原创的内容，就必须标注为引用，用而不引就是抄袭。“凡引必用”，即引的一定是对我们有用的，也是在我们研究过程中真实使用的。“引而必注”，凡是我们加了引号的东西必须标出注释。
引用中还要坚持“凡注必实”。凡是注释的东西，应当是真实、确当的。在为《资本论》第1卷第4版撰写的序言中，恩格斯扼要介绍了《资本论》英文版及第4版出版过程中对引文的核对工作，并不惜笔墨地讲述了由于马克思著作中一条引文的准确性问题而引起的一场持续20年之久、“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的论战。[4](P44)为了揭露一些人利用所谓的引文问题而对马克思的诽谤，恩格斯专门于1891年出版了《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一著。从这些史实中，我们足可体会到看似简单的引用问题对于一个学者的严谨性、对于一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9.道德规范
学术研究必须严谨诚实。爱因斯坦曾经指出：“大多数人说，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22](P18)人们经常颂扬一些大师级人物治学与为人的统一。这里的“为人”，自然包括大师们在整个治学过程中所体现的人格、学术道德和学术风范。马克思多次强调自己的研究“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楚问题”，[6](P31)“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6](P35)恩格斯也介绍马克思在制定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在他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以前，他坚决拒绝发表关于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15](P722)这些言论和事实，无不向我们展现了马克思严谨诚实的科学精神。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一些研究者伪造数据、仿冒签名、虚报职称、急于发表尚不成熟的研究成果等，都是有欠严谨诚实的表现。
学术研究当以质量为先，深思、勤写、慎发。学术研究还当勇于创新。每一位学者都担负着推进创新的责任，这种责任也是需要青年学者勇于担当的。爱默生曾讲：“谦和温顺的青年在图书馆里长大，确信他们的责任是去接受西赛罗、洛克、培根早已阐发的观点。同时却忘记一点：当西赛罗、洛克与培根写作这些著作时，本身也不过是些图书馆里的年轻人。”[16](P67)每位青年学者都既要虚心地吸收大师们的研究成就，也要立下成就为大师的志向，以巨大的学术勇气探索新知，推动学术的创新发展。
在遵循学术规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知而行之，在形成对学术规范清晰认知的基础上，将这些规范要求真正贯穿到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之中；严于律己，严格按照这些学术规范来要求自己的学术行为，一如有的学者概括的那样：虐待自己，厚待同行，善待前人；由形及神，在遵循技术性规范要求的基础上，进入对学术精神的持守、对高远学术境遇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