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崇与效忠：日本右翼的天皇观论析
吴 限
摘 要： 近代以来对天皇的神化，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天皇也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尊崇和效忠的绝对权威。右翼天皇观的确立即源于自身根深蒂固的尊皇理念、武士道精神和浓厚的军国主义情节，也是确立自我认同，维系自身存在的现实选择。天皇观在右翼思想构造中或显或隐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即强调右翼在理念上与其保持高度一致，又规制右翼行动以维护天皇利益为旨归。天皇观作为一面精神旗帜和终极利益诉求在战前指导了右翼势力从事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活动，在战后又成为右翼势力意图修改和平宪法、推翻雅尔塔体系和扩充军备，甚至恢复天皇专制的逻辑前提和理论依据，对右翼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日本右翼 天皇观 军国主义 象征天皇制
2019年5月1日，皇太子德仁亲王继位日本新天皇，在位30年的明仁天皇正式退位， “平成时代”随之落幕，日本皇室开启“令和”新时代。
纵观世界政治史，日本天皇制无疑是现存历史最为久远又独一无二的政治制度，对日本方方面面的影响亦深刻持久。天皇之于日本，无论是战前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是战后的象征天皇，一直备受国民崇敬。其中，作为日本政治舞台上极具影响力的日本右翼势力(1) 关于日本右翼势力并无统一概念，一般指顽固守持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思想理念或有此思想倾向的团体或组织。根据其所处时代和自身发展阶段的不同，其核心思想和主要行动表现为：宣扬“日本神国论”，主张大和民族种族优秀；基于皇国史观维护天皇地位并绝对效忠之；反对“雅尔塔体系”确立的战后国际和平秩序，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主张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日本的军事大国化等。 更是以“天皇观”为核心，在思想和行动上对其绝对尊崇和效忠。
一、神国思想与天皇神性构成右翼天皇观的思想基础
历史上，日本天皇一直自诩为神的后代，作为“现人神”万世一系统治日本。天皇崇高地位与其神性的确立不是历史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根源于日本传统文化的塑造和宣扬，这是一场典型的“造神运动”。其中，被誉为日本国史巨著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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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书主要从神国思想与天皇神性化两个层面建构具有内在推演关系的所谓日本是神国、天皇及其皇室是神祇后裔的历史逻辑。如《古事记》描述日本诞生的由来称，天地混沌初始，上界的一对夫妇神伊邪那歧命与伊邪那美命奉众神之命前来固定日本国土，后生育了名为“四国”“隐岐国”“筑紫岛”“九州”“对马岛”“壹伎岛”“佐度岛”“本州岛”等八个子女，即构成日本国土主要部分的“大八岛国”。由此完成日本国乃由神所生即日本是神国的“创世说”。《日本书记》大抵采取了相同言说方式，将日本描绘成神之国度。在逻辑上，神国创世说的完成为之后描述日本皇室来历做了铺垫，使皇室的神性说有了国土这个实体依托。
上述两书在描述日本皇室来历时皆把上界高天原的主神天照大神奉为崇高无比的日本的祖神，称天照大神神谕苇原中国为吾统治之国，应由众神统治之，最后天照大神让其孙迩迩艺命下界去统治日本(2) 〔日〕万安侣：《古事记》(第二卷)，邹友恒、吕元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并赐予八尺勾玉、八咫镜和草雉剑，此三种神器亦成为日本天皇正统与万世一系的重要象征。
之后，天孙迩迩艺命的儿子火远理命和孙子草茸不合命相继诞生。日本初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为草茸不合命之子神倭伊波礼毗古命。从伊邪那岐命到神武天皇的神代谱系就此完成。按照《古事记》中有关皇室谱系的说法，“神武天皇”便是统治“葦原国”的天照大神之孙(简称天孙)的直系后代，所以，日本史书也把天孙下界来统治日本称为“天孙降临”。这个杜撰出来的神话其目的在于，不仅使“天照大神成为整个日本民族共同的氏神、祖神，同时也被奉为日本国家的肇国之神，众神皆为“天照大神的血脉”(3) 〔日〕谷省吾：『神道原論』、皇学館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90頁。 ，由此确立日本皇室万世一系的神代谱系的开端。
到了推古女王时期，皇室又对皇统谱系做了重新梳理，将公元前606年作为日本第一代天皇的即位之年(4) 〔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1页。 ，皇统谱由此向上又增加了9代天皇(5) 〔日〕万安侣：《古事记》(第二卷)，邹友恒、吕元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新的皇统谱最大特点是完整承续了神代谱系，皇室的权威由此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个神化过程围绕天皇展开，并将整个国家和国民、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等全部嵌入其中，形成世俗与神化高度契合的皇道世界。日本的神国创世与天皇神裔说皆为神话传说，从民俗学意义上讲，这种神话传说固然对一个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乃至自豪感有其重要意义，但神话并非历史，日本有意将神话与现实进行嫁接和拼装，让神话披上历史的外衣，将神国思想固化为一种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又成为培育国民的神国意识和民族归属感的有力武器。(6) 武寅：《天皇制的起源及结构特征》，《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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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视天皇为国之根本，把进行对外扩张的行动看做是增进天皇的福祉，把国内与天皇为敌，企图颠覆天皇制的政治势力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而成为“天诛”的对象。(22) 〔日〕猪野健治：『日本の右翼』、ちくま文庫2007年版、第57頁。 右翼的行为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天皇“万世一系”的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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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微观的视角看，日本传统文化对天皇神化的历史建构也为右翼天皇观的产生及确立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因子”和“思想养料”，成为推动右翼勃兴的重要思想动力。
二、右翼天皇观的理念与行动
战后右翼势力虽曾因日本战败和GHQ的严厉取缔而一度销声匿迹，但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的恢复阶段，60-70年代的发展阶段，80至90年代的充实阶段后，至今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随着自身体量的膨胀，战后右翼实力寻求历史正统性和意欲继承战前右翼思想的意志变得尤为强烈。尽管战后实施象征天皇制，但天皇观思想在战后右翼的思想谱系中仍占有重要位置。如在1954年东山再起的大东塾，高调宣扬“天皇护持”“皇室中心主义”等战前尊皇思想，企图恢复天皇的独裁统治；因对天皇不敬和在天皇战争责任问题上的“错误态度”，而制造刺杀中央公论社社长的“嶋中事件”、枪击长崎市长的“本岛事件”等(11) “嶋中事件”：1960年11月，《中央公论》发表了深沢七郎的小说《风流梦谭》。之后，极端右翼分子以书中有对天皇及其皇室“大不敬”之言论而刺杀中央公论社社长嶋中鹏二。“本岛事件”：1988年12月，长崎市长本岛发表了昭和天皇有战争责任的见解。此后的1990年1月，本岛市长遭到一名极端右翼暴徒枪击而受伤。 ，而枪击细川护熙首相的理由更荒唐，仅仅因为细川说“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再如在靖国神社门前持日章旗鼓噪的极右势力就常常打着“天皇万岁”等反动旗号，甚至连保守派政治家森喜朗也公然宣称日本是神国，首相安倍晋三更是率众阁僚对天皇“三呼万岁”。对此，有学者评论称，既有的右翼思想几乎都以天皇信仰的复活为最大特征。(12) 〔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2017年版、第108頁。
从日本右翼的以上言行不难看出，战后右翼继承了战前右翼尊崇天皇、热衷军国主义的思想理念。这些主张不仅与日本政坛上意欲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右倾保守主义势力的理念十分接近，而且更为新右翼势力的崛起奠定思想基础，确立政治诉求和运动方向。
每次来到这里，她家的灯都会亮着。我巡夜时看见这盏灯，心里立马就踏实了。灯是普通的照明灯，瓦数也不大，发着橘黄色的光。站到灯光里，如同大冬天站在了澡堂子里的淋浴喷头下，从头到脚都是暖乎乎的。不，这样说还不够准确。灯光里我整个身体从内到外都是温暖的，透亮的，幸福的。每一寸肌肤都是，每一个毛孔都是。我感觉自己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了。有时候我想，这时候地球要是停止转动就好了，我就永远幸福地温暖地生活在这个美妙的世界里了。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三岛由纪夫和他的“盾之会”。三岛由纪夫是日本著名作家，但被世人所熟知还因其极端的右翼活动。三岛深受尊皇思想的影响，是一个极端的天皇中心主义者。自少年时代就崇拜“二·二六事件”中发动政变的法西斯青年将校，并歌颂他们“纯正、无私、果敢、年轻，他们的死成为所有神话般英雄的原型……表露出勇士和英雄的形象”(17) 〔日〕保阪正康：『憂国の論理――三島由紀夫と楯の会事件』、講談社1980年版、第61頁。 。三岛主张复活天皇的统治，“否定天皇，则是日本文化的真正危机”，当务之急是把“天皇和军队用荣誉的链条连接起来”以抵御“议会制的民主主义破坏日本文化的连续性、全体性”(18) 〔日〕三島由紀夫：『文化防衛論』、『中央公論』1968年。 。为此，三岛专门成立宪法研究会，研究修宪问题，其中包括删除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要“将自卫队建立成国军”，规定“国军以护持天皇为中心的国体”“制定非常事态法，强化对非常事态的处理，赋予自卫队根据需要机动出击”权力(19) 〔日〕繁田千治编：『日本右翼の动向と现势』、公安資料協会1974年版、第302頁。 。这份修宪草案虽然是在1970年前后提出的，但其中删除宪法第九条，自卫队国军化，紧急事态处理等主张，与现在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推行的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大自卫队权限等政策有共通之处。为达目的，三岛于1969年组建“盾之会”，并于翌年策动自卫队发动军事政变。政变以失败告终后，三岛羞愤自杀。但其后以“一水会”为代表的新右翼势力则继承了三岛精神，继续推动日本修宪强军。
右翼宣扬的两大使命既是其称霸世界的旗帜，又构成其对外扩张的理论基础，并在行动上指引其积极充当日本政府对外扩张的鹰犬，参与侵占台湾、独霸朝鲜、分离满蒙进而侵略中国的军事行动。日本右翼的使命观将亚洲诸民族置于低于大和民族的劣等地位，是一种典型的种族歧视和极端民族主义，其认识论背后深刻反映出明治维新后实现富国强兵的日本急于征服中国成为亚洲霸主的野心。
如前文所述，天皇与国家是绝对统一的，因此，在战前日本右翼的话语系统里，“天皇观”与“国体观”也是同一的。国体本意指国家的性质，亦称国家的阶级本质，它体现了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但是在日本的场域却含有历史的、伦理的特殊含义，被作为主张天皇统治的正当性、优越性、特殊性的政治意涵而使用。国体无非“朕即国家”的另一种表述(10) 《教育敕语》将皇祖皇宗视为国体精华，意在强调天皇的绝对统治；1935年的“国体明征运动”和1937 年文部省出版的《国体的本意》，都意在宣扬“万世一系的天皇是日本万古不易的国体”。 ，即日本的国体就是天皇独裁专制，强调维护国体，就是要求全体国民敬戴皇室，对天皇绝对效忠。
日本右翼的思想和行动根本上受“天皇观”思想的支配和影响，并以维护天皇的利益为终极目的。“右翼思想的底盘是建立在日本的历史和传统之上，而‘天皇论’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1) 〔日〕天道是：『右翼運動100年の軌跡 : その抬頭·挫折·混迷』、立花書房1992年版、第14頁。 受此影响，右翼理论家北一辉提出日本的近代化与西方无关，是大和民族古来的“兴国精神”推动的结果。北一辉所说的“兴国精神”其内涵无非就是神创日本之后天皇奉祖神“天照大神”之命君临日本，实施独裁统治。在右翼看来，明治维新以及由此走向近代化之路并非得益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推动，完全是“大和民族兴国精神”这个内生力量催生的结果。具言之，明治政府成立后，天皇被以萨长藩为主的政治精英重新树立为最高权威，以填补幕府倒台后的政治权力真空。神权与世俗权力双双复归后的天皇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者以“五条誓文”为兴国之基，施行明治维新、富国强兵之策而使日本成功走上了近代化之路。北一辉的“兴国精神”论调实际上代表了整个右翼对日本近代化的片面理解。将日本实现近代化完全归功于天皇，以至于可以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和日本民众对历史的主要推动作用，充分表明日本右翼的天皇观具有“犬儒主义”政治观和唯心主义史观的双重属性。
付玉将一张照片丢地上，照片是前些日子，她和李叔和在海边乌桕树林里的合影，那天，他们碰上了老梅，老梅好像有事，只打了个招呼就匆匆离去。除了遇上老梅，他们没有遇上任何人。付玉跟老梅是老朋友，她做传销的时候，还有拉保险的时候，老梅都是她的客户，她和老梅是每个月都在一起吃上一顿饭的朋友。
天皇观在右翼思想理念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右翼思想与行动层面具体展开后呈现三重内涵，即：神国思想和种族优秀论来源于“神国创世说”；右翼“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的原胚卵生于天皇“万世一系说；“使命说”构成其侵略扩张的旗帜。
同时也应看到，在历史语境中，战后不是对战前历史的复制，战后右翼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与战前右翼大不相同，自身处在变化之中。从天皇观的视角看，战后右翼的变化根源于天皇与国体的分离，二者不再具有同一性。战后日本在国家层面上接受GHQ(主要由美国主导)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造后，国体、政体都发生了本质变化，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同时，《日本国宪法》又规定日本实行象征天皇制，天皇已无任何统治权力，只作为日本国家的象征负责外交礼仪等事务。因此，战后右翼在继承战前右翼思想的同时也不得不寻求新的政治目标和行动选择。其变化主要表现为：由国粹主义转向(极端)民族主义；极力反华、反共、防赤化和反工人运动；由热衷对外扩张转向热衷介入领土主权争端；反对YP体制(Y、P分别是雅尔塔和波茨坦的日语罗马拼写的首字母)，极力扩军修宪。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由热衷对外扩张转向热衷介入领土主权争端正是右翼势力不断非法登钓鱼岛宣示主权，掀起“购岛闹剧”而导致中日两国钓鱼岛危机的思想动因所在。还有通过暴力、恐怖主义的行为反华、反共、防赤化和反工人运动，这些活动除了导致中日关系波折不断之外，也加剧了一部分右翼势力向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暴力团体蜕变。有统计数据显示，从1954-1955年，因暴力行为被逮捕的右翼团体成员就达11539人，被起诉者3860人，免予起诉者1600余人(13) 〔日〕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現代評論社1977年版、第220頁。 。右翼偏向通过暴力野蛮方式向社会扩散影响力，向政府施压以彰显自我的存在，凸显了“没有暴力的右翼是没有意义的”(14) 〔日〕东山兼仁：『战后的右翼运动とテロ事件』(前编)，《治安ファーラム》2000年第5期。 。
其中的反对YP体制和极力扩军修宪已成为战后及当下右翼势力极力推进的政治目标。其动机无非是不满于国际社会对战败国日本的处理，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否定，根本目的是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为日本军事大国化铺路，而在极右翼势力看来，修改和平宪法则是复辟天皇独裁统治，实现日本帝国荣光的必由之路。如1952年7月成立的，作为战前右翼团体“东亚联盟”的继承者“东亚联盟同志会”在其纲领中标榜“自卫中立、政治独立，经济自立、亚洲解放”，主张“建设以民兵组织为主的新军备，坚决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日本，废除安保条约；修改宪法，回复民族的自立和独立；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是日本领土，必须收复，废除雅尔塔秘密协定；清除国民教育的殖民地性质，激发民族意识。”(15) 〔日〕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現代評論社1977年版，第186-187頁。 还有战前重要右翼团体“大日本生产党”在1954年的复党宣言中称“我党坚决排斥保守各党及社会、劳农、共产诸党的阶级偏见”“废除占领宪法、制定独立宪法”“确立政治、军事、经济的自卫力”。再如，战后右翼组织“全爱会议”在右翼理论家荒原朴水策划下炮制出一个和《明治宪法》类似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草案》。该草案宣称“我们需彻底抛弃主张主权在民、民主主义、放弃战争的现行日本国宪法，制定一部主权在君、家族主义、积极的世界和平主义和再军备的新宪法”。(16) 〔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2017年版、第110頁。
天皇观指导下的日本右翼在行动上凸显“维护纯洁之日本精神”“解放亚洲之有色人种”两大使命。即以极端的文化保护主义立场守护和弘扬日本精神的纯粹性，坚决抵制从观念到制度的全盘西化；大和民族天生种族优秀，必须要执“东洋之牛耳”，担负起与白种人(西方)对抗，解放亚洲诸国的崇高使命。
作为战前右翼组织源头的“玄洋社”与“黑龙会”，从成立之时就以神国思想为根据宣誓效忠天皇。玄洋社的纲领开宗明义宣称“敬戴皇室”(7) 〔日〕玄洋社社史编纂会:『玄洋社社史』、玄洋社社史编纂会1917年版、第225頁。 ，将尊崇天皇作为根本宗旨。黑龙会在其纲领中同样宣称“将致力于恢复肇国之宏旨，阐明东方文化之大道”，“发挥天皇主义之妙谛”以“巩固皇国之基础”(8) 〔日〕崛幸雄：『右翼词典』、岩波書店1990年版、第227頁。 ，并将天皇比喻为太阳，称“皇道犹如太阳之光，不仅照耀日本，同样也照耀西洋……”(9) 〔日〕内田良平研究会：『国士内田良平その思想と行動』、展転社2003年版、第404頁。 。总之，战前传承于玄洋社和黑龙会的诸多右翼团体都顽固继承了尊皇的思想传统。
当然，战后右翼也常打着“民主”“和平”“自由”的旗号，甚至在纲领和团体名称上也大肆标榜。但事实明证，右翼如此行事并非和平、民主的观念深入其心，不过是政治投机行为，借这些进步词汇来粉饰和掩盖自我的丑行，蛊惑民众而已，在其壮大后便会“脱下了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法衣，露出了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的铠甲”(20) 〔日〕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現代評論社1977年版、第199頁。 。
三、天皇观之于右翼的意义与影响
Pancreatic cancer (PC) is one of the most aggressive and devastating solid tumors, with less than 5% of patients still alive at 5 years[1]. Its poor prognosis is also due to the late diagnosis of PC and the absence of early detection tools or markers.
皇室谱系中记载的皇室承祚并非天皇个体间的传承，其背后彰显的是日本历史的“连绵性”。即日本的皇统、国体、国土和民族从古至今未曾改变。而“万世一系说”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将皇统与国运紧密捆绑，使二者成为同义语，天皇祖灵成为大和国魂。天皇的独裁专制由此获得天然的合法性，即“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从思想理念到政治实践，不仅天皇成为日本国民精神的支撑，天皇制也成为统合政治认同、贯彻国家意志和维系政治稳定所不可或缺的机制。
从右翼的思想构成看，天皇观对于右翼的意义还在于它是衍生和凝聚其他右翼思想的“催化剂”和“粘着剂”，以天皇观为核心，包括神国思想、使命观等其他右翼思想围绕其形成一种近似同心圆的环形结构，天皇观居于内核，神国思想次之，使命观则居于外层，并且三者内在建立一种逻辑关系。即神国思想把岛国日本说成是神创之国，推导出日本是神之国度，进而导引出神国日本万邦无有、大和民族优越无比。在“神国观”的基础上，把天皇系谱与神族系谱进行嫁接，杜撰出日本皇室一脉是神的后代，天皇自然具有神性，作为现人神万世一系统治日本。由于天皇至高无上，君临日本，施行绝对的天皇专制，所以天皇就是日本的代表，由此形成的国家意识即国体意识也就转换为天皇意识。国体意识与天皇观二者又以神国思想的存在为其成立的逻辑前提，并以神国思想中的天皇的神性属性为本质特征。
再制造是指：对处于寿命周期内的旧机械结构做分解和清洗，将其中的损伤部件进行修复和重新装配，并通过合理有效的试验手段验证，最后使再制造机械结构的性能和可靠性达到或者接近原制造精度的一种技术[1]。
这种思想结构形成并固化以后，神国思想与天皇观(国体意识)在右翼的对外行动论上又泛化为一种“使命观”，成为“使命观”存在的逻辑前提，而“使命观”所鼓动的“维护纯洁之日本精神”“开万里波涛”“效忠天皇”等极端思想不啻成为右翼服膺日本国家对外扩张战略，积极充当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急先锋和鼓手。而在战后右翼思想构成中天皇观经历了战后初期的压制和平民主思潮而被淡化，但它仍隐匿于右翼思想的深处，并以所谓的反“YP体制”“扩军修宪”等极端思想主张与行动而显现出来。
从政治权利结构看，当天皇居于权利金字塔的塔尖，其下的官僚臣民就要绝对服从和效忠，确立自己作为“天皇的臣民”与“天皇之间的隶属关系。”(23) 〔日〕鈴木正幸：『国民国家と天皇制』、校倉書房2000年版、第221頁。 由天皇专制确立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促使全体国民自觉服从、服务于天皇的领导，把个体的利益与天皇的福祉绝对地统一起来。可以说，只要打出“国体”的旗帜，几乎所有的党派团体在右翼的攻击面前，都要首先声明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与“国体”决不矛盾(24) 〔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未来社1983年版，第192頁。 。这种思想不仅弥漫于日本各个阶层，成为普遍价值认同和共同的行动规范，对其历史也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说，日本历史上的革命、运动或战争几乎都不会触及天皇本人，更不会推翻天皇制，相反无不打着天皇的旗号，以所谓的“清君侧”“增进天皇陛下福祉”之命而发动。天皇制的这种独特性甚至于迫使美军不得不以保留天皇制来诱使日本最后投降，以及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未追究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行，实施“象征天皇制”。
但应看到，日本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天皇独裁制度而极力向日本民众灌输天皇神性的洗脑政策既阻碍了进步思想的传播和普及，也异化了民众的理性认知，将其禁锢在充满神秘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封建思想体系里，甚至导致民众对战争的正义性的评判标准也发生了严重的扭曲——维护天皇陛下的利益是评判战争正义性的唯一标准。为了“扶翼皇运”，国民要时刻准备牺牲以尽忠心。其实，这是明治以来国家长期有意识对国民进行神国教育、国体宣传的结果，也是战前日本右翼虽然人数不多但民众基础十分广泛的原因所在。朱谦之认为对天皇尊崇的传统进行鼓吹，其实是反历史的反动思潮，也是日本现代法西斯运动的哲学根据。(25)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101页。 受此思想影响，日本举国以“一亿玉碎”的忠君之心服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并甘愿充当炮灰，终酿成兵燹之祸的同时，也留下惨痛的历史教训。
神国创世说、国家神国说以及天皇神性说为日本右翼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因子。右翼从诞生之初即已确立对天皇的绝对尊崇与效忠。当然，右翼天皇观的形成一方面是日本传统尊皇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而嵌入到其思想根部之故，另一方面也是右翼谋求自身发展壮大的现实需要。只有尊崇天皇才能获其庇佑，只有高举天皇的旗号，才能获得合法性和正义性，赢得更多民众和政治势力的支持。战前右翼自不待言，即便是身处实施象征天皇制的战后右翼势力，其思想与行动也强烈彰显继承战前右翼思想，顽固守持天皇观理念的特质。如右翼头目铃木善一遑称“被成为右翼的思想家们其最高的政治目标就是通过历代天皇的诏敕将日本民族的人生观、世界观一以贯之”(26) 〔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2017年版、第109頁。 。
此时此刻，徐艺正飞快下楼。他突然放慢了脚步，因为他听见楼下有人上来，他熟悉张仲平的脚步声，那不是他。而且，很显然，那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他急忙躲进一个房间，并偷偷地把手机调成震动。
无论战前还是战后，天皇在右翼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意义在于为其确立了政治目标和存在的根据。换言之，如果将天皇观从右翼的思想理念中剔除，不仅其组织会因失去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分崩离析，其思想也将变得混乱。实际上，当下的右翼势力正在趋于理论贫困和无思想化。回望历史，日本右翼通过天皇观把天皇独裁与自身对其尊崇与效忠融贯一起，在构建自我认同的同时又因顽固守持尊皇思想而最终走向历史的反面。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张 倩
DOI： 10.19498/j.cnki.dbyxk.2019.0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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