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对“人的本质”理解的不同，使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了根本性的分野。从马克思的早期文本，尤其是1843至1845年这个时期的文本而言，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向度，明显带有实践的意蕴和人本主义的关怀。这种哲学认识论的创新，使马克思在对“人的本质”理解中，既避免了受制于机械论的“空想社会主义”因果论的缺点，也避免了长期占据人类知识经验领域的“理念论”的形式理性的缺点。马克思如何实现从“抽象的人”向“现实个人”的回溯，应该可以从对人的异化状况的批判、对个人的主体性批判与对集体中的个人主体性的强调等方面展开思考。
关键词：人的本质；类别的存在；共同的存在；劳动；异化
早期马克思开始体系性的建立唯物主义学说，这个体系的基础是“实践”，实践的“主体”则是“人”，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概念作为关于实践主体的解释，是一场对从古希腊以来的关于“人”的特别是关于原子化、理念化、形式化的“人”的哲学思想的革命。从1883年开始，早期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概念开始形成，在这一革命性的过程中，初期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以“类的存在”和“共同的存在”等概念为中心进行了一番考察，这不仅明确了马克思的“人类本质”概念的内容，并且由此把初期马克思人类观的形成、发展和深化作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现实的个体”[1]18的理论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通过对其早期建构“人的本质”概念的过程的解读，可以把握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在历史逻辑和唯物主义人文观的社会历史必然性。
一、近代哲学的“人的本质”学说的缺陷
近代哲学理念论者的“人的本质”学说，或多或少带有着“神学”的影响，西方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从神学的、先验理性的、存在主义的诸多形而上学论证上来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将“人”还原到以经济学为中心的社会生活中来，是对于传统哲学原子化“人”的理论的批判，这一批判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人学观的革命。
沿着马克思提供的新的认识论途径，可以看到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实践”并非是作为一个一般用词出现的，这些“实践”可以具体的指“社会生活过程的总和”(后期作品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阶级斗争”等)。作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的对于世界的科学认识所建立起来的概念，“实践”最终成功地替代了近代“自我意识”的活动，成为“社会关系的统一”;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立场在此发生了根本改变，人从自我意识中解脱出来，人的客体的意识形态构造与直观的形式都成为了马克思批判的对象。
(一)原子化“人的本质”的缺陷
“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实践”是排除了形而上学结构的实践，是形而上学以外的社会的实践和社会生活。关于在近代市民社会中为何现实性的人类不得不成为利己的人这一点上，马克思从商业、交易和土地所有的自由化，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由中世纪历史传统的诸多身份、共同体造成的个人的解放与独立中来看待那些原因。关于市民社会的身份，马克思将其与中世纪历史传统的身份作对比，进行了如下阐述：前者并非如同后者那样“是作为一个共同体”来维持个体，他们是否仍保持那种身份，是依据于他的“一个外在规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那并不是他们劳动中所固有的，而是作为“由固有的规定组织的、与个人有着固定联系的、客体的共同体”[2]7-8，这与个体并无关联。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中每个人必须参与立法的社会契约论”的理论作为“原子式的抽象理论”[3]173来批判，认为那实际上只不过是“社会自身的原子化的存在方式”的反映。“个人现存的共同体、市民社会，皆由国家中分离出来，或者说，政治性的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一个抽象物，是必然产生的。”[2]97
因此，一方面，人类的形成状态在作为共同体的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类作为“每一个个体”存在。另一方面，作为这种现实的对立——社会的、类别的人类与个体之间的对立的结果，政治性国家作为市民社会的一种抽象表现，与市民社会相对立。如果是这样，那么站在现实性人类立场的马克思，无法像黑格尔那样，向君主制度寻求克服这种对立的途径。但问题是，在市民社会中，作为个体的现实的人类却能实现自己社会性本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全国最大的垦区之一，约占全国农垦面积的五分之一，根据兵团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兵团拥有农机总动力从2010年的369.33万kW发展到2015年的505.47万kW，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从2010年的36 819台发展到2015年的54 481台，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拥有量从2010年的70 872台到2015年的80 851台，发展趋势如图1和2所示。截至2015年，兵团耕作机械化程度为100%，播种机械化程度为99.8%，收获机械化程度为77%[2]，兵团农业机械化水平处于全国前列。从机械化程度来看，耕作机械在兵团应用最为广泛，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犁耕作业的机具以铧式犁为主。
据矿体地质特征，在黑云母花岗岩的凹凸部位、层间滑脱面及多组构造的交汇部位是成矿最为有利的异常地段。据此圈定深部物探找矿靶区3个(图5)。
马克思认为之前所有哲学的缺点是排除了社会经济生活，马克思本人的唯物论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确立的“人的本质”的优势就在于马克思一方面继承了关于从人的社会活动参与者方面来理解人的本质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超越原子化的“人的本质”的倾向，最终在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中清除了黑格尔派的个人原子化残余。
(二)旧唯物主义“人的本质”的缺陷
对于“旧唯物主义”的“人的本质”，马克思同样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旧唯物主义”呈现了“材料主义”的倾向。人类作为现实的主体而存在，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最基本的“人的本质”的逻辑蕴含于人的终极生存目的之中。作为观念论的补充物的“材料主义”毋宁说是另外一种观念主义。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回避了18世纪的“旧唯物主义”的危险。
费尔巴哈曾这样写到：“人类的本质只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的共同体之中。”[4]77虽是如此，但是这个“共同”并没有体现在其实在的关系、对象的存在方式上，而只是停留在人类内部的本质(欲望、爱、心情等)中。与之相反，马克思将这种“共同”理解为表示人类具体社会关系的“社会”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他将费尔巴哈的“共同”理解为作为通过协同劳动与生产物的交换而联结起来的人类社会关系的现实存在的“共同体”。因此实际上，在马克思寄给费尔巴哈的信中(1844年8月11日)将他所说的“人与人的统一”解释为，“从抽象的天堂坠落于现实土地之上的人类(Menschengattung)的概念”“社会的概念”。这样，马克思克服了费尔巴哈人类学中模糊的“对象性”的概念，在费尔巴哈的“人类情感”的人类学规定上，马克思又加上了“类存在物”[2]274。
(三)理念论“人的本质”的缺陷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被异化的劳动”中，他从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出发，论证了人的“生产活动”的存在，这一人类存在的基本属性不仅与人的“共同的存在”、人的“类别的存在”具有同构性，还存在着交错的互动关系，其中人的“生产活动的存在”是人的“共同存在”与“类别的存在”的社会历史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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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马克思也在以下两点上展开了批判。一方面，在黑格尔理论中现实的人类被舍弃，与自我意识同等放置。另一方面，黑格尔知道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性的劳动，因此即使自我意识将对象外部化，也仅仅只是将“自我意识是对象性的存在”作为外部化的事物。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外化与将对象性再次作为自我，外化没有丝毫否定的意义。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积极的一面。
与这种作为自我意识的“人的本质”相对，马克思举出“站在坚固的大地上，呼吸着各种自然的力量，有着现实身体的人类”这样的概念。这样的人类是“自然的存在”，而且是“活生生的自然存在”，具备各种资质和能力以及冲动的“自然力量”和“生产力”。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身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将使他产生冲动的各种对象作为独立于他的对象具有的“一种受苦的、被附加了条件的、被限制的存在”[2]272-273。但是，人类不仅仅是这种被动的“自然存在”。“人类的自然存在，即对于自身来说的存在，产生出了类别的存在”，因此，将自然诸对象加工成为人类的诸对象甚至于将不适合人类本质的自然，加工成为适合人类本质的事物，这就是人类的“行为、历史”[2]272。但是人类在活动中将一种现实性的“类别存在”等同于“人类本质”展示出来，这是只有当人类暂时在异化之下通过生产出作为“资质、能力”的“类别的力量”[2]272时才有可能展示出来。
二、唯物主义的“人的本质”的构成
(一)人的“共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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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对人类的认识，首先应对指出的就是马克思依据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批判的方法：将理念主体化。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把人类作为谓语、时态的承担者去认识的方法，站在了把人类作为现实的主体而存在的“现实的人类”立场。黑格尔通过把“人格性”作为主语而把“人格”作为谓语，将作为“人格”现实性存在形态的家族、地方自治团体、社会当作抽象的事物。与此相反，马克思批判了“现实的人格正是使他的现实性的内容真实存在的事物，将自己客体化，放弃作为人格的人格这种概念的各种类别的形成状态，本身就是抽象的”[2]21这一理论并展开了自己的人类观。他认为，如果家族、市民社会、国家等所谓人类的“社会现存模式”被看作是“个体本质的现实化、客体化”，那么这些东西都会作为内属于人类的本质显现，这些本质也同时会作为“人类现实性的普遍形态”“共同的东西”[2]10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明确的那样，人类是具有社会性质的，那种类别的形成状态就是家族、市民社会、国家等。
其次，马克思把“无产状态”“直接劳动、具体劳动的身份”[2]10-13，也就是劳动者阶级，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列举出来。他进一步提出：在市民社会中，个人的生存是终极目的，“活动、劳动、内容等”都仅仅只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2]39-40而已。也就是说，马克思看破了一个事实，虽然劳动者阶级和其劳动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但是，劳动从根本上还是作为了个人谋生的手段。
最后，市民社会并没有与政治性的国家分离，而是成为“现实的政治性社会”的情况下，作为代表性权力的立法权丧失了其意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做了如下阐释：“在此，立法权在以下的意义上成为代表，即各种功能都是代表，在这个意义上，例如，鞋店代表着满足社会性的需要以及人类欲望。在这个意义上，各种特定的社会活动就作为某一类别的活动，也就是代表着我们自身本质的一种规定，每一个人都是他人的代表。”[2]116-117“也就是说，人们在从事满足社会需要的、欲望的社会活动时，那是类别性的活动，正是代表着某一类别而存在的东西，无非就是包括人类劳动在内的社会性的活动而已。”[2]116-117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现实性的人类本质，存在于其社会性、共同性中，包含劳动在内，满足社会需要的、欲望的社会活动，正是代表人类存在的东西。
原产我国，1953年在俄勒冈州发现的红星短枝型全株芽变，为元帅系第三代品种，1965年引入我国。在贵州主要作为富士系列品种授粉树。果实圆锥形，果顶五棱凸起明显，果形指数0.9～1.0，端正、高桩；果个较大，平均单果重230克左右；底色黄绿，全面着浓红色，树冠内外着色均匀一致，鲜艳美观；果面光滑，有光泽，无锈，蜡质较多，果粉薄，果点较稀；风味酸甜，香气浓，微具涩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3.5%，可滴定酸含量0.25%，果肉硬度7.5公斤/平方厘米，品质中上；果肉绿白色，肉质较细，松脆，汁多。果实发育期135天左右，较耐贮藏。植株紧凑，适于密植栽培。
(二)人的“类别的存在”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在把现实的人类从那种私人的存在方式中解放出来，构成了“被社会化的人类”，实现了人的“类别的存在”的道路上，按照黑格尔或者是卢梭的理论，寻求真正的民主制建立的那样一种政治解放，在关于犹太人问题上，明确区分“政治的解放”与“人类解放”。通过这种区分，在市民社会及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人类中不断探索克服政治异化的契机。那么，马克思对人类的认识是怎样的呢？首先第一个特征，就是把“类别的存在”放在马克思对人类认识的中心。“与其他人类的共同点上，作为类别的存在去行动。”[2]172-173人类作为现实的真实存在，通过历史得以实现，这种人类群像是在以对政治性国家的理论分析和封建制度向着近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性发展的分析为基础展望“人类解放”中获得的。
马克思认为：在古老的市民社会的封建制度中，人们虽然作为利己的个体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占有家族、劳动模式等市民生活的诸要素”，通过“领主权、身份、职业团体”等，直接与国家相结合，通过这种方式，保持着他的私人生活及政治生活。也就是说，人类虽然是个体，但作为职业团体等共同体中的一员，融入了共同体当中，通过这种方式与国家相联系。因此，虽然是“共同的存在”，但现在还不能算有自由且自觉的人格。然而政治的解放是通过打倒封建制度的支配权力的同时，也撕裂了束缚市民生活的身份、职业团体等纽带，把处于封建制度基础的利己的个体从政治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同时还使混同于市民生活中的政治功能自立化，也使得“作为个人普遍功能的政治性的国家、政治共同体得以确立”[2]185。
像这样通过政治性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完全分离，人们过着双重生活：一种是作为自觉参与政治共同体的公民生活，在此，人类舍弃了作为个体的现实性特定的生活活动和特定的生活状态，被看作“类别的存在”“共同存在”。还有一种是在市民社会中的物质生活，在此，人类作为一个个体进行活动，把他人、自己贬低为一种手段。也就是说，人类在被看作“现实的个体”的市民社会中，作为个体是“一种非真实的现象”。而与此相对，在被看作“类别的存在”的国家中，作为“某种被想象的主权的虚构成员”，“他的现实的个人生活被剥夺”[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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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作为政治性国家的一员参与共同体的非现实的人类(公民)就是真正的人类等同于“类别的存在”。在市民社会中生活的现实人类(个体)就被看作非真实的人，但是现实恰好相反——马克思通过分析与公民权相区别的人权，得出以下结论：“作为公民，政治的共同体”从私有制的基础——利己的人类中被分离出来的人权，被贬低成为了保全人权的一种手段而已，“并非是作为公民的个体，而是作为市民的个体才是原本的、真正的人类”[2]187-188。究其原因，是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利己的人类得以解放，这种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构成了政治性国家的基础，所谓近代市民社会，就是“需要、欲望、劳动、私人利害、私人权利的世界”[2]188。
“个人的私人利害与私人的恣意妄为被封闭于自己心中，被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的个人”[2]188，这正是被看作“原本”[2]188的人。但是在政治解放后，人类作为“国家成员(公民)自觉地参与政治共同体”[2]188，作为“类别的存在”“共同的存在”被承认。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解放是一大进步。即使并不是“人类解放的最终形式”[2]189，但却是“至今为止的世界秩序中人类解放的最终形式”。卢梭正确描述了“政治性人的抽象化”[2]188，这正是马克思进行评价的原因。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政治共同体中，把抽象的公民还原成为了现实的个人，“他所经历的生活”“他个人的劳动”“他个人的诸般关系”。共同体的一员等同于作为共同的存在自觉地参与现实的共同体中的。换言之，他把“各种固有的力量(他的劳动、他的所得等)作为”各种社会力量来认识并组织起来的时候，它成为了现实性的“类别的存在”等同于现实的真实人类，那时，“人类的解放就得以成就”[2]189。
马克思认为：所谓货币，就是“所有事物普遍具有的自身的构成价值”[2]194，作为“人类活动的劳动与生产物质，是被人类异化的事物”①。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人类在利己的需要下、在欲望的支配下，在某种把他的生产物质与活动异化的存在的支配下，只能通过给予其中被异化的存在——货币以意义进行实践活动，实践性地制造出诸对象”[2]197-198。因此，如果废除肮脏的交易、货币和私有制的话，作为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的个体的人类(“互为敌对的原子式的诸个体”[2]198这样的犹太人式的存在方式)就会被废弃。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犹太人的意识早已没有了任何对象，作为犹太教、犹太人的存在模式主观性的基础的实践需要、欲望已经被人类化了，“个人的、感性的现存与类别的现存之间的冲突已经被废弃了”[2]198。
正如在此之前就已经清楚的那样，在马克思的认识中，所谓“类别的存在”，包括三个条件：认识并组织起来、自觉参与的意识；共同的、社会性存在；实现这个主题的个人活动。在其中，活动(劳动)占中心地位。另外，使人类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构成利己的个体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呢？马克思反对把犹太人问题归于神学观点。他通过明确犹太教、犹太人的存在模式的现实基础，在“人类的自我异化的最高表现”，诸如“肮脏的交易”“货币”“私人所有”[2]191-192中寻求其根据，并且对鲍威尔提出的犹太教——基督教这样一种直线型的宗教发展史，马克思主张在犹太教——基督教(犹太教的崇高思想)——犹太教(基督教的卑俗形式)这样的螺旋式发展中理解犹太教、犹太人的历史。在那种发展的基础之上，去看私有制与货币的发展过程，即商品交换关系普遍化的过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认为，人类作为社会存在，在作为社会活动的劳动中去满足自己社会性的需要和欲望，通过这样，展示自己作为“类别的存在”的成果。因此，向着满足这种私欲的个体劳动发展的货币、肮脏交易如果被废弃，那么这种私欲就会被人类化，人类就在其个体劳动中成为了“类别的存在”。
2.2 外植体诱导培养 由表4可知，外植体在接种45 d后，1～6号培养基都有愈伤组织形成(图1)，其中4号培养基诱导形成愈伤组织数量最多，诱导率为40%，其次为3号培养基，诱导率为35%。由此可见，MS+5.0 mg/L 6-BA+0.20 mg/L NAA和MS+5.0 mg/L 6-BA+0.50 mg/L NAA更易诱导形成愈伤组织，并具有分化能力；1～6号培养基都诱导长出芽(图1)，其中1号培养基(MS+2.0 mg/L 6-BA+0.20 mg/L NAA)更易诱导长芽。综合看来初代培养中每种培养基都有较好的效果。
(三)人的“实践的存在”
对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评价，费尔巴哈仅仅只是作为哲学本身的矛盾来理解，而且将“感性的、确实的、肯定的事物作为其对立面”[2]276-277，马克思肯定了以下两点：一是黑格尔将人类历史性发展理解为人类自身的劳动成果；二是通过人类进行的对象性世界的产出、被那些人类异化的事物，以及对异化的扬弃，将“那种历史性的发展现实性地作为自我的东西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在异化的内部进行观察”[2]277。
马克思从“劳动者越是制造更多的财富，其力量和重要性不断增加，就越是贫穷”[2]268的国民经济现状出发，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从“劳动者与生产之间的直接关系”[2]268的角度分析，引出了“劳动生产物的异化”与“劳动的异化(自我异化)”[2]268，将此定义为“被异化、外部化的劳动”[2]270-271的概念。也就是说，当说起“劳动”时，指的就是在国民经济中事实上的劳动，也就是从诸对象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即“抽象劳动”[2]272与“生产”区别开来。对于在现实的国民经济状态下进行的劳动者与生产之间的直接关系等同于作为“对象化”的“劳动者的生产”，马克思这样认为：一是“劳动者如果没有自然、感性的外界条件，就无法创造任何物质，那些外界条件是素材，劳动者的劳动在其中被现实化，在此基础上进行活动及生产”。二是如果没有被行使的诸对象，劳动就无法成为“活的东西”，自然不只为劳动提供了“生产手段”，还提供了“狭义上的生活手段，即劳动者自身生存的手段”[2]273-274。正如之前已经明确的，马克思认为：生产是由自然(感性的外界)和劳动者(劳动)这两个条件构成的事物，把生产作为这两个条件现实性的媒介和同一状态来理解。与此相对，把劳动理解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劳动本身。因此，承担劳动的劳动者在国民经济状态中，“仅仅只是作为肉体主体的劳动者”[2]272。所以，“劳动者被从劳动的生产物质中异化出来”[2]272。这个事实就说明了：他(劳动者)最初就从生产的诸对象中被异化、分离出来，因此被剥夺了生活手段(生产手段及肉体的生存手段)。但是，由于国民经济学无视这种直接关系，隐藏了“在劳动本质中的异化”[2]227，究其原因，是由于它并没有把劳动与生产区别开来，只是把劳动肯定地理解为“生产本身的灵魂”[2]273。
除了这些学术有专攻的研究机构外，目前对新汉学进行再研究的成果主要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相对来说，这些研究得到所在机构支持的力度较小；其研究特点是学者们利用自己个人的学术资源或者学术专长，通过长期的知识积累以及对海外中国研究的持续关注，形成了带有较强个体研究特征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不仅如此，马克思将与劳动区别开来的生产看作是一种“活动”，而且将这种活动理解为“劳动者自己肉体及精神的能量，是他人格性的生产与生活”和“大概所谓生产、生活，无外乎就是活动吧”[2]272-273。
像这样，马克思通过对现行的劳动者与生产之间的直接关系(直接的生产过程)的考察，导出了生产物的异化与劳动的异化，通过这种分析获得以下结论：第一，生产、活动正是劳动者人格的生产与生活，是他自己的活动；第二，通过这种活动，“被生产出来的生产物质就是活动、生产的概括”[2]272。因此，把人类普遍性本质抽象化，就能提取出“异化的第三个规定——从人类‘类别存在’中的异化”。马克思对于人类“类别存在”的情况做了如下阐述：首先是与“某种普遍的，自由的存在”对立的“类别存在”；其次是作为这种“类别存在”的“人类的普遍性”，理论上将自然作为自然科学、艺术等的对象，并作为人类精神的生活手段。实际上，身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以他的“直接的生活手段(肉体的生存手段)以及人类生活活动的材料、对象、工具(生产手段)”的形式，将整个自然作为了“非有机的身体”。于是，“人类的肉体及精神生活与自然相连”。再次以“能够将自己的生活活动以及自己的生活作为自己的意愿和意识的对象的”自由进行有意识的生活活动，形成了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人类类别的性格”。最后，人类有肉体的欲望，在自由生产中遵从那种法则，将诸对象进行加工，展示出“人类作为一个具有意识的类别存在”这样一个事实。究其原因，是因为通过生产，自然表现为“他所能做到的行为和他的现实形态”。因此，生产是“类别的生活”，劳动的对象则成为“人类类别生活的对象化”[2]272。
这段论述下几个特征：其一，“生活”“活动”“生产”这三个词被放在同等地位；其二，这个“活动”作为自由且有意识的活动，其中也包括精神活动；其三，通过这种“人类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生产，对诸对象进行加工，就展示出“类别的存在”，即“类别的生活”。于是，自然就成为了“类别生活的对象化”，他的“生活手段(生产手段及肉体的生存手段)”“非有机的身体”就被理解为自我的东西。在这里，所谓“类别的存在”就是作为人类生活及人类活动的生产——包括精神生产在内。通过这种方式，把自然作为了人类的“生活手段”(生产手段、肉体的生存手段及精神的生活手段)，当作了自我的东西，这就是人类生活过程的本质性表现。
“类别的存在”就是上述事物，因此劳动者被从生产物质中分离出来，就意味着他被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劳动者的类别生活及现实性的类别对象”[2]273被剥夺了。劳动的异化就证明了一件事：人类的“类别存在”的自由且有意识的生活活动是他的肉体生存手段的劳动。这就是来自人类“类别存在”中的异化。这样，马克思关注在国民经济状态中进行的自然与劳动者的结合的场所——直接的生产过程，在那里把人类概念性地理解为“类别存在”，通过这样，更加明确了来自人类“类别存在”的异化。
不仅如此，作为异化的三个规定的“一个直接总结”，引出了“来自人类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类与自身的关系，只能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才能成为对象、现实性的事物”[2]273。因此，如果某个人从“类别的存在”中被分离出来，那就说明两种可能：一是这个人“被其他人异化”；二是他们每一个人都从“人类本质”中被分离出来。在此明确的是：“人类对自己以及对自然的关系同时也包含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2]273因此，人类的“类别存在”只有通过与他人紧密的共同关系，才能成为对他来说具有对象意义及现实性的事物。因此，可以推测：“类别的存在”这样一种人类本质的生活过程中，是包含着社会关系的。
1947年3月，沙千里与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等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莫斯科会议意见书。指出：“中国人民决不盲目地拒绝外国的善意公正的调解。但是倘若有人要假借调解之名而行其偏袒之实，帮助中国扩大并延长内战，以增加中国人民的痛苦，损害中国的独立和荣誉，那就必然要遭遇中国人民的极度憎恨和坚决反对。”“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坚决要求美国政府重新改正现行的对华政策。”“我们要对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严正地声明，倘使你们能根据前年十二月三外长会议的基础，给予我们以善意公正的调解，使中国内战从早结束，中国人民自然不会加以反对。如其不能，那就请你们保持严格中立的态度让我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因此，目前为止都是从劳动者一方来分析“劳动者与其生产之间的隔阂”[2]273的马克思，这次在现实中通过“与其他人的实践性、现实性的关系”[2]273-274去考察劳动者自身的异化。首先来自他人的异化，被重新理解为资本家与劳动者的敌对关系。即作为“被外化的劳动与自身的关系”的产物，引导出“非劳动者对劳动者及劳动的占有关系”即“私有”[2]273-274。进一步可以理解为人类本质的异化，在劳动者这里作为“外化的异化活动”[2]279，但在资本家那里却作为“外化的异化状态”表现出来。
于是，通过分析“被外化的劳动”这个事实，私有制作为其必然的结论被引导出来。因此，作为包含了上述的两个关系的事物，从把私有制作为被异化的劳动结果来看的这样一种理解，马克思关于“报酬”提出的问题“提高报酬，并由此改善劳动者阶级的生活状态，还是把追求报酬的均等作为社会革命的目的”在这个细节问题上，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回答，并总结出以下结论：一是报酬作为劳动异化的必然产物，与私有制是同一的。因此即使要求报酬平等，也无法扬弃私有制；二是为了把社会从私有制中解放出来，必须先把作为私有制原因的被异化的劳动以及劳动者政治性地解放出来；三是这种解放是“普遍性的人类解放”[2]278。在这里，无产阶级的解放等同于人类的解放——这种思想上被附加了理论性及现实性的基础。与此同时，“对劳动者劳动的生产关系”规定了人类的社会关系，这一点已经得以明确。
首先，《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一方面是在主体的、人类的“自由”及“一般理性”[5]233中看待“类别的本质”“人类的本质”，另一方面把国家、法律看作是这些“自由”“理性”被形式化了的产物来理解。马克思认为，所谓自由的实现，就是实现“作为人伦性的、人类自由的结合形态的国家”[5]237-238。因此，个体的本质，就是在“客体的国家、法律等的人伦性的各种关系上”被具体化了的每一个人的“人伦性的理性”[5]247-248。正如在此已经明确的那样，马克思将黑格尔“把国家作为人伦性理念的现实形态来理解，在其中，去看待自由与理性的实现”[3]263的国家观定位于诸个体并加以继承，将个体的“人类本质”看作是“人伦”这样一种共同体来理解。
对上述内容进行总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所谓“类别的存在”，就是“通过与他人社会性的共同关系中有意识且自由的生产活动，理论性及实践性地作为他的‘非有机身体’，将整个自然作为自己的东西占有”表达这样的构成社会基础的人类本质的生活过程(也包括社会关系)的概念；第二，在国民经济状态下，在主体上表现为个人生存手段的类别活动(被异化的劳动)，在客体上表现为私有制而现实存在；第三，通过对“被异化的劳动”的扬弃，人类得以成为现实性的“类别的存在”。因此在上述意义上说，所谓“类别的存在”并非是抽象的实体概念，而是表示出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对那种展望的概念。
三、马克思“人的本质”的超越性与科学性
(一)马克思“人的本质”的超越性
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的超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解构了神—主体—人这一意识形态的结构，用知性和理性活动把一切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从宗教的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把“人的本质”属性置入了“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实践”中理解。二是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站在之前哲学的基础上，克服了之前哲学的形而上的缺陷，并且在理论上使其立于自相矛盾的立场的一种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人学观。
马克思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人学观，事实上是在构建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新的思维方式，或者可以说是人的社会关系化的“存在论”，这个“存在论”的前提是“人类实践活动”。马克思认为这个“存在论”的“存在”作为理论体系中的根本要素却并不是“实在”的，其认为也没有必要成为“实在”的东西。这是马克思的人学观与其他哲学的本质不同，马克思用“实践”拆除了其他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这也使得之后的哲学避免了落入宗教狂想的境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中，充满了对构造“理念论”体系的厌弃，不仅是因为他害怕后退到宗教狂想的恐惧，更重要的是为了给“关系的总和”这一超越立场做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支撑。
在马克思为我们描绘的新的“图式”上，科学的认知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要认识人，存在论和科学知识是相互补充的。但是到了关于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认识这一点，就只能由科学的知识来构建，不然实践哲学又会产生“理念论”的变质，进而滑向理念论的认知模式拒斥科学认识之路。
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观的原则就是宗教批判，不光是现实中实存的需要信仰的诸宗教，更包含了以理性主义哲学为基本形态的宗教形式，这是马克思注入了科学精神的理性论批判。
(二)马克思“人的本质”的科学性
实际上，马克思全力倾注的事业就是经济学上的科学性研究，或者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批判。对于一切普遍观念和抽象所构筑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做出了科学的消解，他并不是不认为普遍观念和抽象能力不重要。相反，观念和抽象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生成的过程。但是，为什么观念和抽象不是虚构呢？马克思则认为所谓观念和抽象已经和社会关系成为一体，并且是其中有机的组成部分了，这是马克思科学认识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之上，他批判占据了经济学领域的以生产和消费作为观念的“神学经济学”，有效地反驳机械论意识形态的“人的本质”观。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界定在于：他将人的全部关系限定在经济和物质的生产过程中，并且这一过程还涉及所有其他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进而认证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概念就是后期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从其认为社会生活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与财产是所有关系的总和这两点上，可以看到生产和社会关系是时代和历史的基础，用来区别各个历史时期。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基础，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这个影响一直到后期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不单单指的是技术的或经济的生产方式，而是指占据从事经济生产活动的人的头脑中的经济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着大篇幅的论述，在后期的《资本论》中也有更加完善的内容。对于人的生存样貌的批判是贯穿于经济意识形态与现实经济构成这二者中人的异化开展的。对于这二者的批判中，科学的认识和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无疑揭示了人的“本质”属性。
不论是古典派还是现代主义的经济学的理念都是以人的“自私”为出发点，这就和传统神学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一样，考虑的是将某种绝对理念置于中心的位置，“作为关系的社会实践”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诸观念，对于神学形而上学观念来说则是呈现了相当的科学与非哲学性。
四、总结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人类本质”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一是从与自然相对的关系的视角理解“类别的存在”，通过与具有人类“意识性”和“自由”的他人共同的社会的有意识的生活活动，将自然作为自我的事物，作为人类本质的生活过程理解。同时，从与人关系的视角，理解“共同存在”及“社会存在”，通过具有社会本性的“需要、欲望”进行的生产内部的意识性活动的交换和生产物的交换，作为这样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享受存在的、人类生活本质性的构造关系。二是“人类本质”并不是固定的，通过生产这样的意识性的社会生活活动，把人类“本质的诸力量、类别的力量”作为对象来展开，形成了“人类的自然、人类的感觉、主体人类感性的丰富”，通过这种把自然人类化的历史，越来越使之丰富。三是对“人类本质”而言，它只是暂时在国民经济状态下，在被异化的存在方式下，作为劳动、私有、商品交换、货币、分工等来实现。
因此，作为对私有制进行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将这种“人类本质”作为自我的事物，也就是“将现实性的人类生活作为人类自我的东西来占有，对此要求返还”。故而所谓“人类本质”不仅表示活动性、意识性、社会性这些人类本质的特征，也是与其他人共同经营的人类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享受所创造出来的构成社会基础的、人类的生活过程与结构的关系的概念。而且通过有意识的生活活动，不断形成、发展、最终由人类作为自我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可被当作一种贯穿历史的，并且表示出对历史性的发展展望的动态的概念。
第二，要加强对城市园林的保护，爱护来之不易的城市林业资源。通过林业生态工程的建设，发挥人工生态系统的强大功能，如绿化设计、修剪、防虫害、防病害等。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要减少对林木的人为干预，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住院的第二天，还没等医生查完床，我的各种化验单具便下来了，足足有七项之多，这还不算护士在我身上抽的那六管血液要做的化验。幸好王姐及时赶到，拿着化验单具去找了段主任。
注释：
①人类反过来被自己创造的生产物质、制度、货币、机器、社会关系等所支配，并在此过程中逐渐丧失人性的情况，是由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加以深化的概念。
参考文献：
[1]韩喜平，周成贤.“现实的个体”的走向：论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逻辑起点[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3(5):18-2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A Study of Marx's Early Concept of "Human Nature"——From"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to "Economics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 of 1844"
MA Xiang1，XIONG Jie2
(1.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2,China；2.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make a fundamental distinc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utopian socialism.As far as Marx's early texts,especially those from 1843 to 1845,are concerned,Marx's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history has obviou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nd humanistic concern.This innovation of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y makes Marx avoid the shortcomings of causality of "utopian socialism" subject to mechanical theory and formal rationality of "idealism" which has occupied the field of huma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for a long time.Marx's retrospection from "abstract people" to "real individual" should be reflected on such aspects as the criticism of human alienation,the criticism of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the emphasis on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in the collective.
Key words:Human nature;category existence;common existence;labor;alienation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6060(2019)05-0012-08
doi:10.3969/j.issn.1673-6060.2019.05.003
收稿日期：2019-01-13
作者简介：马翔(1991─)，男，江西南昌人，硕士，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系助教，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熊杰(1989─)，男，江西南昌人，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