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珠源于先秦子书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子书论文,先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22.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07)06-0036-06
任何一种文体的出现，都有一个逐步酝酿的过程和形成的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小说酝酿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先秦子书中的寓言。汉以后，由于社会动乱，宗教发展，清谈兴盛，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作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说初步形成并兴盛一时。律诗源于古诗，至魏晋南北朝时，骈骊之风盛行，声律、对偶、用事、格律逐步完善，使得律诗最终成形于沈、宋之手。对流传于民间的燕乐、酒令著辞没有了解，便不能认识文人之词，只有对先秦歌舞、汉魏百戏、隋唐戏弄有所了解，才能对文人戏曲有全面的把握。讨论一种文体在形成期的文学特征固然重要，溯源其孕育阶段的最初表现形态、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发展趋势，亦有相当的价值。本文拟对文学史上盛极一时的连珠作溯源式的探讨。
一、连珠起源论争的启示
关于连珠文体形成的时代，大略有三种说法。(1)始于扬雄说。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云：“扬雄覃思文[阔]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1]。梁代沈约《注制旨连珠表》云：“窃寻连珠之作，始自子云”[2]。(2)兴于汉章帝说。晋代傅玄《序连珠》云：“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2〕。(3)创于韩非说。《北史·李先传》载：“(按：魏帝)俄而召先读韩子《连珠论》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3〕。又《魏书·李先传》载：“(按：魏帝)俄而召先读《韩子连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4]。
以上三种说法中，“兴于汉章帝说”明显是错误的。东汉章帝在位的年代是公元76～88年，而西汉扬雄的生卒年代是在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扬雄比章帝时班固、贾逵、傅毅三子的活动年代要早得多。故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说：“盖自扬雄综述碎文，肇为连珠，而班固、贾逵、傅毅之流，受诏继作，傅玄乃云兴于汉章之世，误矣”[5]。
连珠始于扬雄还是创于韩非，似有点纠缠不清。尽管刘勰、沈约、徐师曾等认为始于扬雄，可“创于韩非说”亦有史料可资为证。针对此种现象，方以智进而调和说：“韩子比事，初立此名，而组织短章之体则子云也”[6]。但问题的关键是，今本《韩非子》没有“连珠”、“连珠论”之名。方以智所读《韩子》是否有“连珠二十二篇”，不得而知。古书辗转传抄，好事者或增以伪作，或无故删节，昔日原貌难以窥见。连珠源于扬雄还是源于韩非，不可轻易定论。
笔者认为，连珠是一种短小却技巧性很强的颇复杂的文体，这种文体似乎不可能在先秦的韩非时代形成。假若在韩非时代已形成，则继韩非之后的扬雄的连珠创作应是很成熟了。事实上，现存扬雄的两首连珠，其中一首并不能称之为连珠。这正说明了在扬雄有意识地初创连珠体的时候所表现出的不成熟性。连珠到了陆机手里就不同了。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曰：“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1]。萧统独将陆机《演连珠》五十首录入《文选》，视为该体的代表作，更可见连珠到了陆机手里才真正成熟。所以连珠这种文体不可能创于韩非之手，换句话说，它不可能形成于先秦时期。
然而换一个角度思考，连珠不可能形成于先秦时期，是否先秦时期以《韩非子》等为代表的子书孕育了连珠这种文体呢？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连珠有什么文体特征。
二、连珠的文体特征
晋代傅玄《序连珠》曰：“所谓连珠者，……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2〕。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云：“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1]。梁代沈约《注制旨连珠表》曰：“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2〕。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曰：“按连珠者，假物陈义以通讽喻之词也。连之为言贯也，贯穿情理，如珠之在贯也。……其体展转，或二，或三，皆骈偶而有韵”[5]。
综上所述，连珠的文体特征可归纳如下：
1.论说讽谏，逻辑严密
严复在翻译《穆勒名学》时，把西方逻辑学中的“三段论”译作“连珠”，明确揭示出连珠的论说与逻辑推理性质，正是“辞句连续，互相发明”之意，而“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指出了连珠最初用来讽谏的目的。试看扬雄较为成熟的一则连珠：“臣闻明君取士，贵拔众之所遗；忠臣不荐，善废格而所排。是以岩穴无隐，而侧陋章显也”[2]。此则连珠以“明君取士”、“忠臣荐善”两个论据，推演出“岩穴无隐，而侧陋章显”的一般道理。联系扬雄生活于风雨飘摇的西汉末年，个人在仕途上屡不得志的情形，可知他的这则连珠实是借以讽谏汉王朝不拘一格使用贤臣的。
2.骈偶用典，讲究文采
陆机《演连珠》五十首之一曰：“臣闻禄放于宠，非隆家之举；官私于亲，非兴邦之选。是以三卿世及，东国多衰敝之政；五侯并轨，西京有陵夷之运。”[7]此则连珠除“臣闻”、“是以”外皆为对偶句，后一个对偶中又用了春秋时鲁三桓专政，汉成帝时王氏五人被同封为侯的典故。庾信是继陆机之后的又一位大家，其连珠创作由“四六对偶”转向追求声律之美，即注意平仄相对。同时，用典趋向繁密，可以说，连珠在庾信手里已经骈化了。举其一则连珠为例：“盖闻彼黍离离，大夫有丧乱之感；麦秀渐渐，君子有去国之悲。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犹瞻灞岸；德阳沦没，非复能临偃师。”徐师曾说：“按连珠者，……皆骈偶而有韵。”[8]即是就其讲究文采而言的。
3.设譬陈义，言约意深
连珠是一种论说文体，它有多种多样的逻辑推理形式。在论说推理过程中，常常是不同类的事物、现象共举，由前类推出后类，或由后类论证前类，或相互论说，前后之间形成一种类似设譬陈义的关联。沈约一则连珠曰：“臣闻烈风虽震，不断蔓草之根；朽壤诚微，遂霣崇山之峭。是以一夫不佳威于赫怒，千乘必致亡于巧笑。”[2]此由自然现象推出人事。陆机《演连珠》之一：“臣闻音以比耳为美，色以悦目为欢。是以众听所倾，非假百里之操；万夫婉娈，非俟西子之颜。故圣人随世以擢佐，明主因时而命官。”[7]此由一般事理推出圣人、明主的行为准则。以上两则连珠均是异类共举，近似设譬陈义。历代对连珠的论述，如：“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正揭示了连珠的这一特征。连珠这种文体简短小巧，一般在30～60字之内，但寓意深刻，论说严密，可谓“文小易周……义明而词净”。
4.历历贯珠，易睹可悦
连珠“贯穿情理，如珠之在贯也。其体展转，或二或三。”笔者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珠”譬喻连珠中用来论说的一则则事例，而使“珠”得以贯穿的是作者严密的逻辑论述。一则连珠至少由两个事例构成，多的有四到六个。这些事例通过演绎、归纳、类比等逻辑推理有层次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其体展转，或二或三”的“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的形体特征。如明代刘基《拟连珠》其一曰：“盖闻知风莫过于老驼，识路莫逾于老马。是以家有老仆，则故物不委诸途；国有老臣，则旧章不求之野。”[9]这则连珠以“是以”为界分为两层，前后为类比关系，前后两层又各由并列的两个事例组成。又如陆机的一则连珠云：“臣闻鉴之积也无厚，而照有重渊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睧周天壤之际。何则？应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万邦凯乐，非悦钟鼓之娱；天下归仁，非感玉帛之惠。”〔7〕这则连珠以“何则”、“是以”为界分为前、中、后三层，用归纳、演绎将其贯串起来。各层之间又由排列整齐的两个并列的事例组成，可谓“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
5.或二或三，格式固定
按推论的层次，连珠可分为二层式与三层式。各层之间均有固定的语词将其引领与承接。一般而言，以“臣闻”、“盖闻”引领第一层推论。也有用“妾闻”引领的，如梁刘孝仪的《探物作艳体连珠》；有用“常闻”的，如梁宣帝的《连珠》。第一层推论与第二层推论之间用“是以”或“故”连接，构成二段式连珠。或在“是以”后用“故”连接第三层推论，构成三段式连珠。三段式连珠还有另一种情况，即以“何则”连接第一层与第二层推论，用“是以”连接第二层与第三层推论。这样便形成了连珠在推理层次上“或二或三”，且格式较为固定的文体特征。
三、先秦子书与连珠在论说上的一致性
从最早有明确记载的扬雄的两则连珠起，中经班固、贾逵、傅毅、杜笃、刘珍、潘勖、王粲、曹丕等人逐渐发展，连珠最后在陆机的手里得以完善。之后，谢惠连、颜延之、王俭、梁武帝、梁宣帝、沈约、吴筠、庾信等人踵事增华，连珠逐渐骈骊化。以后继者代不乏人，唐有苏
，宋有晏殊、宋庠、刘颁，明有刘基、王祎，清有王夫之、洪亮吉等人。其间虽有因堆砌辞藻使其骈化而逐步失去了固有的逻辑推理性质的个别现象，但从主流来看，连珠是一种论说性的文体。班固的一则《拟连珠》用类比推理的方式论述了君主治理天下的方法：“臣闻公输爱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贵其士，故能成其治。”[2]清洪亮吉的连珠“盖闻飞霰于夏，时苦救而天灾成；举耒于朝，民劳同而主事废。是以驭一世者，以不劳而劳；调四气者，以不德而德”[10]则以归纳的方法论述了无论自然还是人事都应遵循客观规律。历史上最后一位写连珠的作家是现代文人俞平伯。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在1932年3月7日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他的34首《演连珠》，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出连珠的论说性质。“盖闻唯兵不祥，为仁不富。是以朱门肉臭，无裨道路之饥寒；甲帐歌残，谁问军前之死生。”作者用“唯兵不祥，为仁不富”的常识作为论据，运用演绎推理，化用杜甫和高适的诗句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我们再来看一下先秦的子书。先秦，特别是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争蜂起，官学下移、私人讲学兴起的时代，人人都欲陈己见，以匡现世、挽时弊，在文学领域，表现为论说文章压倒一切。《论语》、《孟子》谈礼、仁，《老子》、《庄子》论大道，《墨子》尚兼爱，《荀子》谈礼、法，《商子》、《申子》、《慎子》、《韩非子》论法、术、势，《孙子》谈兵法，《尹文子》论形、名，《管子》、《吕氏春秋》兼及百家。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11]。“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11]荀子说：“君子必辩”[12]。先秦子书鲜明地体现了论说这一性质。
连珠中经常运用的归纳、演绎、类推三种逻辑论说方式，在先秦子书中已经成熟。首先，一些子书中产生了有关此类逻辑论说的理论。《论语·雍也》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3]《述而》中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3]，已有类推的影子。《墨子》中明确提出“辟、推”等论说方式。《小取》曰：“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12]。“辟”就是取譬设喻，即类推。“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12]“推”即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荀子·非相》中说：“谈说之术……譬称以明之”[12]，这是指类推。而“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12]，则指归纳与演绎。
先秦子书已能运用这些理论作熟练的逻辑论说。《墨子》、《荀子》在此毋须例举，《孟子》善用类比推理。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说：“据我们统计，《孟子》全书二百六十一章，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其运用比附方法以论述问题，竟达六十一次之多；此外，其以古例今，如像借文王，汤武等等而启示当时，尚不在内。所以我们说比附逻辑是孟子所最普遍的使用的方法。”[14]《孙子·势篇》云：“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致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12]此段既可视为类推，又可视为归纳。《慎子·逸文》云：“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12]，此为演绎。
而“能辞万钟之禄于朝陛，不能不拾一金于无人之地；能谨百节之礼于庙宇，不能不弛一容于独居之余。盖人情每狎于所私故也”[12]则为归纳。《庄子·外物》云：“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12]，此为两个演绎推理。《庚桑楚》：“夫函车之兽，介而离山，则不免于网罟之患；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蚁能苦之。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12]，此为归纳推理。《管子·形势解》云：“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虽不行于野，其养食马也，未尝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战也，故虽不守战，其治养民也，未尝解惰也”[15]，此为类推。《侈靡》中“鱼鳖之不食饵者，不出其渊；树木之胜霜雪者，不听于天；士能自治者，不从圣人”[15]则为类推与归纳。这些简短的推理论述，至少可由两个层次组成，即前提和结论，有的由三个推理层次组成，构成类似连珠“或二或三”的结构形式。《韩非子》中不但逻辑推论运用娴熟，而且在形体特征上与连珠也很相似。
四、先秦子书中的论说具有连珠的形体特征
连珠的形体特征首先表现为一些固定的引领词和承接词。这些固定词语在先秦子书中频繁出现，试举一二。《管子·中匡》云：“臣闻壮者无怠，老者无偷。顺天之道必以善终者也。”[15]“臣闻之，沉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缓于政，害于国家者危于社稷。”[15]《老子》第五十章：“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12]《商君书·更法》：“吾闻穷巷多恡，曲学多辩。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器焉。”[12]《墨子·辞过》：“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12]《荀子·非相》：“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佣俗。”[12]《荀子·解蔽》：“成汤鉴于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鉴于殷纣，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吕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12〕
先秦子书基本上是散文化的论说文，但也存在着对偶押韵的篇章。很多短小的章节取譬陈义，言约意深。《老子》第七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12]《论语·泰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13]《墨子·亲士》：“今有五锥，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12]《孟子·公孙丑上》：“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11]《庄子·骈拇》：“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12]《荀子·议兵》：“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12]《管子·禁藏》：“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15]《商君书·禁使》：“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今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县绳之数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守其数者，虽深必得。”[12]
当然，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在先秦子书中不是作为独立的意义单元出现的，它们只是文章整体论述中的一部分，即还没有取得像连珠这样独立的文体意义。
五、关于《北史》、《魏书》记载《韩子》中的“连珠”问题
《北史·李先传》载：“(按：魏帝)俄而召先读韩子《连珠论》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诏有司曰：‘先所知者，皆军国大事。’”[3]《魏书·李先传》载：“俄而召先读《韩子连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诏有司曰：‘先所知者，皆军国大事。’”〔4〕上文已述，《韩子》中有无“连珠”之名实难定论。
范文澜对此解释说：“《李先传》所云《韩子连珠论》二十二篇，今读韩非书，并无‘连珠论’之目。按《韩非子·内储说》上有《七术》七条，《内储说》下有《六微》六条，《外储说左》上所举凡六条，《外储说左》下所举凡六条，《外储说右》上所举凡三条，《外储说右》下所举凡五条，计共三十三条，疑二十二为三十三之误。此三十三条，《韩非子》皆称之曰经，李先嫌其称经，故改名为论；又以其辞义前后贯注，扬雄拟之称《连珠》，因名为《连珠论》。《内储》谓聚其所说，皆君之内谋；《外储》言明君观听臣下之言行，以断其赏罚，赏罚在彼，故曰外也。皆人君南面之术，故李先为魏帝读之。”[16]范文澜推测《韩子》中无“连珠”，但《韩子》的内、外《储说》也许正是扬雄创作《连珠》的直接渊源。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而或以为始于傅毅之徒，非其质矣。”[17]李兆洛《骈体文钞序》：“此体(按：指连珠体)昉于韩非之内外《储说》。”[18]章、李二说正与范说不谋而合。
韩非子《储说》共六篇，每篇均分为“经”与“说”两部分。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云：“此六篇(按：指内外《储说》六篇)体裁颇奇，每一篇首一段名为‘经’，标举所陈之义而证以实例，实例各以一句檃括为目。其下则为传，详述其所引实例之始末。”[19]下面我们从内外《储说》中摘录与连珠相近的几则，试作分析。
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而迷。故齐人见河伯，与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竖牛之饿叔孙，而江乙之说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敌。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12](《内储说》上)
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内外为用则人主壅。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是以人主久语，而左右鬻怀刷；其患在胥僮之谏厉公，与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12](《内储说》下)
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说在文公之攻原，与箕郑救饿也。是以吴起须故人而食，文侯会虞人而猎。故明主信如曾子杀彘也。患在尊厉王击警鼓，与李悝谩两和也。[12](《外储说左》上)
恃势而不恃信，故东郭牙议管仲；恃术而不恃信，故浑轩非文公。故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虽有駮行，必得所利。简主之相阳虎，哀公问一足〔12 〕。(《外储说左》下)
上面几则经文均为论说性质，或用归纳，或用演绎，逻辑推论颇为娴熟。行文中语句对称，体制短小，言约意深。这些都是连珠的文体特征。韩非用作论说的材料均为历史见闻，可谓以史证论。题材的雷同很难构成“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假物陈义以通讽喻之词”的效果。在论说层次的安排上较为随意，并不固定。而且，连珠惯用的程式化的引领词“臣闻”、“盖闻”等并没有出现。这些都说明了内外《储说》中的经文并非连珠，却有可能成为后世“《连珠》之所肇”。
正如笔者前面分析的，其他诸子中的近似连珠的诸多例证与《韩子》内外《储说》中的经文实在相去不远，有的比《储说》中的经文更近于连珠的文体特征。所不同的地方在于：《韩子》内外《储说》中的经文相对比较集中，经文一条条平行列出，尤为引人注目。事实上，韩非子生当战国末期，他的经文论说体例正是吸取了前期诸子不少论说成果的结果。所以，与其说连珠肇于韩非之内外《储说》，不如说连珠源于以《韩子》为代表的先秦子书。
六、从韩非的内外《储说》到扬雄的《连珠》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知，连珠酿酿于先秦子书，韩非内外《储说》中的经文则成为扬雄有意创作连珠的直接触点。韩非吸取了其他诸子的论说成果，在内外《储说》中有意识地采用体制简短、论说推理严密的经文作为阐发事理的手段，一条条经文取得了独立的形式。西汉末年的扬雄受当时文坛上风靡的汉赋的影响，也“尝好辞赋”。〔20 〕但“劝百而风一”〔20〕，具有巨丽之美的汉大赋不仅不能使统治者对讽谏有所接受，反而“缥缥有陵云之志”。〔20〕晚年的扬雄悔其少作，从积极地写作汉大赋到认为汉大赋是“雕虫篆刻”，终至发出“壮夫不为”[21]的感慨，辍而不作。当他认识到《韩子》内外《储说》中的经文体制简短却极尽讽谏之用时，或许会模仿内外《储说》中的经文体例并参考其他子书的论说实例，使论说与文学充分结合，从而创制连珠这种文体，并根据这种文体“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的形体特征名之曰“连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