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跻身管理科学前沿①——为中国管理科学的健康发展而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科学论文,中国论文,健康发展论文,直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突破
最近读到诺奖得主、芝加哥产权学派的科学领袖、102岁的罗纳德·科斯(1910- )一篇有关中国的论述，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大事：从激进的意识形态到拥抱市场经济；从贫穷落后、与世隔离的国家到成为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这个过程又短短地浓缩在30年的时间段内，匪夷所思。他继续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切都是在同一个执政者下所发生的。
中国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前景如何？科斯有科斯的看法，尽管有些结论听起来不大顺耳，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有一个致命伤，即缺乏自由宽容的思想市场”。老人(科斯)对中国经济依然乐观，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这似乎是冲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而讲的。
1 一般认为西方的逻辑似乎不能解释中国现象，因此出现了好多悖论
1.1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之悖论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剧变后，福山提出了被喻为“大思想”的“历史终结论”，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被终结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上。中国近年伟大的历史变革似乎并没有验证福山的终极论，中国仍然被西方归类为“威权国家”，市场经济也被我们自家人吴敬链先生认为是“权贵资本主义”；被张朝阳认为是“半个市场经济”，那为什么又能取得他们也认同的历史性突变？这需要中国管理学家透过中国情景，找出规律，作出解释。刚过世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也算得上是本世纪的大思想，但在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真的终结了吗？1% vs.99%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伦敦骚乱而引发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危机，尽管算不上是西方的主流，但也不由联想到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追问。中国竞争力优势也未必如香港张五常所归结的：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既不搞福利，也不搞工会。这也在考量中国学者和管理层的智慧：什么因素促进了今天中国的变化？
1.2 “中国模式”的纠结
“中国模式”原本是西方提出的，国内学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市场导向学者们认为“中国模式”的提法肯定并助长了政府的干预行为，管理层也是躲躲闪闪地不认为存在什么“中国模式”，现时也许可称之为“中国现象”，一个显学，这倒给学者们出了一个研究题目，中国差异化发展模式存不存在规律性的东西，哪些值得继续推进下去，哪些需要摒弃，作出调整。
1.3 克鲁克曼悖论
诺奖得主克鲁克曼始终对中国经济发展抱有偏见，他认为中国是高储蓄转化的投资以及廉价劳动力所赢得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并认为“没有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并狠狠地发了咒语：“中国目前的情况与以往经济危机发生的前夕非常相似，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乌鸦嘴鲁比尼也定言：“中国经济必将硬着陆。”连我们自己也常诟病自己是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那为什么我们已经持续了30年的高速发展，尽管眼下增速放缓，但还看不出有停下来的迹象，是克鲁克曼错了，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掌握中国情景下的发展规律，而中国情景下的发展规律到底是什么，需要学者们，特别是中国学者们来回答。
1.4 唯技术论的悖论
诺奖得主索洛以及增长理论学家罗默认为没有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没有建立起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制度体系，将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这也是国内唯技术论者的一种流行观点。中国的实践似乎并未呼应索洛和罗默的观点，中国技术供给大多来自引进，内在创新机制还没建立起来，内生的技术进步成果较少，是索洛和罗默认识上有偏差，偏激？还是其他？需要中国学者回答。
蛮有意思的是，管理学界的巨擘德鲁克却认为：“创新不是一种技术用语，而是经济与社会的一种变革”。吴敬链说得更直率：“制度高于技术”，“生产的发展与其说是技术本身，毋宁说是有利于人的制度安排”。
诺奖得主、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斯也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认为：“这些国家具有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结构体系。”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经济发展源于创新推动，但创新首先取决于制度安排，并且取决于制度及民族文化传统本身的适配性，创新的本质实质上是个文化问题，而制度、民族文化传统是民族深层次的信念结构，这些信念结构是左右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力量，也是国家强弱的根源，摆在中国管理学界面前的任务是挖掘并审视、甄别并重塑这些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信念结构”，并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变革”，推出“有利于人的制度安排”，促进“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结构体系”的诞生，其后才有可能产生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制度体系而成为可持续增长的创新型国家，这里有一个因果关系，不能单独强调哪一方面。
其实，中国历史性的突破源于对那场10年浩劫，破坏性实验的反思所取得的全民共识，才有了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思想基础，历史型伟人的适时引导及制度安排，在体制外首先取得突破，13亿人口被压抑的生产力就此得到了解放，也就造就了今天的中国，但今天中国又到了十字路口：进一步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动力和改革的切入点在哪里？能形成改革的全面共识吗？
2 几个值得关注的中国管理实践研究
2.1 竞争性领域(不包括国家安全领域)的国家创新体系可否拓展为全球开放创新体系的研究
自主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但在实施中各主体的发展诉求与国家战略诉求存在差异，态度明显分化，特别是非国家主体对自主创新态度明显弱化。因此在多年实施上成效差强人意，另外考虑到科技资源的配置已全球化，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其内生的科技资源而同时取决于其整合社会化和国际化资源的能力，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很难在一个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上都占据优势，逼得它只得守住增值最大的一块，能够孤立地开发产品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这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一种常态。从内生的、封闭的自主创新到联盟式、合作式的协同创新，再到无边界、平台型的开放式创新是技术发展的规律。因此开放型的创新将是主要选择，整合者得天下，单打独斗式的创新不符合科技发展的潮流。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是相辅相成的，唯有自主创新，才有国际合作的基础，有了国际合作，才能提升自主创新的水平。应警惕民族主义的泛化。
“从15世纪开始，中国选择了内向，实施海禁，离开世界，衰落从此开始。过去的20年，中国选择了开放，中国改变了自己，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
2.2 符合中国情景的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
英美是以股东为中心的企业治理。
德国是以“劳资同权”的企业治理。
日本是以经营者为中心的企业治理，尽管日本《商法》规定股东进行企业治理，但实际操作上是“内部人控制”，有人认为这是人力资源重于资本的现代观念的反映，也有人认为是经营者失去有效监督的祸根。
中国模仿英美模式，以股东为中心的企业统治，是否合适？应探索企业治理中的员工地位问题。国美事件暴露的问题值得研究。毛泽东的“鞍钢宪法”是否有现实意义？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治理结构该到有个说法的时候了，学者们大有作为。
另外，大学的治理结构也到该研究的时候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过了那么多年，忽然想起了大学章程问题，一个机构竟然运行了那么多年，没有一个指导其工作的制度规定：成立的目的、治理理念及治理结构。
2.3 中国企业的重新定义研究
企业的定义出自不同的经营理念，有不同的表述。中国企业的定义是什么？
1)延续了1~200年的经典经济学的概念：“利润最大化”，“股东回报第一”？
2)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客户价值第一”？
3)席酉民的和谐企业概念：“企业内部管理层和员工的利益协调”？
4)社会企业概念：强调用商业策略来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公益而创业的企业？
5)理想的企业概念：不再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共同的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用户的价值高于公司的价值；企业利益、社会利益、员工利益一体化？
可否建立一个中国的企业评价指标体系，以指引中国企业的健康发展，并试试对中国的500强企业做个评估，有些挺牛的央企未必应是受到尊敬的，国企并不是共同富裕的手段(科斯)。
2.4 中国社会建设的架构及路径研究
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提出是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的反思，也是对中国有可能倒退到计划经济时期一个全能政府危险的警觉。
服务型政府、社会企业和社会公共组织，一个包容性社会建设的三方共建模式将浮出水面。一个无为的政府不一定是一个坏政府，只要她把各方面的力量动员起来了，她就是一个好政府，“无为而使众为，无智而使众智，无能而使众能”(胡适)，这才是服务型政府的定位。政府不能包办一切。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是全民社会自己管理的社会，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表达公众诉求，实际上是政府行政改革的基础。管理学界应该站在社会管理的学术前沿，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2.5 关于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作用和地位的再研究
(1)谁缔造了今天的繁荣
是“诸侯经济”(区域竞争)还是“企业家精神”？
不可否认在经济发展初期强势政府的必要性，印度的软肋也在于其“奢侈”的民主，低的行政效率，但中国行政权力的过度泛滥，也必将导致权力寻租和资源配置的低效，从中国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来看，主导力量必须从政府向企业转移，特别是向民企转移，因为“企业家才是赋予资源以生产财富能力的人”(德鲁克)。在我国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企业家在自下而上地变革着这个社会，他们是中国崛起的操手。
1865年美国刚刚结束南北内战不到1周，林肯即撒手人寰，刚从濒临分裂边缘被拖回的国家又走到了十字路口。但幸运的是，也是那一年，4个商业帝国悄悄地诞生了：
钢铁业霸主：安德鲁·卡内基(30岁)
石油业霸主：约翰·D.洛克菲勒(26岁)
铁路与电报业霸主：杰伊·古尔德(29岁)
金融业霸主：皮尔蓬·摩根(28岁)
就是这4个人拉开了一场改变人类历史的工业化大戏的序幕，把百废待兴、积重难返、远离秩序的美国带向工业超级强国的地位，人们不禁要问：“谁缔造了美国？”
尽管这4个人中不乏骗子、操纵股市的强盗资本家，少不了原始资本积累的“原罪”。但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功与罪留给后人去评说。
中国在经历了百年屈辱的历史后，国家急切地需要发展，中国需要聚集财富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呼唤企业家，特别是领袖型的企业家，将资源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知识、劳力、资本转化为自己的财富。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历史使命。
(2)“再国有化”的担忧
“十六大”曾作出加速中国企业民营化进程的决定，但随着宏观经济的强劲走势，国企经营状况的扭转，这个民营化进程遂趋缓，甚至出现“再国有化”趋势，央企大举多元化的扩张，中国在竞争性领域微观经济结构仍然偏向国有，这并不是要素资源有效配置的选择，垄断不是市场化、公平化的制度安排，国企的体制性缺陷，使其无法绕开市场化转型的“坎”，中国国企的强势能保持多久是个普遍关注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的强势是阶段性的，周期性的，不能期望经济持续走强，我们不能失去记忆，我们曾经历过经济低迷期的熬煎，我们必须在好日子中调整自己，实施企业改制，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提升企业能级，转变企业经营理念。
2.6 中国经济与社会服务转型路径的研究
中国当前最紧迫的问题：经济发展转型，经济结构调整，民生问题，社会建设；一句话：“服务转型”。
但当前官员、学界在中国经济发展上死认工业发展这个理儿，“工业强国”这个理念深植于中国人的思维中，路径依赖，使得中国服务转型这条路走得格外艰难；使中国这个上中等收入的国家服务发展水平(43%)，还跟不上低收入国家服务发展的平均水平(56%)。“工业强国”这个理念也没错，但中国工业化已经接近尾声，对后工业化社会及服务经济的到来，官员、学界似乎都没有什么准备。
后工业化社会和服务经济不像工业社会服务以商业和运输形态为主，服务经济社会服务是以技术、知识和公共服务为主，也就是以信息服务为主，依仗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呼之欲出。也就是IT掀开了服务业革命的大幕。
愈来愈多的产品其核心价值已不是产品本身而是服务(如手机、电视)，很多制造商被边缘化，紧接着手机、电视产品的硬件制造商如不及时醒悟，今天的摩托罗拉就是他们的明天。
海尔的张瑞敏也觉醒到：“谁能把用户带进网络时代，谁就能赢，载体是什么，反而不重要！”这就是“服务至上”的前卫理念。
中国为避免发展瓶颈，绕开“中等收入陷阱”，迎接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唯有拥抱服务变革，只有各行各业的服务转型一条路，别无他路。
2.7 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是否已接近尾声，后工业化社会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研究以及如何迎接后工业化社会到来的研究
制造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随着城市化及工业化进程的逐步实现，已从最高年份的近40%，下降到当前的33%~34%，估计在2020年将下降到28%~30%，(当前各国制造业占本国GDP比率：美国14%，日本22.6%，德国24%，OECD17%，韩国30%，各国已先后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服务业比重达60%~70%)中国制造业在2020年之前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特别是商务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及东部二线、三线城市的发展机遇。
按国际上常用的钱纳里工业化阶段划分的实证研究，根据3项指标：人均GDP、就业结构以及产业结构，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
一个旁证：人均用电量是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的标志，按2010年我国人均用电量已达3126kwh，人均装机0.7kw，已相当于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阶段时用电量4750kwh的65%，人均装机1kw的70%，按“十二五”规划，中国在2015年前达到人均用电量4750kwh，人均装机1kw。
也就是说，单就人均用电量和人均装机容量中国将在2015年前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低碳经济——绕不开的挑战
制造业是人类登峰造极的工业化的核心，它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但它又带来失衡的，不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特别是今天，我国一次能源消耗及CO2排放总量均居世界首位，且人均一次能源消耗及人均CO2排放也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时，中国国家利益和世界责任间的冲突是长期的现实存在，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当前正确的选择。“中国将走向半个工业化”(何祚庥)是多虑的，但制造业的无序发展必须克制。
中国制造业必须从产能规模扩张的发展思路上反思：中国制造业的辉煌还能延续多久？下一步如何走？从量变走向质变？得未雨绸缪。
促进中国经济野蛮式增长的因素：入世(2001年)、房改(1999年)、4万亿财政刺激(2008年)，都集中在这10年，增长的动能是否已释放殆尽，新的发展动力在哪里？一旦新的发展动力缺失，大起就会有大落，中国经济会不会大起大落？上海等一线城市增长已显疲态，投资、出口均呈负增长，苦于在寻求转型，管理学界为此能作哪些研究？
2.8 应对劳动力等生产力要素成本上升挑战的研究
中国正处于一个转折：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长驱直入的全球市场将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增长的动力将在哪里？
(1)奥巴马的发难
早些时候，奥巴马的《国情咨文》：“美国正面临着把制造业从中国等地搬回来的大好机会。”
最近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一篇“第三次工业革命”讲中国人制造业劳务成本上升了，世界面临着一场信息技术的产业革命，可以把制造业从中国搬回富国来。
(2)中国被逼到了墙角
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处在四面楚歌之中。
人口所蔡昉：“2013—2015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将降至最低点，之后将迅速攀升，中国现在的趋势是未富先老，旧的比较优势在丧失，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蔡昉认为，就是现在调整人口政策，对老龄化进程已于事无补。
上海的个案：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地区，全国65岁以上人口占8.8%，而上海占16%，老龄化比全国提前了20年，上海的今天就是20年后中国人口的情景。上海的社会保障缴费已收不抵支，每年需财政补贴100多亿，随着扩大社保收征范围，矛盾稍缓，但仍存资金缺口。
更具挑战的是，上海总和生育率为0.7~0.9，而维持世代更替需要2.1，上海已属超超低生育率，大致推算一下，如25年算1代人的话，10代人以后，也就是250年后，现在的上海户籍人口1400万人将仅剩1000多人，细声细语的、精细的上海人将成为珍稀动物？上海若不是平均年龄只不过31岁的1000万人的外来常住人口的支撑，可想这个城市的景象会如何？
世行高路易：中国就业增长带动GDP增长的作用，已从20世纪末的带动GDP增长3.3个百分点到2012—2015年只带动0.2个百分点，之后，就业因素对GDP增长将是负影响，也就是人口红利将见底。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将终结？
这些论据的焦点都聚集在2004年中国出现了民工荒，呈现了刘易斯第1个拐点的征候：劳动力缺乏。
这就应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论点：劳动力缺乏，并受此制约，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若没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素质的提升，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这就是克鲁克曼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理论依据。
但是中国前些年还处于人口红利的收益期，不存在劳动力短缺，克鲁克曼论点的前提条件不成立，但现在中国已出现了刘易斯拐点的征兆，出现了劳动力短缺，政府调控的货币、财政以及产业政策还有多少余地？对潜在增长率的提升有多大作用？都是值得商榷的。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考虑经济会不会滞胀，不得不提防“中等收入陷阱”了。
2.9 应对中国经济转型挑战的路线图研究
应对策略：
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2)完善社会养老、医疗、住房保障体系。
3)促进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并举，特别是农业现代化先行，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就不可持续，牺牲农民利益促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路是短视的，走不到头的。
难点：土地作为基本生产力要素，市场化优化配置，顺理成章，但农地产权流动会动摇政权基础？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已发生变化，但社会结构却落后于经济结构，这种失衡能持续吗？
难点：开放性创新(与自主创新的国策相悖)；教育改革(难度很大，缺乏改革思路与动力)；国企改革(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及缺乏社会共识)。
难点：打破社会身份差别，实现均等化服务，突破中国城乡的二元经济格局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2020—2030年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均衡，完成刘易斯第2个拐点，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圆满过渡，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坎。这将是中国社会建设的一个里程碑。说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政治智慧与魄力。
3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在中国经济转型中面临的挑战
3.1 管理科学是致用的科学，中国的管理科学研究要谨防不要被国外的带头大哥带偏了路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应突出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
从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寻求问题，灵感与研究动力往往来自现实。正如数学所的吴文俊先生说的：“应用是数学的生命线”，复旦的李大潜：“问题意识”和力学所的童秉纲：“真正好的成果是在能解决实际需求上经得起检验的成果。”
第2步才应是从问题中凝炼科学问题，才应是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背离实践地去找科学问题，着力于人为过分简化了的，已失去原貌的，问题的精确解，为发表论文而作研究，或迎合某种评价标准而研究的倾向，成果自然是一摞与实践无关痛痒的论文，一杯白开水。但这也不能责怪学者们，因大的环境、评价体系出了毛病，学者也很难自我救赎。
中国管理研究队伍中真正去发现规律和去指导实践的人较少，多热衷于套用西方的价值和知识体系去解释中国现象，这种研究成果往往呈现“南桔北枳”的现象。而我们自己的中国特色管理研究的学者们还缺乏积累与底气，自说自话，问题在于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与中国当今的经济与社会的伟大变革相比，中国管理科学的理论研究显得太苍白了，中国的管理科学研究滞后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实践，未起到指导作用。“直面中国管理实践”是当今中国管理学界面临的最大挑战！
3.2 传统的管理方法及其理论将受到挑战，IT将重新定义管理
管理是什么？有人说管理即决策，但决策的手段、工具、方法和过程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是一个信息技术引领时代潮流的时代，随着大数据(big data)时代的到来，决策不再是凭经验和直觉，而是基于数据的分析和优化。巴拉巴西的新书《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的封面上赫然印着：人类行为的93%是可以预见的。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几乎任何东西(包括物质世界、人类社会)都可实现数字化和互联化……还有什么信息不能被挖掘、分析、优化、决策到提供一个整体解决方案”(IBM彭明盛)。
这就是那句名言：“All Things Digital”。
一手联互联网接人类社会，一手联物联网接物质世界，一手靠社会化配置的计算服务“云”，一手靠社会化配置的专业服务“海”(海量数据的挖掘、分析、优化、决策)，随时随地都可获得决策的解决方案。
技术进步已在人类面前呈现了这么一个情景：
“云”+“海”可以满足人类的各种各样、随时随地的、个性化的决策服务需求。
传统管理科学那种宏大叙事，单靠思辨和定性，缺乏数据支撑或关起门来，在自己设定的参数里玩数学游戏的研究方法已经走到头了，管理科学与信息技术的联手是必然趋势。管理是什么？仍是“三个臭皮匠”？仍是“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经验)走”？管理需要重新定义，得未雨绸缪。
3.3 摆脱信息泛滥而思想、知识及解决方案贫乏的困境
我们是有史以来获得信息最多的一代人，但信息并没有有效地转化成思想和知识，我们被淹没在海量信息中，沉浸在无序、混杂的噪声中，沉溺于科学计算，而疏于海量数据挖掘、分析、优化、决策的信息服务。
当前的问题在于人们缺乏从爆炸的信息中寻找有用资源的能力，也就是IRKP困境(即信息技术手段富有，但解决方案贫乏)。未来的科学技术前沿在哪里？可以肯定地说，在信息的分析模拟技术，提高信息的处理能力，也就是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模拟仿真”引入到管理科学中来，进行社会的模拟仿真，进行社会计算，计算实验，模拟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现象，提高对经济危机，社会动态，商业竞争的分析、预报能力，减少决策失误，提高管理能力。
今后管理科学的研究方法可能就在以下4个方面：
1)数据整合 “大数据整合”是现在最热门的词汇，数据决定成败，数据决定新一波的经济增长，但如何破解掌握数据的不研究，研究数据的没数据的困境是一大难题。政府数据的开放，将使中国的管理科学水平提高到不可估量的高度。
2)案例推理 学者不可能处在管理第一线替代管理者，学者的长项可能是在对过去的案例分析中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美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100个案例是个范例。
3)计算推演 计算实验给管理科学研究开辟了一条路，将是我们获得解决方案的重要手段。
4)心理行为分析 现在热门的学科是在原来学科名词前加以“行为”：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行为运筹学等，因为只要是人参与的活动，理性人的假定，可能是错误的，管理科学研究联手心理学家、行为学家、生理学家，从心理认知到行为认知，再到生理认知，是管理科学研究延伸的必然轨迹。多学科交叉是管理科学变革性创新的必要条件。
4 期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在未来5~10年内有一个大变局
4.1 中国知识界正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记得普希金有句诗：“那经历过人海沧桑的人有福了，当他们胜利地到达了彼岸。”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总算坚持到了今天，迎来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少有的春天，正如20世纪80年代早亡的诗人海子的一句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多么贴切的时代表述，我们今天正沐浴在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下，享受生活。管理学界能为社会回馈些什么？
4.2 大学必须处在科学前沿，面对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在于其思想和知识的引领性，假如大学失去了这个特征，其社会地位就很尴尬，中国目前大学的处境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这些问题或出于大学的定位问题，大学的引领性，主要表现在其研究的前瞻性、战略性和方向性，因此，大学的研究必须处在前沿，不能跟着走，给别人打杂、当下手，那就失去了大学的意义。定位问题实际上决定的是地位问题。
去年同是清华大学和MIT(麻省理工)的100和150周年校庆，校庆的风格似不同，好像人家不仅是宏大叙事地历数成就，而是申明要严肃地进行反思：
思考如何继续走在科学研究的前沿；如何面对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这两点恰好是我们所追求的学术研究的双动力：科学前沿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我们必须经常反思：我们的学术研究是不是处在前沿？是不是国家需求？
反思不是什么坏事。其实，大学最应该反思的是“钱问”(钱学森之问)。
管理科学研究必须往前沿走，我非常欣赏美国科学基金(NSF)对自己使命的表述：“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强调前沿是对的，因为基础科学并不都等于科学前沿，制高点。基础科学也在变化、分化，你老呆在一些逐渐边缘化的领域上干什么，没有成长性，自己也被边缘化了。
问题在于得有一个方向判断和一个高起点的选择。
其实，现在面临的科学问题大多不是本学科领域里的纯科学，而是次生的，是人类制造出的新问题，如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生态和环境危机、资源短缺等，都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界上的问题，就连曾掌管自然科学研究的路甬祥也自叹不能指望单靠自然科学能够解决一切人类面临的问题，因此，必须学会在学科边界上发现问题，在学科交叉中去解决问题；单一的管理科学研究是没有出路的。
好在人类制造问题的能力大大地大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总会有很多新问题待挖掘、待研究。
4.3 队伍建设应从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
什么是科学精神？竺可桢先生把科学精神表述为：“但求是非，不计利害，虚怀若谷，专心致志”，他并归结为两个字：“求是”，并把其作为他做校长的浙江大学的校训，但这16个字，对当前急功近利、浮躁的中国学界来说，像是一座爬不过去的大山。
做学问要有质疑精神，因为质疑是科学界最宝贵的精神；要反思、批判，不要趋炎附势，要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陈寅恪)。
探索未知的道路上，可能是孤寂的。
做学问，王国维说过要有3种境界：“望断天涯路”；“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就是做学问的牺牲精神，艰苦寂寞，当然也有乐趣。
什么是科学方法？李约瑟先生把科学方法定义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数学分析，以及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
4.4 要有变革、创新的冲动，不要循规蹈矩
变革是时代的主旋律，中国这30年的变革差不多等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400年的演化过程，从封闭、僵化到改革、开放，这是可以记入史册的伟大的历史进程，不要使这个进程停滞下来，中国的管理学界负有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必须把我们的研究从假、大、空转向有意义的实践导向的变革创新中去。
4.5 管理学家必须是战略科学家
我认为管理是生产力，它比传统的生产力3要素(知识、劳力、资本)更上位，因为管理的职能是优化配置生产力3要素，没了管理，何谈人类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战略科学家应该具有以下5个特征：善于多视角、广视野的思考；敢于挑战传统的抱负；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创新冲动；长于组织与沟通的能力；勇于实践的诉求和成果。
也就是视野、抱负、创新冲动、沟通能力和勇于实践。
我真心期盼，管理科学界能再现20世纪70~80年代“双法推广”和“全面质量管理(TQC)”运动中华罗庚和刘源张的执着。当下中国管理科学界极需“实践”冲动，改变中国管理理念、顶层设计、制度设计的滞后，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担当。
5 未尽的话
时间过得真快，转瞬，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已呆了8年。这8年是我人生历程上，不能忘怀的8年，结识了那么多的新朋友，工作生活感到也很充实。
我是一个工科出身的人，离开大学后，在设计院一呆就是40多年，我所在的那个机械部撤销以后，我已经60多岁了，这才想到了要找个地方养老，这样才回到了阔别40多年的学校。
回顾我在设计院的40多年，工作和生活还是蛮辛苦的，一年大半的时间在工厂、工地，特别是1964年下半年起三线建设开始以来，十几年来一直颠簸在云、贵、川、陕、甘、宁、青的山沟里，虽也做了些有效的工程，但也搞了不少低效甚至无效的烂工程，所以，我老是认账，本世纪初4大银行所积累的惊人的不良资产中有我的一份，因为那些不良资产中大多是我所从事的工业项目，总有一种负罪感。
冷静下来后，我总算悟出了这么一点道道：中国经济与社会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管理问题，不论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这个结论似乎都成立，这也是为什么，到老了，我又转向管理领域的缘由。
我是1995年进入中国工程院机械运载学部的。
1996年我给当时的工程院院长朱光亚先生写信，建议工程院成立管理学部。这个建议直到2000年才得以实现，工程院成立工程管理学部尽管历经磨难，迄今还有歧义，但这是个理性的决定。我们基金委是1996年，晚了其它学部10年，才成立了管理科学部，不管怎么说，管理科学在中国总算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这是管理学界的一件大事。
我始终认为管理科学是门致用的科学，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不能背离，理论研究必须问题导向，在问题中凝炼科学问题，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
我们现在处于两难境地：不跟着论文导向，我们可能被边缘化，失去所谓的话语权；跟着论文导向跑，可能偏离中国实践，管理学界与管理实践者之间的鸿沟愈来愈大，中国管理学界失去了个性。
据说我国一所名校的领导带着一班人马去访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誓言要进取世界名校地位，但新加坡高等教育部门的主管却坦言：“新加坡国立大学距世界名校愈近，则距新加坡国家需求愈远。”这番话颇值得玩味，世界名校地位与国家需求相悖！看来，这不是一个伪命题，在中国也可得出相似结论。
中国的SCI论文数已到了世界第2位，R&D经费可能就这一两年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2位，我们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的经费几乎快达到美国NSF的一半，但科学与技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似乎乏善可陈，与国家需求是不是愈来愈远？我们老说的一句话：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出在哪儿？要害可能就在于评价体系，指挥棒出了问题，一般人难以自我救赎，只能跟着走，要不就被边缘化了，但这样跟着跑，一个人、一个学校就失去了个性。
我们管理科学领域也处于这种尴尬境地，难于自拔。这就是我临离开时的一种无奈。我们既要论文，又要满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
对科学基金管理来说，程序公正不等于基金管理的全部宗旨，“失去灵魂的卓越不是卓越”，基金的灵魂应是如何引领科学家的变革性创新。
祝愿中国管理科学走好！
注释：
①本文系郭重庆院士在华东理工大学的一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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