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群际冲突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陈 茁，罗教讲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
摘 要： 社会冲突是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因素。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社会冲突已经转化为人民内部存在的非对抗性冲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权力、财富等资源的分化日益明显，占有不同社会资源的人群也存在着冲突和对立的倾向。本文通过CSS2015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居民对穷人与富人、官员与百姓这两类群体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市场因素、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等三个维度探讨影响居民群际冲突认知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居民认为当前群际冲突的严重程度较高，且此种认知受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公平感的显著影响。
关键词： 社会冲突；社会公平；贫富差距；社会保障
群际冲突是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因素。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经济稳步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社会冲突已经转化为人民内部存在的非对抗性冲突[1]。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所带来的权力、财富等社会资源的非均衡分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有时甚至可能演化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如集体讨薪、罢工、集体越级上访等在社会生活中时有发生。根据新近的《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整体性改善，在现实领域，土地资源纠纷、劳资经济纠葛、环保问题、事故维权、房产矛盾等依然是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利益诉求类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包含经济、环保、教育、医疗、安全等多领域的诉求多元化，同时在网络领域也出现网络声讨等群体事件[2]。而“富二代”“官二代”等暗喻贫富、官民差异的新词汇在新媒体中高频出现并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着社会弱势群体以及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在发展进程中所滋生的失落、嫉妒、不满、愤恨等消极社会心态。
为满足功能要求，近几年部分高面板坝采用有压泄洪放空洞作为枢纽设计配置，控制段设于隧洞末端，并投入运用。如九甸峡有压泄洪放空洞泄洪历时约 31天 （2012年 7—8月），最大下泄流量 496 m3/s，共泄流5.7亿m3，最大落差近88 m，检查洞内混凝土（C50）完整性较好，出口段有局部受损。2013年7月贵州某面板坝工程有压泄洪洞出口段发生整体损毁 （水头约50 m），我国西部地区20世纪90年代建设的有压泄洪冲沙洞，由于洞内混凝土设计标准低，运用期发生过较明显损坏。
群际冲突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冲突原因到冲突感知，最后再到冲突的实现乃是一系列环节所构成的连续统，而人们对冲突的认知则是从冲突缘起到冲突发生的重要媒介。了解人们对不同群体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判断，有助于检视冲突产生的内在心理过程，预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本文聚焦于穷人与富人、百姓与官员两大群体，试图探究居民对这两类群体之间所存在的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
一、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在齐美尔看来，冲突是社会一种普遍的、基本的互动方式。社会冲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普遍地贯穿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在学界看来，社会冲突可以粗略地划分为狭义的冲突和广义的冲突两种模式。狭义的冲突是指对立双方激烈的斗争，企图控制、伤害或消灭另一方，以科赛、特纳、小罗宾·威廉斯为典型代表，认为“冲突是关于价值以及对稀有的地位、权利、资源的要求之争。在这种斗争中，双方对立的目的是要压制、破坏以至消灭对方”[3]。比狭义的冲突概念更宽泛的是广义上的冲突，认为冲突不仅仅限于冲突双方激烈的对立，而是一种宽泛的紧张状态。该观点以达伦道夫为代表，认为冲突是指有明显抵触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争夺、竞争、争执和紧张状态[4]，包括了不同社会力量之间从差异到战争等一系列不同程度的紧张状态[5]。从产生原因来定义社会冲突，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学说：其一，心理对立说。将社会冲突解释为心理作用的结果，如美国心理学家冯克认为，“一切社会冲突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基元的极端心理对立关系形式”。其二，资源争夺说。以科赛为代表，认为冲突是对稀有资源、权力、地位的争夺。其三，环境互动说。认为社会冲突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6]。美国学者J·C.戴维斯从生态学的角度提出,冲突行为不过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互动的函数或产物”。
虽然对社会冲突的界定不一而足，但是从以上几种代表性观点中可以概括出社会冲突的几个特点：首先，社会冲突是一种主体间冲突，发生于两个及两个以上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其次，冲突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是基于社会主体之间产生的竞争、对立、紧张等，单个的个体不可能产生社会冲突。再次，冲突是一种对立的紧张状态，是一种相反的作用力。这种紧张状态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心理层面的价值对立，也可能是物质层面的对稀有资源的争夺，也可能是权力压制造成的权力不平等。对立的结果也有多种表现形式，从差异竞争到紧张、排斥、对抗、消灭等，体现为从冲突心理到敌对情绪再到冲突行为的一种冲突流的形式。简言之，冲突是社会主体间的一种对立的互动行为，社会主体基于价值观的不同或权力、物质资源等分配的不平等而导致的紧张状态。而本文所探讨的群际冲突，正是群体与群体互动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所导致的对立状态。
他一个念头未及转完，便发现自己错了。师父那原本跪坐着的身体，忽地向后倾倒，胸腹几乎和身下的天葬台面平行，竟于电光石火间，躲过了那些蛛丝。他的身体裹在黑色羽袍内，宽宽扁扁，就像一块木板，直落直起间，丝毫看不出肌肉关节的柔韧性。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冲突
阐述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冲突之间关系以自利理论为代表。自利理论认为，人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做出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是一种以自我为参照的物质主义导向。人们关于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判断，取决于自身所在群体获利的多少[7]。如果自身所在群体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中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经济地位高，那么就倾向于认为目前的社会状态是和谐的，冲突是较弱的；反之，如果群体自身处于弱势地位，人们就倾向于认为当前社会结构是不合理的，群体之间的冲突比较严重。由此可推论，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会弱化对社会冲突的认知，而贫富差距越大，底层收入居民越多，社会冲突认知就可能越严重，关于社会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是与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呈反比的。
社会群体之间关于资源的争夺归根结底是以经济资源为基础，而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分配不均造成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进一步导致社会冲突的产生。市场竞争以利益为导向，按照生产要素分配的市场逻辑往往会带来市场失灵、贫富差距扩大、配置资源不公等现象，这有可能加剧社会冲突。在这一命题下，国内外学者做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来进一步探究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冲突的关系。Esteban和Ray的研究结果显示，经济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是社会冲突的重要诱因[8]；朱诚从经济学的角度指出，行业、地区、团体差异等导致的收入差距是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收入分配的改善会减少冲突性事件的发生[9]；文雯通过CGSS数据实证分析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将增加群体之间的冲突感，在干群关系、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0]。基于此，本研究首先从民居的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出发，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居民的客观收入状况越好，关于群际冲突的认知越不严重。
假设二：居民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关于群际冲突的认知越不严重。
(二)社会保障与社会冲突
正如周传蛟所言：“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动力机制与稳定机制。市场经济即是各国当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而社会保障制度则是首选的稳定机制。社会保障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其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功能。”[11]如果说以追求利润和自由竞争的市场是资源分配的一种方式，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还存在另一种社会资源分配方式：集体消费。集体消费是指产品和服务由国家、城市、社区等集体供给，以分配作为主要摄取方式，强调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以及公平公正的价值观。比如公共养老、医疗服务、公共住房等等。集体消费产品带有明显的社会保障性质，往往由政府作为供给主体，目的是通过社会再分配的方式调节市场失灵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这种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的安全网，使社会成员不至于被迫处于一种绝对剥夺的状态，对保障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的剥夺状况对社会冲突的烈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处于经济绝对剥夺情形下的人由于难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往往有一种不顾一切的性质，容易爆发高烈度的社会冲突。而社会保障这种通过国家调节作用的安全网，有力地避免了社会成员的绝对剥夺状态。从历史发展来看，二战后欧洲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实现了经济的全面复兴，极大地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矛盾，维持了社会稳定。
现有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保障有利于缓和社会冲突的观点。王增文认为，一方面社会保障政策的缺失与待遇过低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与适度的待遇可以有效规避群体性事件的爆发[12]。华雯文通过多项个案分析，认为社会保障有利于促进社会认同，强化诉求表达，有效地规避群体性冲突[13]。岳清春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欠完善与群体性事件频发有着密切的关系，并认为群体性事件的防控要从社会系统的优化入手，健全保障机制以提升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14]。健全的集体消费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与稳定协调发展，改变弱势群体的被剥夺心理，化解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据此，可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三：居民对社会保障满意程度越高，其群际冲突的认知越不严重。
(三)社会公平与社会冲突
图2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从同一性别对不同群体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来看，男性和女性对两组群体冲突的判断具有一致性，即均认为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冲突比官员与百姓之间的冲突更为严重。但是从不同性别之间的比较来说，在贫富冲突上，女性对其严重程度的认知要高于男性；在官民冲突上则相反，男性的冲突认知要稍高于女性。冲突认知在性别上的此种差异可用社会性别分工来加以解释。总体而言，当前社会上女性的经济收入可能尚低于男性，且在日常生活中更加精打细算，故其在贫富冲突上表现出较强的敏感性。而在日常生活中与官员或权力部门等互动的更多的是男性，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由于对社会性别的文化赋予，男性较不愿意处于一种被支配的社会地位，所以造成男性对官民冲突的感知程度要略高于女性。
1.性别差异
假设四：居民的公平感越强，其对群际冲突的认知越不严重。
鄱阳湖区圩堤管理存在管理体制不顺，管理机制不活及“以建代管，只建不管”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为提高管理效率建议改革圩堤管理机制，采用类似水文系统的管理模式，设立设区市河道湖泊管理分局，下设管理站，将原县水利(务)局河湖局的职能分离出来，统一日常的建设与管理职能，而在汛期的防汛抢险工作中，接受各级防办的统一指挥。
本文聚焦于当前社会冲突较为明显的两组社会群体即穷人与富人、官员与百姓之间的冲突。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曾经高度同质的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分配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另一部分人则成为了经济上相对弱势的群体，与之相伴随的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以及一种可能相互对立的文化认知的产生。一方面，穷人可能有一种仇富心理，认为“为富不仁”，同时表现出对改革开放之前的平均主义的向往。部分穷人甚至直接开展了针对富人的仇视行动，对富人进行财产甚至人身的迫害。另一方面，富人对穷人可能也不看好，认为穷人素质低、懒惰、没有远见、不讲理等等。同样，百姓与官员之间可能存在另一类稀有资源——权力资源分配不均的矛盾。根据达伦多夫对冲突的解释，冲突源于一种强制性协调组合，拥有权力的一方支配没有权力的一方而导致冲突。目前，我国这两组社会群体之间是否存在敌对情绪？人们关于贫富冲突和官民冲突的认知处于一种怎样的水平？什么因素导致了人们的这种认知？此乃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以往的相关研究通常聚焦于宏观市场、社会结构或个体心理等单个层面，缺乏关于群际冲突影响因素的多维度系统分析。本文试图基于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提出一个由经济层面的市场竞争、社会层面的集体保障、心理层面的公平感共同构造的群际冲突认知分析框架(见图1)，以此描述和解释我国居民群际冲突认知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图3展示了受教育程度与冲突认知之间的关系，从不同受教育程度者之间的比较来看，人们对于两类群体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大体上呈现出“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群际冲突程度的判断越严重”的趋势，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的群际冲突认知得分最高，都接近“比较严重”的水平。此外，尚存在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这部分人群，认为贫富冲突的严重程度要高于官民冲突，而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群，其感受到的群际冲突状况则是官民冲突的严重程度要高于贫富冲突。为什么高学历造成了更高的社会冲突情绪？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低学历者往往更加关注经济场域中与生存相关的经济利益资源的获取，而较高学历者一般情况下都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相对会更注重社会生活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学历的获取也是一种向上流动的过程，人们在由下至上流动的过程中会更有机会接触到那些拥有丰富资源的社会精英，在与精英人士比较的过程中反而容易滋生更强的相对剥夺感。此外，随着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高学历者往往会觉得自己更有能力，应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一旦这种“应然”性的期待没有办法变成“实然”性的现状，就容易产生冲突和敌对情绪。
图 1群际冲突认知分析框架
二、 居民群际冲突认知的描述统计
(一)资料来源与样本状况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采用多阶随机抽样的方法，以全国18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为调查对象，抽样设计能分别代表城镇和农村地区，覆盖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乡区域，共采集到10243个有效样本。经过数据筛选处理，剔除无效样本，得到的样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 1样本的基本情况
(二)居民群际冲突认知现状
人们关于群际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是本研究的主要因变量，本研究主要关注居民对穷人与富人、官员与百姓两组群体之间冲突的认知。相对应于CSS2015问卷，群际冲突严重程度被量化为“没有冲突”“不太严重”“比较严重”“非常严重”四个等级，分别赋值1-4，让被访者给出评价。表2给出了人们对不同群际冲突认知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统计结果显示，人们对于这两组群体群际冲突的认知多集中于“不太严重”和“比较严重”。从平均值来看，人们所认知的贫富冲突分数高于2.5，接近于“比较严重”的程度，人们所认知的官民冲突分数则低于2.5，较接近于“不太严重”的程度。人们所感知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冲突比官员与百姓之间的冲突更为严重，达到了2.51，亦即超过一半的人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冲突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此外，从数据分布来看，人们关于贫富之间冲突的认知相对集中在中间状态的“不太严重”和“比较严重”，亦即多集中在一种“有”和“没有”的过渡性的模糊状态。而人们在关于官员与百姓之间冲突的认知上，选择“没有冲突”或者“冲突非常严重”的比例相对较大，这说明人们对官民冲突的认知比对贫富冲突的认知更为极端。
表 2居民群际冲突严重程度认知状况
注：括号内为个案数。
(三)居民群际冲突认知的人口学差异
亳文化历史悠久，积淀厚重，兼蓄包容，博大精深，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架构，主要内容包括史前文化、帝都文化、老庄文化、曹魏文化、医药文化、养生文化、商贸文化、“古井”文化，民俗文化等[2]。亳文化有别于一般的地域文化，有其自身所独具的个性和风格。
提升网络信息安全就是防范财务风险的技术手段，能够确保金融消费者能够直接选择进入正确的网点，而不是在业务开展过程中，被其他的钓鱼网站进行半路拦截，直接影响到金融消费者的第一体验感，甚至就会造成客户资本、信息等泄露。因此必须要通过技术作为支撑，将网络信息安全提升到战略层次，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供保障。
社会经济地位直接与社会成员的职业收入有关，社会保障则直接聚焦于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二者都是从一种客观的物质层面来解释其与社会冲突的关系。一些学者提出了另一种基于资源获取过程中的公平感与剥夺感来解释社会冲突的视角。代表性的理论有格尔的相对剥夺理论和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格尔的相对剥夺理论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自己的生活都抱有某种“价值期望”，这种期望需要通过环境所提供的资源和手段得到满足，这种环境被叫做“价值能力”。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分配不均，一部分人可以通过某些手段实现自己的价值期望，有些人却没有这种途径，或者相同的途径无法得到期望的结果，进而就产生了一种相对剥夺感。根据心理学的挫折——攻击理论，行为者会产生沮丧、愤怒等心理反应，进而导致冲突行为。这种期望与现实落差之间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与公平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根据罗尔斯的解释，“社会合作使所有人都能过一种比他们各自努力、单独生存所能过的更好的生活，就存在一种利益的一致。又由于人们谁也不会对怎样分配他们的合作产生的较大利益无动于衷，这样就又存在一种利益的冲突”[15]。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而公平就是协调这种利益冲突的机制。必须保证社会利益的分配是公平的，否则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就会超越利益的统一，社会体系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感知本身群体的弱势与不公能够对群体行为产生影响，且往往引致负面效果。作为集群行为有力的预测变量,相对剥夺感通过群体弱势与不公的感知(而非个体水平)对集群行为产生影响[16],不少国内学者也认为心态失衡和相对剥夺感的提高是导致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大心理基础之一[17-18]。可见，探究人们关于群际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也有必要考虑其心理因素，故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图 2不同性别群际判断比较
2.教育程度差异
当时，重庆官场的大小政客都惧怕戴笠，一般平民百姓就更不用说了。黄炎培胆大心细，骨头甚硬，一点也不怕戴笠，并曾当面斥责他惨无人道、滥杀无辜，还骂他是蒋介石豢养的一条狗。戴笠对黄炎培恨入骨髓，但因他名气太大，又没什么把柄被他抓住，只能把气吞进肚子里。
图 3不同受教育程度群际判断比较
3.户籍差异
考虑到地域流动导致的不同制度和文化因素会对群际冲突严重程度的判断产生影响，本研究通过二分法将城乡户口与本地外地人做交互分类，将户口类型划分为外地农村户口、本地农村户口、外地城镇户口、本地城镇户口四分变量。从统计分析结果看(图4)，外地城镇户口的人群对各组群际冲突的判断均最严重，并且认为官员与百姓之间的冲突程度最高(2.81)，穷人与富人之间次之(2.7)。通过农村与城市的比较可以看出，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城镇居民对于两类群际冲突严重程度的判断均比农村居民强烈。通过比较本地人与外地人可以看出，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镇，外地人对于两类群际冲突严重程度的判断均比本地人强烈。总体看来，四类户口性质居民的群际冲突判断严重程度依次是外地城镇居民、外地农村居民、本地城镇居民、本地农村居民。这提醒我们须更加关注城市和外地人的心理状态和利益诉求。
图 4不同户口性质群际冲突判断比较
4.代际差异
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不同年代的巨大变化，导致不同代际之间生活状态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本研究也对不同年龄者的群际冲突认知进行了比较。按照年龄把样本划分为30岁及以下，31-40岁，41-50岁，51-60岁，60岁以上五个群体。从图5可以看出，对两组群际冲突的认知符合年龄越大，对群际冲突的判断呈越不严重的趋势。其中30岁及以下的群体认为官民之间的冲突比贫富之间的冲突更严重，30岁以上的群体普遍认为贫富冲突的严重程度高于官民冲突。
图 5不同年龄群际冲突判断比较
三、居民群际冲突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通过建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分析框架。将穷人与富人、百姓与官员两组群体冲突严重程度的判断得分加总，得到群际冲突总分作为连续的结果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冲突认知越严重。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包括客观变量和主观变量两个连续变量，前者由家庭年收入取自然对数，后者为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得分，包括“上、中上、中、中下、下”五个选项，分别赋值1-5，数值越高代表人们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社会保障总体状况通过问题“总体来说，您觉得社会保障状况怎么样”来衡量，选项由1-10组成，数值越大代表对总体社会保障状况越满意。公平感由问题“您觉得总体上社会公平状况如何”来衡量，选项包含“非常不公平、不太公平、比较公平、非常公平”四项，分别赋值1-4，数值越高代表总体公平感程度越好。此外，将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等三个变量转化为虚拟变量，性别以“男性”为参照，受教育程度以“未上学和小学”为参照，户口性质以“外地农村户口”为参照。通过依次纳入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公平感、控制变量等因素，建立相应的回归模型，考察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群际冲突严重程度认知的线性回归模型
注：(1)表格中的数据为标准化回归系数。(2)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3)*p<0.1，**p<0.05，***p<0.01。(3)作为参照类而省略的虚拟变量依次包括“男性”、“小学或未上过学”、“农村外地”。
模型1引入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即人们的收入水平，能够解释0.7%的群际冲突严重程度认知变异，且影响具有显著性。家庭收入越高的群体认为贫富与官民之间的冲突越严重，反之则认为这两类群体之间的冲突越不严重，与假设一相反。
模型2纳入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与模型1相比，模型2的解释力达到了1.7%，比模型1提高了1个百分点，且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越高，认为群际冲突越不严重，呈现出了与客观收入完全相反的影响方向，这验证了假设二。这一方面说明客观的收入与主观的社会经济地位认知存在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表明提高人们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STZ 诱导小鼠 DR 模型的主要缺点是持续时间长，这增加了实验成本[25]。STZ 有细胞毒性，可以破坏心脏、肾脏、中枢神经系统等重要脏器的功能，导致实验动物剂量依赖性死亡[11]。STZ 剂量高于 200 mg/kg 会导致小鼠死亡[5]。实验动物有 STZ中毒现象时可以通过注射药物降低实验动物的死亡率，如他克林可以作为糖基清除剂在注射 STZ 后使用[26]。通过改进实验方法，也可以降低实验动物的死亡率，如选择实验动物时尽量选用雄性小鼠，小鼠周龄要达到性成熟期（尽量在 8～9 周龄），采用高脂饮食伴注射较低剂量 STZ 的方式，或尽量采用静脉注射等。
模型3同时引入了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和社会保障总体满意度，总体的解释力达到7.3%，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三个自变量因素的解释都是显著的，就社会保障这一指标来看，人们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越高，其对群际社会冲突程度的认知越不严重。从影响程度看，社会保障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客观社会收入指标，也大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这一结果表明，良好的社会保障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情绪。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图书出版社逐步得到发展，实力逐渐得到增强。数量上，从1978年的123家，到2018年的585家；类型上，从1978年以国家级行业出版社、省级人民出版社为主，到2018年各级各类出版社各领风骚；规模上，从改革开放前的单一出版社，到如今的跨区域、跨行业、跨经营范围综合性出版社，特别是出现了一大批多媒体融合发展的出版集团，其中，新闻出版类上市公司28家。
模型4同时引入了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公平感三个维度。从回归结果来看，包含这些因素的解释框架能够解释群际冲突严重程度13.3%的变异，与模型3相比有显著提升，说明公平感这一心理因素在影响群际冲突严重程度的判断上有重要作用。客观收入水平越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越低、社会保障满意度越低、公平感越低，则对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认知越严重。从影响程度来看，公平感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社会保障满意度，最后才是客观家庭收入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这说明，尽管市场竞争带来了收入分配的差异，但通过国家层面再分配及社会保障的调控，可以缓解市场调节的缺陷，充当安全网的作用；同时，更重要的是，人们往往能接受自由竞争所带来的资源分配的差异，只要这种竞争是公平公正的。相反，正是这种对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感而不是差异本身在群际冲突认知中起了重要作用。
模型5包含了所有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总解释力达到了16.4%。在模型5中，集体消费和公平感的影响仍然十分显著，并与群际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呈负相关。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影响仍然存在，但客观家庭收入指标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年龄、户口性质的影响均显著。与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未上过学的人相比，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的调查对象，其群际冲突判断都更为严重；年龄与群际冲突认知负相关，年龄越大认为群际冲突越不严重；与农村外地人相比，农村本地人认为冲突更不严重，城市外地人认为冲突更严重。
颅脑正常早产儿的纳入标准：(1)有胎盘异常、胎膜早破、羊水污染或黄疸等病史，经MRI检查排除HIE；(2)无抽搐、意识改变等神经系统功能异常；(3)排除先天性疾病、严重低血压等疾病。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MRI检查前均获得监护人的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若仔细考察杰克·伦敦的其他作品，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大同小异的意识形态立场。以《海狼》(1904)为代表，得出结论：弱者终于战胜了强者，文明终于战胜了野蛮(王宁、张艳红2010：124)。以《白牙》（1906）为代表，白牙的整个成长过程充满痛苦和挫折，最后在人类爱的感召下变成了一只忠实的“狗”,表现出作者强调博爱与毅力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李智2012：208)。
表 4穷人与富人间冲突严重程度认知的线性回归模型
续表 4穷人与富人间冲突严重程度认知的线性回归模型
注：(1)表格中的数据为标准化回归系数。(2)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3)*p<0.1，**p<0.05，*** p小于0.01。(3)作为参照类而省略的虚拟变量依次包括“男性”、“小学或未上过学”、“农村外地”。
从模型1可见，表征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总收入对穷人与富人冲突严重程度的判断影响显著，收入越高的人群对穷人和富人之间冲突的判断越严重。结合模型2可知，人们对自己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结果越高，则认为贫富冲突越不严重。相对于自我社会经济地位评价低的弱势群体，认为自己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优势群体会弱化穷人与富人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判断。
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方面的社会保障、不同领域的公平状况对不同的群际冲突认知的影响，将社会保障状况具体化为“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等基本住房保障”等类型，公平感具体化为“高考制度公平”“政治权力公平”“司法执法公平”“公共医疗公平”“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财富及收入分配公平”“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公平”“城乡待遇公平”等方面，控制变量依然为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年龄。建立穷人与富人之间冲突严重程度认知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统计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后现代心理治疗模式将人喻为知识的建构者，认为所有知识都是人所建构的，该种治疗模式不认为患者的心理问题是客观的缺陷，而是当作患者与治疗师之间由对话所产生的言语构造物。因此，对患者治疗时，需通过探讨患者的内心世界，以寻找到对患者有用的知识，与患者处于同等地位，把患者当作朋友，与其共同探索新的知识。该种治疗模式将“客观知识”转变为“对个体有用的知识”，使得心理治疗的性质产生一定的变化。
模型3引入了各类社会保障因素，根据回归结果可知，养老、医疗、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指标没有统计学意义，但都呈现出社会保障满意度越高，则认为贫富之间冲突越不严重的趋势。基本住房保障对于人们的群际冲突认知影响显著，对基本住房保障越不满意，认为两类群体之间的矛盾越尖锐。这可能是因为，相较其他类型的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的覆盖面有限，享受的人群相对较少。在市场分配机制占主导地位，且房价高居不下的现实背景下，以集体消费为分配方式的基本住房保障与市场竞争分配的商品性住房之间存在较大的鸿沟；而在养老和医疗等领域，目前已经实现大多数人有所保障，集体消费乃是主要的分配方式，不同群体所摄取到的相关资源差距不大。
从社会公平维度看(模型4)，高考制度公平、政治权利公平、司法与执法公平、工作与就业公平、财富及收入分配公平、城乡待遇公平对穷人与富人之间冲突严重程度认知的影响均显著，人们感知到的公平程度越高，其对群际冲突严重程度的判断越低。从影响的程度来看，财富及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对人们群际冲突严重程度的判断影响最大，城乡待遇公平与工作就业公平次之。据此可以窥探出人们关于公平的要求呈现多领域、多层次的特点，以要求财富分配公平为核心，兼顾区域公平、政治参与公平、社会流动制度公平等各方面。而养老等社会保障公平对人们关于穷人和富人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判断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因为养老等社会保障遵循的是以公平公正、关爱弱势群体为价值取向的分配逻辑，不会对富人有偏私，因此其对这类群际冲突严重程度的影响不显著。除此之外，在控制变量中(模型5)，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对人们关于穷人与富人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影响显著，其影响方向和程度与前面的人口学分析结果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百姓与官员是按照权力资源划分的社会群体。同样，建立关于这一组群体冲突严重程度认知的线性回归模型，其结果如表5所示。
从模型1可知，客观家庭收入对人们关于百姓与官员群际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影响显著。模型2纳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变量后，二者的影响同时显著——客观收入越高，人们对官民冲突的判断越严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评价越高，则对官民冲突的判断越不严重。
表 5官员与百姓间冲突严重程度认知的线性回归模型
注：(1)表格中的数据为标准化回归系数。(2)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3)*p<0.1，**p<0.05，***p小于0.01。(3)作为参照类而省略的虚拟变量依次包括“男性”、“小学或未上过学”、“农村外地”。
模型3引入了各类社会保障状况。其中，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基本住房保障对人们关于这组群体冲突严重程度认知的影响均显著，对社会保障水平越不满意，人们对官员和百姓之间冲突的判断则越严重。究其原因，从医疗保障来说，可能是因为虽然医疗保障覆盖面较大，但医疗资源分配不只是货币资源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医生、医疗设备等资源的享受。但医疗资源相对有限，且不同地域、不同医院的医疗资源分配极不平衡，难以保证人人都享有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为了满足医疗需求，现实中不乏少数官员运用自身的权力通过走后门的方式优先享受相关资源。而对于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住房保障来说，如果没有惠及到相应的人群，人们会把这种责任直接移加至政府官员身上，认为他们身居要位却不作为。
模型4引入了社会公平指标，从回归结果来看，政治权利公平、司法公平、公共医疗公平、工作就业公平、收入分配公平、城乡待遇公平对人们关于官民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影响均显著。从影响的程度和方向看，均呈现出社会公平程度越高，关于此类群际冲突的判断越不严重的趋势。其中，政治权利公平、司法执法公平的影响程度最大，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程度次之。在与贫富冲突影响因素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影响这两类群际冲突认知的公平领域呈现一种相互分离又相互融合的趋势：贫富差距遵循市场分配逻辑，以收入分配公平最为紧要，夹杂着司法执法和政治权利公平；官民差距遵循权力运作逻辑，以政治权利和司法执法公平最为紧要，夹杂着财富分配的公平。城乡待遇公平对官民与贫富冲突认知的影响均显著，因此，仍然要立足于消除区域、城乡间的不平衡，促进区域公平。从模型5的控制变量来看，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和研究生对这组群际冲突认知的影响显著。
四、 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伴随着市场转型，收入、职业、教育、权力等社会地位不一致的现象在中国大量存在，由此形成的不同社会地位群体间也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本研究通过运用CSS2015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居民对当前社会矛盾最集中的贫富和官民两类群体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并建立了一个由市场竞争、社会保障、心理公平等三维度组成的群际冲突严重程度认知的分析框架，对两类群际冲突认知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探究影响人们群际冲突认知的具体因素。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人们认为穷人与富人、百姓与官员这两类群体之间的冲突严重程度都比较高，超越了“较不严重”的水平。从人口学的因素来看，对于这两类群体之间的冲突，女性偏向于认为贫富冲突更严重，男性则偏向于认为官民冲突更严重。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对这两类群体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判断也越严重；相反，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关于群际冲突的判断越不严重。户口性质对两类群体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有显著影响，其中，外地户口、城市户口的人倾向于高估两类群体冲突的严重程度，而本地户口、农村户口的人则倾向于低估两类群体群际冲突的程度。总体看来，女性、高受教育群体、青年人、外地户口人群和城市人群是群际冲突认知的高水平人群。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公平感对群际冲突认知的影响均显著。从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来看，客观收入指标与主观经济社会地位自评指标对贫富和官民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均显著，但呈现出不同的影响方向：人们的绝对收入越高，对群际冲突的判断越严重；主观经济社会地位越高，则对群际冲突的判断越不严重。从社会保障因素来看，基本住房保障程度与人们关于穷人与富人、百姓与官员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均呈负相关，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则与人们关于百姓与官员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呈负相关。从公平感来看，政治权利公平、司法与执法公平、工作与就业公平、收入分配公平、城乡待遇公平与人们关于贫富和官民群际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均呈显著的负相关。人们关于两类群体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分别遵循不同的逻辑，但同时又相互嵌入。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我们认为，缓解人们对群际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可以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等三个方面来综合考虑。就社会经济地位而言，纯粹的客观收入的提高并不能有效地缓解人们关于群际冲突严重程度的认知，同样重要的是要提升人们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培养国民生活的满足感，幸福感，提升主观满意度。从社会保障来看，应杜绝官员利用自身权力谋求优先享受优质医疗资源的现象，进一步改革医疗制度，保障本地人与外地人平等地享有医疗福利和医疗保障，保证医疗领域的公平性，破除权力和地域壁垒。此外，在深化市场改革的背景下，提倡自由竞争的同时也要保障居民基本的住房生活需求，一方面，须提高保障性住房的数量和投放的精准性与公平性，使相关政策真正施惠于需要的人群；另一方面，需调控房地产市场价格，遏制房地产泡沫，并给予特定群体的买房者相关的优惠政策，尽量弥合商品性住房与保障性住房之间的鸿沟。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市场和政府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切不可忽视公平，特别是过程公平。人们可以接受结果的不一样，但其影响结果的过程和程序是否公平则是人们剥夺感的重要来源。“仇官”“仇富”等社会心理背后更重要的机制是社会不公以及基本的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人们不会单单因为贫困而产生敌对情绪，而往往是因为社会优势群体所拥有的资源是通过占用弱势群体的资源这样的方式来实现的，金钱、权力带来的利益冲击了平等公正地摄取社会资源的基本规则。换言之，绝对的收入和权力资源与社会冲突并无直接关联，而是拥有资源的社会群体运用资源的方式。保障社会公平，须坚持遵循市场逻辑的社会财富分配公平和遵循权力运作逻辑的行政执法公平，兼顾地域、城乡等其他领域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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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nes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Inter -Group Conflict among Chinese Residents
CHEN Zhuo1,LUO Jiao-jiang2
(1.2.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Social conflic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social conflicts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non-confrontational conflicts within the people. However,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ower, wealth and other resourc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obvious, and people who occupy different social resources also have the tendency of conflict and opposi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SS2015, this paper analyses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he severity of conflicts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and us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perception of inter-group conflicts from three dimensions: market factors,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equ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sidents think that the severity of the current inter-group conflict is relatively high, and this perception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social economic status, social security level and social justice.
Key words :social conflict; equity;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social security
DOI :10.16614/j.gznuj.skb.2019.04.004
收稿日期： 2019-02-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态抽样调查及对策建议” (13AZD06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茁 (1993-) , 女, 河南信阳人,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心态，计算社会科学; 罗教讲 (1956-) , 男, 湖南新化人,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计算社会科学、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19)04-0028-14
责任编辑 彭国胜 英文审校 孟俊一
标签：社会冲突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贫富差距论文; 社会保障论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