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哀歌向天问——评《曾国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哀歌论文,曾国藩论文,天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嘉庆十六年间，在湖南湘乡荷叶塘的一所宅院里，曾家祖父夜梦蟒蛇精入府，于是他的长孙曾国藩降世。这是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中的一个特殊情节。这不禁使人想起古希腊传说中的那蛇妖之后——半人半兽的斯芬克斯，它以自己的智慧和阴鸷，强迫路人猜出关于“人”之谜。而《曾国藩》中的主人公则是站在19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政治和文化的峰巅，把“圣贤”或“恶魔”等反差巨大的历史评价展露出来，让人们破译他这个“人”及那一特定时代历史和文化的深层隐秘。
《曾国藩》的作者为自己选择了这样一个以往人皆避之的难题。他是怎样破译这个中国的斯芬克斯之谜，让曾国藩这样一个在近代史中颇具影响又歧议纷纷的人物，作为主人公走进文学形象的殿堂，而且，使这部小说成为颇受海内外读者青睐的“抢手”书籍呢？作品使我们看到，作者试图以新的审美目光，穿越时空的屏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蕴和精神进行全息观照。看得出作者痴迷于文化的视角，而且，作品所描绘的那一特定的时代及主人公复杂的特质也使得他别无选择。
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的勃兴，文学领域中的“寻根热”曾把文化炒得滚烫。如今再回头看那些作品，着实有点像第一位勇士尝过的螃蟹，绝好的滋味倒是感受到了，但多少有些生吞活剥，让人觉得生硬而消化不良。特别是其中那种文化符号、主观意念式的人物，确实缺少鲜活的生命津液而不能以真正“人”的形象凸现出来。在这以后，人们逐渐熟稔了文化的角度，它大大强化了人们审度生活的目力，使它得以从文化演变的长时空剖析笔下的事件。许多作品便因此而增添了几多的理性深邃和艺术的毫光。《曾国藩》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这里文化早已不是贴在人物额头上的标签，而是沉潜于作品深层的底蕴，使小说厚重而沉实，是镶嵌在字里行间的珠玑，使人物极具神采。具有文化内涵的人物，就像一把钥匙，能够开启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富矿，而文化本身又铺展了一个多维视野，使人们步入人物形象的堂奥，渗透他所处时代的文化趋向和本源。
曾国藩是站在那一时代政治与文化前沿的人物，是以儒学为主体、理学为核心的传统思想集大成者。中华传统文化之中积极和消极方面都在他身上得到充分而深刻的体现。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传统文化行进到封建末世的一个聚焦点。百余年来，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反差巨大，“誉之则为圣相”、“国家之股肱”、“千古之完人”，“谳之则为元凶”、“乱世之鬼枭”、“民族之罪人”。《曾国藩》在这方面采取的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于这不啻为天壤之别的两方面特质，都充分地展示出来。主人公十分推崇老师唐鉴赠他的“不作圣贤，便为禽兽”的条幅，在一切重大问题的举措中，他的灵魂深处始终存在着圣贤与禽兽的搏战。他最仁义也最残忍，最坦诚也最虚伪，最刚烈也最怯懦，最腐朽也最开放。作品正是从文化的视角涵盖、化合政治、阶级与道德的冲突，令人信服地把人物个性之中的两个极致熔铸于一炉。力图超越以往那种非此即彼的审美认知模式，从而再现了的本真形态。
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爱德华·泰勒《美》）。可以说写曾国藩这个人物，仅仅写出一个普通的“人”是不够的，而是要写出富有文化价值的“人”格，具有文化内涵的“人”心，带有文化色彩的“人”事与“人”情。作品开篇并没有平铺直叙地从主人公的少年时AI写作起，而是让这个四十几岁的清朝礼部右侍郎满面忧戚地回乡奔母丧。一路之上的经历和心境使他给人的印象不坏，他虽官居显位却仍保持荷叶塘农家子弟的朴素平和，且又惜才重义。特别是思亲恋乡的情怀，家庭本位的思想，清晰地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在家族中，他是孝顺的儿子、重情的丈夫、仁义的兄长、慈爱的父亲。湘勇中的骨干主要是他的兄弟和朋友，湘勇其实就是“曾家军”。他做一番大事业的最终目标还是光耀门楣。如同曾国藩的好友陈广敷分析的那样，平太平军后他裁撤湘军、自剪羽翼是为了“保己身及曾氏一门的安全”。曾国藩对慈禧太后是失望的，认为清王朝已是将倾的“百年贾府”，这说明他对清政府已是气数将尽并不是没有感受，而且王闿运及他的兄弟、朋友都在这方面进行过点拨，但曾国藩却“一直囿于忠于一家一姓之小节，遗忘了拯救国家百姓之大义。”这种家庭观念是农业文明、小农经济的产物，其中有惜土重亲的优质成份，可从总体上看，这种宗族本位意识显然与重公德、重民主是相悖的。然而，有一位社会学家曾说过“中华传统文化，全部都从家庭观念上筑起”。这种说法显然绝对一些，但至少是曾国藩所处的那一时代基本上是如此的。当时的伦理道德、人事亲情的原则也是围绕着这一观念所派生的。这一点在曾国藩身上也有所体现。他的弟弟曾国华兵败被俘，一个月后辗转逃回营地，而曾国藩已向朝庭奏报曾国华“壮烈战死”，皇上为曾家御笔亲书“一门忠义”。上谕不能改，于是曾国藩劝曾国华从此隐姓埋名去与黄卷青灯为伴。作品描写弟兄间的对话颇具光彩，当不甘心为道人的曾国华表示异议时，已战胜了瞬间掠过心底的手足之情的主人公严冷酷烈地告诉他，“六弟，你早死了。”勇不能带，家也不能回了，“当‘一门忠义’的金匾从黄金堂取下时，你想想看，那会使我曾氏家族蒙受多大的耻辱”。显然，这里作者不只是在展现主人公为家庭显耀而不顾骨肉之情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审美评判。
曾国藩“居闾里一呼万应”，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当时的人格力量。一般地说，被中国人所尊崇的人多半是富有伦理的性格。如同作者所说：“他在艰难困苦中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同时也成就了封建士大夫心目中的完备人格，而事过境迁，昨天的事功有可能恰是千秋之罪，倒是道德文章以及文人心目中的人格理想能具有更长久的影响，我当时最有感触的也是他的人格力量。”确实，曾国藩除了对家庭的责任心，他对友人、学生、下级还怀有惜德重才之心。作品开篇就写了他对杨载福危急之时救落水女孩的激赏，对得到康福这样重义薄利的人才的欣喜。他屡屡向朝廷荐贤，而且不计以往嫌隙，大力推荐左宗棠，特别是他与极富血性、重情重义的儒将彭玉麟之间的友情和对太平天国之中俊才的客观评价，都显示了曾国藩的品格和高识。他对清廷腐败现状的忧心，对贪官污吏的嫌恶，对误国清谈的鄙视，特别是作品描写他饮食起居之简朴，如一日三餐素食为主，把消暑的莲子羹换成苦茶等，不能否认他行止端方，为官清廉。当然，“如果一个人过分地热衷和沉湎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把自己人性仅认同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人格的其他方面就会受到排斥”（参见《神话——原型批评》）。从曾国藩的人生经历，作者已感悟出这一点，因而，作品也以溢满沧桑感的笔触，写出官场的掣肘，历史的负荷以及主人公人格世界中的另一个侧面也使得他常常违背自己的人生信条。例如他初创湘军时杀人如麻、滥施酷刑，主张“乱世须用重典”。他标榜“平生以诚自信”，但对待太平天国的降将韦俊叔侄的问题上，却做了食言而肥的事情。他指使康福力劝韦俊投降，并赠棋赋诗，信誓旦旦将对韦桂封以高官委以重任，但后来，为了裁军却又杀死了无辜的韦俊叔侄。这件事使曾国藩这具偶像在重义重节的康福心中轰然崩塌了。他用“背信弃义、残忍刻毒”来评价这位一向标榜诚与信的理学名臣。
从文化的视点窥视主人公的心灵世界，还要从曾国藩这个“人”出发，描述他对儒家文化的承传，剖析他“治国平天下”的一套举措。较成功地展示了这两方面，也正是这部作品的主要魅力所在。因此，时下有人说“经商要看《胡雪岩》，从政必读《曾国藩》，”也有人认为《曾国藩》是一部形象地阐述安邦定国、经世致用之作。的确，曾国藩是19世纪中叶左右过当时政局的大人物，有着极深厚的传统文化资质及修养，从这个角度看，一部《曾国藩》可以说是一部活的晚清政治文化史。晚清战乱频仍的时代，内政腐败，生灵涂炭，却客观上为当时读书人展开一条走立军功而显达的道路。他们不只是翰林、谏臣、文官的羽扇纶巾之辈，而是把蔺相如与廉颇兼于一身。作品就是在这样特定的环境基础上，为曾国藩建构了一个谈经论道、经世致用的宽广天地。作为儒家学说的最后一代传人，曾国藩青少年时代就立下“树德追孔孟，拯时俪诸葛”，做非常人的志向。他有着封建士大夫那种极强的参政意识，渴望建立大功业，幻想使强弩之末的大清王朝起死回生，重建舜尧周公之世。最初，丧母的心境，偶被太平军所擒时看到对手的威势，为官多年也感到国势日微抚亦难，然而“士志于道”，对世事的承当精神和先前的志向，使他与唐鉴、陈广敷等人“世无艰难，何来人杰”的劝告一拍即合。我们看到主人公出山前后，关于定国治军、结友御敌、持家教子的一系列理论中无不浸透了儒学之精义。例如，他与唐鉴探讨程朱理学、推究兴衰治乱时令唐鉴嘉许的一系列主张；在王船山故居谈及一代鸿儒的文才武功；军务之暇所悟人世决窍“八本”；与彭玉麟切磋诗文丹青之艺；与李鸿章、赵烈文等纵论世事及天下人物等，都深切地表明了儒家的观点。他创办湘军树起的是卫道保教的旗帜，他亲自撰写的《讨逆檄文》中明确写道：“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其中孔孟之经典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亦可见一斑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国藩却不是一位抱残守缺的“腐儒”。他对中国文化之中的各门各派力图兼收并蓄，曾自诩为“通儒”。作品描写曾国藩奔父丧时，正是他战功频频又屡遭猜忌，他已是愁云填胸，心力交瘁。第三部开篇，作品就让我们看到这人心理极不平衡，活得太累的“平逆重臣”，戚戚然出现在医术精湛的丑道人面前。丑道人告诉他“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从此，这位志在以儒学入世拯世的理学名臣，在《道德经》、《南华经》中又得到了某些顿悟。儒家入世、法家强权、道家柔胜刚、弱胜强。这使意在“中兴”的三军统帅端谨成熟起来。正统理学家攻击曾国藩“以杂为道”，其实，正是他从军从政的实际过程，使他摈弃了门户之见，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长期积淀下来的可资以为治的有用之说，采取积极吸纳的态度。而且，他的思想并没有止于此，他忧心于国家居个人后，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突破“夷夏”界限，首创洋务，破天荒地创办了机器制造局，并聘请“洋人”为工程师。他第一批派遣“中国幼童出洋”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著名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就出自这一批幼童。这一系列开明的治国之道不能不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而且对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领袖人物都发生过影响。由此可见，主编过《曾国藩全集》的作者熟谙主人公那一段历史生活，他在这众多的史料中剥剔出其中的文化精华，并通过生气贯注的艺术形象体现出来，为此，我们不能不赞赏创作主体的识力与魄力。
然而，曾国藩毕竟生当末世。他雄心万丈意在中兴之举，显然，要在冷酷的历史现实中碰得粉碎。大清王朝气数将尽，这是不可更易的命运。儒教、理学拯救不了它，老庄之说也只能缓和一下曾国藩焦灼的心境，变化一下他的处世方式，却不能使他具备那种回天的神力。恰恰相反，风雨飘摇的满清江山与复尧舜之治的志向，古板执著的理学家与开风气之先的洋务派，朝廷倚恃为股肱又防之如虎狼的处境，特别是仁德高识与残忍迂腐同处在一个心灵世界中，对这个人物是不可想象的灾难和悲剧，因此，“悲哀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曾国藩》三部曲”，就连这三部曲的书名《血祭》、《野焚》、《黑雨》都衬托了作品溢满悲剧色彩的底蕴。显然在这里，主人公宦海浮沉、屡受猜忌只能算是浅层次的痛苦。“当时整个大清王朝已走到它的末路，曾国藩已无力回天”，这才“是他最大的悲剧”。从自以为可为到明知不可为，而欲罢不行，欲行不能。历经了半生戎马倥偬、殚精竭虑之后，陛见太后的失望，官场浊恶之风日盛，使他深知自己所作的事情简直是一种无望的救赎。特别是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作品饱溢了悲剧色彩，曾国藩自知已完全失去了自我。明知公理，却要秉承朝廷旨意逆天道而行。“内惭神明，外惭清议”，他痛心疾首地哀叹“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他叩问苍天，“天意从来高难问”，他扪心自责，他的灵魂在战栗、在流血，圣贤和禽兽展开一场惨烈的搏战，直战得天倾地斜，黑雨滂沱，终因“隐痛太深”而死。
19世纪那血雨腥风的悲剧时代造就了曾国藩这样一个具有深刻悲剧内涵的人物，而这个人物的悲剧心态和逆天而行的举措又强化了那个时代的悲剧性。作品中陈广敷三见曾国藩时对他的指责，只能说是一种历史的评价或作品对人物的审美评判。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社会地位、阶级属性、人生志趣使曾国藩不可能是第二个洪秀全，文化的局限、历史的重负使他更不可能是孙中山。也许广敷先生说得对，这都是“天数，天数注定我华夏文明之邦要遭劫难。”有人认为，若在盛世，曾国藩可以附骥尾行千里，成为一代贤臣明相，可惜那一段历史就造就了这样一个崇尚“不做圣贤、便做禽兽”的曾国藩。在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小说中，许多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其中有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人物的悲剧、性格的悲剧，这部作品已不止于此，它是处在历史大裂变之中灵魂的悲剧。同时，它使我们看到行进了两千多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深重的内在矛盾和疲老的景象。它需要变革、超拔或涅槃再生。而曾国藩绝不可能有承担这种重任壮举的幸运。
《曾国藩》的作者在谈创作体会时说，通过曾国藩“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萃部分是完全可以造就出卓越的人物的”。同时，作品也通过曾国藩这个人物，为19世纪中叶这一角文化与政治的天幕上引领出一批星宿，虽已临末世，却仍璀璨而辉煌，形成了一个卓越的晚清“士”群体。大的历史趋势和时代背景，使他们只能站在各自不同的阶级和集团的立场上，来展示自己的才识和风骨。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当时时代民族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为此，他们都具有一种宗教式的承当精神，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肌体中的钙质。
“戎马书生少智略，全凭忠愤格苍穹”。这是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的抒怀，也是正直的读书人走立军功之路的心理写照。其中体现出当时知识分子对国家世事的一种可贵的参与意识和使命感，这一点在这个“士”群体中有着深切的体现。前面我们谈到曾国藩的“世无艰难，何来人杰”，“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还天子”的溢满豪迈色彩的参与意识。左宗棠是作品中仅次于曾国藩的角色，对这个人物作者虽着墨不太多，但却写得有声有色。比之生性古板持重的曾国藩，作为艺术形象的左宗棠更有灵性，更有“活”气。对于这个人物作者似乎比写曾国藩更放得开，也更敢于注入赞赏的笔墨。这位自诩为“今亮”的人物，是在与朋友论诗吟志、谈天说地时与读者相识的。只见他意气豪迈、才华横溢、倜傥耿介，确实与时俗迥异。如此人物却怀才不遇，他鄙视夷官场群臣“无事时威风十足，有事时束手无策”。但他也有“大丈夫不封万户侯枉此一生”的心怀。在长沙城有失守之险的危难之际，他被荐为巡抚张亮基的师爷，他为人忠直、事必躬亲、杀伐果决、指挥若定。他后来忠直荐贤、斥责兵败欲轻生的曾国藩，招募楚军、宴客退敌，特别是他送给胡林翼的一副“神鼎”佳联，“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理解他是在试探自己，其实正显示出左宗棠胆识超群，敢有“问鼎”之思的豪情锐气。如果说当时满清官场龌龊、埋没人才的话，那么左宗棠最终的入阁封侯，不能不说其中的某些机制还算是有知人之明。
胡林翼这位出身官宦之家的督抚，“爱才如命、杀人如麻、挥金如土”，但是他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不愿自己的国家甘居人后的自强意识却令人肃然起敬。有一个情节是难以忘怀的，当痼疾在身的胡林翼与曾国藩漫步在长江边，谈论皇帝大行，忧心政局莫测时，突然看到长江上一艘英国轮船，很快超过所有的中国木船时，胡林翼猛然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昏倒在地。醒来时气息深沉地对曾国藩说：“我湘勇水师今后若要对付洋人，必须要有洋人那样的坚船利炮啊。”曾国藩无限感慨，我中国官员、士人都有胡林翼的明识和忧患感，何愁国家不兴！这种感慨恐怕不仅仅局限于那一时代吧。
共同的文化背景使人们看到，尽管太平天国的精英们与曾国藩等人势不两立，但在拯世济世这方面的认识上却有着共同的思路。作品满怀深情地描写了翼王石达开三败曾国藩，他谋略超群，英武善战，平时又极具仁德重义的儒雅之风。“只觉苍天方愦愦，要凭赤手拯元元”，这临战前气势浩瀚之作，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位儒家文化培养起来的一代英才，吞吐日月、旋转乾坤的万丈雄心。
记得有人在谈论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和希腊哲学家之间的区别时，认为希腊哲学家主张“静观的人生”，自诩为“不动的动力”。而西方知识分子则认为应当“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主张“行动的人生”。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赞赏后者，说：“哲学家从来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真正的关键是改变它。”改变世界才体现重行动、重实践的精神。《曾国藩》作品中的“士”们，虽然怀有各自不同的目的，为着不同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但他们直接参与战事政事的行为，入世拯世的志向，显然与重行动、重实践积极的人生态度相一致。这可以说，自先秦以来到19世纪中叶，从苏秦、张仪到曾国藩、左宗棠，走过这漫长的历史途程中的“士”在自我认识方面已向前迈进了一步。
此外，中国“士”的风骨，在这部作品中显示得十分充分。作者悉心于此，因为这是展现这众多人物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环的骨架。这是一部写真男子的作品，它没有甜腻腻的男欢女爱，也没有软塌塌的顾影自怜，它如同作品显示的是热血、战火、黑雨，是剑戟横飞，是生命的搏战。身临这血雨腥风的惨烈氛围，才能展示出这一群体的阳刚之大美。这部作品之所以被不同层次的人们所青睐，也许是看腻了缠绵悱恻、格斗凶杀的读者感到读一读如此丰厚而豪壮的人生，对他们更有裨益，对心灵更有震撼力。
作品四次出现曾国藩的人生格言“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主人公一再强调其祖父的教诲，懦弱无刚是男人的奇耻大辱。这种宁折不弯、刚勇执著在左宗棠和“以节烈死”的江忠源等人身上都有着深切的显现。他们受命于危难，在事事不顺、处处荆棘之中凛然奋起，他们是通过层层炼狱、饱经种种忧患的搏击者，终于在历尽沧桑巨变之后，成为或美或丑，但却超拔于同代人之上的一代风流人物。特别是作品中塑造康禄、康福一对同胞兄弟。康禄是太平天国后期骁勇仁义的楚王，康福是曾国藩麾下德智超群的良将。他们不同的选择和信念共同经历了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他们的手足之情在这场势不两立的厮杀中亦更加深切浓重。在这里，作品把历史的负荷与个人的品格区分开来，大胆展现了作为曾国藩的近臣康福淡泊名利，以诚相见，刚直节烈。对于康禄，作者则注入了更多对历史与文化的耿耿情怀与沉沉的忧思，作品辟专章书写康禄之死——《野焚》中“康禄和五千太平军将士在天王宫从容就义康慨自焚”。这一节作品写得大气、雄豪，把康禄同事业共存亡的义烈、果敢、风骨铮铮的形象，置于品格与气节的峰巅，植入读者心灵世界的深处。
提倡人格的修养和风骨的锤铸是中国“士”群体的传统特征。据说在西方和其他文化中，只有出世的宗教家才讲究这种修养，一般俗世的知识分子从不注意这些。而《曾国藩》这部作品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而讲究人格修养，这一点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中极具光彩的部分。它曾强化过多少志士仁人的民族自强自立意识，惟其如此，才显示出中华民族在种种苦难磨砺中顽强的生命力，才得以支撑起几千年的华夏文明。
既使到了封建社会末期，中华民族仍然是人才荟萃。可惜“传统文化的消极部分又使这些卓越的人物难以在旧时代摆脱悲剧的命运”。《曾国藩》中几度哀歌呈现出这场历史的大悲剧。它使人们痛心疾首地看到，那一时代就像宇宙间可怕的“黑洞”，把曾几何时辉煌璀璨的星群无情地吸入了它可怕的深渊，使他们无所作为，使他们互相猜忌、互相掣肘、互相残杀。是什么历史动因，使中华民族遭受如此多蹇的命运？作品从清廷内幕、官场上下到太平天国的天京之变、诸王火并，都给予深沉的展示：腐败、内耗、农业文化的封闭性、保守性、劣根性，使得努尔哈赤的子孙如此平庸无能，使得浩气盖世的太平天国英雄只能功亏一匮、空对苍穹。作品第三部通过曾国藩与朋友、家人、幕僚的对话，深深地嵌进了对这个问题沉郁的思索，这是横贯全篇具有拷问意义的思索，拷问灵魂，拷问历史，拷问文化。在这里，作品的审美态度是客观的，也是矛盾的。他冷峻地看到了当时中华传统文化对自身发展和历史进步的阻碍，又深深地眷恋传统文化中道德与人格的魅力。儒雅、风骨、高识、家族的温情，确实令人迷醉。作品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深情满怀地挽悼、赞誉了这方面，又通过胡林翼的死，曾国藩由正统的理学家变成洋务派痛苦的心理流程，昭示了中华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严酷的挑战，未来世纪只能在其中有所借鉴，却不可能从中为自己找到出路。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既能够把人们引入历史的本真境界，使人体会到彼时彼地来自生命本源的撞击；又能够通过自己开创性的写作对生活进行再创造，为历史提供或揭示崭新的意义，并在这种创造中，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我想《曾国藩》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就具有这样的意义。作者以前虽没有创作过文学作品，但较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创作理论功底使他对素材有着较强的驾驭能力，从而使作品有着宽阔的容量和丰富的内涵。特别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内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卓有成效的展示，体现了当代作家在这方面探索的极大热情。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都在这方面进行过努力，这使人看到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行进过程中实现自我解剖、自我调整、重新建构和塑造自身的希望。古远悠久的历史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并不一定就是沉重的负荷，用正确的思维方式直面其本真形态，它就会成为一笔财富，使人们从中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延续性和参照意义；就会从容地意识到过去的局限、今天的状况，进而清醒地塑造未来形式。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对《曾国藩》这部作品的重视，不仅在于它的审美价值，更在于它的文化思考性和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