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的制度变迁与技术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农业论文,制度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制度变迁与技术变化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在对制度变迁、技术变化和经济增长三个方面的研究中，人们要么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么研究技术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化关系的研究很少。实际上制度变迁与技术变化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农业为例，研究我国解放以来农业的制度变迁和技术变化的关系问题。
一、我国农业的制度变迁
制度是指一系列具体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任何制度变迁都包括制度变迁的主体、源泉以及适应效率等诸多因素。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而资源的相对价格变化对于制度变迁至关重要。
考察我国农业的发展，可以看到建国50多年来我国农业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制度变迁。这些制度变迁主要有土地制度变迁、经营制度变迁、农村组织制度变迁等。
1.土地制度变迁
建国50多年来，我国进行了以农民为主体、以按社区人口平均分地为实质内容的三次重大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即1949年～1952年的土地改革及后来的合作化、1978年～1983年的“大包干”和1997年～1999年“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
随着人口增长，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对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从中长期看，这种矛盾不可能根本改变，只能有所缓解。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农村一直试图对传统组织制度资源进行改造和利用，尽可能以相对低的成本改变农业外部条件，扩大农户经营规模，为农业向市场经济过渡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必要的制度基础。
2.经营制度变迁
随着土地制度变迁，我国农业经营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农业经营制度的变迁主要是：（1）1949年～1952年的土地改革及后来的合作化，实现了农户分散经营制度向高度集体化的统一经营制度的改变；（2）1978年～1983年实行包产到户，初步建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3）1984年～1993年延长土地承包期15年，不断巩固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4）1997年～1999年落实“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确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我国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5）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废除了长期实行的农产品国家统购包销制度，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卖粮难”问题。今天，绝大部分农产品的流通已经放开，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6）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随着乡镇企业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农村出现了承包土地的转包、转让，承包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租赁，乡村兼并，乃至于“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等多样化的、有利于在农业生产领域提高规模化程度的制度变迁。国家也鼓励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在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和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3.农村组织制度的变迁
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经营制度改革相配套，我国农村组织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组织制度变迁。这些组织制度变迁包括：（1）实行政社分设，废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2）股份合作组织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农民把股份合作制这种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广泛引入到种养业、农业资源开发、乡镇企业以及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革中。农村股份合作制在实践中的发展，对完善农村所有制结构，探索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3）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农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增加收入为目的，遵循互助合作的精神，本着自愿参加、互利互惠，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自发地组织起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种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能及时有效地为成员提供生产技术、市场信息、购销、资金、加工、储运等多样化的服务，在引导和组织农民进入市场，促进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农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又一创造和自主选择。
二、我国农业的技术变化
建国50多年来，我国农业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农机的大量使用和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村用电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农作物新品种的繁育和推广应用、耕作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创新等许多方面。其中，农机总动力、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农用小型拖拉机、农用载重车、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村用电量等资料见下表。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技术变化资料
在表中，农机总动力、农村用电量两项指标是综合性较强的反映农业技术变化情况的指标。为了更好地反映农业技术变化的情况，我们对表中的农机总动力、农村用电量两项指标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并用年均变化率来表示，结果仍列在表中。
三、制度变迁与技术变化关系的理论研究
制度变迁与技术变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但是，制度变迁与技术变化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
对于制度变迁与技术变化的关系问题，研究制度变迁理论的著名经济学家诺斯认为，一方面制度变迁是由技术变化所引起的；另一方面无效率的制度会阻碍技术的发展，造成技术发展的停滞甚至是技术水平绝对地下降，并且一种制度一旦建立，便会产生一种维持自身不变的惯性。那么，到底是技术变化决定制度变迁，还是制度变迁决定技术变化？二者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如果引入了时间因素，我们就会看到，从短期看制度因素往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有效率的制度会促进技术进步，而无效率的制度则反之；并且，制度本身有一种维持自身不变的惯性，只要它不是极度地与生产的技术条件不协调，它就很难发生变革。但是，如果从长期看技术因素则起着决定的作用，并且技术永远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基本上不受制度的影响，同时还推动着制度不断地发生变革，以适应技术发展的要求。
为什么会是如此呢？美国经济学家艾尔斯教授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解释。艾尔斯认为，技术本身是由包括器械和方法在内的各种工具所构成的，而工具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可以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并存。这样，一旦各种工具已经产生并广泛地存在和分布，它们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组合。新的技术就是以前存在的各种工具（包括方法、观念）相互组合的结果。工具的存在会自然地产生更多的更先进的工具。而人们发现和追求这些新组合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于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心理，而并不是主要来自于外部利益的引诱，即制度的激励。尽管任何技术的产生都与人的智力活动有关，但艾尔斯认为，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之所以会发生，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体现在了工具和符号之中。因此，只要这些工具和符号存在，就会产生超越人的主观行为的新组合的可能性。有了蒸汽发动机，就必然会有蒸汽机车。总之，在艾尔斯看来，技术进步是一种由其自身的内在力量所推动的自我发生过程，而并不是由外部的文化和制度因素推动的结果。
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与诺斯强调制度对技术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观点相互矛盾，但实际上，它们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都是正确的，而这个“一定的条件”就是“时间”。也就是说，从短期看诺斯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在好奇心和求知心理之外，是否还能加上一种利益的引诱，对技术进步的推动力会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从长期看艾尔斯的观点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即使无效率的制度不能给人们以足够的利益推动力，它也不能完全阻止技术的发展，因为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心理仍然会推动技术缓慢地发展，并直至最后导致制度的变革。此外，虽然制度不能绝对地阻止技术的发展，并且技术发展有推动制度发生变革的作用，但是制度本身的惯性又有保持自身不变的作用，那么这两种相反的作用力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从短期看，制度惯性可能是制约人们的制度选择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从长期看，技术变化则是决定制度变迁的最根本的因素。
对于制度变迁与技术变化的关系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制度高于技术》一文中提出了制度高于技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是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保证技术迅速发展的关键是能够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潜能的制度安排，而技术的重大突破对制度变迁有着深远的影响等观点。制度变迁促进技术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各国专利法的实施对技术发展的直接影响。如果没有专利法，现代技术不可能有这么快的发展。
四、我国农业的制度变迁和技术变化
现在，我们结合前面我国农业的制度变迁和技术变化的有关资料，以农机总动力为代表，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机总动力年均增长率最大的时期是建国后至1980年，每年的年均增长率都在10％以上。特别是1952年～1957年间，达到114.40％；1957年～1965年间，达到105.12％；1965年～1978年间达到74.55％。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迁，对农业技术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农业机械化的方针和政策。
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农机年均增长率开始显著下降。原因在于经过“大包干”，农村广泛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经营制度发生重大变迁，由原来的高度集体化的统一经营转变为以家庭为主的分散经营，使原来的农业机械缺乏维护，失去作用。而由于担心政策变化，农民对新的农业机械缺乏有效需求。针对农民对政策可能变化的担心，国家在1983年和1984年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15年不变。这样，就消除了农民对政策变化的疑虑，增加了对发展农业的投资，同时，国家改变了不允许个人购买农机的政策，允许农民自己或与他人合作购买各种农业机械，从而使农机总动力年均增长率开始回升，从1983年～1989年连续几年保持较高的增长。
1990年～1993年间，由于原来的制度变迁已经发挥过作用，或者说这几年没有新的制度变迁，加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农机总动力年均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各年均在5％以下，为建国以来农机总动力年均增长率最低的时期。
1994年以来，国家在农业制度变迁方面又有一些新的举措，例如，允许土地转让、入股，建立农村股份合作组织；实行小城镇发展战略，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鼓励农村进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行农村“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等，使农机总动力年均增长率又一次增加，或者说使我国农业技术又有了新的变化和提高。
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到，短期内农业制度变迁对农业技术变化的重要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我国农业技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农业制度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发生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