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辉煌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历程论文,辉煌论文,图书馆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
〔摘要〕 1978年以来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本文对这一时期的图书馆事业整体运行轨迹，包括学术刊物创办、论著出版、教育发展、自动化实施以及国际交往等一一作了论述；并指出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如何走出困境，再展辉煌。
〔关键词〕 中国 图书馆事业 发展研究
〔分类号〕 G259.29
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图书馆事业近1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对于这一历史性的成就与成功经验，应认真加以总结，以求更大的发展。
（一）
中国图书馆学会是中国图书馆工作者的学术性群众团体。自1956年由丁西林等同志成立筹备委员会以来，几经周折，于1979年7月9～16日在山西省太原市正式成立。它的诞生，有助于图书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加强国内外图书馆界的联系与合作，开展继续教育，推广先进技术，沟通彼此工作进展信息，促进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可以说，它从一个重要侧面标志着中国图书馆事业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现代化离不开自动化，而自动化又是以标准化为前提条件的。1979年11月28日，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档案局、北京图书馆以及部分科技情报研究所、高等院校、出版社等单位的代表组成了中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设七个分技术委员会，分工负责制订、修订、管理和推广有关文献工作方面的国家标准。
中共中央书记处1980年5月26日第23次会议，在听取了刘季平同志关于图书馆问题的汇报后，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发布了《中央会议决定事项通知》。决定在文化部设立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管理全国图书馆事业。中央书记处认为，“将来还可以考虑把北京图书馆搞成一个中心。建设全国性的图书馆网，把图书馆办成一个社会事业，不一定设行政管理机构。”根据中央书记处决定，1980年11月设立了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1989年，该局改称为图书馆司。与此同时，1980年3月8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出版图书情报委员会，规划和协调全院编辑出版和文献情报工作。为了加强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领导，原教育部于1981年11月26日以“(81)教高—字065号”文件，通知成立“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1987年6月，改名为“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图书情报工作涉及到许多方面，需要多路大军协同作战。由国家科委和文化部牵头，国家科委、文化部、国家教委、邮电部、机电部、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档案局、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国专利局等11个部、委、院、局，于1987年10月22日组成了“部际图书情报工作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下又设立：文献资源、开发、利用专业组，由文化部图书馆司负责；计算机检索网络建设专业组，由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负责。
完善组织领导与协调机构以后，为确保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央有关主管部门曾先后颁发了许多法规性的文件。1978年11月13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颁发了《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82年12月，由文化部修订，重新颁布了《省（自治区、市）图书馆条例》，这是指导省（自治区、市）级公共图书馆的法规，将原6大部分18条修订为8章30条。197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发布了《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暂行条例》（试行草案）；1987年1月，该院又重新发布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暂行条例》，将原6章25条修改为7章33条。国家教委于1987年7月25日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对高校图书馆的性质和任务、业务工作、领导体制和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经费、馆舍、设备等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计分6章36条。这个规程历经多次修订，它的前身是1956年原高教部拟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草案）》，1981年10月原教育部将其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
198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在《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开发和利用文献信息资源，提高服务质量，是图书馆工作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10多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改革的重大举措，都是依据“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方便读者，有利于图书馆事业发展，有利于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陆续出台的。图书馆的各项工作，都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做好公益性社会服务。
为了充分发挥专业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其努力钻研业务，提高管理水平，国务院于1981年1月30日批转了《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在此之前，1979年3月，原教育部曾颁布过《关于高等学校图书和资料情报人员职务名称确定与提升的暂行规定》。同年8月，中国科学院也公布试行过《中国科学院图书、资料、情报人员定职升职暂行办法》。
（二）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必要的外部条件。外部条件的取得，也得靠争取、参与与主动开拓。
中国是国际图联(IFLA)的发起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与其中断了联系。直到1981年5月才正式恢复中国图书馆学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合法代表的会员国席位，同时有北京图书馆等七个单位参加了IFLA，成为其机构会员。此后，我国代表分别出席了莱比锡、蒙特利尔、慕尼黑、内罗毕、芝加哥、东京、布赖顿、悉尼、巴黎、斯德哥尔摩、莫斯科、新德里、巴塞罗那等会议。目前，除中国图书馆学会作为国家协会会员之外，尚有15个单位成为它的机构会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孙蓓欣同志于1993年8月当选为国际图联执委，另有多位同志担任国际图联专业组常委、通讯委员和协商会议执委。
国际标准化组织第46技术委员会(ISO/TC-46)，是专门从事文献工作标准化的机构。它的成员国分两类：正式成员国（P成员）、观察员国（O成员）。1978年恢复了中国成员国资格，成为P成员。1981年3～4月，第19届大会在中国南京举行。1985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第21届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阎立中作为中国代表当选为顾问小组成员。从此，中国成为该组织顾问组的成员国。
国际文献工作联合会(FID)，是非官方国际学术组织，原名为国际目录学协会。该会下除设两个地区委员会外，另分别设有中心分类法、分类法研究、情报和文献工作术语、教育培训、工业情报、情报计量、文献语言学、专利情报文献、情报理论基础、社会科学文献等专业委员会。1980年9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40届大会上，通过决议，接纳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代表中国作为它的国家会员。
此外，中国图书馆界还采取组团出国访问、考察、邀请国外代表团或个人来华访问与讲学、中外联合举办研讨会、互派访问学者、出国进修等方式，与国际图书馆界沟通联系，促进交流。
（三）
学术性刊物，是快速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最佳园地，是团结科研力量与稳定研究队伍的纽带，也是培育中高级层次科研和管理人才的学术摇篮。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是创刊于1915年的《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新中国成立前，较著名的有《图书馆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北平图书馆馆刊》等。自1949年10月至1993年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出版过270种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1994年仍在继续出版的图书馆学专业刊物仍有70种，其中绝大多数是创刊于1979年以后的刊物。在这些刊物中，最著名的有《中国图书馆学报》（创刊于1979年6月）、《图书馆杂志》（创刊于1982年1月）、《大学图书馆学报》（创刊于1981年12月）、《图书情报知识》（创刊于1980年6月）、《图书馆建设》（创刊于1978年1月）、《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创刊于1979年12月）、《图书馆学研究》（创刊于1979年6月）、《四川图书馆学报》（创刊于1979年3月）等。
中国图书馆学专业刊物正处于健康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了六大特色。
一、以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学会等为依托，多途径办刊，尤以各地高校图工委所创办的刊物发展最为迅速。除西藏、海南等少数地区外，均先后成立了地方性图书馆学会并创办了相应的刊物。学会办刊是学会促进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性工作。全国高校图工委所创办的《大学图书馆学报》（原名《大学图书馆动态》，1983年更名为《大学图书馆学通讯》，1989年改为现名）出版后，带动了辽宁、湖南、吉林、河南、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山西、安徽等省市高校图工委先后创办了自己的学术性刊物。
二、学术性普遍得到增强，各刊都在不同的层位上寻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理论离不开实践，实践呼唤着理论。图书馆学、情报学都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为此在刊物中多发表一些实践性文章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实践性的题材未必一定只能写成经验描述或通讯报道式的文章，需要向更深层次掘进，需要使实践上升到理论，以便更好地去指导实践。许多刊物纷纷更名为“学报”、“学刊”、“理论与实践”、“论坛”等，正反映出了这一趋势。
三、“信息”含量与情报学的比重都在日益加大。有10多种刊物在刊名中也正式标出“图书情报”、“图书与情报”、“文献信息”等。这种深刻的变化反映出：①图书馆具有教育的职能与情报的职能；②图坛学苑多年来一直倡导图书、情报一体化；③文献交流，归根结底就是文献信息的交流，隶属于信息传播大系统；④图书馆事业应属于信息产业大范畴的一部分。当然，情报学在图书馆学刊物中的比重加大，不仅仅表现在其论文数量的增多，还表现于两者在一定意义上的“融合”、相互借鉴与伴生。
四、协作办刊，强化办刊实力。协作办刊的方式较多：学会所办的刊物，基本上都是与该学会所挂靠的单位协作办的；有的则以地方图书馆学会与情报学会联合办刊，如甘肃的《图书与情报》；也有的同系统联合办刊，如《铁路高校图书馆学研究》、《医学情报工作》等。
五、刊物已走向市场。学术性刊物虽属于精神产品，但只有以商品形式出现于市场，其存活率才高，竞争力才强，影响才大。我国图书情报学刊物发行方式主要有两种：自办发行与邮局发行。现有的刊物中那些质量较高、发行量较大，甚至尚能略有盈余的刊物，多半是邮发刊物。那种全靠主办者投入，以赠阅方式为主的刊物，是难以维计的。
六、刊物编辑规范化，正在加大推广力度。刊物编辑标准化，是图书馆学期刊提高质量、走向世界的重要步骤。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丘峰等同志提出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编辑规范》等三个规范讨论稿，已经过贵阳会议、屯溪会议等多次讨论修订。湖南《图书馆》杂志自1994年第1期起试用该规范，以便为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实施而积累经验。基础较好、学术性较强的刊物，将自1995年第1期起开始全面实施期刊编辑规范。
（四）
图书馆学论著，是图书馆学各个研究领域内各种成果的结晶，是从事图书馆实践活动的科学概括与总结。自1978年以来，由各种渠道出版的图书馆学专业图书约2000种，其中正式出版物近千种。大量图书馆学论著的相继问世，呈现出我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专业出版社——书目文献出版社的诞生与发展，对于繁荣图书馆学论著的出版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该社成立于1979年2月，由北京图书馆主管，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此外，出版图书情报学论著的出版社，还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等。高校出版机构中最为突出的是武汉大学出版社等，不仅出版种数较多，而且还有长期出版计划，并设有这方面的专职专业编辑，从根本上保证图书情报学论著的正常出版。
图书馆学论著质量有较大的提高，各分支学科论著的出版也相应得到发展，各层次的读物日趋合理。在众多的论著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代表作和优秀著作。图书馆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有：《图书馆学基础》、《图书馆学概论》、《理论图书馆学教程》、《现代图书馆学教程》、《图书馆学导论》等；文献学方面的论著有：《文献交流引论》、《文献学概论》、《文献信息学引论》、《文献信息学》、《中国古籍版本学》等；目录学方面的论著有：《目录学概论》、《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文学目录学》、《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书目工作概论》等；分编方面的论著有：《图书馆目录》、《新编图书馆目录》、《图书分类》、《图书分类学》、《情报检索语言》等；文献检索方面的论著有：《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科技文献检索》、《计算机情报检索系统导论》等；科学管理方面的论著有：《图书馆管理学纲要》、《高校图书馆管理》、《图书馆管理学》、《图书情报管理自动化基础》等。
图书情报专业及有关研究机构的教师与科研人员，构成了作者队伍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成果形式主要有：研究报告、学术论文集、专著与教材等。教材又可分为：研究生教材、本科教材、大专教材、电大教材、专业证书班教材与中专教材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教材，是由国家教委批准的高等学校统编教材。这些教材往往发挥人才群体优势，结合教学与科研任务，组织力量协同攻关、联合撰写。加上文献资料、技术设备、时间保证等相对优厚的条件，这些教材一般是值得信赖的、品位较高的。图书馆界的一些学有所长的有识之士，他们在繁重工作之暇也从事著书立说。近年来成就较为突出的有：金恩晖、黄俊贵、刘湘生、张白影、张德芳、陈源蒸、于鸣镝、沈继武、潘寅生等专家学者。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学者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正以饱满的热情和崭新的视角，向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前沿挺进。
此外，反映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历史、现状与进展的，以及图书馆工作不可缺少的大型工具书、参考书也陆续得到出版与修订，如《汉语主题词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大型书目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国家书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民国时期总书目》等；还有《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百科全书》等。
为了和国际接轨，便于实行自动化管理并参与联机检索，1982年中国加入了国际标准书号(ISBN)系统，并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内设立中国ISBN中心。中国标准书号自1987年元旦实施，从1988年元旦起完全取代原用的统一书号。1986年中国成立了国际连续出版物数据系统(ISDS)国家中心，设在北京图书馆内，负责分配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五）
图书馆学教育直接关系到图书馆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也是图书馆事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基因。全国高等院校于1978年初恢复统一招生考试以后，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也同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之外，1978年新建专业的有南京大学、山西大学、中国医科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分校、南开大学分校、安徽大学、湖南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上海大学、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湖南大学等；1979年新建专业的有华东师范大学等；1980年新建专业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等；1983年新建专业的有南开大学、杭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基础大学等；1984年新建专业的有湘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河北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黑龙江大学、江西大学等；1985年新建专业的有郑州大学、辽宁师范大学、东北电力学院等；1986年新建专业的有南京农业大学、空军政治学院等。
1980年4、5月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分别恢复函授招生。1984年4月7日，武汉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图书情报学院。同年，在一些高校图书馆学专业内创办专业干部进修班。1985年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增设图书馆学专业，南京大学设立图书馆学第二学士学位点。至此，有关图书馆学专业本科以下的高等教育层次齐全。有关硕士、博士学位的教育与授予，发展也很快。
迄今，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与授权点计有五批：
第一批于1981年，计批准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三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第二批于1984年，计批准情报学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二个：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武汉大学。
第三批于1986年，计批准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三个：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南开大学；批准情报学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四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防科工委情报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
第四批于1990年，计批准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二个：中山大学、空军政治学院；批准情报学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三个：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628研究所。
第五批于1993年，计批准情报学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三个：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关于批准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与博士导师，迄今共有两批：
第一批于1990年，批准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一个：北京大学，博士导师两位：周文骏、彭斐章；批准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一个：武汉大学，博士导师一位：严怡民。
第二批于1993年，批准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二个：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博士导师一位：孟广均。
截止1993年，共批准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学位授权点20个，其中图书馆学硕士点8个，情报学硕士点12个；博士学位授权点3个，其中图书馆学博士点2个，情报学博士点1个。每个博士点上，仅有博士导师一人。同时具有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两个硕士点的单位计有四个：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南京大学。同时具有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两个博士点的仅有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1994年首届博士生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毕业，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包括台湾省在内）首批自己培养出来的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博士。在此之前，裘开明、刘国钧、钱存训等老一辈获得博士学位的著名图书馆学家，他们的博士学位概莫例外都是从国外取得的。
自1984年2月22日原教育部以(84)教高—字第004号文件印发《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的通知以来，各有关图书情报专业和各高校图书馆都积极承担此项教学任务。这一举措不仅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增强科研后劲，而且也是图书情报学教育在更大范围内的延伸，其深远影响不可低估。
（六）
高新信息技术是图书馆事业进一步腾飞的催化剂。早在1974年8月，中央就批准了“汉字信息处理工程”，又简称“748工程”。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中国图书馆自动化进入探索、启动阶段。1978年，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图书馆先后建立图书馆自动化研究小组。中国科学院于1982年11月成立了全院图书情报系统计算机应用协调组。1983年，在北京又成立了全国科技情报检索系统领导小组，每年拨发研究经费，旨在建立联机检索网络，研制各种数据库。
80年代中期以后，图书馆自动化进入实用阶段。深圳大学图书馆、空军政治学院图书档案系先后建成图书馆计算机管理集成系统并投入运用。1987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联合开发西文连续出版物联合目录系统，收集该院系统收藏的1.3万种西文期刊，具有数据输入与整理、目录生产和联机检索等功能。1990年由北京图书馆研制和生产的中国机读目录试验发行，翌年以磁带和软盘两种载体正式出版发行。它的格式结构系按照《文献目录信息交换用磁带记录格式》(ISO2709)设置，数字段则依据《国际机读目录格式》(UNIMARC)原则，适当考虑中国出版物的特点，增加了相应的规定；编码标准使用《信息交换汉字编码字符集》(GB2001-89)中的基本集与辅助集。
联机网络已有良好的基础，且在逐步完善着。目前主要有：中国科技信息联机检索网络，中关村APILIN图书情报网络，上海科技情报计算机检索网络和成都高校图书馆计算机系统网络等。今后，我们要集中精力瞄准信息高速通道和多媒体技术，向电子化图书馆方向迈进。
（七）
当前困惑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投入严重不足。由于图书馆经费日益拮据，藏书数量增长缓慢，新技术难以引进，许多原有设备无法更新。加上书价上涨，更是雪上加霜。据统计，公共图书馆购书经费，1983年平均每册中文新书为1.9元，到1992年则上涨到13.4元，为原价的7倍多。1994年外文书价是1983年的10倍多。因此，各高校图书馆近5年新入藏的图书仅占总藏书的10～15%；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1994年订购外文原版期刊，竟不得不比1980年减少4200多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家图书馆本来就有很大的差距，现在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8800万册（件），北京图书馆藏书只有1800万册（件）；美国国会图书馆年新购书可达525.6万册（件），北京图书馆年进书为70万册。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图书馆经费来源主要也是靠政府拨款、筹款，而不是靠其自身经营创收。如美国政府向国会图书馆年拨款近2亿元美元，哈佛大学图书馆年购书费也达到1100万美元。
解决经费不足的途径，首先是要靠国家增加投入。图书馆事业经费各年不应该是个常数，而应随国民经济产值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国家教委规定，高校除将事业经费的5%用于文献建设外，还要通过科研经费、计划外招生、校办产业等多渠道筹资金。其次是要靠文献资源合理配置，采取促进有关文献资源共享的协作举措。
图书馆是公益性的社会事业，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贡献力量。在做好无偿服务的同时开展一些有偿服务，有偿服务必须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将是各类专业人才处于新老交替的时期。在图书情报机构中，研究馆员与教授年过半百的已占到96%以上，其中约有80%的人员，将在今后几年内陆续退休、离休。同时，在下一个世纪，社会对信息产业（包括图书情报业）专业人才的需求将有较大的增长。图书情报学教育应根据这些变化，调整结构，分层次办学，提高质量，注意提高内涵而不要追求外延的随意扩大。
提高刊物质量，是办好图书情报学刊物的关键。当前，要克服“人情稿”、“职称稿”、“赞助稿”中少数品位不高、缺少创见之作屡见于刊的现象。以提高为主的刊物，应以刊载学术论文为主，尤其要发表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学派、不同学术风格的论文。学术刊物要注重办出特色，没有特色的刊物，其生存和发展必然困难。办出刊物特色，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辛努力，要着力于“发前贤之未发”，刊载那些对图书情报事业发展过程中“热点”、“难点”问题及学科前沿课题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不断提高刊物的质量。
（收稿日期：1994-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