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斌[1]2002年在《法国启蒙民权思想与陈独秀民主观的演变》文中指出法国启蒙民权思想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法国，是当时法国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在思想领域上的反映。它的出现不仅直接促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而且也影响到世界的其它地区，其中也包括遥远的中国。 在近代中国发生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中，无一不折射出法国启蒙民权思想的烙印。法国启蒙民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译介来实现的。在这众多的知识分子中，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陈独秀与法国启蒙民权思想的关系很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思索。陈独秀能从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激进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法国启蒙民权思想的熏陶和感染不可或缺，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陈独秀心中那段难解的“救亡”情结。正是这股情结的相濡以伴，才使得两者(陈独秀与法国启蒙民权思想)的关系多了几许变迁，多了几番曲折。从最初的“灵魂皈依”到其后的“精神背离”，再到最后的“形‘回归’实‘发展’”，无一不透视出陈独秀“救亡”情结与“启蒙”情怀的矛盾与冲突。 陈独秀与法国启蒙民权思想的这段“孽缘”，既是陈独秀本人的一段心路历程的写真，同时更是近代中国现代化之旅与西方文明接触、碰撞、裂变的的反映。
陈佑松[2]2004年在《法国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与陈独秀早期思想的嬗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1914年到1920年，陈独秀的思想急剧变化，从一个倡导“人权”的自由主义启蒙者，一变而为高举“民主”旗帜的民主主义者，再变则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将陈独秀早期思想演变简单地描述为“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忽略了他的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由此，也没有辨析陈独秀思想中“人权”和“民主”之不同。 我们认为，陈独秀思想中的“人权”和“民主”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概念，这两个口号的更替，实际上表征着陈独秀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并为后来陈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而这两个口号却有着深刻的法国思想背景。 因此我们要探讨的是源自法国的思想是如何被陈独秀吸收和解读的，它们又是如何推动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迈进的。
兰梁斌[3]2013年在《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是20世纪中国叁大主流思潮之一。它的产生、演变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紧密联系,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因素和西方刺激结合的产物,是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潮流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自由思想,但这与近代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明显不同。儒家强调主体自觉、道德自由,道家追求自然而然,禅宗强调主体自觉、精神自由等,而近代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基本权利、理性自主等,展现了现代性。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思想有助于弥补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很多不足,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价值。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潮中孕育了丰富的自由思想因素,表现出一些现代性,与现代自由思想有相通性,反映了现代自由观是在反专制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但又与现代自由存在差距,早期启蒙思潮没有形成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体系。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内部要求现代化的重要因素。19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西方思想不断输入中国,自由、民主、议会、权利等现代观念逐渐在中国生根,自由等现代观念的成长是20世纪初包括自由主义思潮在内的现代中国思潮产生的基础。严复、梁启超为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良派主要宣传英美改良自由主义思想,革命派积极宣传欧洲大陆以卢梭为代表的革命自由主义思想,二者在自由观、改造社会的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分歧。西方两种自由主义传统在辛亥革命前夕都有传播并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时期,之后一部分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一部分继续坚持渐进改良的自由主义,胡适是后者的典型代表。五四运动后,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一大批受到杜威、拉斯基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并通过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二、叁十年代的各种论战,二十——四十年代以《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观察》为阵地谈人权、谈政治的思潮,乃至四十年代以民盟为代表的组党参政等等,共同构成了自由主义思潮的多个层面,而思想和影响上胡适和储安平是典型代表。民国时期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从思想上来说明显不同于辛亥革命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严复主要宣传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而胡适等人主要宣传新自由主义思想,并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主义影响,比如四十年代对经济民主的普遍强调便是典型例子。四十年代自由主义者力图通过舆论干政或组党参政等方式,避免内战走和平建国的“第叁条道路”,但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自由主义也昙花一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兴起了一股以批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宣传自由民主,以《自由中国》为阵地的自由主义群体,代表人物是胡适、殷海光、夏道平等人。殷海光主要受到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夏道平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有广泛宣传。晚年殷海光举起反思的旗帜,反思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问题,反思自由主义理论本身。其学生林毓生、张灏、陈鼓应等继续对中西文化双向反思。台湾的自由主义思潮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末大陆出现了一股新的自由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李慎之、徐友渔等,他们通过与新左派的争论,重新诠释了自由、民主等自由主义核心观念。对自由主义、自由、民主等观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如严复、梁启超强调经济自由的重要性,但是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大都强调经济民主,主张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促进大多数人的幸福。同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者有相同点,也不完全相同,比如主张经济民主是大多数民国时期自由主义者的特点,但在民主与独裁、政党政治等方面又明显不同,胡适明确主张实行民主宪政,但反对政党政治,而蒋廷黻主张实行专制政治,张佛泉等自由主义者强调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即使同一个自由主义者对自由、民主、自由主义的理解也有人生的变化,比如胡适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能够纠正自由主义的不足,是未来世界的方向,但50年代则表示忏悔。殷海光对自由主义的认识最能体现思想逐渐深化的过程。这表明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必须以代表人物的研究为核心,通过严复、梁启超、胡适、储安平、殷海光等展现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深化过程。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是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中国人的不懈追求。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国家观经历了国家有机体论、积极国家到国家工具论的演变,明显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观。在传统观方面,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经历了严复、胡适、殷海光与林毓生等曲折演变,由质疑、批判走向理性反省。自由主义者认为传统与现代存在差异,但传统是自由主义生长的根基,传统文化中具有与自由主义思想沟通的内容,自由主义传统观的进展与自由主义的自身理论进展相互促进,但是他们观察传统的权利民主、科学至上理念以及实现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改良方式受到同时的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挑战。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虽然受到西方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时代课题和民族文化,使得中国自由主义并不是西方的简单翻版,而是具有中国的特点,比如西方自由主义是在一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演进变化的,而中国自由主义不具备这种历史条件,既要反对封建统治,还要面对民族危亡造成他们一面强调个人权利,一面又力图实现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协调,强调己轻群重,带上了比较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由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不适合自由主义,加之自由主义本身理论和实践的缺陷导致了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失败。他们最根本的失误在于对近现代中国国情的核心农民的主体力量缺乏深入认识。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虽在政治上以失败而告终,但在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通过学术与舆论改造政治和社会、为现代中国政治提供思想资源等方面也具有一定贡献。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要能成为中国改革和进步的积极力量,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注重研究中国国情,还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找到自身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结合点,而不是仅仅空谈抽象普遍的原则和简单移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张梦婉[4]2016年在《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精神特质》文中认为古今中外,不同空间地域之间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彼此接触和交流、碰撞和冲突、汇集和融合等相互影响,并且引发各自原有文化产生“异化”、“同化”、“转化”等相应变动,进而使得各自固有文化“演化”、“幻化”、“变化”成为新型的文化样态、别样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现象可谓是人类社会司空见惯的普遍规律,可以将其称之为文化的“化境”意蕴,古今中外不同空间地域文化的“化境”意蕴可谓十分鲜明、颇为突出。如果我们把关注的时空背景及其主要题域确定为现代世界及其现代化过程,将聚焦的关切对象及其核心问题锁定到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及其现代化进程,那么,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是历经了一个从“西化”到“化西”的演进过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程、经验、模式虽然受到域外他者尤其是现代西方的重要影响,但是当现代化的域外经验和西方理论遭遇独特的中国语境和中国场域时,却也必然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明显的中国变异和转化,这使得现代化的中国气质和风格鲜明突出。法制现代化作为百年以来中国现代化宏大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预设任务,同样经历了从急躁、激烈、盲目“西方化”到冷静、理性、自觉“本土化”的发展过程。权利文化作为法治文化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特征,它们在中国的萌芽、生长、推进和发展同样源自现代域外的深刻影响,源自域外的权利文化在中国走向法治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同样发生了中国化、本土化的变动调适、转换异化与再造重塑。当域外他者的权利文化遭遇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时,两者相遇导致的结果,既不完全是域外权利文化在中国的复印版本和移植样态,中华大地上的政法格局也已不再是历史传统的自我复制和不断轮回;而是既在中国的政法机体上留下了域外权利文化的深刻印迹,也相应诞生了具有明显中国特质的近代中国权利文化。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萌生、培育和发展是中国走向和实现法治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和关键任务,权利文化的整体格局决定了法治中国的本质样态。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发展进程从清末译介“权利”概念至新中国成立,历经了近一百年的时间,如何梳理和总结这段历史时期权利文化在中国的萌发和生长、勃兴和盛放、扭曲和黯淡、挫折和困顿,如何提炼和概括权利文化的中国特性,描绘和勾勒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大体样态和整体形貌,如何解释和说明权利文化中国化的过程机理和主要成因,如何看待和评价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既有形态和既定特质,如何吸收和借鉴这段历史时期权利文化的经验成就和问题教训,进而以此作为历史基础和智识资源构想和重塑中国权利文化的未来走向和发展出路,成为我们思考和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要直面和回答的基本理论课题和重要实践问题。近代中国“权利”等语词、概念在中国翻译引介、不断选择、反复酝酿、逐渐传播、来回曲折的观念认识与话语实践过程,是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最初孕育,对于“权利”及相关概念在近代中国语境下生成过程、演变路径及其初步定型的梳理和辨证成为近代中国权利文化探究的起始原点。近代中国的权利概念自其创生伊始,既受到现代西方权利文化的深刻影响,又带有深刻的中国传统印迹和突出的时代转型色彩,因此被赋予了诸多语境化属性和倾向性内涵,形成了权利概念混杂化、权利概念实证化与权利概念公共化、权力化等明显中国特质,这也相当程度上预示和奠定了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演进轨迹和发展基调。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生长、发育离不开权利思想和观念、权利理论和学说的滋养、培育,掌握这些权利精神工具的精英人士既是现代西方权利思想的传播者,也是中国权利制度的献言建制者,还是普罗大众权利意识的启蒙者,他们是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助产士,这也相应使得近代中国权利文化呈现突出的精英主义特质。但是在助力推动近代中国权利文化迅速生长、大力发展的同时,这些权利文化的助产士存在作为权利思想传播者的不足,陷入作为权利制度献言建制者的误区,走向作为权利意识启蒙者的悖反。当代中国权利文化的发展既要继承这份厚重的精神遗产,也要对其精英主义的基本立场实行相应的改造,未来中国权利文化的酝酿积淀需要坚持中国立场、生活立场和平民立场。现代国家深刻型塑了近代中国的权利文化,使其呈现出明显的国家主义特质,具体表现为权利来源于国家、权利服务于国家以及权利受制于国家叁个方面。近代中国面临的救亡图强以保国保种的生存性政治任务,是导致权利文化呈现国家主义取向的核心原因。这种权利文化的国家主义特质导致了权利推行的名实不符与权利实行的工具主义等问题。近代中国国家主义的权利文化简单偏颇地看待和处理了国权与民权的关系,国权与民权既相互紧张冲突、又彼此助益推进的悖反关系,需要我们复杂辩证地予以看待和调处,未来中国权利文化的发展应当注重国权与民权的相互平衡和彼此共进。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以个人作为权利之核心主体及其根本依归的主流观念,近代中国的权利文化呈现出独特、明显的群体化倾向,这表现在权利主体的群体化与权利价值的群体化两个方面。这种权利文化群体化倾向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重大影响、特定时空政治社会形势的深刻型塑以及外来相关权利思想的相关作用。权利文化的群体化倾向使得近代中国的个体权利萎缩化、权利主体差等化,这限缩了以个人为中心主体和根本归结的个体化权利观念和实践在中国的生成、推进和发展。未来中国权利文化的发展应当注重个体权利的推进和保障,进而矫治中国群体化倾向的权利文化,塑造个体权利与群体权利更为协调融合的新型权利文化传统。法治中国的建设需要法治文化的建构和培育,权利作为现代法治的核心要义及其根本精神,权利文化的培育对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和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未来中国权利文化的培育和发展既需要批判和反思近代中国权利文化发展的诸多误区及其缺陷,更加需要在认真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继承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深厚历史传统及其宝贵经验资源。未来中国权利文化的发展需要坚守其中国立场、生活立场和平民立场,需要复杂辩证地处理国权与民权的相辅相成关系,需要协调平衡群体权利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关系,以此平衡共进、协调融合的权利文化,为法治中国的建设和实现奠定良好的精神基石。
刘永春[5]2016年在《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中的民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救亡与启蒙中的民主问题,就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历程中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的问题。1840年以后,救亡以实现民族独立、启蒙以实现人民解放,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一切改造中国的政治方案都要接受这两大历史主题的检验。本文以救亡、启蒙和民主的内在联系为主线,通过分析器物救亡、制度救亡、文化救亡的民主启蒙和政治实践,阐释西方民主让位于马克思主义民主、人民民主共和国代替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过程和历史逻辑。第一章主要研究民主在近代中国提出的历史依据、任务和规定性。由于缺失先进的政治制度、主体性救亡力量和从容的时间和空间,中国救亡一开始就陷入困境。民主正是在破解救亡困境的历史课题中被提出的。民主启蒙可以唤醒群体意识,实现合力救亡;民主革命通过建构民主国家可以消除中西之间在制度上的代差;在民主制度的崭新平台上可以生成崭新的意识形态,达成新的社会认同。在回应救亡与启蒙两大历史主题的过程中,中国民主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展现出救亡与启蒙的规定性。第二章研究在器物救亡阶段,随着采西学、制洋器由口号到实践的深化,现代意识启蒙在近代中国起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唤醒了经世致用的传统危机应对机制,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爆发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推动洋务派借助中体西用谋求地主阶级的自救。虽然经世致用和中体西用的救亡策略不可能突破君主专制体制,但是,却不经意地点燃了现代科技意识、世界意识、救亡意识的启蒙星火,为民主在中国的萌生积累了主客观条件,历史的变动跑到了历史主体的前面。第叁章阐述在制度救亡阶段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民主救亡接力。甲午战败引发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但清王朝依然固守君主专制制度。于是,中国的救亡运动在经历了短暂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之后,走向了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造成了不可逆的制度革命。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民主启蒙浪潮,另一方面民主启蒙落后于民主救亡的事实也显露出来。第四章研究在文化救亡阶段中国民主启蒙指导思想的转变、中国民主革命领导力量的转变。新文化运动推动资产阶级的民主启蒙达到高峰。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启蒙产生了保留和转向,马克思主义逐渐成长为民主启蒙的指导思想。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工人阶级登上了民主革命的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中国救亡与启蒙的新局面。第五章研究救亡与启蒙对民主的规定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转变为民主现实的过程。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合力救亡的形式、在民主主体的阵容、在政党制度类型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但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满足不了救亡与启蒙对民主的要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主救亡和民主启蒙的旗帜,经过土地革命的坚守,抗日战争的转折,解放战争的决胜,中国人民的救亡与启蒙终于造就了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救亡、启蒙、民主叁者矛盾运动的历史结果。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确立,支撑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展现了它对推动人类民主进程的重大现实意义。
高蕾[6]2013年在《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中共党内唯一一位连任五届总书记的杰出政治人物。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他见证了中国近代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大变局。历史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必须要看其对社会和历史的进步是否起到了推动作用。陈独秀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不断思考和探索着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他的这些思考构成了以人的改造为核心的现代化思想。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从总体上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和人的现代化四个方面。在政治现代化方面,陈独秀现代化思想的核心是民主和法制。陈独秀早期追求资产阶级民主,中期批判资产阶级民族,晚期重新认识资产阶级民主,呼唤大众的民主,其中包含了许多超越同时期思想家的真知灼见；陈独秀法制思想的核心是通过中西方社会的对比,批判中国的宗法社会,呼吁建立现代法制国家。在经济现代化方面,虽然陈独秀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现代化思想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但透过这些零碎的思想和主张,我们仍能把握到他以社会开放和工业化为主题的经济发展思想。陈独秀的经济现代化思想中最大的贡献是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大革命时期他就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价值,到晚年他更是直接呼吁“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他主张通过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基础,后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已经鉴证了陈独秀的思想,历史已经给予陈独秀这一思想应有的地位。在文化观念现代化方面,陈独秀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他提倡科学、批判宗教、反对传统、发动文学革命等等,陈独秀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就是要用科学的、理性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在人的现代化方面,陈独秀承接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从改造国民性入手开始近代中国的启蒙和救亡运动,提出了“现代人”的口号,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他积极倡导妇女解放,提倡人权、思想自由,并提出个人本位主义人权观念,这些思想主张在中国近代人的解放和发展进程中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本文对陈独秀的研究,将以其政治思想和社会影响为主线,将陈独秀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些基本史实,特别是陈独秀与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人民民主运动、人性解放、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与科学、文化与宗教、民族独立以及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呈现出来,以期充分展示陈独秀对近代中国的重要影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本文的第一部分论述了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初步发展的困境和陈独秀早期的社会活动,交代陈独秀思想变化发展的社会背景；文章的第二部分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即五四时期、建党时期、大革命时期等,将陈独秀在各个历史阶段内的社会活动和思想演变情况进行深入解析,纵向体现其现代化思想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演变和相互作用及内在关联；文章的第叁部分,分别从陈独秀在科学、社会、经济、法制、宗教、伦理、文学、教育和妇女解放等方面的问题提出的思想观点来分析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深入阐述陈独秀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在当时石破天惊但不乏远见卓识的新主张和新观念,并汇聚成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方向,着实的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步,尤其是社会思想方面的历史前行。通过以上的论述和分析,本文力争还原彼时代的思想精英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艰难探索并思考其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影响。
金利娟[7]2013年在《论陈独秀人权观的形成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文中研究说明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起者,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在中国历史上,陈独秀是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并树立起人权标杆的伟大革命家。陈独秀人权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下的具体实践结果,是以儒家文化为意蕴和近代西方文明冲击为背景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应用于中国、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代表。陈独秀的人权观直截了当、旗帜鲜明,在中国人权史上树立了重要的里程碑。本文以陈独秀人权观的形成和发展为起点,探讨它们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渊源。大凡某一思想的发展除了在横向上受各种社会因素的驱动、牵引外,还在纵向维度上受思想史和学术史自身发展的传统与惯性的制约。从这个视角来考察,陈独秀的人权观是中国文化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思想要素逐渐累积、融会,并不断蜕变和创新的结果。陈独秀的人权观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从自由主义人权观到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发展过程,对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内容的探讨,是比较分析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继承和发展的铺垫。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契合之处,为陈独秀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引进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提供了可能的士壤；中国社会、革命现状需要一种新的文化作为指引是陈独秀引进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现实必要。文章中以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继承和发展为关键,他吸收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核心思想,但因为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特殊性,这就需要一种与本土传统、本土现状结合的理论发展精神,传承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思想价值,以此审视陈独秀人权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引起对当代中国人权建设的反思。
何卓恩[8]2002年在《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文中研究说明殷海光之前中国自由主义已经经历了两代的发展，他们的自由主义都是舶来的，是对近代西方主流思想的直接征引，但“翻版总是翻版”，自由主义从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就具有迥异于原产地的特点：最后动机不是为了维权而是为了救亡；主要载体不是市民庸众而是精英知识分子；推动力量不是出于理知而是出于道德热情；基本功能不是建设而是社会批判。由于水土不服，第一代自由主义者悲观退场；第二代虽得一鸣惊人，却也好景不长。殷海光的自由主义就出场于第二代溃不成军之际。 溃不成军的部分自由主义者在与国民党残余的合作中，将自由的种子带到国民党的最后据点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介入台湾海峡安全事务，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转危为安，开始重建“蒋家王朝”。获得“安全”保障的自由主义者也得以以本来立场再次出发，与当局抗争。由于第二代自由主义者处境的尴尬性，殷海光等从国民党阵营中破门而出的狂飙人物成为这次再出发的主力。殷海光加盟《自由中国》是成为自由主义领航人的现实历史起点，而他之所以能成为领航人，则与他的特定“叁原色”有关。家庭环境作用下形成的反叛性格和强烈意志，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传统文人的社会关怀热情，学校教育环境下形成的现代西方知性思维习惯，这叁大因素过去曾将他塑造成一个理想主义的叁民主义者，又使他能突破叁民主义框架，走入自由主义轨道，并义无返顾成为自由主义领航人。 殷海光是1952年前后完成思想转轨，成为纯粹的自由主义者的。这是在特殊时空下，殷海光内在心路与外部思想资源结合的结果。从此正式以新的立场开始新的思想言路。殷海光启蒙的渠道有刊物和课堂，揭橥的旗帜是“五四精神”、“胡适思想”，启蒙的内容涉及五四的全部课题：“民主”、“科学”、打“孔家店”。殷海光的新启蒙，集五四之大成，又非五四之重复，以严复、胡适、殷海光分别作为前五四、五四和后五四思想人物的代表，进行比照，有益于把握殷海光的思想史特质和意义。 从价值理性角度观察，严复、胡适、殷海光之自由理论各见短长，没有明显的超越。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毋宁是“统”而不“传”的，其基本的原因，是因为自由主义从未在中国生根，每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努力都是中国现实时局逼迫下的产物。由于“急功近利”，一方面他们一次一次地重复引进，另一方面所引入者又都是西方强国当时最时兴的浅表思想，他们引进的不是“种子”而是“花朵”，总需要重新采摘；他们引进的思想，没有建立起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合理关系。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一直未有经典着作出现，思想缺乏本土资源的积累，这暴露了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根本弱点之一。 从工具理性层面考察，严复、胡适、殷海光在自由现世化追求方面，走的是一条从过于拘泥的务实主义向过于浪漫的理想主义发展的道路。严复冷眼观世界，发现中国自由化的路还非常漫长，结果以自由之心险些走了反自由之路，为此他付出了负面的代价。胡适只谈问题不谈主义，秉持格调温和的实验主义，对中国的自由化，既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又有“忠诚的反对”的谨慎现实考虑，终生努力不息，而又终生妥协不止，他的代价是场面壮观，内心悲凉。殷海光从“革命党”队伍中出来，以“革命党”态度进入，自由主义浪漫而激烈，是理想主义的极致，他只顾“正义”、“公理”，不计现实违厄，愈挫愈勇，也愈勇愈挫，最后被黑暗吞噬。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整体上就带有激进化的特征，而中国自由主义内部的演变，也存在一个 f＼博士学注论文 M DOCTOIL＼L DISSChTATION“激进化”过程。造成激进化的原因，既有思想者个性方面和他们所处的前五四、五四、后五四时代方面的特性因素，又有知识分子思雏方式和近代中国社会演变两方面的贯通性因素。 殷海光理想化的、狂飘的、革命党式的自由主义，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思维特性，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缺乏本土思想资源和起码客观环境等因素相结合的反映。 殷海光后五四启蒙的积极效应是在后“革命”时代困厄中，以顽强的斗志将自由主义传统维系下来，并推进到最后阶段，表现了非凡的烈士精神和道德价值。消极效应则是印证了：道义之勇无以匹敌专制体制的力量和社会积习的氛围。钟情的自由理念难以应付现实的自由追求，乌托邦的纯理与此时此地的国情存在巨大的落差，难以具体安顿。殷海光本人生命的最后几年，在备遭横逆和迫害的情景下，对此己有所察觉，井努力做了初步思索，试图突破这种困境。殷海光晚年努力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将“钟情的”自由民主观，向“卑之无甚高论”的自由民主观转变；二是将空中楼阁的纯西方自由，向与中国传统对接方向转变。由于时不他予，他的——”。u、一—、—一—“—“”“—”“—一”““—”～“‘—”“”“””——“—“”‘“‘’“““l超越之想远未完成。但是，这种转变本身有其特别意义，象征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终结，自由主义现代版的肇端。 殷海光之后，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依托的自由主义，分别从两个方向秉承和超越殷海光。是林硫生、韦政通、?
姜金林[9]2011年在《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指出20世纪二叁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开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时期所做出的探索性贡献,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肯定。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由于其政治和思想上的跌宕起伏,也是在中共党史上最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奔走革命,既有引领时代潮流的历史功绩,也有脱离中国实际、落后于时代的历史悲剧,以他为个案来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和开创时期的曲折历程具有特殊的标本意义。本文试图依据最新研究资料,特别是前苏联解体后解密的一批档案资料,梳理和阐明陈独秀在接受、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艰难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做出的探索性贡献和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并据此较准确地估量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所发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为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提供启示。本文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把宏观整体分析和微观实证分析结合起来,以陈独秀一生救亡图存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为主线,以他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重要政治活动和理论成果为重点,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探寻融入到过程研究之中,深入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陈独秀所留下的思想文本中去。本文同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传播进程时,把陈独秀和同期的李大钊、李汉俊、李达、瞿秋白等人在这方面的贡献相对比；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上,把陈独秀不同历史时期的观点加以对比,也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加以比较,力求更清晰地考察陈独秀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得失成败。以科学的求真精神和宽广的历史眼界,来挖掘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中的贡献和成就,借鉴和吸取他早期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本文用六章的篇幅力图较全面地展现陈独秀筚路褴褛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历史场景,及其取得的正误交织的理论成果,以此来澄清、还原陈独秀因历史上政治斗争、路线斗争云雾所遮蔽的本来面目,从而为推进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启示和镜鉴。第一章,从历时性维度考察了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与演变。主要描述了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陈独秀由封建秀才转向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然后在共产国际、俄共(布)代表的指导下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追溯了他在大革命时期的主要活动及大革命失败后直到晚年复杂的心路历程。较全面地展现了陈独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由热情信仰到探索运用再到怀疑、否定的矛盾心态,展示了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共产国际、俄共(布)和国民党叁方力量博弈的复杂关系,以及陈独秀作为共产国际决策的执行者、国民党的合作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所处的独特的历史角色。第二章,对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及不足之处予以梳理。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有着极高的声望。他毅然接受并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引领时代潮流的导向作用。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旗帜鲜明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投身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当时公认的、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但由于民族危亡局势的影响和个人学识结构的限制,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不深,在传播过程中带有选择性、教条性和简单化的不足。第叁章,对陈独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中国化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和历史局限进行梳理。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俄共(布)的直接指导下,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党的最主要创始人,他开启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先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基础和领导核心。但由于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受早期共产主义者缺乏厚实的理论准备等因素影响,陈独秀在建党实践上,出现了轻视理论研究,忽视党内民主,缺乏独立性等问题。党在自身建设上的幼稚性和对共产国际的严重依赖性等历史局限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第四章,对陈独秀初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探索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和道路等基本问题,所取得的正误交织的理论成果加以考察和总结,力图全面展示他围绕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所做出的开拓性、探索性的贡献和失误。具体表现为：在共产国际、俄共(布)的直接指导下,陈独秀提出了国民革命理论,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结束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状态；领导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兴起,使之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次高潮,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有力打击。但由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深、对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清,更受共产国际的错误和原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陈独秀在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提出了“二次革命论”、“城市中心论”等错误思想理论,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挫折。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成果被国民党右派所独得,中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反思,陈独秀加入并领导了中国托派组织,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走向歧途,做出了错误的回答；由于党内民主的不健全和个性使然,他分裂了党,分散了革命力量,客观上阻碍了革命的发展。第五章,考察了陈独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考量和历史性偏差。结合特定历史条件的变化,厘清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变迁。陈独秀依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失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不可分离的重要观点,抨击了斯大林忽视民主的官僚集权体制；提出了社会主义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和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开放性观点。但由于受苏联党内政治斗争不良风气的影响,陈独秀与中共和斯大林的政治积怨不断加深,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他对中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路径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因而反对党在农村武装割据、探索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夸大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普适性,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批评,带有情绪化的片面性错误,甚至出现了怀疑、否定列宁主义的重大错误。第六章,对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历程中的地位进行历史的评价。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肯定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确定所做的艰难探索,把他定位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者和早期开拓者,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理论雏形。本着总结历史、指导未来的科学态度,对陈独秀早期探索中的成就和失误,本文提出必须把它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思想资源,启示着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地有机结合起来,坚持生产力标准和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二十一世纪取得更大的历史成就,实现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梦寐以求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景。
杨净净[10]2011年在《陈独秀宪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富强和文明而探索,在其探索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政治法律思想并且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的进行修正。宪政思想是陈独秀丰富的思想体系中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全文共分为六部分,其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篇论文的选题意义以及相关的文献综述。第一章主要介绍了陈独秀宪政思想的发展脉络。其宪政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早期宪政思想的萌芽,即由封建主义思想向改良主义的维新思想的转变；新文化运动的前期,由于受到西方天赋人权,人民主权等理论的影响,他实现了从一个改良主义者向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转变。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在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他的宪政思想逐步由资产阶级的宪政观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宪政观。1927年以后,陈独秀逐渐退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此后他开始重新观察中国革命问题和民主问题,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宪政民主观。第二章主要介绍了陈独秀的人权思想。人权思想是陈独秀宪政思想中最为耀眼的一个方面,陈独秀人权思想的理论渊源是十七、十八世纪欧洲近代自然法学说中的“天赋人权”理论。在新文化运动中,人权作为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之一为陈独秀等人所大力倡导。这部分主要阐述了其对人权的内涵、价值以及内容的理解。第叁章主要介绍了陈独秀的民主思想。民主思想是贯穿陈独秀一生的一条主线,他一生都在不断的关注民主,追求民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的民主思想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这部分按照其民主思想的发展历程分别论述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无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晚年的大众民主思想。第四章主要介绍了陈独秀的制宪思想。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初,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尊孔派提出了孔教入宪的政治主张,而陈独秀正是反对孔教入宪的代表人物之一。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期,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们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派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以暴力革命实现社会变革；另一阵营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他们企图通过调节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实行联省自治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陈独秀分别对这两种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进而表明了他本人的制宪思想。结语部分对陈独秀的宪政思想进行了总结和评价,并试图指出其宪政思想的特点及其局限性。研究陈独秀的宪政思想,对于当今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法国启蒙民权思想与陈独秀民主观的演变[D]. 尹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02
[2]. 法国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与陈独秀早期思想的嬗变[D]. 陈佑松. 西南交通大学. 2004
[3]. 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D]. 兰梁斌. 西北大学. 2013
[4]. 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精神特质[D]. 张梦婉. 吉林大学. 2016
[5]. 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中的民主问题研究[D]. 刘永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6]. 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研究[D]. 高蕾. 复旦大学. 2013
[7]. 论陈独秀人权观的形成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和作用[D]. 金利娟. 宁夏大学. 2013
[8]. 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D]. 何卓恩.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9]. 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 姜金林. 武汉大学. 2011
[10]. 陈独秀宪政思想研究[D]. 杨净净. 山东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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