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社科学报的现状与改革切入点——答尹玉吉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切入点论文,学报论文,也谈论文,现状论文,尹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前，我收到《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的来信，告知该刊将继续开展关于高校学报现状与改革的讨论，《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尹玉吉教授主要针对我在《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发表的《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一文，撰写了批评文章，希望我能对该文作一回应。得知这一消息，我很高兴，因为尹先生是学报界的资深编辑，他对拙文的批评，一定能让我获得教益，故爽快地答应了该刊的要求。首先感谢尹先生的批评，也感谢《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对继续讨论提供的支持，希望这场讨论能引起学报同仁和学界的关注，共同推进学报事业的良性发展。关于高校文科学报的现状和是否需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事关全国1 300多家学报往何处去的问题，也会间接地影响到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大业，因此，只有将不同的观点充分地展现出来，通过讨论和批评，辨明是非，才能避免为了改革而改革，也可使必要的改革少走弯路。
尹先生的文章题为《论中国大学学报现状与改革切入点》，该文从论证高校学报“业绩辉煌”入手，对种种“诋毁”高校学报声誉的言论和观点进行了驳斥，以此证明：学报的困境都是虚构的，学报的改革特别是综合性学报的专业化转型是没有必要的。在展开讨论之前先要说明的是，尽管尹先生视批评为诋毁和责难，认为学报就该是现在这个样子，无需改革，但我并不怀疑，尹先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学报人的利益和尊严，不过，达到目的的前提是，尹先生的论证必须逻辑严密、数据准确且运用得当、说理清楚、实事求是，因为尹先生要说服的不仅是学报人，更重要的是整个学术界和主管部门，只有说服了他们，学报在即将自上而下展开的期刊体制改革中才能继续沿着传统的老路走下去；否则，只能适得其反。尹先生能成功吗？这需要对尹先生的论证和结论作具体分析。在此，我将按尹先生的论述顺序逐一进行分析，并就他对拙文的质疑作出回应，不当之处，还请尹先生继续不吝赐教。
一、现实与历史
尹先生在文章的开篇即言：
时下，批评责难大学学报的声音不绝于耳：什么“同质化”、高校学报总体数量太多、平淡文章多、经营亏损的多、闭门办刊、质量低名气小、特色鲜明的少、有分量的文章少、开门办刊的少，什么世纪之交以来，高校学报的发展陷入困境，整体声誉不升反降，什么大学学报“全、散、小、弱”，“高校学报长期以来积贫积弱，数量虽然庞大，但整体形象不佳”。《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的朱剑先生是这些观点的代表者。
尹先生对各种“责难”作了罗列，这些声音的确都在，我并无异议，但对“朱剑先生是这些观点的代表者”则不敢认同。我与尹先生所做的事情差不多，在写文章参与讨论之时，总得回顾学术史，对别人已有的观点作出“概括”。一个概括者怎么就成了该观点的代表者了呢？我想说明的是，这些观点早已存在了，也远不止出自一两个人，而是遍及主管部门、期刊界和学术界，仅举几例：
仅我所见，早在2002年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在主题报告中第一次用“全、散、小、弱”来形容高校社科学报的现状：“目前总体上还处于全、散、小、弱状态的高校社科学报，与中央要求做大做强的目标，还相差甚远。”①时隔9年，在2011年2月召开的“高校社科期刊改革座谈会”上，教育部李卫红副部长指出：“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高校社科期刊仍然存在着一些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高校社科期刊‘全、散、小、弱’的局面依然存在，‘专、特、大、强’的发展目标远未实现。”②两位部长都充分肯定了学报已取得的成绩，但更强调学报应正视面临的问题。
2005年，姚申撰文指出：“尽管高校社会科学学报在数量上迅速增长，但在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上反而有所下降，甚至不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同质化倾向严重，千刊一面，办刊理念、办刊模式和办刊方法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总体上呈现出‘全、散、小、弱’状况。”③2006年，张耀铭也撰文指出：“学术期刊，尤其是拼盘式的综合性期刊，‘趋同化’现象非常严重。中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有千余家，综合类的期刊就占了三分之二……大家一味走‘泛综合化’的路子……众刊一面，使读者失去了新鲜感和阅读的兴趣。”④姚、张两先生均为著名文摘期刊的总编，有大量接触高校学报的机会，他们在文章中不仅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且还为学报和社科期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对学报现状作出类似评价的学术界、期刊界、管理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实在不胜枚举，最令学报界难堪的，大概就是2007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上与会者的发言。清华大学著名学者李伯重教授语惊四座：“国内大多数大学学报都是学术垃圾的生产地！”西南政法大学罗源副教授说：“包括许多学报在内，国内学术刊物大量刊发垃圾论文是一个客观事实。”同为学报中人的重庆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彭建国则坦言：“大学学报中至少有一半可以说是学术垃圾场，或者说学报每年所刊发的论文中至少一半属于垃圾。”⑤
面对“责难”，我与尹先生的心情也差不多，对学报我们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学报如今遭此“责难”，作为学报人怎不同感难堪？如果这些“责难”毫无根据、恶意中伤，那么，每位学报人都有责任起而反击。尹先生显然是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人，只是他找错了反击对象。我只不过觉得，对学报的批评之声既已到了“不绝于耳”的程度，在反击之前，是不是该做点自我反省，看看这些批评到底有没有事实根据？造成对学报群起而攻之的原因是什么？哪些是学报自身的，哪些是外部特别是体制的原因？深陷各界猛烈批评中的学报如何在逆境中求发展？这是我写下《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和《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等文章的初衷。因此，我不同意尹先生关于我是“责难”学报的“代表者”的定性，不仅因为这些声音早已存在，而且还在于我与尹先生一样，深爱着学报，只是我们爱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其实，谁是这些“责难”观点的代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能否成立。尹先生首先以学报的辉煌历史来反驳这些“责难”，称颂近一个世纪前的“《北京大学月刊》不辱使命，在中国学术界和中国学术期刊界弹出了强音符”；“《清华学报》作为早期的中国学术期刊，先后发表了清华许多著名学者的重要著述，有力地推动了民主、科学等进步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的确是一段令今天学报人回忆起来不无骄傲的历史，但单纯地回顾历史毕竟只能说明过去，难以证明现在，更难以预测未来。如果以历史为镜鉴进行今昔对比，不能不说的是，谁都能觉出目下学报的尴尬：今天的1 300家社科学报中，有几家能被学界目为抑或敢自比当年的《北京大学月刊》和《清华学报》的？
二、“应然”与“已然”
尹先生的文章是为反驳“责难”的观点而作，它第一部分标题就是“中国大学学报业绩辉煌”，尹先生首先引用教育部文件：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刊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的、高层次学术理论刊物，是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连续、集中、全面反映高校教学科研成果，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展示高校学术水平的重要窗口，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是发现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要园地，是塑造学校形象、创造学校品牌的重要途径，在推动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和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承担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神圣职责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段话出自2002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显然，这是教育部对高校学报定位的要求，而不是对学报现状的描述，这是“应然”，而不是“已然”。因为这段文字下面几行之后的一段话才是教育部对学报现状的估计和为学报实现教育部的定位指示的路径：
要转变高校社科学报的办刊理念，打破传统封闭的办刊模式和千刊一面的局面，鼓励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引进新的办刊机制，在管理体制和办刊模式等方面做出有益的探索，不断增强刊物的活力和竞争力，使高校社科学报的工作更加适应新世纪发展的要求。倡导高校学报走整合之路，创办代表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水平的专业性学报；鼓励若干高校社科学报进行合作或联合，走联合之路，把刊物做大做强；支持高校社科学报在保持各高校主办的现有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各地和各校的实际和特色，创办特色栏目和名牌栏目，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塑造各自刊物的学术个性和文化特征。⑥
在这段文字中，“传统封闭的办刊模式”和“千刊一面”等描述学报现状的文字赫然在目，如果说前引对学报的“责难”之声都是来自个人，那么，作为学报主管部门的教育部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对学报现状下的判语，而且这个文件早于绝大多数“责难”的声音，就不能简单地用“责难”来形容了。作为主管部门，做这样一种“自曝家丑”的事一定有其道理。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教育部不仅是高校学报的主管部门，它还是高校科研的主管部门，教育部显然已认定，高校学报已不适应高校科研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而且指明了改革的路径。接着，尹先生又引用袁贵仁和李东东的讲话：
2002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充分肯定了我国的大学学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高校社科学报的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学报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明显提高，一些重点大学的学报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成为国内外教育界、学术界和相关方面了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的重要信息来源”，“高校社科学报的迅速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也充分肯定大学学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科研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国高校期刊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不错，袁贵仁和李东东都表达了他们对学报发展和成绩的肯定，但只要通读他们讲话的全文后，任何读者都会很容易地理解其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在各自的同一个讲话中，他们对学报存在的问题都有着远较其对学报发展和成绩更为具体的表述。袁贵仁的原话是：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高校社科学报工作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应当高度重视，切实解决。1.有些主办单位对学报的作用和地位认识不足……2.不少高校社科学报满足现状，“等、靠、要”思想较重，主动进取精神不够，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学报多年来变化不大，办刊理念、办刊模式和办刊方法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导致高校社科学报的竞争力不强。3.还有相当一部分学报定位不清，选题雷同，内容重复，个性、特色不够鲜明，没有充分反映本校特点和本地区的经济、人文特色。4.总体上说，目前高校社科学报还存在着发行量偏小，不同程度地存在求生存、图发展的突出问题。⑦
而且，袁贵仁关于学报“全、散、小、弱”的判语正是出自这篇讲话。再看李东东的原话：
高校期刊特别是大学学报在学术成果创新、服务学科建设、培养科研人才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从整体上看仍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封闭办刊、理念落后。缺乏更大范围的学术交流，文章缺乏现实性、针对性和原创性。二是缺乏专业特色，同质化现象严重。几乎所有大学学报都是综合性学术期刊，没有明显的学科特色，个人或研究部门订阅较少。三是资源分散，出版力量单薄，对一流学术论文和创新性研究成果缺乏吸引力。据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权威专业学术期刊，来自高校的稿源占70％，高校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大量流向校外。⑧
不难发现，两位主管部门领导对学报现状的分析与尹先生眼里各界对学报的“责难”是基本一致的。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这两篇敦促学报反思存在问题的讲话到尹先生那里却成了学报“业绩辉煌”的证据。说实在话，像他这般的断章取义，任何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都不应该。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尹先生一定有他不得已之处，关于这一点，下文将予以分析。
三、数据与业绩
在文章第一部分的开头，尹先生就曾预告：“关于我国大学学报的整体情况，透过以下权威数据，可以发现：中国大学学报业绩辉煌；同时也证明种种对大学学报的责难，不仅没有做很好的调查研究，而且主观臆断，失之偏颇。”下面我们来看看尹先生的权威数据到底是什么。
尹先生的第一个“权威数据”来自《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其数据源自中国知网。中国知网是一个既不设置入库门槛，也不遴选(评价)来源期刊的数据库，“凡刊皆可入我库，凡入我库者皆为来源期刊”，的确皆大欢喜。但是，评价的难题也就接踵而至：由于库中精品和“垃圾”共存，这就造成了在统计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时，“垃圾”文章引用“垃圾”文章、“垃圾”文章引用优秀文章、优秀文章引用优秀文章均被同等计量。这是不设入库门槛、不选来源期刊必然带来的弊病，因此，仅看“年报”的排名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知网在发布2010版“年报”的同时，还首次公布了“年报系列数据库”，将各类引用情况全部公布。与“年报”不同，这个“年报系列数据库”是有价值的，研究者只要根据需要对库中相关数据作出分析和鉴别，就能得出远比排名有价值的结论。然而，尹先生根本没去研究这些具体的数据及其意义，只看排名，“‘人文社会科学卷(2010年第8卷)’的数据显示，复合因子排名前三位的期刊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和《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便得出结论：“大学学报占了绝对优势”。即使不要求尹先生去研究数据，他这种看排名表的方法也让人大跌眼镜，3种期刊何以证明由上千种期刊组成的类群的整体优势呢？其实，从来没人否认过少量学报质量优秀，比如，受到尹先生批评的拙文《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就证明了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的综合性学报经过6年建设后大多质量上乘。为证明这一点，我专门请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统计了被引频次、影响因子、文摘量、文摘率等大量数据。⑨但是，少量的优秀学报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其余的学报都是优秀的，就像不能因为自己的邻居阔了，就说自己也阔了一样。如果尹先生能静下心来，仔细研究一下“年报数据库”中与学报相关的具体数据，得出的结论恐怕就大不同了。
接着，尹先生用了这样的文字来披露他的另外4组“权威数据”：“CSSCI表明，中国大学学报业绩赫赫”；“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看，中国大学学报成就卓著”；“中国科技期刊CSCD影响因子排行表证明，大学学报占据半壁江山”；“《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RCCSE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说明，中国大学学报成就与非大学学报平分秋色”。他总结道：“以上5组数据无可辩驳地证明：大学学报不是问题多多，而是业绩赫赫；大学学报的地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
第一组数据前已讨论，而后4组数据中CSCD与社科学报无关，⑩其余3组数据其实是同一性质，即学报在不同的期刊榜上所占的席位数(以下简称“占位数”)或这些席位占本类期刊的比例(以下简称“占比数”)。限于篇幅，对这些期刊榜的科学与否暂且存而不论，单说一下这些期刊榜席位分配的基本规则。那就是基于各类期刊的总体数量，保证每种期刊占有一定的比例，根据文献情报学界遵循的“二八定律”，这个比例一般被定在20％；同时，有的也会考虑各类期刊的实际影响力，适当增减其占比数，但调整的幅度一般比较有限，除非出现极端情况。明白了这一原则，就可以知道，单纯“占位数”比较是无法证明某类期刊业绩好坏的，因为这些席位主要是由本类期刊基数决定的，由于学报有着社科期刊“半壁江山”这样的基数，故其席位数多于总量不如学报的其他类别期刊是很自然的事。
先看被尹先生列为4组之首的CSSCI，它是有比较典型意义的通过不断调整各类期刊占比数来间接评判其影响力的数据库。CSSCI先将2 700多种社科学术期刊分为25大类，然后在每类中选出20％左右的期刊作为CSSCI来源期刊。(11)换言之，这20％的期刊不是与其他类期刊相比，而是在本类内“PK”。类与类之间的质量差别则通过占比数来调整，质量好的类别可以超过20％，质量差的类别则低于20％。因此，如果要用CSSCI证明高校综合性学报“业绩赫赫”，首先必须证明至少有不低于20％的综合性学报入选了CSSCI来源期刊。表1是CSSCI创办以来各年度来源期刊中高校综合性学报与社科院社科联系统综合性期刊实际入选数的比较。
从表1可知，历年来CSSCI分给综合性学报名额的顶峰是70个，尹先生视之为“赫赫业绩”，但只要较之其他类期刊，就相形见绌了。按20％的占比中间值来计算，即70/20％=350，综合性学报的总数必须在350家上下，才可算位居中游，而CSSCI认定的综合性学报的基数达500家，(12)其占比连15％都不到。根据同类比较才有意义的原则，不妨拿社科院、社科联主办的综合性社科期刊来作一比较。CSSCI认定其基数约为100家左右，但其入选1998年版的名额竟达60个。这是CSSCI的初创之年，各类期刊占比数的调整全凭专家、学者的定性判断，足见当时学界对社科期刊的评价就远较学报高，说学报“积贫积弱”并非没有根据。到2008年后，综合性社科期刊在CSSCI来源期刊的名额稳定在50个。不妨说，CSSCI将本该属综合性学报的名额转给了综合性社科期刊，以表明其对这两大综合性期刊类群整体质量的判断，因为如按20％的占比来计算占位数，综合性学报至少应增30个，而综合性社科期刊则应减30个。真实的情况是，在CSSCI的25类期刊中，占比如综合性学报之低的，别无他类。因此，70个名额不仅不能证明学报“业绩赫赫”，相反，这绝对是让学报界汗颜的数据。
从表1呈现的十多年来高校综合性学报CSSCI来源期刊数的变化曲线，可清楚看出其走势与学术界、期刊界和主管部门对高校学报实际情况的判断是基本吻合的。1999年高校学报的大扩容使其基数大增，入选名额相应地从47增加到57；但伴随而来的声誉不升反降，入选名额在2000年-2002年、2003年版中直线下降到35；2002年的学报工作会议及袁贵仁部长的报告，使学报界开始反思和行动起来，入选名额在2004年-2005年版中缓慢回升到39；2004年教育部“名刊工程”启动，大大促进了学报界的积极创新，让部分学报的面貌有了较大改观，相应地，入选名额在2006年-2007年版中上升到51，继而在2008年-2009年版中上升到67；但到2010年-2011年版，上升的幅度明显减小，微升为70，这说明尽管教育部“名刊工程”启动以来，学报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名刊工程”主要依靠的特色化发展的作用已基本发挥殆尽，体制的瓶颈效应更加凸显。
在评价机构中，能像CSSCI这样拥有经教育部协调、并由各著名高校管理专家组成指导委员会的数据库仅此一家。因此，它敢于对各类期刊的占比作出调整，而其他的评价数据库很少这样做，尤其是一些新建的数据库，会比较严格地按类似20％这样的固定占比分配各类期刊在库中的名额。在尹先生所列的5组数据中，2008年问世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RCCSE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当属此类。尹先生引用其中学报的占比数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在该数据库中，各类期刊的占比数都是一致的。(13)因此，在这样的数据库中，不管某类期刊(比如综合性学报)的整体质量能否与其他类别期刊相匹敌，它在来源期刊(或核心期刊)占比上永远能做到与其他类期刊“平分秋色”。
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代表的“核心期刊”的遴选程序与上述期刊评价数据库大致相仿，即先分类，然后按各类期刊基数的20％左右确定各类别的“核心期刊”入选名额，《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就将所有期刊分为“七大编73个学科类目”。尹先生认为，在该“总览”2008年版中，“‘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共收录期刊121种，其中大学学报有76种，占总数(121)的63％，在其他类别里也大显身手”，说明学报“成就卓著”。其实，收入该类的只有综合性学报和社科期刊这两个类群，与在CSSCI的处境相仿，比起总量只及自己1/5的综合性社科期刊来，76个名额同样会让综合性学报汗颜，怎么还好意思说“成就卓著”呢？而在其他类别里的高校专业学报，已与综合性学报无关，其表现如何，又说明了什么，稍后将予以分析。
不管是占位数还是占比数，尹先生在用它们来说明学报业绩的时候，还应该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在评价机构的眼中和数据库中，高校学报都是名符其实的“异类”。某评价数据库主坦言：“在对期刊进行学科划分时，比较困难的是学报类的期刊，因为大学的多学科性，大多学报属于综合性的期刊。”(14)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这些饱受西方学术评价理论熏陶的评价人员都懂得一个基本原理，即分学科评价是学术评价必须遵守的最基本原则，而面对大量呈现于他们面前的学科拼盘式的高校学报，评价机构有点束手无策是不难想象的。
同为中国人的我国台湾地区评价人员在建立他们的(期刊)评价数据库TSSCI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他们断然采用了对综合性期刊原则上不予收录的办法，这就将台湾地区的综合性学报整体排除在了TSSCI之外。此举对台湾学术期刊界影响巨大，几年之内，综合性学报或者选择退出(停办)，或者完成了专业化转型，从此，作为学术期刊的综合性学报在台湾地区几近绝迹。(15)
台湾地区的做法在大陆地区显然行不通，占据社科学术期刊半壁江山的高校学报多是综合性的，这是大陆地区特有的。高校建立的评价机构却将高校最大类的期刊排除在外，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只能采取变通手法，将综合性学报作为一个特殊类别，与以学科分类的其他类别并列。这一做法的始作俑者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编制者们，作为一个指导订阅的期刊目录，这样做大致说得过去。当CSSCI创设时，沿用了这一方法，后来RCCSE建立时也如法炮制。这个看似合理的变通方法，由于违反了评价的基本原则，后来给CSSCI带来了无穷的麻烦(此与本文无关，不谈)。
知道了各评价数据库均是先分类后选刊的操作程序以及高校综合性学报在其中的异类地位后，尹先生当明白，试图通过占位数或占比数来肯定综合性学报的业绩，效果只会适得其反。其实，单凭这些榜单，并不能真正说明某类期刊的总体质量如何，套用一句时下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占位、占比什么的，都是浮云，而重要的和有价值的是这些数据库中各刊的原始数据，但是，排行榜和排名表仍是大行其道，评价的“指挥棒”现象主要因此而来，而诸多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现象的产生，与此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拙文《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已说得非常清楚：“如果评价机构不对排行榜和排名表情有独钟，而是能与学者、期刊人一起共同对这些复杂的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就能透过数据的表象看到本质，进而拿出建设性的意见。”显然，尹先生在与我商榷之时，并没看明白拙文的意思，他似乎也不懂得评价数据的实际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这几组排名或占位、占比数据是尹先生全部立论的基础。我真的不忍心揭破这些数据背后的真相，但事实就是这样无奈——类似CSSCI这样对数据库内各类期刊占位数或占比数的安排，事实上多少也是各界对学报的“责难”在评价机构中的映射；而类似RCCSE这样各类期刊占比数基本固定的数据库，其占位与占比数与包括学报在内各类期刊的整体业绩都没什么关系。所以，尹先生不但不能用这些数据来证明学报“业绩赫赫”，而且，他要证明各界对学报的“责难”和“贬损”是“失之偏颇”的“主观臆断”，至少应该证明综合性学报在CSSCI的占比数是不合理的。
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那么容易。因为一方面，它们固然是各界对学报的“责难”在评价机构中的映射，但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方面，这种占比数也是由各类期刊的被引频次、影响因子、文摘量、文摘率等多种基本数据决定的，因此，要证明占比数的不合理，这些数据必须“帮忙”才行。下面仅以CSSCI数据为例，来看一看综合性学报在这个数据库中的真实情况。
论文发表后被引用情况的统计是说明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仅以被引频次来评价单篇文章难免有失偏颇，但以一个期刊群的被引频次来判断该期刊群的影响力则是有说服力的，这是学界的共识，也是CSSCI调整各类期刊占比数的主要依据。表2所列是CSSCI数据库中列前280名的创刊超过10年的综合性学报在2004年-2008年被引频次的统计数据，颇耐人寻味：一方面，在CSSCI认定的500多种综合性学报中，至2008年，列前280名的学报中年被引频次低于20次的仍有68种，低于10次的仍有17种，列于其后的200多种学报根本就无统计价值，其实就意味着半数以上的综合性学报几乎无人关注，也就无影响力可言。另一方面，这5年的数据也让人看到了变化，尽管与专业期刊相比，直到2008年综合性学报的数据仍然令人难堪，但较之5年前的2004年，变化可谓非常明显，被引频次的均值从28.59上升到67.32，年被引超过100篇次的学报由19种(约占4％)上升到54种(约占11％)，这样的上升幅度还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这不能不归功于2004年名刊工程启动后，特别是特色化办刊、内涵式发展的举措对学报群体的巨大促进作用。综合两方面来看，学报有进步，特别是名刊工程成效显著，但受体制的困厄仍十分明显，位居前列的学报无法与专业期刊抗衡，排名靠后的学报则根本无人问津。
由上述分析可知，尹先生关于学报“业绩辉煌”的论断，尚缺乏最起码的证据，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尹先生之所以只谈业绩辉煌，不承认存在问题，更无视以名刊工程为代表，教育部一系列促进学报改革和发展的举措给学报带来的变化，为的只是证明学报无需改革，这才是要害。显然，由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期刊体制下学报的存在方式一定让尹先生如鱼得水，因此，他不能容忍从学报体制到具体办刊思路和方法的任何革新。在此后关于“大学学报功能考察”、“学报特色反思”以及“中西方学术期刊比较”等论述中，尹先生根本无视我国高等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及其与传统期刊体制的矛盾，对学报所有创新行为一概予以否定，更是显露出了胶柱鼓瑟般的偏执和片面。
四、外界与自身
且看尹先生是如何“从大学学报的使命看我国的大学学报的功能发挥”的。他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第一，“学术大师们历来重视学术期刊”；第二，“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大学学报工作”；第三，“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学术期刊出版工作”。尹先生无非证明了一个常识：学术期刊是重要的。但是，重要的事不一定就是已经做得很好的事。且不谈西方国家与中国的高校学报有什么关系，就学术大师和中国政府的重视而言，这些也只是办好学报的外部条件，仅此是远远不够的。在现实中，学界、政府非常重视但具体部门却没有把事情做好的例子比比皆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不仅学界和政府重视，而且可以说是全民重视，但三聚氰胺、瘦肉精事件以及伪劣药品事件不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再拿学界来说，学风问题难道学界和政府不重视吗？教育部在学风建设方面的举措远比学报建设要多，但学术不端行为又何曾绝迹？光有外界的重视，而主其事者讳疾忌医、不思进取，那就不但不能发挥应有功能，还会影响大局，更谈何“业绩辉煌”？因此，有某些人或部门重视并不能证明学报无需改革，要证明学报无需改革，尹先生得证明学报从存在形式到内在质量都完美无缺才行。这一点正是尹先生在下文中力求证成的。
五、综合性与专业性
尹先生毕竟不能否认综合性学报大量存在这一事实，因此，他要证明这一现状的合理性。他列举了国外综合性期刊成功的个案，试图“从西方学术期刊看我国的大学综合性学报的合理性”。但是，用国外少量综合性期刊的成功来证明国内大量综合性期刊的合理，推论的漏洞却是明摆着的，因为“少量”是成功的重要前提之一，抽去了这一前提，结论就不能成立了。
针对类似尹先生这样的论证，拙文《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已说得很清楚：“对综合性期刊作用的肯定不能忽略它与专业期刊之间的关系和比例。”“综合性期刊的‘合法存在’至少受到三个条件的制约：首先，必须有大量的专业期刊作为支撑，故数量远少于专业期刊；其次，具有统摄各专业对宏大问题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公共平台功能，故功能上与专业期刊有明确区分；再次，必须得到跨地域和校域、跨学科和专业的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同”。正是这三个条件决定了包括高校学报在内的综合性期刊不可能有大面积的成功。
尹先生未必不明白少量与大量的关系，所以他又找出了另一套说辞：“‘综合性’不代表落后，就像综合性大学往往水平高于单科性大学一样，综合性大学就应该出版综合性学报，人为整合所谓的‘综合性学报要实行专业化转型’，显然是揠苗助长行为，后果将是可怕的。”
至此，尹先生终于对自己的真实想法有所透露，那就是综合性学报要实行专业化转型，“后果将是可怕的”。为了表示他的惧怕是出于公心，他还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毋庸赘述”的理由：“如果大学学报改为专业期刊，现在很多大学里已经存在的大量专业期刊怎么办？新创办的专业期刊，在经验方面、在已经基本分割了的读者群、订户面前等等方面与早已存在的专业期刊的优势是其不能匹敌的，没有必要再去进行所谓的‘筚路蓝缕’了。”尹先生显然忘记了他下面还将大声疾呼“我国的学术期刊不是多了，而是严重匮乏”。如果为了解决“严重匮乏”的问题，必定要新创办许多或者综合性或者专业性的学术期刊，那“已经存在的大量”综合性和专业性期刊怎么办？如果“没有必要再去进行所谓的‘筚路蓝缕’了”，那“严重匮乏”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从尹先生自相矛盾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他未必不明白计划经济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期刊界早晚都得引进竞争和退出机制，无论新刊老刊，唯有适合科研需求的期刊才能生存下去，他只不过是想让这一天来得更晚些罢了。
我们不妨再讨论一下尹先生所用的一个成语——“揠苗助长”。既然尹先生说，“综合性(期刊)不代表落后”，那一定代表着幼稚，而专业期刊则代表着成熟，否则综合性学报实行专业化转型怎么就成“揠苗助长”了呢？可见，在他的潜意识里，对专业性和综合性还是存了高下之分的，这才是偏见。尹先生所讲的“综合性大学往往水平高于单科性大学”也是偏见。事实是，综合性大学与单科性大学是两类性质不同的大学，每类内部都有水平高下之分：既有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也有低水平的综合性大学；既有高水平的单科性大学，也有低水平的单科性大学。综合性学报与专业学报也同此理，办好了才是高水平的；办不好都是低水平的。不同性质的期刊并没有先天的高下之分，却有着数量之比是否合理、办刊条件是否具备的问题。
王文军先生最近的一项关于名刊工程综合性学报的研究表明：“名刊学报在不同学科实际影响力有较大的差异，与这些学科专业期刊的发展水平有相当之关系。在专业期刊发展比较完备的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综合性名刊学报明显处于劣势；在相对于研究队伍的规模而言专业期刊比较缺乏的哲学、文学等学科，综合性名刊学报则占据了优势。由此可见，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是十分必要的。”(16)随着科研事业的进展，综合性期刊与专业期刊“此消彼长”是难以避免的，对于大多数综合性学报来说，实行专业化转型将是赢得竞争的可选路径。
六、“全、散、小、弱”与“专、特、大、强”
如同不能不承认综合性学报大量存在一样，尹先生也“不能不面对和承认”“目前我国学报的‘全、散、小、弱’”。于是，他再一次自陷矛盾。“大学学报业绩辉煌”、“‘综合性’不代表落后”、“全、散、小、弱”是对学报的“贬损”的声音犹在耳旁，怎么转眼间尹先生又“不得不面对和承认”“目前我国学报的‘全、散、小、弱’”了呢？如果说“全、散、小、弱”是客观存在的，那不正说明袁贵仁对学报“全、散、小、弱”的论断不是“贬损”，而是准确描述，而尹先生“大学学报业绩辉煌”的论断却很可疑了？尹先生不会不想到这一点，如此痛快地承认“全、散、小、弱”一定有不得已之处。尽管已经论证了“大学学报业绩辉煌”，但尹先生也明白对于大多数综合性学报来说，“全、散、小、弱”仍是如影随形，这是谁都可以看到的事实。有这样的事实存在，纵然把业绩说得再辉煌，也难以阻止改革的到来，这使他无法回避“全、散、小、弱”，只能试图通过论证“当前有其客观必然性”，来为学报虽不完美，但改革仍无必要寻找根据。
为了说明“必然性”，尹先生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他不惜将学报比喻为对国外先进汽车工业亦步亦趋、没有自己品牌的“组装汽车”，尚处于“小米加步枪”和“星火燎原”的历史阶段。尹先生显然故意忘记了学报的辉煌历史。尹先生还搬出了期刊结构总是金字塔形的理论，说明“即使是我国成为经济、科技、文化大国之后，学术期刊也需要‘全、散、小、弱’”。他还充满激情地喊出了：“我们需要‘全、散、小、弱’、我们喜欢‘全、散、小、弱’。”尹先生的说辞仍让人费解，为什么主要科研成果均出自高校，而高校学报却一定要甘于位居塔底呢？当年的《北京大学月刊》和《清华学报》等高校学报又何曾不站在期刊金字塔的顶端？
其实，绕了这么多圈子，尹先生想说明的无非是综合性学报落后有理。显然，尹先生没有弄清楚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学术研究水平与学报水平之间的关系：低水平的研究一定不能造就高水平的学报，反过来，高水平的研究却不一定就能造就高水平的学报。但他只看到学术研究水平对学报水平的制约，却没有看到因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学报水平也会远低于学术研究水平。后一种情况出现的标志就是，大量优秀稿件流向其他类别的期刊，而目前学报总体上正处于这种困境之中。
如果尹先生要证明其立论是成立的，即学报“全、散、小、弱”在现阶段是必然的，那么，他同时必须证明我国学术研究也一定尚处于“全、散、小、弱”的状态。他能证成吗？事实是：即使在某些后起的自然科学领域，这样的立论都不免失之偏颇，不用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了。比如，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以及中国现实问题研究领域，中国领先世界水平一般来说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不排除有例外)，拿汽车制造业来比喻这些领域，是不自信的表现。在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的科研实力和成果堪称“专、特、大、强”，如果不能办出“专、特、大、强”的学报，那才是学报人的失职和耻辱！
七、过剩与匮乏
尹先生论证“与世界水平和发达国家水平相比，我国的学术期刊不是多了，而是严重匮乏”，这也许是为了应对期刊体制改革中可能要启动的“退出机制”。对尹先生此话要作具体分析。仅我所见，所有对学报的批评都是谈大多数学报质量堪忧，即使涉及数量问题，也都是谈论学报综合性期刊太多，专业期刊太少，重点大学主办的期刊太少，而且这样的现状已不能适应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但既然尹先生用如此多的篇幅来谈论西方世界期刊的数量，显见他对西方学术期刊十分熟悉，为何闭口不谈西方学术期刊中综合性与专业期刊的比例？我想如果他能实事求是地谈论这个问题的话，他的论点当改成：“与世界水平和发达国家水平相比，我国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专业学术期刊不是多了，而是严重匮乏。”好在熟悉西方学术期刊情况的不只有尹先生，李伯重先生曾指出：“欧美学术界的评价机制比较简单，即同行评议，因此大家关注的都是专业期刊。像国内这样多的综合性期刊，在欧美学术界是不可想象的，也是难以生存的。”(17)因此，综合性学报如果要考虑应对可能启动的退出机制，与其一味地坚持综合性的合理和“全、散、小、弱”的必然，不如明智地选择专业化转型。当然，这是尹先生最不愿意看到的事，这从下文他对特色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八、特色化与专业化
尹先生接着提出了“学报‘特色’问题”，他说：
从我国期刊界最早提出“学报特色论”的岳玉禄(1983年)到朱剑(2009年)，20余年间几乎所有论者均认为：特色是学报的生命……朱剑也强调：“在学报体制未能进行变革的前提下，特色化发展已成为走出困局的唯一希望。”他们所说的“特色”就是指每个学报都应该有自己的所谓个性；否则，就没有存在余地。笔者认为，这种“特色论”很容易使大学学报放弃根本使命和基本功能而误入歧途。
读到这段文字，我觉得特别奇怪和困惑，关于学报特色化道路，我有两篇文章专门论述过，另有两篇有所涉及。两篇专论文章的标题分别是《特色：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无奈选择》、《枘凿之惑：特色化与高校学报的发展》，即使仅从标题也可看出，我如何会将一个充满无奈和困惑的选择视为学报生存的根本？尹先生对我文章的断章取义是显而易见的。(18)我这4篇文章都是写在教育部明确提出“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刊物，可能要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19)的指导性意见之后，意在客观分析教育部提出这样的发展道路的初衷和原因，以及实施后可能带来的结果。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拙文道出了一个“秘密”：
在缺乏正常的退出机制的情况下，大量低水平重复的综合性期刊不能退出，新的专业性期刊就很难问世，而后者不能问世，前者就更难退出，这已成悖论。至少在目前，办刊人在改变期刊性质方面很难有所作为，于是只能另辟蹊径，特色遂成为首选……可见，所谓特色化发展道路，实在是急于走出同构困境的综合性期刊在专业化暂时行不通的情况下的无奈选择。(20)
办刊人的无奈，也是教育部的无奈。“专业化”列在教育部为学报提出的“专、特、大、强”目标的首位，但由于教育部不具备批准新建期刊和更改已有学报刊名以及性质的权力，这一目标没有直通车，只能另辟蹊径，“特色化道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所以我才说，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尽管无奈，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特色化道路视为由综合性向专业化转型的过渡通道”。(21)正是这一点，让尹先生感受到巨大的危机。
我的上述4篇文章，有3篇已在尹先生文章所列参考文献之列，另一篇则被尹先生在博客中列入“尹玉吉传播学成果及反响情况”，显然他至少都浏览过。他仍将“特色论者”的帽子强送给我，并非他的理解力有问题，而是在于我提出了综合性学报专业化转型的方案，他将我列为“特色论者”，就是要以借批“特色论”来将专业化转型方案彻底批倒。尹先生用了大量篇幅大批特色论：“学报‘特色论’有悖我国大学学报的优良历史传统”、“学术期刊与特色无缘”、“认清和完成使命才是大学学报的唯一任务”。“大学学报的历史使命应该是完整地、科学地传播主办单位(抑或全社会的)的教学和科研的成果，而非去追求所谓‘特色’，不能‘捡芝麻丢西瓜’”。可见，学报的使命与传统是其主要依据。
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尹先生这一“使命”定义已无法成立。首先，今天高校的教学科研成果形式丰富，远非单一的论文，专著、科研报告、音像数码制品等也都是常见的表现形式，仅依靠学报来“完整的、科学的传播”事实上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其次，即使只是论文，目前一所重点大学师生每年发表的论文总量已达数千篇，仅靠一校一刊的综合性学报，根本无法容纳，“完整的、科学的传播”没有可操作性。再次，高校以外大量存在的学术期刊的稿源大部分来自高校，学报要“完整的、科学的传播”本单位的成果，除非先把这些期刊都灭了。而事实上，高校教师每有得意之作写成，本校学报恐怕都不是他们的首选。最后，如果将“主办单位”替换成“全社会的”，那么，要完成“完整的、科学的传播”的“使命”的唯一办法，就是全国只剩下高校学报这一类学术期刊。
以上几点，纯粹是从形式上来讨论可能性，其实，根本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主办者对学报的定位：是某一主办单位的“自留地”，还是公共学术平台。这就涉及了对学报传统的理解，尹先生看似高举学报传统的大旗，其实，他早已阉割了学报传统的核心价值，即追求真理、传播学术，而只执著于本校“窗口”这一外在形式。这一形式是为了实现其价值而产生，故会随着学术的发展而演变，不变的是其核心价值。对此，我早已有过分析：
“窗口说”搁在八九十年前，当然正确。像清华、北大这样的著名学府，集中了当年最优秀的研究人才，仅有的几家学报，担当着无以替代的开时代风气之先的重任，传播本校科研成果某种意义上就是传播学术前沿最新成果。但时过境迁……当年刚刚起步的现代学术研究今已走到了与世界接轨、分工日益精细的时代，当年第一代学术大师筚路蓝缕开创的现代学术事业今已人才辈出，专业的研究大军已几十万计；与此相对应，当年的寥寥数家学报今已发展成为数以千计的学术期刊，如果我们的眼光仍然只是指向过去，而不正视当代、不放眼世界，就不免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学报的使命，学报理应成为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的公共学术平台，这个平台应该是由分布和结构均合乎学术发展规律的学报群体所组成，惟其如此，学报才能担负起传播和繁荣学术的重任。(22)
今天学界对学报最不满的就是其“自留地”式的定位，因为它已严重阻碍了学术交流和学术传播的实现。请听来自高校学者的声音：“不少学术刊物的存在似乎主要不是公开的学术交流，而是本单位研究者自产自销的‘学术自留地’。它似乎不受知识市场波动的影响，也不必面对学术市场的竞争压力，办好办坏一个样，是永远不破的铁饭碗。这些刊物与其说是公共的、开放的，不如说是家族的、封闭的。其质量当然可以想象。”(23)“高校系统刊物(特别是文科学报)，除个别例外者外，存在着严重‘自留地化’现象，由此而带来学术期刊的自我封闭性与排他性，从而难以反映高校学术水准与学术品位”。(24)高校学报到底该定位为主办单位的“自留地”还是公共学术平台，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和开放的时代，各学报主办单位完全有选择的自由，但不能因为自己要保留“自留地”，就不允许别人搭建公共平台，最终谁能生存下去，完全取决于学界的取舍。不同的定位，当然也就意味着对使命的不同理解和追求，但是，“不管我们怎样看待特色与学报使命的问题，那个整齐划一地办学报的时代都将成为过去。”(25)
尹先生今天对“特色论”的批判，基本理路仍然是对他以前发表过的相关文章的重复。不仅如此，他还进而有意混淆特色化与专业化的界限，说什么“朱剑等同仁在许多场合提出大学学报存在的‘诟病’之一就是‘缺乏专业特色，同质化现象严重’。其实，‘同质化’就是所谓‘缺乏特色’”。说实话，这让我不由得有些疑惑，尹先生是真的不明白，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缺乏专业特色，同质化现象严重”是李东东对高校学报的判语，所指非常明确，缺乏专业特色与同质化现象，这是一种因果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等同关系。根本的解决之道当然不在办几个特色专栏，而在综合性学报的专业化转型。尹先生对特色论的批判不管是否站得住脚，其合理的指向只能是办或者不办特色专栏，所论完全属于综合性期刊的办刊方法，与并不属于改变办刊方法而是属于改变刊物性质的专业化转型无关。尹先生试图借批判特色论来否定综合性学报的专业化转型，注定是没有意义的。
必须指出的是，尹先生对所谓“特色论”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近年来学报界努力走特色化、内涵式发展道路所取得的可喜变化的全盘否定。本文表1、表2清晰地显示了这种变化。虽然特色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彻底改变学报面貌还有待于打破体制束缚，但特色化发展毕竟给一时无法变革体制的学报人提供了一个改善学报质量和提升影响力的有效办法，尹先生无视特色化发展的作用和体制改革的必要，并不是科学的态度。由此也可看出，尹先生反特色化论证虽然繁复，但原因却非常简单，那就是，他对没有竞争、没有交流的“自留地”实在不忍割舍，也决不允许别人有任何改变，整齐划一地办学报始终是他作为现行学报体制坚定维护者的不二追求。“特色化”虽然在现行体制内运作，但它毕竟是“专”的替代品，任其发展下去，体制一旦松动，由综合性学报转型而来的专业期刊就会脱颖而出，这令尹先生感到“后果难以预料，甚至不堪想象”。所以，他的攻击还不会到此为止。
九、转型与固守
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尹先生终于直奔主题了：
他(指朱剑——引者注)“建议大学间自愿创办专业学报，办像《马克思主义学报》、《文学学报》、《哲学学报》、《历史学报》、《政治学报》、《经济学报》、《法学学报》、《社会学报》、《教育学报》、《传播学报》”等专业期刊。对此观点我们不敢苟同。我国的大学已经大量存在着专业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主办大量专业期刊，全国性的学会、地方社科院、社科联同样也存在这种情况。学报转化为专业期刊后，怎样与已经存在的专业期刊进行分工，在竞争中胜算的把握几何？后来办的专业学报，人们的认可度怎么样？有必要重复建设吗？学报转化为专业期刊后，学报的使命谁去担当？后果难以预料，甚至不堪想象。
尹先生不同意综合性大学学报联合办专业期刊，还为此忧心忡忡，在提了一大串问题后，尹先生越想越怕，“后果难以预料，甚至不堪想象”。
这些问题如果出自刚刚步入学报编辑行列，不了解近20年来学报历史的新手之口，尚情有可原，但出自纵横学报界20多年的尹先生之口，我不得不说，这实在是矫情！1 300多家社科学报，多是近一二十年间创刊的，当它们创刊时，尹先生怎么就不担心竞争不过已有的学报和社科期刊？怎么不但不认为是重复建设，而且还大声疾呼“不是太多，而是严重匮乏”呢？1 300多家社科学报中又有几家一出生就被人们认可了？它们能出生而专业学报为什么就不能出生？什么样的使命非要综合性学报完成不可，而那些“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大量存在着”(尹先生语)的专业期刊(学报)就天生与使命无缘？又有什么难料后果，如此令尹先生不堪设想？“小米加步枪”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心和豪情都跑到哪去了？说句刻薄的话，对于高校学报来说，尹先生还能设想出有什么比被人指着鼻子骂垃圾更不堪的结果来吗？
矫情之后，尹先生还不忘再捏造个观点强加于我：“积极倡导‘大学学报专业化’的朱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大学学报转化来的专业期刊无法抗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期刊。”我说过这样的话吗？请看一下我的原文：
高校的门户之见由来已久，尽人皆知，毋庸多言……本文想强调的是，这种一时难以摆脱的门户之见，已成为名刊学报走向“一流”的重大障碍，这也是置身于高校之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被高校普遍认可为权威期刊，而高校自办的期刊门庭冷落的重要原因。因此，即使我们下决心抛弃现有综合性学报建设新的专业期刊，这些新刊只要落在某一高校，受门户之见的影响，其权威地位仍难以建立。名刊建设六年来的特色化之路就是最好的证明：各刊的特色专栏虽办得有声有色，却仍无法抗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期刊。
我想，尹先生应该能看出，我这里所讲的，一是高校之间的门户壁垒使中国社会科学院专业期刊渔翁得利；二是因为门户壁垒，综合性学报的特色专栏办得再好，也无法抗衡中国社会科学院专业期刊。哪里提到《马克思主义学报》、《文学学报》、《哲学学报》、《历史学报》这些名校合办以打破门户壁垒的专业学报了？怎么到了尹先生笔下，就成了我已“不得不承认”当时还在设想中的名校合办专业期刊无法抗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期刊了？尹先生当了20多年编辑，不至于连“特色专栏”和“专业期刊”都分辨不清吧？使出如此移花接木、捏造观点、强加于人的招数，除了说明他对高校学报专业化转型的憎惧交加，还能说明什么？
退一步说，即使出现联合创办的专业期刊仍然无法抗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期刊这样的局面，也不能证明专业化的方向就错了。现在的综合性学报又有哪家能抗衡同为综合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了？包括《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在内我国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又有哪家能抗衡《科学》和《自然》了？按尹先生的逻辑，如不能抗衡，那岂不是所有的综合性期刊和学报都早已“不堪设想”了？其实，在他对专业学报忧心忡忡之前，早已证明了高校专业期刊(学报)大有可为。尹先生曾不无骄傲地搬出CSSCI“权威数据”：
在有代表性的“法学”中，收录的21种期刊里就有12种是大学学报或大学主办的期刊，它们是：中南政法大学的《法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的《政法论坛》、《比较法研究》和《行政法学研究》，北京大学的《中外法学》，西南政法大学的《现代法学》，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武汉大学的《法学评论》，吉林大学的《法制与社会发展》、《当代法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家》，占总量的57％以上。
这些期刊中，(26)有哪一家不是专业期刊(学报)？其中5家由综合性大学办的专业期刊(学报)又造成了哪些“不堪设想”的后果？可见，对于高校不仅应该而且完全能够办好专业学报，在尹先生心里早已跟明镜似的，只是嘴上不肯承认而已，还数次不小心地把真实的心思漏了出来。
我想，我也许没有权利要求其他人，但我至少有权利要求尹先生公正客观地对待拙文，因为这是对一个提出商榷意见的学者的起码要求。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因为尹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捏造似是而非的观点强加于我，而且，尹先生的作为还不限于此，请看尹先生接着说了什么：
我们认为，学报工作者不去在怎么提高学报质量上、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上认真下工夫，不甘心于默默无闻地“为人作嫁”，试图像有些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一样，通过搞所谓“特色”来争个国内“第一”什么的，动辄拿“特色”作挡箭牌，走捷径、找遮羞布，诚如王立龙所说，这实际上是学术腐败和浮躁在大学学报领域里的折射和反映。
这又是什么逻辑？请问：凭什么断言审视一下学报现状、思考一下学报出路、尝试一下编辑专业期刊，就是不顾学报质量、不甘心于默默无闻地“为人作嫁”、大搞“形象工程”、想走捷径、想找遮羞布的人？难道因为与尹先生观点不同，就该遭到如此不讲道理、不讲事实的恶毒攻击？天下有这个理吗？尹先生如果只是如此攻击我个人，我大可一笑置之，但与我同样在思考学报问题的人在学术界、学术期刊界、期刊主管部门并不是少数，而参与编辑“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有17家综合性学报的同仁，我虽不敢代表他们作答，但还有一份好奇心：他们，特别是与尹先生一样同为学报人的17家综合性学报的同仁，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需要找块遮羞布来挡着？请尹先生明言。
十、艰难的抉择：应对与抵制
行文至此，不妨对以上的分析作一小结。
对于学术界、学术期刊界以及主管部门关于高校学报现状堪忧、亟须改革的普遍看法，尹先生一概视之为既无理论根据也无事实支持的“责难”，并将我指为这些观点的代表者痛加批判，以通过对我的批判来回击各界对学报的批判。这是我对尹先生将我作为“靶子”的最初理解。尹先生在文章中对拙文的观点几乎都有曲解甚至捏造。我理解他是想通过我这个“靶子”来应对社会各界特别是学界和管理部门对学报的“责难”，而种种“责难”之声，各自的角度和力度以及对问题的表述“各有千秋”，归结到一个人的头上，没有一点曲解乃至捏造当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尹先生文中充斥着对资料的断章取义、张冠李戴、常识错误、逻辑混乱、自相矛盾之处，还是让我感到震惊。尹先生对袁贵仁、李东东的讲话所作的断章取义也许还可一辩，但尹先生对其立论之基——“系列权威数据”的生成原理及其代表的意义根本不懂，则构成了他的致命伤，这些数据不但不能支持他的观点，反而是对其观点的有力反驳，以这样的数据作为立论之基，使他关于当今学报整体业绩辉煌的论断不攻自破了。问题还不仅仅于此，如果说，尹先生所构筑的宏大叙事大厦的基础是不牢靠的，那么，他每个楼层的构筑也是可疑的。他对学报功能和使命的阐述以及对学报特色的反思，由于无视我国高校的发展和科研的进步，一味地执著于百年前的背景和传统形式而置学报传统的核心价值不顾，从而显得刻舟求剑般的偏执和不切实际；他对中西方学术期刊的比较，因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刻意回避综合性期刊与专业期刊的比例而变得十分片面；他所谓大学综合性学报现状是合理的论断，因不理解学术研究水平与学术期刊水平之间的关系而根本无法成立；他所说的“全、散、小、弱”有其客观必然性，恰恰因为无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巨大进步，从而违反了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关于我国学术期刊严重匮乏的观点，因抽去布局和结构问题而变得似是而非。尹先生论证体系虽然宏大，却建立在沙滩般的基础之上，复又是理路不通的楼层堆砌，怎能不轰然倒塌？
这就让我不能不想到一个问题：尹先生是位资深编辑，熟知中外期刊的历史与现状，无论如何不至于在一篇关于期刊的文章中犯下如此之多的错误，到底什么原因使然？如果将这一问题置于高校期刊体制改革的大幕即将拉开的背景下来审视的话，一切也就豁然开朗了。各界对学报的批评本已使学报有些四面楚歌之感，而即将到来的高校学术期刊体制改革更是将困境中的学报推向了风口浪尖。学报界正面临着艰难抉择：是积极应对还是消极抵制。说实话，选择前者是十分困难的，而选择后者则是自然而然的。尹先生的选择略有不同，他是积极抵制，比起消极抵制来，这需要一份勇气。
尹先生的文章除了证明高校学报业绩辉煌，以此否定改革的必要外，还有另一个重点：有意混淆特色化与专业化的区别，通过对“特色论”的批判否定学报专业化转型的必要。这也是他将我选为“靶子”真正原因所在，因为拙文尝试性地提出了综合性学报的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发展的问题及我以为可行的方案，这才是让尹先生不能容忍的。因为如果这一命题成立，这一方案可行，一校一刊的学报格局将被打破，“自留地”一旦成为公共学术平台，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尹先生最后近乎人身攻击的语言正是因之而起，矛头所指，正是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的17家综合性学报联合创办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27)说到底，尹先生不愿看到学报人有改变高校期刊现状的任何尝试。
说实话，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校期刊体制改革，特别是将“转企”作为改革的唯一手段，我心中的迷惘一点也不比尹先生少，我也愿意与尹先生一起，要求对学报另眼看待。只是我觉得尹先生这种硬说辉煌以讨公道、拒绝任何改革以维护既得利益的方略并不高明，不用别人批驳，自己就塌掉了。而鲁钝如我，又实在找不到比反思自身、希求在体制改革中找寻适合自己的出路更好的办法。所以，我与尹先生的根本分歧在于高校学报是否应该从“自留地”转型为公共平台。但这个问题在学报的服务对象(学者)和管理者(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看来，早已不是问题。因此，尹先生对拙文的质疑，其实无需我来回答，现实早已给出了答案。之所以仍然作答，是因为尹先生的观点在学报界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想告诉尹先生和持有相同观点的同仁，该来的终将会来，积极抵制也好，消极回避也好，均于事无补，只会让我们更加被动。尹先生这套貌似宏大实则漏洞百出的说辞是说服不了学术界和主管部门的，也是难以阻挡高校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步伐的，尹先生所无比眷恋的本校教师“自留地”终将让位于开放的公共学术平台。如果我们沉迷于尹先生所描述的假象之中，不思改革和进取，完善的期刊竞争与退出机制一旦真正建立起来，利益受损、尊严尽失的必定是学报人自己。因此，面对无可回避的问题，学报人更应精诚团结，积极地行动起来，根据各类学报各自不同的特点，找到既能维护自身利益，又能促进学术发展的学报创新之路，而“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创办正是部分学报同仁为合理的高校社科期刊体系的建立进行的有益探索。在此，我也呼吁，作为全体学报人的共同组织——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尽快地行动起来，带领大家积极应对期刊体制改革，共谋合适的发展之道。
十一、学术期刊改革：目标与切入点
尹先生提出“在攸关学术期刊质量的‘审稿’上入手”的学报改革切入点，这个问题在拙文《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中已专列一节“两难之六：匿名审稿还是编辑审稿”予以讨论，虽然早于尹先生的方案，但这样的方案，国内学界和期刊界提出已不下十年，而拙文对其之所以至今还处于“两难”中的分析，仍足以证明尹先生的方案不过倒果为因，仅凭加强审稿就能使学报脱困，未免太天真了。其实，尹先生文章的重点也不在所谓“改革的切入点”，因为一是在他看来，学报业绩辉煌，没什么毛病，妄说改革，不啻无病呻吟。二是所有人都明白，审稿本是学报日常工作，当然重要，但加强审稿只是对学报工作某个具体程序的优化，与学报体制改革没多大关系。三是不管体制改革走到哪一步，加强审稿永远不会错，也不可免，如果改革仅及于此，尹先生也不会如此大动肝火，对我口诛笔伐了。
近年来，关于学术期刊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可谓众说纷纭，主要纠结于是否转企(企业化)的问题上。我以为，不管哪一类高校学术期刊，其体制改革都决非转企与否那样简单。与出版社不同，高校学术期刊极不合理的布局与结构，使其在根本上难以满足学术科研事业的需要，也不可能具备适应市场的能力。在布局和结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之前，盲目地启动“转企”必定使高校期刊陷入混乱。因此，体制改革的目标首先应该设定为通过对布局和结构的调整，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高校社科期刊体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至于什么样的手段最合适，应该放在这个目标下来考量。
关于学报改革的切入点，拙文《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因选题所限，仅及于对名刊工程入选综合性学报的讨论，未及其余。有朋友因此而提出拙文论述不够全面的批评，在此，提出一个尚需小心求证的思路权作回应。(28)
(1)学报改革的重点应是学报布局与结构的合理化。可以从四方面入手来逐步达成这一目的：第一，鼓励研究型大学依托综合性学报联合重组为权威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专业学报。这不仅是破除高校门户壁垒、建设开放平台的有效办法，而且也只有集各名校之力才能办成权威期刊。第二，鼓励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地方性高校联合重组为专业和专题学报，这可以使地方性高校集中优势力量在某些领域寻求突破。第三，对于以教学和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的院校，鼓励其学报转型为教学研究和为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服务的应用型学报。这些院校往往很难占据学术研究前沿，但在地方建设中的作用不容轻视。第四，对于不为上述三种鼓励所动，坚持不作任何改变的学报，只要其具备基本办刊条件，就应该有权自主地办下去，而选择权应该交给作者和读者。
(2)学报改革要抓住数字化的机遇。学术期刊数字化浪潮为改变学报布局与结构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学报改革可以绕过纸本，直接从数字化重组开始，在包括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进行数字化转型之初，就要设计好合理的布局和结构方案。
(3)学报改革要为集团化奠定基础。由高校联合创办数字化专业期刊，为高校学报的集团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联办的数字化学报走向成熟之时，学报的集团化也就水到渠成。
(4)学报改革应伴随期刊评价机制的重建。对数字化学报辅之以必要的政策扶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将数字化学报纳入管理部门承认的学术评价体系，这不仅有利于数字化期刊顺利成长，也可以据此重建学术评价机制。
注释：
①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②《高校社科期刊改革座谈会纪要》，《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通讯》2011年第1期。
③姚申：《高校社会科学学报的发展：挑战与机遇》，《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④张耀铭：《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⑤《李伯重：大多中国大学学报是学术垃圾生产地》，http://bbs.kaoyan.com/t2933006p1。
⑥《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教育部文件，教社政[2002]10号。尹先生前引亦出自该文件，他是间接引用，故文字上略有出入，本文引用时，直接引自原文件。
⑦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⑧《新闻出版总署：高校学术期刊要集约化规模化发展》2009-12-23，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edu/edu-zcdt/news/2009/12-23/2033460.shtml。
⑨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尹先生在下文中对拙文的相关研究倒是有所介绍，因为拙文指出，列名刊工程前15位的大学综合性学报影响力超过了列前15位的综合性社科期刊，所以尹先生很大方地将拙文与“权威数据”列在一起，以此为例来说明大学学报整体业绩辉煌。这实在是犯了同一错误，即试图用精选出来的1％的好来证明余下的99％都是好的，其逻辑是荒谬的。
⑩CSCD是关于科技期刊的一个排行榜，高校自然科学学报被列入其排行范围。其实，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乃至所有的自然科学期刊在学术国际化浪潮之下，其所面临的问题都远比社科学报要大，处境远比社科学报艰难。关于此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在此不予展开。参见朱剑：《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朱剑：《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之“惑”》，《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1月29日。
(11)参见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网站，http://cssci.nju.edu.cn/index.asp。在CSSCI数据库25大类期刊中，综合性学报被单列为一类，专业学报则分别列入各自所属学科。
(12)为了照顾综合性学报的面子，CSSCI将一些办刊水平相对较低的文理大综合的学报不列入其评价范围，不然，其基数还会更大。
(13)参见邱均平：《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RCCSE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http://wenku.baidu.com/view/d6c046bfc77da26925c5b002.html。
(14)邱均平：《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RCCSE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http://wenku.baidu.com/view/d6c046bfc77da26925c5b002.html。
(15)“收录于TSSCI的期刊必须符合三大前提条件：过去三年内连续出刊、出刊频率达半年刊或以上、非大学学报。最后一项条件将各大学学报均排除在外，理由是学术期刊应具有专业性与开放性，而大学学报内容驳杂，且以大学内稿为主，不符合此原则，因此予以排除，此举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参见袁曦临：《台湾学界对人文社会科学评鉴体制的反思》，《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6)王文军：《分学科评价：综合性学术期刊评价的合理路径——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综合性学报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17)转引自薄洁萍：《告别“全、散、小、弱”》，《光明日报》2011年3月22日。
(18)我的原文是：“不合理的学报体制是导致困局的根本原因。在学报体制未能进行变革的前提下，特色化发展已成为走出困局的唯一希望。……但特色化只不过是办刊方法之一种，对于高校学报所‘患’的‘体制病’来说，它充其量只能治标，却不能治本。改革不合理的高校学报体制，仍是放在管理者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对这一“希望”的怀疑可谓一目了然。尹先生仍将我列入“特色论者”，难道是他的理解力有问题？还是另有原因？下文详说。
(19)《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教育部文件，教社政[2003]12号。
(20)朱剑：《特色：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无奈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12月29日。
(21)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22)朱剑：《枘凿之惑：特色化与高校学报的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23)许纪霖：《学术期刊的单位化、行政化和非专业化》，《文汇报》2004年12月12日。
(24)杨玉圣：《学术期刊与学术规范》，《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5)朱剑：《特色：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无奈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12月29日。
(26)尹先生还漏统计了一家，即西北政法大学的《法律科学》。
(27)该方案由姚申教授最先提出，而拙文《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则在对“名刊工程”六年建设之路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讨论了实施该方案的具体办法，所幸得到17家名刊学报的积极响应，使“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数字版于2011年2月在中国知网正式创刊。有关该系列专业期刊的详情，可参阅其主页：http://www.sju.cnki.net/sju/default.aspx。
(28)《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希望我对陈颖先生的文章《体制之弊与纠偏之路——也谈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也能有所回应。与尹玉吉先生的文章不同，陈颖文章的主要观点，比如高校学报的现状以及专业化转型的必要，与我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而他提出的名刊工程学报以外学报的改革方案，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