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缩影中的日本号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号外论文,日本论文,缩影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号外是在重大的事件、事故或灾害等发生时，为了满足读者需求，临时、迅速地发行的新闻报道。因为是临时发行，所以号外并不列入原本的报纸编号。日本号外起源于幕府[1]末年，随着政府对报界的政策加码以及日本国内外局势的剧烈变化，在报纸还是唯一大众传播媒介的明治[2]、大正[3]时期以及广播还没有产生巨大影响的昭和初期，报纸号外作为国民第一时间获知信息的渠道，逐渐获得社会巨大关注。 一、日本号外的历史 （一）日本号外的发端 一般认为，幕府末年洋书调所学者柳问春三创办的《中外新闻》中发行过的《别段中外新闻》是日本最早的号外[4]。“别段”来自英文单词extra，也就是后来的“号外”。早期的日本报纸，都是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用木版或木活字印刷，样式极为简陋。日本最早的号外《别段中外新闻》就是把印有活字的和纸装订成小册子型，前后共5页，1868年（庆应[5]4年）5月16日发行。号外记录了官军在上野与拿着盾牌的彰义队战斗的情景，其中还有“官方军队的铁炮更有优势”的描述；同时，也对自己报社的出版物《施条铳新论》做了介绍。 明治初期，“号外”被称为“别纸”“附录”“别号”等，“号外”的名字偶然出现过。“号外”这个称呼正式被确定下来是在1887年以后（明治20年）。“附录”也就是所谓的“附笺号外”，在当天的报纸已经印刷完成后，再发生类似于火灾这样的大事件，便在附笺上印上相关的信息，贴在报纸上，与当天的报纸一起发行。除此之外，战争期间，报社把日军的战况印在明信片上，制作成明信片号外，通过邮局邮寄给读者，1885年（明治18年）的《东京日日新闻》，1887年（明治20年）的《朝野新闻》都有这样的号外。早期号外的形状各种各样，有的是长宽都是10厘米，也有长10厘米，宽50厘米的。 早年号外是论“部”卖的。日俄战争时期，东京号外的价格是一部1钱到10钱不等（当时一个寿司的价格是5厘）。随着时代发展，号外价格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就当时《时事新报》来看，160张号外扎成一捆，批发价为20钱，其他报社是一捆15钱。在东京地区，一份号外一般是5厘，后来各报社对价格进行统一协定，为一个月3钱[6]。而《大阪朝日新闻》与《大阪每日新闻》，由于彼此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再加上资本实力比较雄厚，所以号外都是免费的。 （二）“号外战”——日本号外的黄金时期 明治维新后，政府在形式上大致确立了中央集权体制。在打破旧体制，建立新国家体制的过程中，明治政府急于将改革宗旨灌输给日本国民。新政府开始意识到报纸在发布公告、提高公众素养方面的作用，在政策上积极鼓励报纸发行。1877年（明治10年），在“征韩论[7]”中失败的西乡隆盛发起对抗政府的西南战争[8]。西南战争是当时日本社会的头等大事，人民迫切希望获得战争情况，争先恐后地购买报纸。这一时期，报纸的发行份数随着局势紧张而迅猛增加。 在对西南战争进行战况的报道中，关于西乡隆盛战死的号外由《读卖新闻》发出，这是当时名副其实的特大新闻。 今天上午九点三十五分，鹿儿岛传来电报称，贼据点刚被攻陷，西乡、桐野、村田均战死，局势已平定，详见明日本报。 1877年9月24日[9] 从号外的内容可以看出，西南战争时期，日本的报纸已经可以将发生在外地的新闻当天见报。 在金融危机中拉开序幕的昭和[10]时代，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压，日本政府迫切需要对外扩张转移国内压力。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炸死了奉系军阀张作霖，“九一八”事变随后爆发，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进入全面侵华阶段。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不自量力地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而在日本国内，先后爆发了“五·一五事件[11]”“二·二六事件[12]”等年轻军官的流血政变，政治话语权逐步转移至军部，日本国民最终和军队一起绑在了太平洋战争的战车上。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升级，局势不断变化，包括有亲人在战场上的人，整个日本国民都希望尽早知道战争的情况，在广播和电视还没有诞生的年代，报纸号外无疑成为最早最快满足人们信息需要的不二选择。国木田独步[13]的小说《号外》中就对殷切期盼号外的男子进行了详细描写。在接连爆发的战争和对外争端中，日本报界顺势展开了激烈的“号外战”，号外发行进入了“黄金时期”。 为了最快获知战地信息，各大报社在日本近代历次战争中都派遣了大量行军记者，为号外的生产提供了丰富的信源。 甲午战争时期，66家报社往前线共派了随军记者114名，另外还有11名画匠和4名摄影记者，总数达到129名。在大本营所在地广岛，各个报社也派出了记者。虽然陆海军对新闻的检查很严格，很多关于战况的报道都被压缩或删除，但是贩卖号外的叫喊声依然到处都有。日俄战争时，派往前线的记者比甲午战争增加了好几倍。《朝日新闻》[14]派出40多名记者，《大阪每日新闻》派出30多名记者，《东京日日新闻》派出10多名记者，其他报社还派出了许多特派员。“九一八”事变后，大报利用通讯网开始了速报战。《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派到伪满洲和上海的特派记者超过300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派遣了大约1000人的从军记者，《读卖新闻》约500人，地方报纸派遣的人员也是“九一八”事变时的数倍[15]。 战争期间，号外发行的频率激增。日俄战争中《朝日新闻》共发出了258回号外，第二年发布的关于战争媾和条约的号外有271回，而《大阪每日新闻》平均一个月就发出了22回号外[16]。“号外战”在地方报中也非常激烈。《福岛民友新闻》从1904年2月开始到12月共发出了221回号外。静冈县达到了“一家报纸发表了号外，不到一个小时，另一家报纸也会马上出版号外[17]”的程度。日俄战争结束后，《大阪每日新闻》开始去东京拓展市场。从1904年1月17日开始，《大阪每日新闻》每天都要出晚报号外，号外从临时发行转变为定期发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福岛民报》在日本参战前的1914年8月9日发布了类似于《帝国、态度强硬》这样的只有标题的号外三次。8月、9月两个月每天都发出号外。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西日本新闻》的前身《福冈日日新闻》以及《九州日报》进行了连续的号外发布。 “九一八”事变期间（1931年9月11日到1932年1月10日），《朝日新闻》共发行号外131次，有时每天早晚各发行两次。另外，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社论以及发自海外的“特电”铺天盖地。平时从海外收到的“特电”每月有50-100件，而事变当天竟达到163件，9月中旬达到360件，到12月末短短三个月内上升到3785件[18]。为争取时效性，各大报社绞尽脑汁、各出奇招。对于攻占辽阳、拿下旅顺、占领奉天等可以预想到的大事件，《大阪每日新闻》总是事先印好没有日期的号外，一旦接到总社的命令立刻开始投递。而像广岛的《大阪每日山阳》、高松的《大阪每日赞岐》那样，有重要新闻时，总社通过发送电报的方式，在当地印刷号外。东京的号外报道，还远征到崎玉、千叶、茨城、神奈川、山梨各县，由此可见，号外战在地方上也甚为激烈。 “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日本政府为了言论统一对报纸进行了合并，报社在1938年到1941年三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一。战争期间，纸张开始紧张。1938年9月，日本政府实施了用纸供给限制令。各大报社纷纷缩整报纸版面以应对纸源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报纸难以像以前一样任意出版号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政府为了推行战时体制加强了报纸管制，不允许报社单独发行未经内容审查的号外，规定只有在日本政府认可下，才可以发行内容统一的号外。各大报社报道日本进入太平洋战争的号外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报界发行的最后一次单独号外。另外，由于广播的诞生，号外逐渐失去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优势，越来越多的日本国民开始选择通过广播接收信息，耗资巨大的号外不再受到报社经营者青睐，因此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战败这段时期发行的号外数量急剧缩减。1944年6月16日拂晓，美军B29开始空袭北九州一带，根据军方指令，福冈、东京和大阪的报纸发行了内容统一的共同号外：“今早，北九州有敌机来袭”，此后，《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读卖报知》《日本产业经济》等报纸的名称被日本军部强行合并在一起，只能在严密的控制下发布统一的内容。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了终战诏书，终战号外随即被发布出来。事实上，8月14日晚上终战诏书没有发表之前，各大报社已经根据提前得到的消息准备预测终战的号外了。《高知新闻》在制定预测号外时，由于在预备发表的天皇诏勅中使用了很多不常见的汉字，比如“朕”这个字就出现了16次，导致现有的活字被用光，只能用“月”和“关”两个活字临时拼凑在一起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号外的不断发展，催生了以贩卖号外为生的群体。售卖号外作为一种生意是在1894年（明治27年）甲午战争的时候。《时事新报》在1894年7月25日（明治27年7月25日）报道说：“报纸的号外，是在非常重大的社会事件爆发时才发行的，所以迄今为止，发行的并不是很多。直到这次朝鲜事件[19]爆发，报社竞争开始变得激烈起来。局势变换很快，号外到了滥发的程度。急报一个接着一个，号外不再是一日一出，而是不分昼夜的发行，在这期间，沿街叫卖号外的人迅速增加，不知不觉专门售卖号外的人便产生了。[20]号外主要由小孩沿街售卖，这些孩子一般都由师傅管理。在报社外，一决定出版号外，“号外屋”的入口处就有很多师傅迅速聚集在一起，把下面管理的30-40个孩子招呼过来，一人给100份号外，小孩就会拿上这些号外去市区售卖。日俄战争中，号外受到民众空前的欢迎，当时在东京大街上叫卖号外的报童就有七八百人之多。报童虽有头目在管理，但在战争期间，为了先卖出号外，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斗殴。在有重要号外发行的时候，往往需要在警察的包围中分发号外，由此可知当时是何等无秩序和管理混乱。到了昭和年代，除了战争时期以外，售卖号外的人逐渐减少，尤其是1943年（昭和28年）之后，号外基本上不再作为商品出售了。 二、号外在日本得以大规模发行的原因 （一）号外是报纸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筹码 日本近代报纸诞生之后，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数量不断扩大，由于刚成立的报社实力相当，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在新闻时效性上做文章，以最快的方式把信息传递到国民手中，从而打开知名度，号外无疑成为新闻时效争夺战的主战场。因此，号外的大规模发行，一方面是报纸希望国民能够尽快获知最新的新闻信息，另一方面是出自打压竞争对手的目的。 在号外竞争中取得胜利而使报纸名声大噪的是《东京朝日新闻》。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上午10时，日本第一部宪法[21]公布，各大报社同时从政府处拿到宪法原文。然而，《东京朝日新闻》却在当天的入夜时分就把号外同时送到了京都、大阪、神户三个城市。从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来看，报社难以在当天将大量的号外从东京发送到大阪以外的城市。《东京朝日新闻》社长村山龙平后来透露：“本报社不惜花费巨额资金用电报拍发了全文，而且在发报时对其中的难字全部加了注释。”[22]宪法全文10730个字，首次用电报准备无误地拍发这样的长电文，对当时的日本报界来说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大阪朝日新闻》在发出第2号号外之后，《大阪每日新闻》才接到来电的开头，所发号外用的也是《大阪朝日新闻》的号外和本社的电文。毋庸置疑，在大阪地区的竞争中，《大阪朝日新闻》大获全胜。在宪法颁布的号外争夺战中，可以看出《东京朝日新闻》对新闻报道的重视，也可以看出它后来称霸日本报业的端倪。 在宪法颁布时，《时事新报》是通过一年前刚刚安装的电话在当天将这一消息转达出去的。对于当时在发行量中居首位的《读卖新闻》来说，对发行号外更是特别卖力。 随着报纸之间竞争的加剧，“号外战”俨然成了“资本战”，一些资本雄厚的大报社热衷于以这种方式对竞争对手造成经济压力，从而将其挤出日本的报业市场。 一味地追求新闻时效性，势必会影响新闻真实性。1914年（大正3年），樱岛火山大爆发。《鹿儿岛新闻》在1月12日发布了“安永八年以来最大的樱岛火山大喷发[23]”的号外。《鹿儿岛朝日新闻》虽然也准备了号外，但是号外发送者们在避难，所以号外没有发出去。县外的新闻也发布了号外，但是类似于“火山熔岩大量流出，全市被毁”“鹿儿岛全县被海啸淹没”这样的误报，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恐慌。 1923年（大正12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发生，东京地区的报社受到巨大损坏。幸存下来的《东京日日新闻》《报知新闻》和《都新闻》三家报社因为工厂严重被损，数日不能出版报纸。9月1日下午，《东京日日新闻》和《报知新闻》首先用手工印刷或抄写等方式发出了号外。不过发行量有限，只有数百张，有的张贴在街头的要处，有的散发到难民聚集之处。大地震之后又发生了火灾，在民众四处逃难的慌乱中，各种谣言纷至沓来。最初是“富士山大爆发了！”“东京海湾发生海啸了！”最后是“大批的朝鲜人来袭击了！”等。《报知新闻》在9月3日出版的号外上刊登了关于朝鲜人暴动的消息。地方上不明所以的报纸，看到东京报纸上的消息，也加入谣言传播行列。此后各大报纸不断以讹传讹，传播关于“朝鲜人是危险分子”的假消息。例如《伊势新闻》在号外中甚至说“数百名不逞鲜人同军队冲突，交战激烈”等。在这种情况下，不明真相的日本政府宣布东京与神奈川戒严。军队、警察和市民自发组织的自警团杀害了许多朝鲜人，据“在日朝鲜同胞慰问会”后来调查，被杀害的朝鲜人约6000名，另有数百名中国人也被害。 （二）技术飞跃发展支持号外大规模生产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对当时日本报业来说，从新闻采集到信息传输再到报纸印刷，每个环节都得益于技术的不断更新。先进的采编和印刷技术，支撑了号外的快速和大规模生产。 首先是信息传输工具的不断进步。电报、电话、信鸽甚至飞机都成为报社传输信息的工具。19世纪60年代，电报从西方国家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报社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日俄战争中，《大阪每日新闻》是最早报道战况的报纸。在鸭绿江战役中，《大阪每日新闻》记者以连锁式[24]的传送方法，用加急电报向报社发送消息。《朝日新闻》为了报道联合舰队在旅顺的战况，在旅顺对岸的芝罘岛设置了临时通讯部，并且雇用专用通讯船充当通信联络。后来又雇用中国帆船，把目睹的战况写成报道用帆船送到芝罘，然后再发电报给报社。与甲午战争相比，日俄战争中采访与通信联络的方法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甲午战争之后，京都和大阪之间、大阪与神户之间以及东京与神户之间，都接通了电话。战时激烈发不出电报时，便使用汽车和长途电话把消息传给报社，报社可以利用速记来记录电话发来的信息，这对紧急号外的发布至关重要。1923年6月，《大阪每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和《时事新报》三家报社，获准在东京与大阪之间架设专用电话线[25]，报社本部发出的消息几分钟就可以传达到地方分社。后来，又产生了可以把一个消息同时传播给各个报社的同报电话。 在这个时期，信鸽通信也开始在报界普及起来。1922年秋天，军队利用信鸽传递照片获得成功，这种方式很快被报界应用。到1925年，信鸽只用了4个小时，就飞跃了仙台到东京350公里的路程，将现场照片传到了东京日日新闻报社。《东京朝日新闻》和《时事新报》在1926年、《国民新闻》和《读卖新闻》在1927年都相继使用信鸽[26]。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信鸽是各报社进行快速报道的有力武器。 1928年6月，《大阪每日新闻》从法国购置了贝朗式电传照片机。《朝日新闻》则从德国购买了传真摄影机，将其安放在东京、京都、大阪，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照片和新闻现场的情况进行传送和接受。 大正天皇驾崩[27]的报道战中，飞机开始成为新闻信息的传递工具，一些有经济实力的报社还专门购买飞机，设置了航空部。1927年2月7日，日本为大正天皇举行葬礼，《东京朝日新闻》的专用飞机首次尝试夜间飞行，将天皇葬礼的照片和稿件以最快的速度从东京传递到大阪；《大阪每日新闻》在这次报道中也使用了飞机。1928年6月5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东京朝日新闻》的“初风号”飞机只用了不到10个小时，就把张作霖遇难的照片从中国奉天运到了东京。1928年11月进行皇宫大典的报道时，飞机就显得更为重要。《东京朝日新闻》的飞机，在11月6日到26日的20天时间内，飞跃了日本和朝鲜的几个重要城市，空运印有照片和报道的号外。在这段时间，飞机的总航空数达到了217小时26分，其间，《大阪每日新闻》的号外也是用飞机送到其他地区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阪朝日新闻》收到第一封电文之后，航空部立刻做了报道安排。次日早上8时40分，停在大阪城东练兵场的飞机仓库中的两架飞机便载着特派记者飞往了现场。《朝日新闻》在报社内常设有航空部，拥有两架英制舟蛾飞机，一架萨姆生飞机，“彗星”号和“义勇”号飞机各一架。《朝日新闻》运用强大的资本和机动能力，在事变后陆续发布中日交战的照片和报道的号外刊[28]。对“九一八”事变的报道过程中，《大阪每日新闻》运用了9架飞机，《朝日新闻》运用了8架飞机，在飞机的数量上超过了其他的各报社。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一些地方报利用包机或定期航线与大阪两报对抗。对各大报社来说，与伪满洲地区迅速取得联络变得稀松平常，而号外发行范围也扩大了。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移动式的小型机器被用到战地报道上[29]，《东京朝日新闻》成功地将便携式电传打字机投入应用，1939年在前线使用了便携式无线电“朝日式瓦特改良一型”打字机，此后又制造了相同机型的二型，拥有90台无线电，利用无线电或短波就能在频道中传递信息，与“九一八”事变相比有了飞跃性发展，在机械报道战中使中小报纸更加相形见绌。 其次是印刷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印刷设备的更新换代。1876年，日本报界开始了从手摇印刷机到蒸汽动力印刷机的转变。《读卖新闻》是最早使用蒸汽动力印刷机的。在同一时期，还发明了铅版印刷技术。自此，报纸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1882年5月，《大阪朝日新闻》也开始使用铅版印刷技术。1885年6月起，蒸汽印刷机开始被广泛使用。《东京朝日新闻》在1890年开始使用马里诺尼印刷机，成了日本报界最早使用该印刷机的报社。马里诺尼印刷机可以两面印刷，将印刷速度由每小时1000张提高到每小时15000张。《大阪每日新闻》在数年之后也购买了这种印刷机。甲午战争之后，《时事新报》从英国的阿尔公司买来了轮转印刷机。到20世纪初，各报社大多都用上了马里诺尼印刷机。马里诺尼印刷机的使用，对于靠速度取胜的号外来说至关重要。1920年，《大阪每日新闻》从美国购进了一台高速轮转印刷机，这种轮转机可以在每小时印刷72000份4页开的报纸。在此之后，各报社也都不惜重金从国外购来高速轮转机[30] 三、号外的历史作用 （一）“号外战”为日本对外战争制造舆论环境 战争期间，作为第一时间刊载新闻信息的载体，号外往往较早透露了日本政府和军方的意图。号外发出后，日本报界常常在社论中继续进行更加直白的观点阐述，号外里的观点无疑对社论起到指向和配合作用。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报界不遗余力地进行战时宣传，号外成为日本控制舆论的急先锋。在铺天盖地的号外中，后人也可以听到日本在战争中的历史告白。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迅速占领大部分东北地区。1932年1月1日，日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在中日军力悬殊巨大的情况下，锦州被迫失守。《大阪朝日新闻》在1932年1月3日，发表标题为“威风凛凛的我军入城锦州、场景壮观[31]”的号外，号外中除详细介绍日军进攻锦州的军事活动外，还对日本奉行的军国主义国策进行宣传，“从国内的情况来看，长年的软弱外交造成日本国际地位的降低，只有靠军方的力量才能改变。如果把满蒙之地作为日本的生命线，坚决予以守护的话，就绝不能轻易被困难吓倒和退却。”[32]对于日本此后的“满洲方针”，号外也提到了自己的看法：“日本需要把在满洲的各个机关统一起来，在日支之间建立新的满蒙关系，确立新的日满经济关系。何时建立满洲自由国，以什么方式建立，以什么形态进行组织，如何确立新的日满经济关系，日后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33]” 日本关东军为掩护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18日，日军借口两名日本和尚被中方打成重伤，与中方发生摩擦，并要求中方道歉。在蒋介石政府屈辱忍让下，中方接受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但日方仍然以保护侨民为理由，28日晚突袭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针对这次争端，《时事新报》在1932年1月29日发出的号外中使用了“在上海发生日支冲突，我陆军出动，支那军率先挑起争端[34]”的标题，无视历史真相，将“一·二八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激起日本国民的仇华情绪。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于1931年9月21日向国际联盟[35]提出了调停诉讼。国际联盟于1931年9月30日做出第一次决议，在承认中国军队承担主要责任的前提下，要求日本撤兵。在日本继续对中国锦州进行空袭的情况下，国联于10月10日再次向日本提出通告，敦促日本撤兵。日本内阁在《从国际关系来看时局的处理方针案》中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和各国共同对日本施加压力，使日本在国际上限于孤立，对外关系“甚为恶化”，前途“不容乐观”。为此，日本要尽快实行国家总动员，充实军备，“以实力排除国联对帝国的沉重压力”，“如果国联进而敢于干涉帝国治理满洲的根本方针，帝国就不再留在国联之内。”[36]1932年，李顿调查团[37]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后写出报告书，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解决方式，报告书主张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10月2日晚上9时，政府正式发表了翻译后的李顿调查书，然而在前一天下午，《东京日日新闻》突然发表了标题为《李顿报告书的重要摘要，在列国的保护下满洲将作为自治体，中日结成新条约，禁止抵制日货》的4开号外，如此迅速的报道让日本外务省感到异常震惊[38]。这份号外准确地把握了报告书的内容，成了没有任何错误的历史性独家报道。李顿调查书公布之后，政府和军部就开始公开叫嚣退出国际联盟。日本报界闻风而动，围绕此论调展开舆论铺垫。12月19日，日本全国132个报社一齐在报纸的第一面刊登了《共同宣言》，这是以日本言论机关为名义做出的声明，声明中写道：“李顿调查书提出的解决方案将会给满洲国的生存带来严重危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无论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我们都绝不能接受。”[39]1933年2月14日，国联19人委员会决定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15日，日本内阁会议研讨对策，陆相荒木贞夫认为，“如果留在国联内，一切都要受到约束，限制了自由。只要退出国联，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干。因此，此时只有决心退出国联，才能有自由的立场，才能开拓自由的天地。”[40]这次内阁会议一致同意日本退出国联。1933年2月20日，《大阪每日新闻》发出“紧急内阁会议决定，如果国联强行让日本接受劝告案的话，日本就将退出国联[41]”的号外，煽动国内对国联的敌对情绪。此后，各大报社对日本是否退出国际联盟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东京日日新闻》在1933年2月就刊登了9次关于国际联盟的社论，代表性的有《没有退出国际联盟以外的选择了——不要假装不知道》《留在国际联盟里是不利的——所谓孤立是什么》等[42]。2月24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基本上接受了李顿报告书的意见，宣布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代表当即退出会场。此后，虽然有报纸反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例如《时事新报》曾明确主张忍耐自重，呼吁日本继续留在国际联盟里，但这种理性的声音很快被日本报界高涨的“退出论”湮没，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终于宣布退出国联，彻底站在了国际的对立面。 “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晚，《每日新闻》驻天津分社记者橘善守就得到了确切消息，连夜将稿件通过位于法租界的中国电报局传到大阪每日新闻社。与此同时，其他报社记者也于当晚聚集到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获知了事变消息。第二天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报道就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大阪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还连续刊发了几次号外。 1937年7月8日，《读卖新闻》发出如下号外： 驻扎丰台的我军部队于7日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10时许突然遭到驻扎于距离此地约1公里的龙王庙的冯治安部队110旅219团的数十发子弹的非法射击。我军部队立即中止演习，要求其谢罪，森田中佐也紧急向现场行军。然而，该支那军队于8日午前4时半再次向我军开枪。我军不得已应战。[43] 《读卖新闻》号外中介绍了事变发生的经过，说事变是由中国军队“非法射击”引起的，日军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7月8日发行的《大阪每日新闻》第三次号外刊登了“支那驻屯军司令部”对此次事变的声明全文，并指出：“军部除了要求支那方面对此次事件的原因进行反省，并无他意”[44]，而“支那军队不仅不对其非法行为加以反省，反而扩大战线，因此我军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45]，从而对日军的片面之词做了肯定，为日本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借口。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中国南京。日军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仪式”。1937年12月18日发行的《新爱知》号外，刊登了大幅日军进入南京城的照片，在号外最上方使用了“闪耀战史的南京入城仪式[46]”，在号外左下角，使用了“不灭的壮举、威风堂堂[47]”等标题。同时期的其他号外也都使用了类似的报道语气。之后，日本报界迅速对日军占领南京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将国内持续多日的喜庆气氛不断推高。同样，攻陷武汉以后，《德岛每日新闻》于1938年10月29日发布号外，刊登了4张日军侵入武汉的照片，并且使用“皇军进入汉口、步武堂堂、进入日本租界[48]”的标题，对日军的侵略行为进行赞扬。 日本侵华时期，号外除了对日军的战况进行报道，还对日本政府的外交决策和邻国政治动向进行详细记录。西安事变爆发后，《东京日日新闻》于1936年12月13日出版号外，对事件最新进展和多方观点进行了详细报道。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成立后，《东京朝日新闻》《德岛每日新闻》都在1936年11月26日的号外中报道了此事，《东京朝日新闻》在号外中明确提出“东西相互呼应、共同对抗赤化[49]”，并称三国的同盟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50]，对三国军事同盟的前景表示了极大信心和支持。同盟成立后，日本报界对盟友德国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多次发出苏德战况的号外以及英国对德宣战的号外。占领南京后，日本政府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第一次近卫声明，拒绝与不接受日本议和条件的蒋介石政权合作。《东京日日新闻》在当天的号外中马上发出这一声明，公开提出“不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对手[51]”“期望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政权调整两国邦交[52]”，这个新政权就是后来的汪伪政权。1938年12月31日的号外中，《东京日日新闻》发出了汪精卫与日本政府的苟合声明，指出“汪兆铭希望日本政府支援支那经济，共同防共”[53]，对汪精卫本人进行包装宣传，暗示日本与汪伪政权合作的光明前景，隐瞒日本企图通过建立傀儡政权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 太平洋战争后期，由于战线拉得过长，日本国力不济，甚至到了要学生上战场的窘境。当时日本报界已经不能自主发布单独的号外，只能在政府的统一指令下发布共同号外，此时的号外更能体现日本军方的态度。1943年9月21日，《东京每日新闻》与其他报纸出版了联合号外，号外的最上方刊登了东条英机首相检阅学生兵的大幅照片，并附上了“堂堂出阵学生、分列行进[54]”的标题煽动国民情绪。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弥漫着一种“上战场极其光荣”的情绪，报界对这种情绪的培养和煽动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太平洋战争后期，这些学生兵大多被派往东南亚战场，客死他乡，有的甚至被逼着参加对美国军舰的自杀式袭击，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牺牲品。 （二）“号外战”成为报社赢得竞争的撒手锏 “号外战”是报社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多重考验。像《朝日新闻》《读卖新闻》这样后来在日本报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大报，为了在早期报业竞争中脱颖而出，都曾花费重金利用电报或者电话传递信息。 战争期间，号外免费配发，没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报纸很难支撑号外的大规模配发。日俄战争期间，两家叫苦不迭的报社发布公告称“日俄战争以来，关于战况向读者发布了很多号外，但是由于报社财力有限，以后的号外决定收取每份2钱的费用”。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战况报道进入现代化机械报道时代，这为《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等实力雄厚的大报找到了压倒地方报和一些小报的绝好机会。对于当时的号外竞争，《时事新报》的伊藤正德写道：“号外一般都是2页，也有4页的，以新闻照片为主，这些都是航运的特派员拍摄的照片，然后，再由大阪采用电传的方式发送，费用甚是昂贵。（中略）关东的《朝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采取了图片号外政策，对我社和其他报社的打击甚大，陷入了要靠借债和典当度日的困境。”[55] 不久，《东京朝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又开始往外地发清晨号外，把都内最终版的重要消息作为号外，在清晨5时以后用火车运到关东各地，这一地区的读者连接几天都可以看到号外，其他各报社相继效仿这一办法，所需经费越来越大。报道大正天皇的葬礼时，报社发挥了飞机和电传照片机的作用，但真正拥有这些设备的报社极少。太平洋战争之前，只有《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报知新闻》《北海时报》有飞机，有电传照片机装置的只有《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所谓的机械化报道战，实际上是资本战，资本微弱的中小报社，无法与大阪系两家大报社相抗衡，纯东京系报纸很快就被抛置于竞争圈之外。在竞争中败北的东京系报纸，有的被迫停刊，有的被大报吞并。《国民新闻》《时事新报》《报知新闻》相继衰落，报社垄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此后，大阪系两家报纸的销路不断扩大，与迅速崛起的《读卖新闻》一起进入三报鼎立时代。此时的号外，已经慢慢被广播取代，经历了“九一八”事变的鼎盛期后开始慢慢衰退。 四、广播的崛起使号外逐渐退出日本历史的舞台 大正末期，广播开始出现。最初广播电台受到日本通信省严格管制，只能依靠报纸提供消息。为了抑制广播发展，报纸并不会把用来出版号外的重大新闻提供给电台，电台对此非常有怨言。但在大正天皇驾崩的时候，电台专注于相关新闻的报道，连夜向全国广播了宫内省的报告。当报纸号外被四处投递时，国民已经听完广播睡觉了。报纸号外作为速报媒介主角的时代逐渐被广播取代。这种征兆在大正末期就已经出现了。 “五·一五事件”发生之后，叛乱部队袭击了朝日新闻报社，打翻铅字盘以阻碍出版晚报。事件发生时，政府并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于是严厉禁止报社报道这方面的消息。禁止报道命令下达之前，《大阪每日新闻》同其他报纸已印刷出了号外，随即被禁止发行。1932年5月15日下午8时，广播电台先于报纸号外发布了犬养毅首相遇刺的临时新闻，16日上午6时，播报了犬养毅首相去世的消息。“二二六事件”发生时，报纸的报道速度明显落后于广播。日本当局的公告也常常用广播播放，号外则经常跟在广播后面，把广播上公布的内容速记下来后再在报纸上发表，“让人感到完全败给了广播”[56]。 1926年，全国广播网络得以建成。全国在同一时间能收听到同一节目，极大地发挥了广播的速报功能。1930年9月1日，日本广播协会与联合、电通两大通讯社缔结了通信契约。日本广播协会首次成功获得独有的新闻源。这一自主性的确立，使广播在报道“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时发挥了报道迅速的优势，成为报纸号外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昭和后期，战败后的日本恢复了正常的国家秩序，随着广播在日本家庭中的逐渐普及，国民对号外的需求大不如前，发行频率和规模逐渐缩小。号外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战后至平成时期，日本号外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重大的自然灾难、政治事件、皇室新闻、体育新闻依然是号外的主角。1958年11月27日日本明仁皇太子与美智子皇妃大婚以及1964年东京奥运会都曾点燃各报出版号外的热情。1964年10月10日东京举行第18届奥运会开幕式，日本选手代表团领队的家乡报纸《宫崎日日新闻》使用一般号外两倍的版面刊载开幕式入场选手的照片。1977年洛克希德事件[57]在日本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沉寂多年的“号外战”死灰复燃，《朝日新闻》于6月22日发出“大久保丸红前专务被逮捕”的号外，7月22日田中角荣首相被逮捕时，东京地区各种报纸的号外就印刷了53万份，其中《福岛民报》发布的印有“田中首相被逮捕”的号外，是该报停止发布号外16年后再次发行的号外，可见该事件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巨大反响。1958年田中角荣被判决后，东京地区发行了349430份号外。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驾崩[58]，《朝日新闻》一天就发布了6次号外。 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日本报纸选择将号外登载在网络上，国民在家里就可以看到号外，而号外更多的只是起到吸引人眼球的作用。日本的号外从诞生起到逐渐退出公众视野，见证了日本近代史上最激荡的一个世纪。与其说是战争带来了号外的“黄金时代”，不如说日本报界发动的“号外战”进一步煽动了日本社会的战时情绪。战时的号外虽然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号外也清晰地记录了日本近代最重要的社会事件，成了一种特殊历史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