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列宁晚年思想的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晚年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2)02-0056-06
根据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列宁晚年思想主要是指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对于 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思考，其中特别表现在1922年12月到1923年2月所撰写 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以及《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 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等论文和信件中。对于列宁晚年的这些理论思 考，国内学者一般都高度评价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很大飞跃与升华，诸如实行农 业合作化、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改革国家机关、增强民族 团结、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等等构想，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在 实践上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种种原因，列宁晚年思想实际上还存在某些局限，而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却很少 涉及。为了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列宁的晚年思想，在充分肯定他的社会主义崭新构想 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探讨这些局限及其产生的原因。
一、列宁晚年某些认识的缺陷
列宁晚年思想的鲜明特征就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 明确提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p.773)。然而考察列宁晚年的 著述，我们却可以清楚看出：列宁虽然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新的论证，为 探索一条符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却很少对社会主义作 出比较系统的阐述。
首先，从发展阶段看，早在十月革命即将爆发之际，列宁就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明确指 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 利后，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还必须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的革 命专政”[2](p.188)。而在列宁晚年，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则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 混乱。例如，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等文章中，列宁还多次正确地指出，在苏俄这样一 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小农国家里是不可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而必须采取以“新 经济政策”为内容的“迂回过渡”的形式。“新经济政策使无产阶级的状况……发生了 一些重大的变化。发生这些变化，是由于目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 主义过渡的整个政策上实行特殊的过渡方法，在许多方面采取和以前不同的方式，用所 谓‘新的迂回方法’来夺取一些阵地，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 进攻。”[1](pp.619—620)奇怪的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却公开提出， 苏俄当时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了”[1](p.717)。可见，列宁一方面反复强调在 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俄国必须通过“迂回方法”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宣布 苏俄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当然，从列宁所说“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 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1](p.796)，我们可以把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理解为俄国 已经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同时也可能带有宣传和 鼓动的色彩。但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就称为“社会主义”， 这在理论上恐怕也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疏忽。因为，既然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就已经是 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它在发展阶段上面临的任务就主要是如何加快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和文化建设，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过渡”问题。所以，尽管列宁 晚年曾特别强调不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的过渡应采取一系列特殊的“迂回”形式，并认 为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他的主张仍然没有引起大多数联共(布)党人的重视 。而斯大林之所以能够轻易地抛弃“新经济政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苏联 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已不再需要“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了。例如，他认为：“我们所 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 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 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3](pp.232—233)
其次，在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晚年的论述出现了某些混乱。例 如，就在其著名的《政治家的短评》中列宁还曾经强调说：“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 的共同努力。”[1](p.640)说明直到1922年2月，列宁仍然主张，一国是不可能取得社 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即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奇怪的是，仅仅不到一年，列宁又 在《论合作社》中间接提到一国能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说：“情况确实 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 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 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 会所必需的一切吗?”[1](p.768)这在理论上就难免会造成对一国究竟能否建成社会主 义的混乱。
毋庸讳言，根据列宁的一贯主张，列宁在这里只是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国家及其建立 的合作社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并非认为在苏俄一国就可能建成 社会主义。仅就国家政权而言，列宁就经常担忧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能否“支持到西欧 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1](p.795)，因为一国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权 是不可能完全免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所以若全面考察列宁的论述，我们就可以看 出，列宁实际上并不认为一国能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但尽管如此，列宁的这种说法 仍然存在着某些歧义和混乱，并极易产生误解和曲解。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之所以能够 挑起波及全党的“一国社会主义”的论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曲解了列宁的上述 论述(注：详请参看拙文《重评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争》，载《徐州师范大学学 报》1997年第2期。)。他在《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结论中即强调说： “我们党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的决议是以列宁同志的纲领性的名著为出发 点的。列宁在这些著作中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是可能 的……我们苏联无产者具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4](p.584)
第三，在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上，列宁的论述有些绝对化了。众所周知 ，列宁晚年曾特别强调“新经济政策”的作用，并认为这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 方法”和“最重要的问题”。例如：“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 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方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 ”[1](p.660)考虑到俄国当时的国情，特别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列宁的这 种说法具有很大的针对性，无可厚非。然而，到1923年1月，列宁却又强调指出，“仅 仅通过合作社”就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必需的一切，甚至认为这“是建成社会 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5](p.362)。同时他还提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的 确就只剩下实现合作化了。”[5](p.361)这种看法就有些绝对化了。显而易见，建立合 作社或实行合作制，这只是“新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面。更何况，列宁这里所说的 “合作社”还主要是指从事商业活动的合作社。且不说资金、技术和人才问题，就是仅 从工业领域乃至重工业领域来看，单靠合作社也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就列宁本人来说，他也并不真的认为“仅仅通过合作社”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 的经济基础。列宁在强调合作社的重要作用后，即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他 说：“为了使全体居民个人参加合作社的业务，并且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参加，我们 还须要完成在一个‘文明的’(首先是识字的)欧洲人看来并不很多的一些工作。说实在 的，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了解人人参加合 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5](p.363)列宁还多次提 出现代科学技术、大机器工业和电气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性，甚至强调 其“希望就在这里”，并比喻说，要“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大机 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5](p.391)。而这些都不是仅靠合 作社能够完全实现的。这就更加说明，列宁关于合作社的论述确实是有些绝对化了。
二、列宁晚年某些论断的偏颇
在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列宁的许多论断都极具前瞻性而富有创新和改革的意 识。但由于缺乏经验，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偏颇，有些甚至是错误 的。
(一)“党政一体化”问题。
列宁晚年曾坚决主张应把党的机关同苏维埃机关“结合起来”，或“合并起来”，甚 至认为“这种结合是顺利工作的唯一保证”[1](p.792)。例如，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 检查院》中，列宁就明确提出，“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对于两个 机关都有好处”[1](p.780)。而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宁更要求把党的机关 同所有苏维埃机关结合起来。他说：“真的，为了工作的利益，为什么不把两种机关结 合起来呢?在外交人民委员部这样的人民委员部里，这种结合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并且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这难道还有谁没有看到吗?……难道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这 种灵活的结合，不是我们政策的巨大力量的泉源吗?我想，在我们对外政策方面证明和 确立起来的东西，已经成为惯例而在这个部门已毫无疑问的东西，对于我们的一切国家 机关至少是同样适用的(而我认为是更为适用的)。”[1](p.792)但事实上，列宁的这种 看法并不正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列宁之所以主张党政机关必须结合起来，乃是因为在国内战争时期党政合并曾 取得比较成功的经验，同时他也急于破除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从列宁一再强调 的“惯例”和“经验”就可以得到证明。例如：“为了找到真正革新这些机关的办法， 我觉得应该向我们国内战争的经验请教。”[1](p.779)但他毕竟忽视了和平时期与战争 时期在工作方法上的不同，并对党政不分可能造成的后果缺乏必要的认识。从某种意义 上说，以后苏联之所以长期形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此即有 着很大关系。更重要的是，在列宁的这种思想以及苏联的影响下，中国在1956年后也曾 实行了长达十年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诸如增设兼管地方党委和行政的党的大区领导 体制、各级党委对政府工作实行分口领导、司法工作直接接受党的领导、撤消行政监察 部，等等。而事实也证明，这种党政不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不利于党的领导， 而且严重破坏了民主和法制，并对各项政治制度的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削弱作用，最终酿 成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痛定思痛，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以党代政、党政 不分的危害。因而从8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党政 分开，以革除权力高度集中的种种弊端。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 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 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6](p.177)
(二)“东方决战论”问题。
所谓“东方决战论”，这是列宁晚年对于马恩的著名论断——未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 级的决战将必然爆发于西方——的一个重要修正。在列宁看来，由于转嫁危机，且采取 某些社会改良政策，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远非像俄国革命时那样容易：“这些 国家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1](p.795)因而他明确主张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 数。……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1](p.796) 这种理论即“东方决战论”。
列宁的“东方决战论”无疑表明了他对于东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厚望，事实也证明 国际社会主义的胜利进程也首先是从这些国家中的革命胜利开始的。但如果说，这些落 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且东方“构成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因之其 最后决战将必然于东方爆发，这就不免要出现偏颇而很难令人信服了。
其一，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历程看，在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爆发的条件下， 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胜利不仅未能真正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决战，而且本身还面临着能否 保持政权、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一则东方国家虽然曾取得由一国到多国社会主义革命 的胜利，但由于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强有力支持，这些胜利迄今都只能说是仅仅 打开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的缺口，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制度。二则由于西方 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还明显高于社会主义国家，东方国家的革命胜利不仅难以推 动和吸引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乃至在力量对比上也只是大致取得了与国际资产阶 级的一种暂时均势。三则在国际资产阶级的强大政治、经济和文化攻势下，由于一些国 家无产阶级的自身失误，已取得的胜利也很可能会重新丧失。苏联、东欧的剧变就充分 说明了这一点。因而在我们看来：东方国家的革命胜利，其意义主要还在于获得独立， 摆脱奴役和压迫，给世界革命指明了方向，并没有发展到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 阶段。这自然就很难谈到同资本主义的所谓决战问题。
其二，就决战的“结局”而言，它也并不完全取决于人口数量的多少，而是在于社会 主义国家能否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这已经成为当今各个社会主 义国家的共识。如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基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 ，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6](p.63)甚至他还强 调说：“中国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 现我国的发展战略。”[6](p.356)这就更加说明列宁的“东方决战论”存在着偏颇。
除了以上所述，列宁还多次提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并强调现在要停止 “退却”，这也为以后“新经济政策”的废止留下了隐患。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详论 。
三、列宁晚年思想产生局限的原因
从各种情况来看，列宁晚年思想产生上述局限的原因主要是缺乏经验。一方面苏俄是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列宁和他领导的俄共(布)只能 通过实践来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正如列宁自己所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 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 社会主义。”[7](p.466)又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 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8](p.208)而既然是在实践中 探索，所谓“摸着石头过河”，那就不可避免要产生偏差和失误。事实也是如此。列宁 就公开承认，苏俄建立后曾干过许多“蠢事”，“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1]( p.726)。因此，对列宁来说，在实践不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下，他的认识也不可避 免地要产生偏差和失误。尽管列宁晚年已非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 纠正了认识的偏差，但他也仍然不可能完全避免历史的局限。
另一方面，从十月革命到列宁晚年，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仅仅走过了五年多的历程。 且不说长达三年之久的帝国主义干涉和国内战争，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战时共产主义” ，就是仅从此后两年的经济建设来看，列宁同其他俄共(布)领导在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 方面也缺乏经验。尽管列宁晚年曾提出了“迂回”过渡思想，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 ，但由于时间太短，且百废俱兴，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当时都没有找到比较正确的答案。 更何况，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所谓“神经过敏和无 谓奔忙”[1](p.675)就是其中一个具体表现。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发人深省的教训始终交 织在一起。因而对列宁来说，仅凭这短短两年的实践，他也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做出正 确的判断和预见。同时，也正因为缺乏经验，列宁在寻求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时，往往 也求教于过去的成功经验。如前所述，列宁所以会提出把党的机关同政府机关结合起来 ，其主要原因就是在外交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功的“惯例”。但是这种“惯例”是否适 用于其他方面，而且在新的条件下是否也能有效，列宁却没有深思，也无暇深思。这就 必然要产生其思想认识上的局限。
再有，由于很多俄共(布)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高，甚至包括一些高层领导，列 宁晚年在解释自己的一些主张时，往往为了说服他们，也会对他们有所迁就。特别是在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上，列宁反复强调这只是一种暂时的“退却”，苏俄还是一个社 会主义共和国，并声称“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9](p.252) ，就是考虑到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太快、许多人难以理解而采 取的特定说法。因为包括列宁在内，最初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都是迫于政治、 经济危机所采取的应急措施。虽然列宁不久即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这是俄国向社 会主义“迂回”过渡的长期政策，但是为了避免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误解，例如经济 发展的“倒退”、社会主义社会的遥远，列宁还是一再解释俄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 而且“退却”也是有限度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列宁多次提到俄共(布)党内对“新经 济政策”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显著的意见分歧”，以及要“停止退却”或“结束退却” [1](pp.699—700)中，也可以得到反证。这自然也使得列宁的一些论述产生了混乱。
最后，列宁晚年思想的局限与他的语言习惯有着比较大的关系。如前所述，列宁在表 述自己的观点时，为了强调某些问题的重要性，往往会说得非常绝对，这可以说已成为 列宁语言风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论述“合作社”的重要性，列宁即强调它“是建成 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又说“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只剩下实行居 民合作化了”，而在下文谈到“文化革命”时，却又说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 开展文化建设。再如论述党政机关的结合，列宁也有些夸张地说，这“对于我们的一切 国家机关至少是同样适用的”，甚至还认为是更为适用的。另外，在论述保持工人阶级 对农民的领导以及大力节约的重要性时，列宁也强调说：“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 仅仅在这里。”[5](p.392)类似的事例还有一些。这样一来，本来他只是要突出问题的 重要性，结果却由于过分的强调而变成为一种“绝对真理”。不仅曾造成一些理论上的 混乱，使人们难以适从，而且还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印象。从 某种意义上说，列宁晚年思想之所以没有被斯大林继续贯彻，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 因。我们要深入研究列宁的晚年思想，对此也必须予以特别的注意。
收稿日期：2001-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