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评史记》对《史记》的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归有光爱好《史记》，史有定评。《明史·归有光传》称：“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时王世贞主盟文坛，有光力相触排，目为妄庸巨子。世贞大憾，其后亦心折有光，为之赞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其推重如此。”（注：《明史·文苑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83页，第7381页，第7383页。）归有光自己的文字中也多处提到他自幼读《史记》、学《史记》、酷爱《史记》；他的文字中，模仿《史记》的文法、句法之处很多，信手拈来的《史记》中的事迹和文字比比皆是，《史记》的影响随处可见。但归有光对《史记》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形式模拟上，他还找到了可与司马迁对话的精神上的契合点，这种契合就使他不再仅仅是浮华满纸、内容空虚的作者，而成为散文技巧高超、情感动人的一代大家。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上》中，称归有光为“明文第一”，至今，归有光情辞动人的散文仍然广泛得到人们的喜爱。在明代后期以至整个清代，归有光之受到文人学者的普遍推重和尊崇，不只由于他作为代表性的古文作家被清代文坛著名的桐城派所祖述，更主要的在于他对于《史记》的阅读方式以及这种阅读的一个结果——《归评史记》（亦称《归震川评点本史记》）的实用价值得到了当时备受科举制义梦魇折磨的士人们的认可。其后，由于科举考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八股文走向湮灭，《归评史记》的实用价值被淡化；又由于一些对近代学术深具影响的清代儒学大家对于整个明代学术所持的轻视态度，致使《归评史记》遭到近乎被人遗忘的命运。
一、《归评史记》产生的社会背景
在明代中后期，前后延续了一百多年的文学复古主义浪潮汹涌于文坛。复古思潮的主将前后七子以先秦、西汉的文章与台阁体和时文（即八股文）的空疏相对抗。而在先秦、西汉的古文中，司马迁的《史记》受到格外的推重。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以及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注：《明史·文苑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83页，第7381页，第7383页。），“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注：《明史·文苑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07页。），认为“文以范古为美”（注：陈子龙：《佩月堂诗稿序》，上海文献丛书编委会编《陈子龙文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1页。），“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注：李梦阳：《空同集·答周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69页。）。他们把《史记》等秦汉之文作为文章的“法式”，从篇章、结构、修辞、音调“尺尺寸寸”刻意模拟。这个“法式”说虽然可笑，但在当时却大行其道，在读书人中影响深广。《四库总目提要》评述当时的状况说：“自李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史记》的地位也在这一朝代终于超过了《汉书》。明徐中行在为凌稚隆辑校的《史记评林》所作的序中总结了这种情况：“《史记》体裁既立，固因之而成书，不过稍变一二，诚易为力者耳。其时诸儒钻仰训诂，承为集解，至二十四家，而《史记》解释者少。历代之宗《汉书》，至宋尤为盛，其宗《史记》者，乃始盛于今日之百家，然二氏皆良史才，而其得失靡定者，盖各因时所尚而资之近者为言耳。”（注：凌稚隆辑校《史记评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这道出了《史记》在明代被普遍接受并得到尊崇的原因是由于时代的需要和当时读者的认同。
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也引发了《史记》接受的畅行。明代，《史记》在科举制义中开始占有重要分量，据《明史·选举志一》记载：“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佛经、《道藏》摘而用之……”（注：《明史·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9页。）为了摘引和“法式”《史记》，《史记》的读者需求激增，导致《史记》被频繁刊刻，在现存的六十余种《史记》刻本中，明代刻本约占其中的二分之一（注：安平秋：《史记版本述要》，载《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1期，第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著名的“嘉靖三刻”也出现于此时。所谓嘉靖三刻，指的是嘉靖年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以宋黄善夫本《史记》为底本，出现了三次翻刻，对于这样的盛事，即使是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亦称其为刻书史上的“异事”（注：张人凤编《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页。）。同样出于八股制义的需要，一批学者把当时盛行的阅读方式——评点引入了对《史记》的阅读，遂使一种新的《史记》接受形式——评点《史记》蔚然成风。
叶德辉《书林清话》对于评点的沿革和发展有这样的记载：
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以后。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圈点必校”之语，此其明证也。孙《记》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旁有句读圈点。瞿《目》明刊本谢枋得《文章轨范》七卷，目录后有门人王渊济跋，谓此集“惟《送孟东野序》、《前赤壁赋》系先生亲笔批点，其他篇仅有圈点而无批注，若《归去来辞》、《出师表》并圈点亦无之”。森《志》、丁《志》、杨《志》宋刻吕祖谦《古文关键》二卷，元刻谢枋得《文章轨范》七卷，又孙《记》元版《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庐陵须溪刘辰翁批点，皆有墨圈点注。刘辰翁，字会孟，一生评点之书甚多。同时方虚谷回，亦好评点唐宋人说部、诗集，坊估刻以射利，士林靡然向风。有元以来，遂及经史。如缪《记》元刻叶时《礼经会元》四卷，何焯校《通志堂经解目》，程端礼《春秋本义》三十卷，有句读圈点。大抵此风滥觞于南宋，流极于元、明。丁《志》有明嘉靖丙辰三十五年刻《檀弓丛训》二卷，则托名于谢叠山批点矣。缪《续记》有明刻苏批《孟子》二卷，托名于苏老泉朱墨矣。至于《史汉评林》，竟成史书善本，《归评史记》，遂为古文正宗，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因是愈推愈密，愈刻愈精。有朱墨套印焉，有三色套印焉，有四色套印焉，有五色套印焉，至是而椠刻之能事毕矣。（注：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由此可见，评点之风起于宋末，元明时期才得以盛行。初时的评点主要是为了方便阅读，后来，却被发现可以用来应对科举。王守仁为重刊《文章轨范》所作的序言，揭示了这种评点受欢迎的原因：“宋谢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自汉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标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轨范》。盖古文之奥不止于是，是独为举业者设耳。世之学者传习已久。”（注：王守仁：《重刊文章轨范序》、《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明隆庆刊本，第667页。）迨至明代中期以后，科举考试越来越成为一种需要投入巨大精力加以准备和进行文字磨练的程式化的功课。针对当时的科考，归有光有这样的描述：“科举之学，驱一世于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才世道，其敝已极。士方没首濡溺于其间，无复知有人生当为之事。荣辱得丧，缠绵萦系，不可解脱，以至老死而不悟。”（注：归有光：《与潘子实书》，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学子们往往不得不倾注半生甚至一生的精力钻营科举制义之术，不断研究和总结应对科举制义的招数和捷径，在这样的情况下，借助评点这种形式可以将经史子集等古代著作掰开揉碎，消化分解，使阅读变得更为简单和便捷，大大迎合了科举制义的需要。
现实的需要遂致著名的评本和评点家的大量涌现。这期间，书坊主从商业角度出发所作的引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一个出版评点和集评最为兴盛的时代，经史子集、小说戏剧，任何一类作品，几乎无书不加评点。备受时人推重的《史记》自然也成为评点家们青睐的对象，一时间，评点《史记》蔚成时尚。同时，与评点相关的各种形式的摘抄和评论著作也都有出现。如茅坤的《史记评抄》、杨慎的《史记题评》，王鏊、陈沂、何孟春、王韦、茅瓒、董份、王慎中等人也都撰有《史记评抄》，张之象撰有《史记发微抄》等。其中收入凌稚隆《史记评林》的《史记》评点者即有一百多家。这些人，甚至分属不同的文学流派，却在以司马迁《史记》为师法取向上殊途同归。
推崇《史记》的归有光，在文学史上，被划入以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人为代表的“唐宋派”，成为复古派前后七子的对立面。这主要是由于他曾是前后七子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他曾严词指责当时主盟文坛的王世贞为“庸妄巨子”，讥刺王世贞：“仆文何能为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为悼叹耳！”（注：归有光：《与沈敬甫十八首》，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69页。）归有光并非反对学习秦汉古文，他认为前后七子的所谓复古，不过是盲目遵古，拟古和剽窃，远离了秦汉古文的真旨。同时，归有光为文的规范不惟秦汉，还尊重唐宋、特别是宋人的文章。同是对《史记》的师法，他却能做到自出机杼而不仅是形式的沿袭，这使得他的对手王世贞也不得不在最后为之折服。王世贞在《归太仆赞并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辞，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注：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75页，第848页。）较为客观地道出了归有光的师承所自。
写出明白晓畅、在精神气韵上“能《史记》若”的文字，是归有光为文的追求，但六次应乡试、九次应礼部试，久困场屋的他毕生都在惨淡经营着八股文的写作，并因此而享有文名。《明史》云：“有光制举义，湛深经术，卓然成大家。后德清胡友信与齐名，世并称归、胡。”（注：《明史·文苑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83页，第7381页，第7383页。）归有光的《己未会试杂记》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嘉靖三十七年（1558），归有光北上应试，步行至济州城外，遇到数名泉州举子，“数人者问知余姓名，皆悚然环揖，言：‘吾等少诵公文，以为异世人，不意今日得见！’往往私目相语”（注：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75页，第848页。），可见归有光当时已因制义之文而远近闻名。现实需要使归有光的古文写作无法与时文写作相脱离，他的大部分生命都将在主观爱好与功利追求的矛盾中蹉跎，他不得不去平衡这种关系，“以时文为古文，以古文为时文”，这也决定了他的《史记》阅读与师法必然有着功利的动机。恰是这一点，迎合了现实中大众的阅读需求，成为《归评史记》一旦面世，便得以风靡的原因。
二、“法度”说主导下的文法形式接受
科举场上屡败屡试的归有光在考中进士之前的漫长的岁月中，居住在嘉定的安亭开馆授徒，“四方来学者常数十百人”（注：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79页。），成为教授时文写作的大家。本着对《史记》的喜爱，也出于写作的需要，更由于修炼科举考试文章的目的，归有光一直没有停止对于《史记》的研究和师法，时人称其“笃嗜史记，手批本不下数十种，卷首多书例意”（注：王少鹤：《震川大全集载评点史记例意》后补识。引自《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光绪二年（1876年）武昌张氏校刊本。），《归评史记》除了作为个人的读书心得，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成为了具有实用价值的作文教科书。这些手批本均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评点形式，即书前先有一个带有总纲性质的“例意”，各篇前有的还有总评，然后在具体的文章中，用眉批、旁批或夹批的形式进行议论或评论。点评时，评点者常以几种颜色在精彩的句子旁加上圈点以便引起读者注意。在《评点史记例意》中，归有光对于上述“五色圈点”有这样的说明：
《史记》起头处来得勇猛者，圈缓些者点，然须见得不得不圈、不得不点处乃得。
黄圈点者人难晓，朱圈点者人易晓。
朱圈点处总是意句与叙事好处，黄圈点处总是气脉。
亦有转折处用黄圈而事乃联下去者。
墨掷是背理处，青掷是不好要紧处，朱掷是好要紧处，黄掷是一篇要紧处。
这其中所谓“起头”、“意句”、“叙事”、“转折”、“人难晓”、“人易晓”、“气脉”、“背理处”、“要紧处”涉及的概念，都是八股文写作的要诀。可见，《归评史记》之主旨皆是从作八股文的章法出发而进行评点，是一种为八股写作而进行的功利性的阅读。也正是这种实用风潮，带动《史记》的读解由义理的接受转向章法的揣摩。明代以前的《史记》评论大多以评史事、评人物为主，对于文法的评论，虽然从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开始，已有涉及，但直至明代仍未能深入。可以说，《归评史记》，以及明代的《史记》评点在《史记》接受层面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其对于《史记》文学性的探索与阐发，而这种阐发恰恰又是从对《史记》为文之法的摹拟开始的。
受科举制度主宰命运的明代学士，不论是否古文辞学派，都不得不围绕时文写作下功夫，因此，为文之法便成为明代古文家重视的要务。他们在学习古文时尤其注重对于篇章结构的分析以及遣词造句的借鉴，并且产生了大量文法研究的专文和专著，研究归纳作文的法则。谈到为文之法，古文家们总会滔滔不绝，王世贞曾在《艺苑卮言》中说：“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敛，有唤有应。大抵一开则一阖，一扬则一抑，一象则一意，无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难，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虚有实，有沉有响，虚响易工，沉实难至。”（注：罗仲鼎：《艺苑卮言校注》卷一，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8页。）当时古文家如张鼐的《论文三则》，茅坤的《文诀五条》，屠隆的《文章》、《论诗文》，王文禄的《文脉》，李腾芳的《文字法三十五则》，方以智的《文章薪火》，高琦的《文章一贯》等，都是此类文法类专著。归有光的《史记》接受同样深受文法观念的影响，注重为文之法的分析和授受，因此，“法度”说便成为他关于《史记》接受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成为《归评史记》的着眼点。在《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二《夏本纪》中，归有光明确提出了“法度”一说：“《禹纪》特详皋陶，太史公书极有法度，草草读不知也。”他的《评点史记例意》对于何为法度有着具体的概括，涉及到文章写作的各个方面，如立意，布局，谋篇，章法，句法，字法等。而在对《史记》具体篇目的阐释和评点中，归有光更加深入剖析了这些文法的要义。
1.关于篇章结构
由于八股文写作的需要，布局谋篇是归有光最为关注的为文之法，他尤其注意研究起承转合的章法，如对《司马穰苴列传》起首评道：“简明劲直，亦与事称。”这是为作八股的破题文字而引发的议论。《评点史记例意》有云：
晓得文章掇头千绪万端，文字就可做了。作文如画，全要界画，起头交接处谓之起伏掇头，本纪多，列传少，起头处断而不断（断而不断以意言）。
《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评点道：
此传如事书之，不复添设，而简淡之中笔端曲尽，自首讫尾，融结宛然，更不可分划。赞后附出二事，承前“淖齿既杀湣王于莒”及“燕长驱平齐”，与世家相为跌宕，而著齐之所以转亡而为存也。史公此等见作传精神洋溢处，昔人云峰断云连是也。
这里，归有光总结出，布局谋篇的功力是《史记》文章能产生出浑然天成、自成境界的艺术效果的原因。他认为，《史记》的叙事，在整体结构方面讲究“界画”，虽有千端万绪，但注意在起头交接处下功夫，所以总能将这“千绪万端”收拾到一处，使通篇文章围绕一个重心发展，同时各路线索也都指向一个主题。此外，归有光还注意到，文章的浑然天成不止由于形式上的照应，更重在作品内容上的勾联，作者写作时情感与上述内容和形式相融合，方能构成“峰断云连”的文章境界。
2.关于叙事手段
《归评史记》中还有一些对具体的章法、句法等叙事手段的评论，由于评点者下了很大功夫进行阅读和体会，故而这些分析和阐释既切中肯綮又深入浅出。
如《评点史记例意》中说：
事迹错综处，太史公叙得来如大塘上打纤，千船万船不相妨碍。
《史记》只实实说去，要紧处多跌荡，跌荡处多要紧，亦有跌荡处不在气脉上，故不用黄圈点，虽跌荡又不是放肆，《封禅书》云“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是总，又是跌荡也。
跌荡如在峡中行而忽然跃起，此与激处不同，跌荡如《封禅书》三神山一段中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曰“未能至，望见之焉”，都是跌荡处，跌荡处都是焉、矣字。
《史记》重叠处正不见重叠，旁支处黄点，不是旁支者用朱圈点，旁支处只点景说，不是这等死杀说。
《高祖本纪》“项羽兵四十万”云云，淡而景好，旁支如江水一直去，又有旁支不是正论。
《史记》如人说话，本说此事，又带别样说。
《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评道：
当是时，赵歇为王，气开一开，如说此处饮酒，乃说他处闲游，景致虽烦而不烦，大率是精神妙处，又此段是“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句，开出顿挫，如水之涩而遽纵。
是顿挫，又承上启下，盘旋如水之潆洄。
《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又评点道：
文之总束又是跌宕，“世主莫不甘心焉”，“未能至，望见之焉”，都是跌宕处，跌宕多焉、矣字。
归有光的评点概括出《史记》叙事的精妙之处在于文章布局用心深刻，详略得当，能以叙事营建出跌宕起伏的情节，制造出情感气势。他还着意评点了《史记》口语化的叙事手法，仿佛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却别有生动之处，道出了此前批评者未经道出的深味。这里的“跌宕”（或“跌荡”）、“重叠”、“旁支”、“顿挫”等措词，虽都是当时评点通用的批评术语，但将其应用在对于《史记》的点评上，却是归有光对于《史记》接受理论和实践的丰富。为了更为清楚地表达其所涉及的意象，归有光结合《史记》中的具体段落，使用了大量的比喻，用“如大塘上打纤”、“如人说话”、“如人透气”来设喻解说，将这些写作方法用浅显的道理清楚透彻地讲来，不只讲出意义上的区别，而且总结出句式上的规律，如“焉”、“矣”出现所代表的意义等。其分析之具体、总结之精细，都使前人无法匹敌。这些分析和概括，为当时的学者阅读、理解、引用乃至套用《史记》的内容和文字，提供了切实的方便。近人多受清代学者的影响，对于《归评史记》评价不高。这主要是由于章学诚等清代学者将明人对于文学形式的一切研究归为空疏之学，加以批评，认为这只是“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文理》，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86页，第286页。）。实际上，归有光等古文家从事的这些结合实际应用对于《史记》所进行的研读，非常适合当时人的需要，能够将个人的接受结果很快转化为大众接受的途径，因而对于《史记》在当时和其后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其从文学形式方面阐发的规律，则开启了对于《史记》的文学性研究，在《史记》的接受史上的价值不可小觑。
三、对《史记》内在“神理”的阐释
就如何在接受中贴近本文，并得出较为深刻的理解和感受，归有光也有独到的识见，他在《评点史记例意》中说：“我喜怒哀乐一样不好不敢读史，必读得来我与史一乃敢下笔；读书如读项羽垓下之败，必潜然出涕乃为得之，为文须要养气。”这里的“我与史一”不仅涉及到接受时的境界，还涉及到如何将这种境界带入写作实践进行应用。归有光强调，取法《史记》时，要尽可能使自己回归本文，回归本文的境界，使读者接近和领略作者的心境，靠近原作的精神。在其他文字中，归有光曾这样描述自己阅读《史记》的经验：“余少好司马子长书，见其感慨激烈、愤郁不平之气，勃勃不能自抑。”（注：《陶庵记》，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26页。）他不无自负地说：“子长更数千年，无人可及，亦无人能知之。仆少好其书，以为独有所悟。”（注：《与陆太常书》，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上述文字表明，归有光的史记阅读和评点既注意到了读者和作品双方的存在和重要性，又把接受的重心放在了对于作者与文本境界的靠拢，这是他“师古”主张在《史记》接受中的具体体现。对潜在于《史记》中的“神理”用心揣摩、体会和鉴赏，将自身融入文本、追求与作者神魂合一的阅读，使他的评点文字常常激情澎湃、充满感性和顿悟的火花，因而能够切入文本，深入到历史和文学等多个阅读层面，得出了许多不同前人的接受成果。
1.历史层面的接受研究
在对《史记》文本的历史研读方面，他注重考辨《史记》的源流，认为《史记》文字皆有所本，具体到写作上体现为，可借鉴的资料越多，则相关叙述愈加充分、周详，所本史料基础越好，则文中的叙述文字愈加精当。《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五《秦本纪》便有这样的议论：
《秦本纪》方成一篇文字，秦以前本纪，旧史皆亡，故多凑合。秦虽暴乱而史职不废，太史公当时有所本也……又《史记》五帝三代本纪零碎，《秦纪》便好，盖秦原有史，故文字佳。《赵世家》文字周详，亦赵有史，其他想无全书故也。
《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又申述道：
史公究是秦汉时人，作《始皇》、《项羽本纪》，其事雄伟，笔力与之称，《五帝》、《三王》本纪便时见其陋，然古书存者盖亦少矣。
在对《史记》的接受研究中，归有光并不简单地盲从《史记》的记载，他还根据《史记》所本文字以及其他论述进行史实考述，而他所作的《史记》与《战国策》、《史记》与《汉书》在记载历史事件等方面的差异之比较，则丰富了《史记》的接受研究。这样的内容见于《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的评点：
威王二十五年复出此，当是误，或是一事而传闻异词，至宣王元年，又见。《战国策》又作闵王燕哙事。
评点中必然包括了一些个人对历史事件的见解和评述，这部分文字是归有光对历史的冷眼观察和客观评价，因此更能够体现他作为读者的个性和见地。在评点《萧相国世家》时，归有光就发此感慨：“以何之恭谨，几陷虎口者数矣，以鲍生、召平等三人言得脱，淮阴泱泱，宜其死也。”对淮阴侯韩信终遭刘吕集团的残害，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同时不露声色地申说了“兔死狗烹”的悲剧根源在于寡恩薄情的君王，阐发了司马迁未经言出的深意。
有关班、马异同的比较研究，自《史》、《汉》两书问世，便代有其人。归有光在对班、马异同的比较研究中，除了上引有关史事互证的考述外，还通过逻辑的论证揭示出司马迁优于班固的史识。在评点《袁盎晁错列传》时，他针对两书记载的差异指出：“《汉书》尝言晁错欲令帝亲征而身居守，《史记》不载，或是傅致之辞，盖建奏狱难用削地为名也。”认为《史记》之所以不载其事，是由于司马迁不肯罗织不实罪名以掩盖历史真相，而班固却采用了此说，从史识的角度给予司马迁以高度评价。
2.文学层面的接受研究
除了对《史记》文法的剖析，对于《史记》文本的文学解读是《归评史记》较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对文本的阐释首先基于领会文字内涵，故而其中一些文本阐释类似串讲，着意于对文义的揣摩，这很有可能是为了讲习的需要所下的功夫。如在评点《苏秦列传》时分析道：
“臣窃以下”至“岂可同日而论哉”，所以言从之利，实择交而得之意，“夫卫人者”以下至“愿大王孰计之”，所以言卫之害，实择交而不得之意。
《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因上言荀子“推儒、墨、道德”之意而申言之，又隐然见孔之有墨、犹孟之有荀也。
《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传》：
傅蒯传，不类补者。
《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下文类褚先生所补者。
对《史记》风格气韵的评述是《归评史记》在文学研究方面的突出之见，归有光深化和阐发了“尚奇”和“发愤”之说。司马迁的“尚奇”之说始于汉代扬雄的《法言·君子篇》，其中说：“子长多爱，爱奇也。”其后，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阐发并弘扬了司马迁好奇之说：“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归有光则将好奇这个概念引入了对《史记》风格气韵的评说，《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五评述《史记》风格道：“《史记》好奇，汉书冠冕雄浑，自《晋书》以下，其气轻，无足观矣。”在评析《老子韩非列传》时说：“太史公列传于数人合传者皆各有义法，今合读之尤见其奇。”更是道出了接受的效果。由此，在对《史记》文学性的阐发上深入了一步。归有光认为，《史记》的“好奇”与“尚奇”源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因感“愤”而生出无穷古今之慨，所以才形成汪洋恣肆的文字与震古铄今的篇章。
综上所述，《归评史记》既是作者自己研读古文和考证古史的心得，又是教授时文的范本、写作时文的参照。由于对《史记》神理的深刻体味和借鉴，归有光的评点文字不仅“能《史记》若”，还兼具了个性的特征，使他可以把抽象的理论境界描述得十分具体。由于《归评史记》对于《史记》文本的阅读和评点，都指向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写作，尤其是八股写作的应用，所以具有时文轨范的实用价值。《归评史记》的流传此后超过了同时代其他各家的评点，在明末及清代大为盛行。清代学者张裕钊在《归评史记后叙》中即说：“归熙甫氏评点《史记》，治古文家多葆之，传相趋写。”据见过这个范本的章学诚不无嘲讽的记载，它在清代流传本的面貌应该如此：“乃用五色圈点，各为段落。”“五色标识，各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于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正是这个录本在清代被古文家“珍重授受，而不轻以示人”，认为“此如五祖传灯，灵素受箓，由此出者，乃是正宗”（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文理》，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86页，第286页。）。
《归评史记》并非归有光《史记》接受的全部，写出“能《史记》若”的文章，方是归有光《史记》接受的目的和标准。他自觉地将接受转化为结果，不仅阅读《史记》，欣赏《史记》、评点《史记》，还在写作中自觉地应用《史记》的笔法，贯彻《史记》的思想观念，追思《史记》的精神气韵，由模拟而创新，形成了一代独步的散文境界。清代最有影响的散文派别——桐城派的代表方苞、姚鼐推崇归有光的文章，将其奉为桐城派的祖师，借由归有光以及《归评史记》，《史记》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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