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扩展形式的比较研究_普通高等教育论文

我国高等教育扩展形式的比较研究_普通高等教育论文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形式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高等教育论文,形式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发展形式来看,一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扩展可以分为“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不同的形式。前者实质是“数量型”发展形式,指通过增设新校来扩大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后者是“效益型”发展形式,指通过挖掘现有高校的潜力、扩大招生数量、充分发挥其设施的效用来扩大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这两种发展形式的影响(不仅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而且还会影响到其内部结构)。本文拟从比较的角度,回顾、评价和展望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形式。

一、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形式

高等教育发展的“外延式”和“内涵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别,它们仅可用来判别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在特定历史时期是以哪种形式为主发展的,然后再根据这种发展对教育结构与效益的影响来评价其选择的得失。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经历了十年“文革”造成的严重破坏之后,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1977年高校共404所, 学生62.5万,到1988年增加到1075所,特别是1983年到1985年的3年间,净增301所。高校在校生人数由1978年的85.6万人增至1988年的206.6万人(不包括普通高校的夜大、电大、函大等大学在校生63.5万人)。另外,全国还有1373所成人高校(不包括近700所普通高校办的夜大、 函大等大学)。在校生170万人(注:郝克明、 张力:《中国高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探讨》载《教育研究》(北京),1987年第12期, 第3~17页。)。在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前半期,中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8.6%和9.3%。在同期内, 日本为1.4%和0,美国为1.6%和0.4%,苏联为1.5%和-0.5%,巴西为5.3%和2.1%(注:闵维方:《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形式与办学效益研究》载《教育研究》,1990年第10期。)。

可以看出,中国高等教育在80年代发展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新建学校的数目增长快,各校的平均规模却比较小。在校生不足2000人的高校达751所,占学校总数近70%,1000人以下的占268所,占25%以上,其中60所院校在校生不足300人,而5000人以上的学校仅占4.9%,1988年每校平均在校生1922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高校在校生少得可怜。1984年苏联每校平均3348人(全日制),1983年日本大学(本科)平均每校4041人。在这一时期里,中国高等学校平均办学规模的增长率远远低于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增长率,呈现出明显的“外延式”发展特征。

二、“外延式”发展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外延式”发展的主要表现是高等学校数量的增长远远超过学校平均规模的增长速度。这种由于“外延式”发展而造成的中国高等学校平均规模小,布点多而分散的状况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高等教育管理的角度看,由于学校数量多,规模小,容易造成管理机构重叠,开支大,不利于高等教育总体质量的提高。从高等教育外部效益来看,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往往与学校本身的过分专业化联系在一起,过分的专业化又往往导致学校系科设置不全,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开设不足,从而使得学生知识面窄,对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和劳动力市场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从学校内部办学效益看,容易造成专业重复设置,而每个专业的规模又相对较小,往往是单班招生或隔年单班招生,因此造成师资和资源使用的低效率。

当我们考察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形式与高等教育经费使用率的关系时发现,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容易导致高教经费使用率低,而“内涵式”发展则利于提高现有经费的使用率。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学校平均规模作为反映高等教育经费使用率的指标,那么,就可以看到生均成本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而递减的趋势(参见表1)

表1 我国高等教育生均成本行为的模拟(单位:元)(注: 闵维方:《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形式与办学效益研究》载《教育研究》,1990年第10期。)

学生教师比

生均成本

3:15:18:110:1

学 300 2763

2545

2218

2000

校 500 2501

2283

1956

1738

规 10002305

2087

1759

1541

模 20002206

1988

1661

1443

40002157

1939

1612

1394

60002141

1923

1596

1373

80002132

1914

1586

1370

10000

2127

1909

1582

1365

从表1中可以看出, 相对于由学校规模扩大而带来的教育成本节约而言,由提高学生教师比而导致的成本下降是很显著的。当学校规模小,学生教师比低时,每个学生每年消耗的教育事业费高,经费的使用率低。因为小学校也同样需要一整套的行政管理机构,这在社会组织理论中称作“制度化同型性”。

目前,中国高等院校经费主要是靠国家财政拨款或地方财政拨款,从其他渠道筹集的教育经费只占很小的比例。在进行财政拨款时,又是以在校生人数为主要政策参数的,即首先确定一个拨款指标,然后用这个指标乘以政策参数,结果在校生多的学校经费多,在校生少的学校经费少。这样就使得高等学校因规模不同而导致的生均拨款额的差别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教师比就成为影响生均成本行为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中国高等学校的学生教师比例很低,达不到国家教委规定的1∶6.6的标准。因此,我们在扩大学校规模以求降低生均成本时,必须注意提高学生教师比,而学生教师比的提高也只有在学校达到一定规模时才能实现。

应当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在80年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勿庸置疑的。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走上“外延式”发展的形式,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发展形式也给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带来诸多不可逆转的后果。

三、高等教育规模的国际比较

将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与另外一个国家进行个案比较是有益的,但却容易误入岐途,但是如果研究出许多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上的某种共同趋势,那么这种趋势就可能带有某种普遍性(规律性)。把握这些规律,并在国际比较中认识自己,应是评价和制订政策的依据之一。所幸的是,我国的同行们已在这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下文将引用他们的部分比较数据(注:本文第三部分的大部分数据引自:顾清扬:《我国三级教育规模的比较研究》载《高等教育研究》, 1989年第1期。)。

教育规模可以由许多指标来衡量,如入学率、在校生数、毕业生数、学校数等。但是直接使用绝对量指标进行国际比较是无意义的。为满足可比性要求,本文选择“入学率”指毛入学率,即某级教育在校生总数占法定接受该级教育的适龄人口总数的百分比。UNESCO统一规定: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年龄区间为20~24岁。中国属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因此下文将从世界整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两方面进行比较(注:本文第三部分的大部分数据引自:顾清扬:《我国三级教育规模的比较研究》载《高等教育研究》,1989年第1期。 考察的对象是市场经济国家中1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国共计44 个, 考察的时间跨度为1965~1984年共20年,按由疏到密的原则,取其中若干年为样本年。)。

中国高等教育从形式结构上可以分为普通高等教育(包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和成人高等教育(包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为了与UNESCO《统计年鉴》中的统计口径一致,应将上述两类高等教育学生数之和,作为与国际比较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历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见表2 实际值(2)。为了将普通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计算出来,便于比较, 列于表2实际值(1)。

表2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注: 本文第三部分的大部分数据引自:顾清扬:《我国三级教育规模的比较研究》载《高等教育研究》,1989年第1期。)

年代 1965 1975 1978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实际值(1) 1.3 0.6 0.64 1.3* 1.5* 1.3* 1.3* 1.4* 1.7

实际值(2) 2.1 1.6 2.4

3.2

3.4

3.1

2.8

3.1

3.6

*来自unesco《统计年鉴》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无论在全世界范围内考察,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范围内考察,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均远低于与中国具有相同经济水平的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平均水平。

建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虽然经历了几次的大起大落,但总的说来,绝对规模发展很快。但是在运用国际比较的方法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时,还必须考虑到中国人口增长情况,否则是不可比的。据统计,1985年与1965年相比,中国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增长了153%, 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增长了381%, 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合计数增长了239%。但同期20~24岁年龄组人口也增长了98%。 因此,普通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增长了30.8%,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合计的毛入学率也只增长了71.4%。而在发展中国家,1984年与1965年相比平均入学率增长了280%,全世界平均入学率增长了177%。如果1985年与1965年相比,则相应的增长幅度会更大。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相对规模增长速度是缓慢的,普通高等教育的相对规模增长速度是缓慢的,普通高等教育的相对规模增长速度是缓慢的,普通高等教育的相对规模增长速度则更慢。

中国80年代比60年代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而每千人口拥有大学或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仅由1964年的4人增加到1982 年的6人。 这种数量的缓慢增长决不能看作是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实际上,仅实现9 年义务教育所需要的合格师资就可吸引大量大学毕业生,再加上边远地区、乡镇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中国高级专门人才仍是供不应求。

通过国际比较得出的结论与本文倡仪的中国高等教育应采取“内涵式”发展战略的建议并不相互矛盾。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今后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来扩展高等教育的规模。笔者认为,本着办学高效率的原则出发,即使中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从目前的在校生382.2 万人(目前中国许多学者的预测数据)来说,也应该基本上不增加学校数,使我国高等院校的平均规模接近4000人左右的国际水平。

四、讨论

1.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平均规模本来就比较小,80年代的“外延式”发展的直接结果,进一步造成了中国高等学校布点多而分散,学校平均规模相对较小的状况。这种状况对教育管理、办学效益,学科建设等方面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2.据统计,虽然目前中国普通高校的规模在逐年扩大(1990年平均在校生数已达2672万人),但是布点多规模小的状况仍然存在。因此在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应该提高单元高校的办学规模,同时对规模小专业面过窄的院校进行适当调整。

3.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相对于中国人口和中等教育规模而言,还是比较小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仅为3.5%,印度为8.9%,巴西为11.3%,日本为28.8%,美国为59.3%,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对水平还是很落后的。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还需要有一个较大规模的发展,我们在制定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到中国未来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扩大应该采取以“内涵式”为主导的发展战略。

4.研究和调整高等教育规模,还必须考察到高等教育结构内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由于目前中国的高等学校分属于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管理,各个地区、部门和高等学校在研究和调整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时,应特别注意避免自成体系,追求“小而全”,应从全局出发,采取“内涵式”与“协同式”相结合的原则,使教育系统内(院校间)外(教—科、教—企、教—科—企、教—政府部门、教—国际等)进行有目标的协同合作,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高效率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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