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失落与重建——以鲁迅的旅行及写作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长安论文,旅行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严格说来，这是一件平淡无奇、波澜不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事。一位作家，因为一次旅行，而取消了某个写作计划，其中没有凶杀，无关情色，连悬念基本上都不存在。这样的故事，还能勾起读者进一步探究的兴趣？能。就因为其牵涉到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以及中国史上最显赫的古都西安，故可引发无尽的遐思，也带出了不少有趣的话题。
1924年的7、8月间，应西北大学的邀请，鲁迅前往西安讲学。此次旅行，除了日记、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还有两篇杂文（《说胡须》与《看镜有感》）以及一则私人书信（《致山本初枝》），主要资料只有这些。就这么点资料，原本不足以大作文章的。可“鲁迅在西安”居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从孙伏园的回忆，到单演义的考辨，再到近年的不少评说。因此，我不只关注鲁迅的西安之行，同时关注后人对此行的众多诠释。在我看来，对鲁迅此行的“解读”，与其从政治史（与军阀斗争）或学术史（小说史写作）着眼，还不如从文学史入手更有意思。
据说鲁迅西安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创作长篇小说或剧本《杨贵妃》作准备；没想到旅行结束时，计划取消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放弃此写作计划，以至于留下了无可弥补的遗憾，害得后人为鲁迅能否写长篇小说而争讼不休①？崇敬鲁迅的，抱怨西安太不争气，使得可能成为一代名篇的《杨贵妃》胎死腹中；热爱古都的，则暗地里扼腕，要是当初鲁迅真的完成了以唐代长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或剧本，今天大大获益的，不仅是专家学者，还包括市政当局和旅游业者。
鲁迅未创作长篇小说，是一个遗憾；没描摹古都长安，更是一个遗憾。对此，有人归咎于邀请讲学的军阀刘镇华的专横跋扈，有人抱怨从北京到西安的路途遥远舟车不便；有人称，那年头兵荒马乱，西安街头乱七八糟，难怪鲁迅印象不好②；有人猜，要是牡丹花开的三、四月间来西安，鲁迅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③；更有人半开玩笑说，鲁迅在西安未获得新的刺激，好不容易尝试着吸了一回鸦片，也没得到什么灵感，“万一那一天我们居然成功，那么《杨贵妃》也许早就问世了”④。除了最后一说略带调侃，其余的都将《杨贵妃》的“不幸流产”，归咎于西安的自然环境、政治氛围以及社会生活。所有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但又都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在以下的论述中，我除了努力钩稽、复原鲁迅的“杨贵妃”小说或戏剧创作计划，更希望着重阐述：作为思接千古、神游万仞的小说家，到底该如何复活那已经永远消逝了的“唐朝的天空”，以及如何借纸上风云，重建千年古都长安。
一 众说纷纭的“西安之行”
1924年的西安之行，鲁迅本人并不怎么看重，同行者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研究”急剧升温，“唐朝的天空”怎样消逝以及《杨贵妃》为何胎死腹中，方才成了个大问题。八十年间，此话题波澜起伏，论述的主旨迭经演变，隐约折射出整个中国学界的风云变幻，其婀娜多姿的运动轨迹，值得仔细勘察。
最初涉及此话题的，是与鲁迅同行的北京《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晨报副刊》1924年8月16－18日连载的《长安道上》，本是孙伏园“将沿途见闻及感想拉杂书之”的长篇游记，表达的是个人对于西安的观感，只是偶尔提及同行的师长鲁迅。“游陕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迹”，故《长安道上》（二）主要记录自家游踪，涉及鲁迅的是以下这一段：
古迹虽然游的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从前的幻想打破了，鲁迅先生说，看这种古迹，好象看梅兰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贾宝玉，所以本来还打算到马嵬坡去，为避免看后的失望起见，终于没有去。⑤
而在《长安道上》（三）中，孙伏园转而介绍陕西的美术学校、易俗社、凤酒和方言，还有归途所见山西的治安状况如何好、洛阳的旅馆设施如何差。涉及鲁迅的是：“一天同鲁迅先生去逛古董铺，见有一个石雕的动物，辨不出是什么东西，问店主，则曰：‘夫’。”相对于孙伏园的一脸茫然，鲁迅马上悟出那是“鼠”⑥。也就是说，最初关于鲁迅“长安行”的文本，只是记录其逛古董铺，对那里的古迹很失望，并未牵涉小说或剧本的写作。
首次提及鲁迅准备为杨贵妃撰写小说的，是著名小说家郁达夫。1926年，在刊于《创造月刊》1卷2期的《历史小说论》中，郁达夫称：
朋友的L先生，从前老和我谈及，说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L先生的这一个腹案，实在是妙不可言的设想，若做出来，我相信一定可以为我们的小说界辟一生面，可惜他近来事忙，终于到现在，还没有写成功⑦。
文中还提及鲁迅关于长生殿誓愿的解释，以及马嵬坡唐玄宗为何不救杨贵妃，还有老来怎样后悔，“就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
类似的说法，在冯雪峰1937年所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中，有更进一步的发挥：
鲁迅先生一直以前也曾计划过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制作，是欲描写唐朝的文明的。这个他后来似乎不想实现的计划，大概很多人知道，因为鲁迅先生似乎对很多人说过，别的人或者知道得比我更详细。我只听他在闲谈中说过好几次，有几点我还记得清楚的是……但他又说他曾为了要写这小说，特别到长安去跑了一趟（按即一九二四年夏到西安任暑期演讲），去看遗迹，可是现存的遗迹全不是在古籍上所见的那么一回事，黄土，枯蓬……他想写它的兴趣反而因此索然了。⑧
鲁迅计划写作的，是一部“描写唐朝的文明”的“长篇历史小说”，可书名是否就叫《杨贵妃》，冯雪峰并没说。倒是1942年重庆作家书屋刊行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其中有一篇《〈杨贵妃〉》，彻底坐实了鲁迅的写作计划：
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具有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他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
这段追忆，与冯雪峰的说法一致，且有鲁迅早已公开发表的《看镜有感》为证，没有任何疑义。至于说“鲁迅先生那时几已十年没有旅行，又因本有体味一下唐代故都生活的计划，所以即刻答应了西北大学的邀请”，也都可以接受。让人心生疑窦的，是紧接着的这段话：
拿这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作背景，衬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恋爱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作线索：这便是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年左右计划着的剧本《杨贵妃》。
鲁迅计划撰写的，到底是“长篇历史小说”还是“三幕剧”，这问题需要专门探讨，暂且按下不表。对于古都西安，鲁迅到底印象如何：
我们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多少都有一点收获。在我已觉得相当满意，但一叩问鲁迅先生的意见，果然在我意中又出我意外地答复我说：“我不但甚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⑨
因此，原本希望“到西安去体味一下实地的风光”的鲁迅先生，只好放弃了写作计划。
对于孙伏园的上述说法，当初在西安参与接待鲁迅的张辛南似乎不太以为然。虽然承认“陕西入民国后兵连祸结岁无宁日，旧学无由昌明，新学无从输入，被视为文化落空的区域，真是整个民族的一个大不幸”，但他还是认为，“鲁迅先生对于这座古城好象很感兴味，不讲演的时候，时常到街上去溜达”。接下来，绘声绘色地讲述其如何陪鲁迅买弩机的张君，同样感叹：“鲁迅先生的‘杨贵妃’一戏始终未写出来，我觉得是一件莫大的损失。”⑩
正是受孙、张等人文章的启发，学者林辰开始关注鲁迅之“长安行”。1943年初刊、1945年修订、1948年收入开明书店版《鲁迅事迹考》中的《鲁迅赴陕始末》，借助鲁迅的《说胡须》以及孙伏园、张辛南等文，初步勾勒出鲁迅此次西安之行的大致轮廓。有感于“在许多关于鲁迅的著作里，对于他这次的西安之行，大抵都是空白”，林辰撰文的目的是“拾遗补缺”；《杨贵妃》为何没能成稿，不是他关注的重点。鲁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体验一下古长安的风光”，至于到底是想创作“历史剧”（孙说）还是“历史小说”（冯说），权衡再三，因孙伏园与鲁迅同行且立说在先，林文于是郑重其事地加了个注：“兹从孙说。”(11) 可是，读了鲁迅好友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后，林辰动摇了，1955年重刊本《鲁迅事迹考》于是改为：“孙伏园说是历史剧，则系误记；……应以小说为确。”(12)
1947年，峨眉出版社刊行了《亡友鲁迅印象记》，第十五节“杂谈著作”中，许寿裳提及鲁迅未能完成的著述，包括《中国字体发达史》、《中国文学史》以及三部长篇小说的腹稿——包括准备多年的《杨贵妃》，只是因时势紧迫，鲁迅选择了杂文这么一种“战斗文体”，而“再没有工夫来写长篇了”(13)。
以上各位，除林辰外，均系鲁迅的好友或学生，都曾亲自聆听鲁迅关于杨贵妃的妙论。孙伏园是鲁迅早年任山会初级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北大毕业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以及《语丝》周刊编辑时，与鲁迅过从甚密，后因立场歧异而渐行渐远。郁达夫1923年到北大任教后，与鲁迅交往频繁，常一同宴饮。1928年12月9日，冯雪峰由柔石陪同到景云里17号去见鲁迅；从此，冯与鲁迅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不仅是师生之谊，更有战友之情。至于许寿裳，则是鲁迅的挚友，共事多年，交谊深厚，所撰《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被公认是研究鲁迅的重要史料。可以说，诸人的追忆是可信的。可就像当初张辛南在质疑孙伏园时说的，“事隔二十年，记忆力恐怕有些靠不住”(14)。这个时候，史家的登场，恰逢其时。
林辰《鲁迅赴陕始末》的出现，预示着严谨的学者开始登场。这方面的代表，非原西北大学教授单演义莫属。从1957年撰写小册子《鲁迅讲学在西安》，到1978年编印资料集《鲁迅在西安》（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资料组印），再到1981年出版专著《鲁迅在西安》，三十年间，单先生锲而不舍，专注于此课题。凭借编辑资料集的长期积累，《鲁迅在西安》（正文十二章，外加三篇附录）比起《鲁迅讲学在西安》（七章）来，不仅篇幅大增，论述也丰满了许多。主要变化在于：增加了第一章“陕西社会面貌鸟瞰”、第五章“在西安讲演的特色”、第六章“鲁迅后来对《史略》及讲稿中某些观点的修正”、第十一章“鲁迅与康有为来西安讲学的比较观”，删去原第六章“寄赠西安友好的书和信”，将原第四章“鲁迅在西安”扩展为第七章“游览名胜古迹和购买古物”、第八章“鲁迅与易俗社”、第九章“鲁迅冷对军阀和名士”。因史料增加且时势迁移，单书的具体论述多有变化，但从新文学、新学术、新政治角度，高度评价鲁迅西安之行，这一基本立场没变。只是过犹不及，表彰鲁迅“不惟毫无奴颜婢膝之态，而且采取了‘硬骨头’报复的行动”时，举鲁迅拒绝为军阀歌功颂德，对军士也讲小说史，这些都还可以；以尝试吸食鸦片为例，可就有点曲为辩解了——虽然鲁迅本人有言在先(15)。
当然，这与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于鲁迅的极力表彰有关——任何与鲁迅相关的事件、人物、地点，都受到学界高度关注。举个例子，原东南大学教授、国文系主任陈钟凡，也对当初与鲁迅同往西安讲学备感荣耀。除撰写《鲁迅到西北大学的片断》，补充若干生活细节，包括陕州“苍蝇哄鸣，扰人清梦”等(16)，还在《自传》中再次叙述与鲁迅同赴西安讲学的经过与感受。显然，作者很看重这一经历，这段叙述，竟占据整篇自传近三分之一的篇幅(17)。如此时代氛围，导致世人对鲁迅“长安行”的论述普遍过于高调——“他这次西来讲学的影响，也和历史上德教流行、风气转移一样，不是马上可以看到、听到，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的，然而‘风行草偃，从化无违’，又是必然的。”(18) 过分强调鲁迅此行的深远意义，也就难得深入探究鲁迅在体味、悬想、复原“唐朝的天空”时所可能遭遇的困境。
反倒是两位日本学者，不太受此潮流的影响。著名中国学家竹内实1958年发表《谈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辨析第三讲“唐代传奇”时，创造性地引入鲁迅的《说胡须》和《致山本初枝》，以及撰写“杨贵妃”小说的设想，将其与《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相对照，得出以下颇具新意的结论：
这样，在试图挖掘人的内心世界，重视历史真实的鲁迅来看，白居易和陈鸿未免过于善良和浪漫了。当谈到美人埋在黄土下，不胜感伤之至时，也许鲁迅脸上会现出讽刺的微笑。(19)
将近半个世纪后，九州大学教授竹村则行出版《杨贵妃文学史研究》，全书主体部分（第一至十六章）讨论从《长恨歌》到《长生殿》杨贵妃故事的变迁，第十七章突然改为近现代语境中杨贵妃故事的展开，借助“西安的自然环境”、“西安的人际关系”、“唐代长安与1924年的西安”，反省鲁迅为何放弃《杨贵妃》的写作计划(20)。
最近几年，中国学界重新对鲁迅的“西安之行”以及放弃“杨贵妃”写作计划感兴趣，有正面探讨的（如骆玉明、吴中杰）(21)，也有旁敲侧击的（如朱正、蒋星煜）(22)，报纸上的简要评述，更是不胜枚举(23)。其中，出于趣味性考量的居多，但也不乏严肃认真的思考。只可惜，史料、思路以及论述策略，基本上走不出单演义的《鲁迅在西安》。本文将另辟蹊径，从“何处是长安”、“爱情、女性还是都城”、“可疑的‘古都’情结”、“时间意识还是空间想像”、“如何‘遥想汉唐盛世’”等不同角度，探究鲁迅“西安行”与“杨贵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重建古都的方法与途径。
二 何处是长安
1924年鲁迅的西安之行，起于七月七日，讫于八月十二日。两个多月后，鲁迅撰《说胡须》，第一次以文字形式谈论此行。这篇初刊1924年12月15日《语丝》第五期、后收入论文及杂文集《坟》（1927年北京未名社初版）的短文，借胡子问题谈国民心态，跟同一时期诸多杂文同调。至于“西安之行”，只是顺带提及，并非文章主旨。可这毕竟是当事人的自述，极为难得：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我于是说：“没有什么怎样。”他于是废然而去了，我仍旧废然而住，自愧无以对“不耻下问”的朋友们。
……我一面剪，一面却忽而记起长安，记起我的青年时代，发出连绵不断的感慨来。长安的事，已经不很记得清楚了，大约确乎是游历孔庙的时候，其中有一间房子，挂着许多印画，有李二曲像，有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
我剪下自己的胡子的左尖端毕，想，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化钱，用汽车载，用船装，用骡车拉，用自动车装，请到长安去讲演，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嗡，嗡，对啦”的罢。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24)
虽说是杂文笔调，可一句“长安的事，已经不很记得清楚了”，隐约透露出，作者对于此行不是很满意，起码是“观感欠佳”。十年后，在一则私人通信中，鲁迅写下这么一段话，成为此话题的“关键证词”：
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25)
虽然关于“长安行”的具体时间记忆有误，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已清晰地勾勒出来。而这，与十年前孙伏园《长安道上》（二）的描述若合符节：
唐都并不是现在的长安，现在的长安城里几乎看不见一点唐人的遗迹。……至于古迹，大抵模胡得很……陵墓而外，古代建筑物，如大小二雁塔，名声虽然甚为好听，但细看他的重修碑记，至早也不过是清之乾嘉，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样重修，原不要紧，但看建筑时大抵加入新鲜份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远。就是函谷关这样的古迹，远望去也已经是新式洋楼气象。(26)
当初只是记录自家旅行观感及鲁迅的只言片语，日后撰写追忆文章，孙伏园东拼西接，终于将整个故事“讲圆”了。因孙君的追忆是整个论述的关键，必须仔细推敲：
我们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多少都有一点收获。在我已觉得相当满意，但一叩问鲁迅先生的意见，果然在我意中又出我意外地答复我说：
“我不但甚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
鲁迅先生少与实际社会往还，也少与真正自然接近，许多印象都从白纸黑字得来。在先生给我的几封信中，尝谈到这一点。……
那时的西安也的确残破得可以。残破还不要紧，其间因为人事有所未尽而呈现着复杂、颓唐、零乱等等征象，耳目所接触的几无一不是这些，又怎么会不破坏他那想象中的“杨贵妃”的完美呢？
在我们的归途中，鲁迅先生几乎已经完全决定无意再写《杨贵妃》了。(27)
这已经不是私人性质的“追忆”，而是夹杂引述与考证的“后见之明”。但有一点，冯雪峰等人的文章告诉我们，鲁迅讲述“杨贵妃”故事的兴致，一直持续到晚年，并非西安归来便戛然而止。至于文章中称，鲁迅的经验及知识“都从白纸黑字得来”，一旦与实际社会接触，“大大的破坏第一印象的完美”，故《杨贵妃》必然流产。如此立说，虽是好意，却与我们通常认可的鲁迅如何“直面惨淡的人生”，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难道鲁迅真的那么“不谙时世”？孙伏园说有鲁迅给他的信为据，还专门写了《鲁迅先生的几封信》，说明鲁迅如何“交际太少”、“不大愿意和实际社会相接触”(28)。查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鲁迅全集》中，除了《集外集拾遗》所收《通讯〈致孙伏园〉》（初刊1925年5月4日《京报副刊》），再就是鲁迅给孙的四封信，分别写于1923、1924、1927年。其中1923年6月12日《致孙伏园》，就《晨报》副刊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发表意见。鲁迅希望此讨论继续下去，让各种奇谈怪论都得到发表，以便世人清醒——“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展地，岂不可惜？”接下来，有这么一句：“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29) 鲁迅的本意是，借助此“爱情定则”的讨论，可深入了解世态人情；孙伏园无限扩大，将鲁迅描述成“书生气十足”，如此解读，我以为不太恰当。读书人对于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主要来源于“白纸黑字”，这很正常；至于因与实际社会接触而不断修正过去的认识，也在情理之中。说鲁迅对于“长安”及“杨贵妃”原本只有美好的想像，一旦接触现实，发现并非如此，只好放弃写作计划——孙伏园此说影响甚大，却并非无懈可击。
要说借助“白纸黑字”获得历史知识，“大唐长安”早就失落，这是个常识，鲁迅不该毫无心理准备。唐末战乱，天佑元年（904）昭宗东迁，长安城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唐末五代诗人韦庄《长安旧里》有云：“满目墙匡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寻。”至于《秦妇吟》更是传诵久远：“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从宋兴到清亡，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长安再也没有恢复过所谓的“盛唐气象”。当然，从长时段看，“长安城帝都地位的丧失，主要在于经济原因”(30)；唐中期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远远超过了黄河流域，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国都因而自然向东移动。到了民国初年，古城西安政治上确实一团糟，真可谓兵连祸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也偶有兴学、办报或创立“易俗社”等好事(31)。这一点，鲁迅去西安前已有所了解和评述(32)。
但即便如此，西安如此衰微破败，还是给鲁迅很大的震撼。因为，古老的长安，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华文化的象征。经由汉赋、乐府、唐诗等千年诗文的凝聚，“长安”已成为“帝京”的象征，后世诗文中，常见以之代指那时的国都的。等到鲁迅登临，千年古都已是满目疮痍，触景生情，念及中国的悠久历史及黯淡前景，焉能不感慨欷歔。或许，这里用得上闻一多的名诗《发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33)
对于读书人来说，“长安”是我们精神上永远的“故乡”。寻访魂牵梦萦的长安城，鲁迅此时的心境，若借用唐人诗句，应该是“近乡情更怯”、“何处是长安”(34)。只是鲁迅的日记近乎流水帐，从不涉及个人心情，而同行的孙伏园，也只是旁观者，其叙述不见得可靠。这里姑且移花接木，挪用三年前所撰《故乡》开篇部分，揣摩鲁迅此时的心境：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35)
民初的中国，不论是浙东的美丽水乡绍兴，还是西北的千年古都西安，都是一派衰败景象。目睹“故乡”此状，自然是深感“悲凉”。
可是，面对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失望之余，作家并非只有“废书长叹”一策。相反，可能更激发其创作欲望。“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杜牧《赤壁》），擅长“怀古”与“咏史”的中国诗人，并不惧怕或回避“废墟”，而是更愿意在这些“文明遗迹”前追忆、感愤、书怀。
实际上，古今中外，无数诗人、画家、小说家、戏剧家，其创作激情、想像力及表达的欲望，正缘于那些代表“文明碎片”的残垣断壁。那位“不仅是18世纪而且是一切说英语的国家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曾撰写了“或许是文艺复兴以后可以永远称得上是古典著作的唯一的一部历史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36)，最初的写作冲动，来自27岁那年戏剧性地突然前往罗马，坐在神殿的废墟上沉思。晚年，已经功成名就的吉本，深情地回味这段难忘的经历：
我的脾气不是很容易感染热情的，而我又从来不屑于假装出我自己没有感觉到的热情。可是我在经过了25年这么长的时间之后，却忘不了当年首次走近并且进入这座“永恒的城市”时激动我内心的强烈情绪，也难以用言语将它表达出来。一夜不能入眠，第二天我举起高傲的脚步，踏上古罗马广场的遗址。每一个值得纪念的地点，当年罗慕路站立过的，或者塔利演说过的，或者恺撒被刺倒下的地方，一下子全都呈现在我眼前了。我损失了、或者享受了几个陶醉的日子，然后才能从事冷静细致的考察。……1764年10月15日，在罗马，当我坐在朱庇特神堂遗址上默想的时候，天神庙里赤脚的修道士们正在歌唱晚祷曲，我心里开始萌发撰写这个城市衰落和败亡的念头。(37)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面对曾辉煌无比但早已失落的古都，更容易激起感慨以及书写的欲望。在留学生鲁迅看来，今日的西安残败不堪，远远比不上上海或北京，更不要说想像中的“盛唐气象”。可即便如此，千年古都，难道真的风韵荡然无存，以至没有任何“遥想公瑾当年”的机缘？翻阅当年的老照片，感觉并非如此。
《古都沧桑——陕西文物古迹旧影》收录了400多幅有关陕西地区历史文化古迹的老照片，除部分来自西安碑林博物馆或私人旧藏，主要得益于晚清来西安任教或考察的日本学者的著述，如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考》、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以及关野贞的《中国文化史迹》。(38)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足立喜六的作品。1906年至1910年在陕西高等学堂教授算学、理化的日本学者足立喜六（1871－1949），利用课余时间，实地考察西安及其附近的历史遗迹，回国后于1926年撰成《长安史迹考》。此书1933年出版，穿插自己拍摄制版的171幅图片，保留了很多西安“旧影”，这点尤其难得。该书先后有两种中译，后者收录原著的全部照片(39)。作者有感于“从来中国学者，例多根据文献，而忽略实地踏查，然典籍所记，谬误滋多”，因而，“课余之暇兼及汉唐旧都长安规模、遗构之研究”，“一方探究文献，同时，复基于广泛的实地踏查，而测定其故迹与遗址”(40)。而在此书的“序说”中，作者描述其颇为艰难的“西安行”——1906年3月11日自郑州出发，一路走来，经过函谷关、潼关、华山之阴、新丰之鸿门坂、骊山之温泉、灞桥、灞上，3月22日终于抵达西安。接下来，便是作者对于西安的第一印象：
由灞桥行十里许至泸桥。是即圆仁所谓之浐水桥，惟桥已非唐代所建。桥系石造，两端建立牌坊，与四面风景甚相调和。过桥复行峻陡坡道，抵十里铺。此坡在唐时名长乐坡，为东郊名胜之一。由此约行十里，即为长安街市，在坡道上已可望见省垣之东门与城壁。在东关门前，换乘绮丽马车，振作威仪而入城。城壁之伟大，城门之宏壮与门内之杂沓，均可令人惊异。(41)
你可以说早于鲁迅到达的日本学者因备受优待，且走马观花，心情当然很不错。可另外一个欧洲汉学家、对中国革命相当同情、且与鲁迅有交往的普实克（Jaroslav Prusěk，1906－1980），对西安同样不无好感。
从1932年起，普实克在中国留学两年半，期间曾到西安旅行。其回忆录《中国——我的姐妹》中，第47章题为“曾经辉煌的城市——西安府”，谈及印象深刻的城门、城墙、城市中心的鼓楼、书店、博物馆、剧院、清真寺、小雁塔、碑林等建筑。作者称：“自从这座城市衰落以后，只有这些城墙还能够证明它曾经经历过的辉煌”、“最好的时光是上午在城门楼上，观看太阳刚刚露出的笑脸”、“我最喜欢消磨时间的地方是碑林”。(42) 作为见多识广的欧洲学者，普实克并不忌讳“废墟”，只是希望历史遗迹能打扫干净，尽可能给人美感：
西安府周围的废墟遗址与意大利和北平的废墟相比，给人的印象要更加令人悲哀。意大利的废墟覆盖着绿色植物，与周围美丽感伤的自然景色相协调；北平的废墟则使人回忆起旧时光的宏伟壮丽。而这里的一切都覆盖着尘土，宝塔像一座座畸形的雪人站立在肮脏的工厂院子里。为了保留其本身的美丽，历史遗址需要清洁干净。(43)
在第48章“洛阳之春”中，普实克曾提及其经过临潼时，想起杨贵妃的故事，理由是：“有多少戏剧与小说以她的一生作为创作的题材啊！”(44)
没错，古往今来，确实有无数骚人墨客，将杨贵妃作为吟咏的对象。除了诸多声名远扬的戏剧小说外，还有无数诗文笔记。清人胡凤丹编《马嵬志》，收集唐明皇与杨贵妃史迹；全书共十六卷，前六卷包括古迹、事实、词曲、金石、图画、服饰、珍宝、花卉、禽兽、评论等，后十卷则是艺文，总共收录题咏马嵬的诗篇530余首（起于唐，讫于清）。该书《自序》称：“马嵬，一坡耳，驿耳。非有豪杰起于其乡，仙佛栖灵于其地也。徒以美人黄土，埋玉此间。千百载后，骚人韵士，过而凭吊留连。……余之志马嵬也，志杨妃乎，志明皇也。”(45) 而有志于撰写小说或戏剧《杨贵妃》的鲁迅先生，不仅过华清池时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触(46)，而且最终放弃了寻访马嵬坡的计划。为什么？
难道仅仅因为对今日长安之颓败有切肤之痛，不忍再见，也不忍再言？以鲁迅对现代主义文学及艺术的深入体悟，为何不在“废墟”中发现美感，或像历史学家吉本那样，由此“萌发撰写这个城市衰落和败亡的念头”？
三 爱情、女性还是都城
基于对鲁迅以往创作业绩的了解，论者大都认定，那胎死腹中的《杨贵妃》，值得充分期待，是一部不幸夭折的“杰作”。大家似乎忽略了，鲁迅关于《杨贵妃》的构思，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发展方向——或许，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导致作者犹豫再三，并最后放弃此写作计划。
白居易的诗句实在太精彩了，以至后人谈及唐明皇与杨贵妃，首先想到的，必定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一经由《长恨歌》（白居易）、《长恨歌传》（陈鸿）、《杨太真外传》（乐史）、《梅妃传》（佚名）、《梧桐雨》（白朴）、《惊鸿记》（吴世美）、《长生殿》（洪昇）等名作的再三渲染，逐渐定型的“爱情神话”，在喜欢追问“从来如此，便对吗”的鲁迅看来，不无可疑之处。这方面，郁达夫、冯雪峰、许寿裳的“追忆”大同小异：
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47)
第一，他说唐朝的文明很发达，受了外国文明的影响；第二，他以为“七月七日长生殿”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盟誓，是他们之间已经感到了没有爱情了的缘故；第三，他想从唐明皇的被暗杀，唐明皇在刀儿落到自己的颈上的一刹那间，这才在那刀光里闪过了他的一生，这样地倒叙唐明皇的一生事迹。——记得他自己还说，“这样写法，倒是颇特别的。”(48)
他的写法，曾经对我说过，系起于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间，从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来。他看穿明皇和贵妃两人间的爱情早就衰歇了，不然何以会有“七月七日长生殿”，两人密誓愿世世为夫妇的情形呢？在爱情浓烈的时候，那里会想到来世呢？他的知人论世，总是比别人深刻一层。(49)
这三段文字，除了具体的写作技巧（从唐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间落笔），主要是拆解世人对李、杨爱情神话的迷信。从“山盟海誓”中，读出双方感情危机，这确实显示出鲁迅洞察人心的过人处。
可是，单凭这些奇思妙想，还不足以支撑起整部小说。古典文学专家骆玉明怀疑鲁迅之放弃《杨贵妃》，并非缘于西安之行，而是另有原因：
杨贵妃的文学故事包含了各种华丽的因素：宫廷风情、帝王生活、权力斗争、突发兵变，以及美貌、恋情和悲惨的死亡，极富浪漫气息，不管鲁迅看待它的眼光如何较前人为尖锐，上述基本特质是不可能清除掉的。而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势的贫弱、艰困、暗昧，足以阻止任何感受敏锐的人进入到那种华丽和浪漫的故事氛围中去。(50)
此说不无道理，但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作为“文体家”，鲁迅特别擅长根据不同对象选择不同笔调；讲述杨贵妃的故事，不一定就是“华丽和浪漫”，可以“苍凉”，可以“颓废”，还可以“反讽”。同样以文章名家，周氏兄弟的“文体感”以及写作策略明显有别：周作人是以不变应万变，同一时期的所有撰述，不管是翻译还是创作，是散文还是专著，笔调基本一致。鲁迅则很不一样，不要说翻译和创作不同，小说与散文不同，即便同是议论，杂文与论文的笔调，也都可能迥异(51)。既然选择哀感顽艳的杨贵妃故事，鲁迅必然考虑过怎样克服题材本身的局限。这一点，看《补天》《铸剑》《理水》等如何“老调重弹”、翻新出奇，就不难明白。
对于骆玉明的新说，现代文学专家吴中杰不太认同，在他看来，为女性辩诬，方才是鲁迅撰写《杨贵妃》的主旨：
鲁迅想发掘杨贵妃遭遇的真实情况，是与他一向反对“女人是祸水”论的思想是一致的。通过重写这一历史故事，他要揭露男权社会所强加在女子头上的罪名。(52)
这一点，有《〈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后记》、《女人未必多说谎》等文作为支持，根基相当牢靠(53)。西安行之前三年，鲁迅曾撰《〈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后记》，其中提及：
杨太真的遭遇，与这右卫门约略相同，但从当时至今，关于这事的著作虽然多，却并不见和这一篇有相类的命意，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也愿意发掘真实，却又望不见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赞叹。(54)
西安行之后十年，鲁迅又撰《女人未必多说谎》和《阿金》，继续为女性“打抱不平”：
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55)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56)
批评道貌岸然的中国文人缺乏道德勇气，借“女人祸水论”推脱“男人们的责任”，这思路鲁迅一以贯之。上述《女人未必多说谎》文，甚至引录前蜀花蕊夫人《述国亡诗》(57)，而后连呼“快哉快哉！”有趣的是，这三则替女人打抱不平的文章，都有杨贵妃风姿绰约的影子。因此，说鲁迅拟写《杨贵妃》，明显有“替女性出头”的意识，当不为过。
鲁迅赞赏的诗句“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出自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北征》。此诗对君王的昏庸与虚伪，颇有责难与讽谏。其中“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表彰的是率禁卫军护送唐玄宗逃离长安，在马嵬驿前逼死杨贵妃的陈玄礼。威严勇武的陈大将军，历来备受赞许，也就是杜甫说的“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只有清代诗人袁枚很不以为然，《随园诗话》卷十六中有曰：
余雅不喜陈元礼逼死杨妃，《过马嵬》云：“将军手把黄金钺，不管三军管六宫。”吴［镇］《过马嵬》云：“桓桓枉说陈元礼，一矢何曾向禄山？”亦两意相同。(58)
收入《小仓山房诗集》卷八的《马嵬》，更是贬白而褒杜，讥讽世人之沉湎帝王风流而漠视民生疾苦：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59)
当有“书呆子”以考据家眼光读诗，批评其违背历史事实时，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十三中如此辩解：
考据家不可与论诗。或訾余《马嵬》诗曰：“‘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是多。’当日，贵妃不死于长生殿。”余笑曰：“白香山《长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何曾路过峨嵋耶？”其人语塞。(60)
可惜的是，中国历史上，像袁枚这样头脑清醒且不避嫌疑、愿意挺身而出为女性辩护的文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同样是对君王及御用文人借“女人祸水”推卸亡国责任不满，宋代诗人王安石的《宰嚭》流传甚广：“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宋人罗大经撰笔记集《鹤林玉露》，乙编卷四“荆公议论”则曾引此诗，而后略作发挥：
夫妲已者，飞廉、恶来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国忠之所寄也。女宠蛊君心，而后
壬阶之以进，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远声色为第一义。(61)
说来说去，还是回到杨贵妃。可见，在世人心目中，要说“女人祸水”，没有比杨贵妃更“声名卓著”的了。这就难怪鲁迅对“杨太真的遭遇”，一直耿耿于怀。
撰写历史小说或剧本《杨贵妃》，除了人物心理的发掘、女性意识的萌现，还有第三个重要因素，那就是鲁迅念念不忘的“唐朝的天空”。前两者完全可以坐在书斋里向壁虚构，只有第三者——历史场景的复原，需要某种“亲身体验”。鲁迅之实地踏勘，主要针对的是“古都”而非“人情”。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鲁迅遭遇了巨大的障碍。
这里先从《杨贵妃》的文类归属说起——鲁迅想写的，到底是历史小说呢，还是剧本？孙伏园一口咬定是剧本：“鲁迅先生的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62) 当初参与接待的李级仁，追忆鲁迅“说要把她写成戏剧，其中有一幕，是根据诗人李白的《清平调》，写玄宗与贵妃的月夜赏牡丹”(63)。这两幕的名称都有历史沿袭的成分，日本学者竹村则行于是大胆推想，鲁迅所拟的另一幕可能是《舞霓裳》(64)。第一幕《清平调》，第二幕《舞霓裳》，第三幕《雨淋铃》——此说很是顺畅，只是有点落了俗套，恐怕非鲁迅所愿。
说鲁迅拟写的是小说（而非剧本），同样言之凿凿。前引郁达夫、冯雪峰、许寿裳三人的文章，都持此说；而且，鲁迅《致山本初枝》里，明明说的是“写关于唐朝的小说”。既然二说都有道理，单演义的《鲁迅在西安》只好来个首尾兼顾——“鲁迅在决定写成历史小说之前，曾有写成历史剧的计划，或者有人建议写成历史剧，因而和孙伏园等人谈及。”(65)我认同两个计划鲁迅都曾考虑过，但主张：作为历史小说的《杨贵妃》，鲁迅酝酿很久，且一直没有放弃；而作为历史剧的《杨贵妃》，则很可能是在西安“一时兴起”。
西安讲学时的鲁迅，除了翻译小说及辑校古籍外，已刊小说集《呐喊》（北京新潮社，1923）和《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北京新潮社，1923、1924），还发表了若干后来收入《彷徨》中的短篇小说（如《祝福》、《在酒楼上》等）。原本收入《呐喊》中的《不周山》，1930年第十三次印刷时，由作者自行抽掉；此篇后改名《补天》，收入1936年初版《故事新编》。这则取女娲炼石补天神话而创作的短篇，是鲁迅历史小说创作的最初尝试：“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66) 以小说创作及小说史研究名家，且已开始“故事新编”的尝试，构想“杨贵妃”的书写形式，选择“历史小说”远比选择“剧本”更为顺理成章。
至于鲁迅曾考虑将“杨贵妃”写成剧本，我的猜想是：第一，观看易俗社精彩演出的联想；第二，回避真实历史背景的困难。查《鲁迅日记》，在西安停留二十天，竟看了五场易俗社的演出(67)，这在鲁迅一生中是绝无仅有。须知，鲁迅喜欢看电影，但不是戏迷，对京剧等传统戏曲甚至不无偏见。或许是受陕西人观剧时的巨大热情感染，鲁迅竟开始构思如何让“杨贵妃”登台演出了。
选择剧本还是小说，其实牵涉到作家的整体构思是以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还是以大唐长安的历史场景为主。二者之间不无缝隙，如何取舍，显示了作家的趣味与学识。新文学家高扬个性解放大旗，注重独立思考，需要“重写历史”时（无论小说、戏剧还是叙事诗），容易改变的是思想观念与人物造型，难处理的则是历史氛围与生活场景。选择“多幕剧”而不是“长篇历史小说”，作为都城的“长安”（包括皇城格局、建筑形式以及日常生活场景等），其重要性相对降低；背景的淡化，可以化解很多写作上的困难。这一点，不妨以鲁迅“西安行”后不久出现的两部“杨贵妃”戏为例。
1927年，诗人王独清出版六场话剧《杨贵妃之死》；三年后再版时，作者称，此剧最初酝酿于法国里昂乡间，那时正学希腊文，故深受希腊悲剧的影响，原本“打算由杨贵妃与安禄山交好做起一直到马嵬驿底兵变”，后改为只写马嵬驿。作者设想，杨贵妃因性不满足而厌恶唐明皇，因异国情调和强健体格而爱慕安禄山；而“这剧本的立意只有一点，就是想来提高女性”，故刻意把杨贵妃写成“女性的模范”(68)：
这儿底杨贵妃完全不是历史上的杨贵妃了，我在这儿把杨贵妃变成了一个甘为民族甘为自由牺牲的人物。这儿底杨贵妃坦然地把生命献给了民众，不但没有自私的行为，并且还是一个为自由为人格奋斗的表率。像我这个杨贵妃才是我所希望的女性，才是我们都应该崇拜的女性呢！(69)
将马嵬驿作为戏剧中心，场景的布置就变得很容易了，分别是佛殿前、佛殿后、佛殿内，而完全回避了有关长安城的描写。至于人物性格，请看第五场杨贵妃自杀前的独白：
唵，长安呀！长安呀！我们要永别了！你是我们中华民族产育文化的都城，你是我享受人生苦乐的地方，我因你成就了我过去种种的生活和最后的人格，你也因我增添了繁华，富丽，又陷入了荒废，败倾……唉，我也不知道我怎样成了这样一个与民族有关系的人！……
唉，时候到了！我知道时候到了！……长安……河东……中国，哦哦，安禄山，安禄山，我底力，我底光明，我底生命底生命……我，为祖国死，为爱情死……死，死……(70)
为配合作者“提高女性”的总体构思，大将军陈玄礼也只好屈尊，在第六场中，率领众将士为“新女性”下跪：
她能为民众这样牺牲，也确不是一个寻常的女性，我们应该感谢，并且也应该崇拜……跪下罢，兵士们！国民们！跪下瞻礼这曾具有不朽的灵魂的神圣的尸体，跪下！跪下！……哦，今日底事件，真是我们底光荣呀！我们应该三呼长安底光荣。(71)
如此面貌一新的“杨贵妃”，很有叛逆性，也很符合五四新文化人的趣味，可就是不太好搬上舞台，也不太容易为观众接受。
至于欧阳予倩亲自创作、编排并扮演的歌剧《杨贵妃》（剧本发表于1929年）(72)，同样是大作翻案文章。三十年后，作者自述其创作心得：
杨贵妃和唐明皇相爱的故事，流传很广也很久，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是我的戏却认为李隆基并不真爱杨玉环，不过是把她当作玩物。当“六军不发无奈何”的时候就把误国的责任推在女人身上，赐她一死；反不如安禄山对杨玉环的爱是真挚的。这样就违反了一般的习惯看法。《马嵬坡埋玉》一场，照《长生殿》传奇是异常悱恻缠绵的。照一般的习惯，皇帝和妃子应当演得难舍难分，而杨玉环之死，也可以表现为忠君爱国、为国捐躯，我却把她演成激昂慷慨反抗封建帝王那种自私的、虚伪的爱。她临死拿起皇帝赐给她的白绫子，激动地唱着舞着，最后几句唱词是：“……笼中鸟难把翅展，盆中花舒不开枝干，梦醒时不过刹那间，望远天边人不见！白练啊！我爱你没染过的洁白，就与你终始缠绵！”唱完舞完，她就拿白绫子绕在脖子上由高力士把她缢死。(73)
这个作者“费了很大的事编排出来”、“化了整整半年的时间练习我自作的长绸舞”的《杨贵妃》，演出效果并不好，甚至“不如随便弄出来的小戏卖座”，这让欧阳予倩很悲伤：“我修改了好几次，但根本的东西没法子改。”
站在现代人的立场，重新解读千古传诵的爱情故事，这对于五四新文化人来说，不算难事——个性解放，女性觉醒，批判帝王，同情弱者等，在王独清的话剧《杨贵妃之死》和欧阳予倩的歌剧《杨贵妃》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鲁迅希望看到的“唐朝的天空”，却一点影子也没有(74)。
换句话说，鲁迅关于《杨贵妃》的腹稿，容易实现的，是人物心理的发掘、女性意识的萌现；难以落实的，乃历史场景的复原。而“长篇历史小说”与“三幕剧”的区别，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之所以想实地考察，而且感慨再也找不到“唐朝的天空”，很显然，鲁迅并不希望只是讲述一个爱情故事——即便是精彩的“翻案文章”。那个在历史深处若隐若现、让鲁迅怦然心动但又感到难以捉摸的都城“长安”，方才是“杨贵妃”书写的最大障碍。
四 可疑的“古都”情结
鲁迅西安行，看了华清池，但放弃寻访马嵬驿；来回都停留河南灵宝县，归途还曾登临函谷关。此关在灵宝县东北，距黄河岸边不远，相传为关尹喜望候老聃的地方。日后鲁迅撰写“故事新编”《出关》，很难说与此次旅行有直接关系。影响作家创作的因素很多，旅途与观感，只是其中之一。假如承认鲁迅之放弃“杨贵妃”，主要不是因李、杨爱情消逝，而是唐代长安失落，那么，需要追问的是，何为鲁迅的“帝京想像”。
同一个长安，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或亭台楼阁，或通衢大道，或民生疾苦，或宝马香车，或宴饮赋诗，或踏青赏胜，或客商云集，或士子风流……可谓五彩缤纷，无奇不有。但既然是书写唐明皇与杨贵妃，那就必然与“帝京”／“宫廷”联系在一起。那个早已消逝了的“唐朝的天空”，到底是指向时代精神、日常生活还是都城景观？抑或三者兼备？论及此，不能不牵涉作家的学识、历史感以及文化趣味。
谈及长安，熟悉中国历史及文学的读书人，大都马上联想起“千年古都”之显赫与辉煌。那位在“人”（杨贵妃）与“城”（长安）之间徘徊不已的作家鲁迅，是否也不例外？翻阅《鲁迅全集》，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古都”、“帝京”之类的说法，鲁迅其实不太感兴趣。
或许是叛逆心理，或许是平民意识，或许是反威权（皇权）、反压迫（中心）、反传统（古老），在鲁迅的著述中，提及“古都”与“古城”的竟然只有一次，且语带嘲讽。初刊1933年2月6日《申报·自由谈》的《崇实》，说及年初日军占领山海关，国民政府慌忙将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古物分批从北平运往南京和上海。对于当局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鲁迅大加嘲讽，并剥唐人崔颢《黄鹤楼》诗以吊之：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75)
而发表在1934年2月3日《申报·自由谈》上的《“京派”与“海派”》，称北京学界原本有五四运动的光荣，“但当时的战士”功成后或“身退”、或“身稳”，或“身升”，“前年大难临头，北平的学者们所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则是古物的南迁，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接下来就是：
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76)
鲁迅笔下的“古都”与“古城”，全都暮气沉沉，危机四伏，绝非希望之所在。至于今人奉若神明的“帝京”、“都城”、“京都”、“京城”、“帝都”等“绝妙好辞”，在鲁迅的著述中，也很少出现。
除专有名词（地名、书名），鲁迅提及“帝京”的，有《汉文学史纲要·汉宫之楚声》(77)；提及“都城”的，有《故事新编·非攻》(78)；提及“京都”的，有《故事新编·理水》、《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和《致增田涉》(79)；提及“京城”，则是《呐喊·一件小事》、《中国小说史略·宋元之拟话本》和《致增田涉》(80)。“帝都”一词出现的频率稍微高点，共四次，且有实际评价，不妨全部抄录。《故事新编·理水》：“一个半阴半晴的上午，他终于在百姓的万头攒动之间，进了冀州的帝都了。前面并没有仪仗，不过一大批乞丐似的随员。”(81) 《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82)《且介亭杂文·“京派”和“海派”》引述前文，故再次出现“帝都”(83)。《鲁迅全集·书信·致姚克》：“北平原是帝都，只要有权者一提倡‘惰气’，一切就很容易趋于‘无聊’的，盖不独报纸为然也。”(84) 纵观所有论述，凡涉及“帝都”等，鲁迅都没好声气；最多也只是平铺直叙，绝不会有任何歆羡或溢美之词。
如果担心词汇使用有其偶然性，那么，不妨追踪一下鲁迅的踪迹及著述，看他对历代帝都到底是何感觉。照历史地理学专家的意见，漫长的中国史上，曾经作为一统政权或较大地区政权的都城的城市很多，但同为都城，规模及重要性相差甚远；至关重要的，按历史顺序，是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北京（也有加上安阳而成“七大古都”的）。而所谓“重中之重”，“前期是西安，后期是北京，二者应并列为两个最大的古都”(85)。恰好，鲁迅在其中的四个古都生活过，请看他如何描述。
1898年5月7日，少年周树人从绍兴来到南京，先是考取江南水师学堂，后转矿路学堂；1902年3月24日，周随俞明震总办离宁经沪赴日留学。日后，鲁迅诗文中出现南京的，除《朝花夕拾·琐记》外，还有1930年AI写作的几首题赠友人的诗：
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无题二首·其一》）
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无题二首·其二》）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无题》）
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赠画师》）(86)
这里的“石头城”、“白下”均代指南京，至于“雨花台”、“莫愁湖”以及“崇陵”（中山陵）等，都是南京的名胜古迹。所有这些，都是点到即止。至于描述南京求学经历的《朝花夕拾·琐记》，有人名、书名，但很少地名——作家关注的，显然不是城市的空间布局，而是少年的精神成长。唯一写到风景的，是练习爬桅杆：“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么远，我现在可委实有点记不清楚了。”(87)
除了少年时前去探望入狱的祖父，鲁迅1909年从日本回国，任教于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部，在杭州居住了一年。关于鲁迅这一年的生活，许寿裳有精彩的描述。其一是《亡友鲁迅印象记》之《归国在杭州教书》：
鲁迅极少游览，在杭州一年之间，游湖只有一次，还是因为应我的邀请而去的。他对于西湖的风景，并没有多大兴趣。“保俶塔如美人，雷峰塔如醉汉”，虽为人们所艳称的，他却只说平平而已；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为人们所留连忘返的，他也只说平平而已。(88)
其二，《〈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称，鲁迅常识丰富、趣味广泛，尤其对于花草有特殊爱好：
他在杭州时，星期日喜欢和同事出去采集植物标本，徘徊于吴山圣水之间，不是为游览而是为科学研究。每次看他满载而归，接着做整理，压平，张贴，标名等等工作，乐此不疲，弄得房间里堆积如丘，琳琅满目。(89)
很幸运，我们现在还可见到鲁迅1910年3月采集植物标本的记录，那倒是另一种滋味的“春游”或“风土志”：
三月一日 孤山；三月八日 钱塘门内内外外；三月八日 栖霞岭；三月十二日 孤山；三月十四日 灵隐；三月十五日 师范学堂内；三月十六日 吴山；三月廿日 本学堂；三月二十二日 孤山；三月二十七日 栖霞岭；三月二十八日 玉皇山；三月二十九日 栖霞岭及葛岭、孤山。
此记录的末行，有鲁迅自己作的统计：“三月所采总共七十三种。”据说，那时的鲁迅还计划写《西湖植物志》，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成(90)；要不，与前代文人的《西湖游览志》，可就成了“交相辉映”了。
对常人习焉不察的西湖植物感兴趣，而对世人赞叹不已的人文景观，鲁迅反而兴趣索然。就在撰《说胡须》、感慨长安之行“没有什么怎样”的前两天，鲁迅还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讥笑那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91)
这跟许寿裳所追忆的，鲁迅称平湖秋月及三潭印月“平平而已”，若合符节。
1928年7月，鲁迅和许广平由许钦文陪同，到杭州来“蜜月旅行”，负责接待的原北大学生川岛（章廷谦），日后在回忆录中提到：
鲁迅先生在杭州住了四日，虽是那么难得的高兴；在后来见面时说起来也总不忘此行。但说到杭州时，以为杭州的市容，学上海洋场的样子，总显得小家子气，气派不大。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92)
五年后，郁达夫迁往杭州，鲁迅赠诗劝阻（《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研究者大都认定，鲁迅此诗包含着对于郁达夫从进步的文化前线退避，跑到杭州来营造个人安乐窝的批评(93)。而在《南腔北调集·谣言世家》中，鲁迅是这样谈论杭州人的：
中国人里，杭州人是比较的文弱的人。当钱大王治世的时候，人民被刮得衣裤全无，只用一片瓦掩着下部，然而还要追捐，除被打得麂一般叫之外，并无贰话。不过这出于宋人的笔记，是谣言也说不定的。但宋明的末代皇帝，带着没落的阔人，和暮气一同滔滔的逃到杭州来，却是事实，苟延残喘，要大家有刚决的气魄，难不难。到现在，西子湖边还多是摇摇摆摆的雅人；连流氓也少有浙东似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打架。(94)
对南京记忆不深，对杭州印象欠佳，对曾居住了十四年且由此登上历史舞台的北京，鲁迅感觉如何？
从1912年5月5日下午7时抵达北京，开始重记日记，到1926年8月26日下午4时25分乘车离京（许广平同行），鲁迅在北京整整生活了十四年。十四年间，鲁迅先后居住的地方有绍兴县馆、八道湾十一号、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绍兴县馆里的补树书屋、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里的“绿林书屋”（亦称“老虎尾巴”），或因鲁迅自述，或因学生描摹，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者，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但在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中，作为古都的北京（北平），从来不是重要角色，没有得到过仔细的描写。
1980年代初，学者邓云乡以《鲁迅日记》中记载的游宴为线索，分厂肆志略、厂甸风貌、酒肆谭乘、名胜散记、生活杂摭五部分，尽可能复原“北京风土”。在“酒肆谭乘”中，作者列出《鲁迅日记》中谈及的65家饭馆和酒楼，然后发表以下议论：
在我国历史文献上，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历来很少，有的只是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书，留下了汴京的樊楼、杭州的太和园等酒楼的字号名称，和当时酒楼场景的剪影。其他各代，则没有具体的专著了。有的，也只是一些零星记载。如果能从一本书中，找出五、六十家酒楼饭店的字号名称，在近代各家的著作中，虽不能说绝无仅有，恐怕也真是稀如凤毛麟角了。先生事事留心，在写日记的时候，为我们留下了这么许多饭馆的字号名称，这也是一个有关一个历史时期生活、市容、经济、商情等方面的具体资料，而且这是一般的高文典册中找不到的资料，应该说是十分珍贵的。先生这样记，据我想也绝不是无意的吧。(95)
其实，周氏兄弟中，喜欢“都市风光”以及“风土人情”（尽管多系书本知识）的是周作人，而非鲁迅。至于鲁迅那些“写给自己看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96)；后人从中读出某种特殊韵味，但却并非作者的本意。
曾长期居住过的“古都”南京、杭州和北京，尚且没在鲁迅的著述中留下深刻印记，怎能期待那匆匆一瞥的西安古城让鲁迅过目不忘？或许，强烈的社会关怀与敏锐的现实感触，使得鲁迅对人云亦云的“古都风韵”没有多少兴趣。若如是，为撰写《杨贵妃》而走访西安，效果不可能很好。同行的人兴致勃勃，除孙伏园发表长篇通讯《长安道上》外，文学教授陈斠玄（陈钟凡、陈中凡）撰《陕西纪游》，称：“往返凡四十有九日，游踪所及，举凡太华终南之奇，河渭伊洛之广，函谷潼关之险峻，曩昔所向往者，莫不登临，一揽无胜，信足名生平之赏矣。”(97) 史学教授王桐龄甚至专门出版《陕西旅行纪》一书，除描摹一路所见山水，抄录唐人诗句（如崔颢、许浑、杜牧等），还对西安古城的现状做了许多调查，如第二章“长安之观察”便包含“长安之建筑”、“长安之市街”、“长安之实业”、“长安之教育”、“长安之市政”、“长安附近之交通机关”、“长安之宗教”、“长安之风俗”、“长安之古迹及古物”、“长安之饮食”、“长安之土产”、“长安之植物”等十二节(98)。相形之下，只在两篇杂文中顺带提及“西安行”的鲁迅，似乎对这座“古城”没有多大兴致。
五 时间意识还是空间想像
鲁迅之立意写作《杨贵妃》，最早的感触来自作家对世道人心的洞察，以及对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的思考，而与都城长安关系不是很密切。至于直接的起因，除了翻译《三浦右卫门的最后》，我相信还与其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大有干系。那么，长安之行，对于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到底有没有帮助？
先看鲁迅启程西安前就已经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其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对于陈鸿及其《长恨歌传》有如下介绍：
陈鸿为文，则辞意慷慨，长于吊古，追怀往事，如不胜情。鸿少学为史，贞元二十一年登太常第，始闲居遂志，乃修《大统纪》三十卷，七年始成（《唐文粹》九十五），在长安时，尝与白居易为友，为《长恨歌》作传（见《广记》四百八十六）……《长恨歌传》则作于元和初，亦追述开元中杨妃入宫以至死蜀本末，法与《贾昌传》相类。杨妃故事，唐人本所乐道，然鲜有条贯秩然如此传者，又得白居易作歌，故特为世间所知，清洪昇撰《长生殿传奇》，即本此传及歌意也。(99)
接下来的“传今有数本”以下，是关于此传的版本考辨，有大段的引文。既然对从《长恨歌》到《长生殿》的“杨贵妃文学史”多有了解，而且号称是为撰写自家的《杨贵妃》而来到西安的，照常理推测，鲁迅作《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系列演讲时，应该多有发挥才是，出乎意料，第三讲“唐之传奇文”中，关于从唐到清的“杨贵妃”，竟只有寥寥数语：
此外还有一个名人叫陈鸿的，他和他的朋友白居易经过安史之乱以后，杨贵妃死了，美人已入黄土，凭吊古事，不胜伤情，于是白居易作了《长恨歌》；而他便做了《长恨歌传》。此传影响到后来，有清人洪昇所做的《长生殿》传奇，是根据它的。(100)
撰于1927年8月、初收《唐宋传奇集》下册的《稗边小缀》称：“二十年前，读书人家之稍豁达者，偶亦教稚子诵白居易《长恨歌》”；“本此传以作传奇者，有清洪昉思之《长生殿》，今尚广行”。还是原来的意思，只是增加了一条史料：“陈鸿所作传因连类而显，忆《唐诗三百首》中似即有之。”(101) 通行本《唐诗三百首》确实在白居易《长恨歌》后，附录了陈鸿的《长恨歌传》，使得一诗一传，相得益彰。
换句话说，无论是西安的演说还是日后的撰述，关于“杨贵妃”的评说，比起北大讲义及其写定本，只有删削，没有增加。原本兴致勃勃，可事到临头，反而意兴阑珊；除了对现实中的西安不满，依我观察，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鲁迅对“空间”的意义不敏感。
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鲁迅批评宋人乐史所撰《杨太真外传》，恰恰因乐是学识渊博的史官，把地理志的趣味带到小说创作里来：
盖史既博览，复长地理，故其辑述地志，即缘滥于采录，转成繁芜。而撰传奇《绿珠》《太真传》，又不免专拾旧文……且常拳拳于山水也。(102)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著述，乐编《太平寰宇记》记载各地自前代至宋初的州县沿革、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交通、人物姓氏、土特产等，其旁征博引，得到学界的好评，却被同为小说家的鲁迅斥为卖弄学问。就创作而言，鲁迅的感觉是对的；但由此也可看出，鲁迅对“地理”、“博览”、“拳拳于山水”等不感兴趣。这也就难怪，到了西安，鲁迅未曾触景生情，没有借题发挥，演讲和著述中，连一点“本地风光”都看不到。或许，作为文人、学者、思想家的鲁迅，始终关注的是时间上的“历史”，而不是空间上的“都城”。
在鲁迅的所有小说中，人物命运及其内心感受最为重要；至于生活场景，不占中心位置。鲁迅对于鲁镇（若《孔乙己》、《明天》、《社戏》、《祝福》）与绍兴（《药》、《故乡》、《在酒楼上》）的描摹，不及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精细；至于谈论北京城（如《一件小事》之“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头发的故事》里北京双十节挂旗，《示众》开篇则是“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还有《伤逝》里的会馆和吉祥胡同），更无法与老舍或张恨水相提并论。这里有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体裁上的差异——前者无疑更适于展开都市里的建筑、风俗以及日常生活场景。可也不尽然，比如新感觉派小说对于“摩登上海”的精雕细刻，采用的便多为短篇小说。可见，关键还是作家的趣味，即，是否对所谓的“都市风景线”感兴趣。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不是“风俗画家”，很难将其定位为某都市或某地域的“代言人”。
具体到西安，鲁迅还面临另一重困境——这是一个早已消逝了的“古都”，眼前的风景，与历史上曾真实存在过的那座繁华都城，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当然，这里还牵涉到传世文献的问题。七大古都中并列为第三等的安阳和杭州，都曾“中断”过，但在公众印象中，却是天差地别。除了西湖风月依旧，后人很容易“恢复记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后者有大量文献存世。追溯历史，安阳继承殷和邺而成为河北平原南部、太行山东麓的都邑，是中国史前期（前14世纪至6世纪）的重要古都，但因殷、邺的故址早已成为废墟，安阳至今也不是繁华都市，公众对其了解甚微。而杭州虽只做过一个割据东南十三州的吴越国首府，一个偷安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的行在所，却因城市历来繁华，加上有许多文学书写，公众对其十分亲近。后世学者甚至不难依据那数量惊人的诗文以及生活琐记、轶事汇编、笔记小说、地方志等，复原马可·波罗所再三称道的这座“世界上最辉煌最优秀的城市”，并提供关于这座城市的“大量翔实准确和栩栩如生的细节”(103)。当然，最方便的还是北京，老舍根本用不着参与“考古”或阅读“方志”，单凭日常生活经验，他就能为这座千年古都画像；而且，笔笔生动。因为，这里的“古都”是活着的，街道及建筑会有变化，但“香火”及“气味”犹存，城市的生命还在延续，你不难触摸到其跳动的脉搏。因此，同是“追忆”，当张岱这样的“都市诗人”（周作人语）相对容易些；而要为千年以前的都市造像，则非有丰厚的学识作为根基不可。
无疑，鲁迅有学问，但其所撰历史小说，全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有关古代都城的描写。在“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的《故事新编》中(104)，鲁迅是如何处理古代都城的呢？《补天》（《不周山》）和《奔月》取材于神话传说，没有这个问题；《采薇》除了“叩马而谏”，主要场景是养老堂和首阳山；《起死》的故事发生在野外，满眼荒地、土冈、蓬草；《出关》中终于有了座像样的建筑：“这大厅就是城楼的中一间，临窗一望，只见外面全是黄土的平原，愈远愈低；天色苍苍，真是好空气。”真正涉及古代都城的，是《铸剑》、《理水》和《非攻》三篇。
一心复仇的眉间尺，终于进城了。小说除了略为展现国王游山的仪仗与威严，再就是结尾处城里城外的人民“都奔来瞻仰国王的‘大出丧’”，欣赏清道的骑士以及“什么旌旗，木棍，戈戟，弓弩，黄钺之类”(105)。整篇《铸剑》，避开了关于城池、通衢或宫廷建筑的正面描写。
《理水》讲述夏朝的创建者、治水英雄禹的故事，其中穿插奇肱国飞车、考证禹是一条虫的学者（嘲笑顾颉刚），以及提倡性灵的文人（讥讽林语堂）。“禹爷走后，时光也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京师的景况日见其繁盛了。”终于，禹又回来了：“双手捧着一片乌黑的尖顶的大石头——舜爷所赐的‘玄圭’，连声说道‘借光，借光，让一让，让一让’，从人丛中挤进皇宫里去了。”(106) 至于“京师”到底是何光景，“皇宫”究竟有何模样，小说没有明言。
1934年撰写的《非攻》，是《故事新编》中唯一正面描写都城的。小说提到宋国的国都商丘（今属河南）以及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县境）。前者破败萧条：
城墙也很破旧，但有几处添了新石头；护城沟边看见烂泥堆，像是有人淘掘过，但只见有几个闲人坐在沟沿上似乎钓着鱼。……城里面也很萧条，但也很平静；店铺都贴着减价的条子，然而并不见买主，可是店里也并无怎样的货色；街道上满积着又细又粘的黄尘。
后者之勃勃生机，与前者的颓败，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楚国的郢城可是不比宋国：街道宽阔，房屋也整齐，大店铺里陈列着许多好东西，雪白的麻布，通红的辣椒，斑斓的鹿皮，肥大的莲子。走路的人，虽然身体比北方短小些，却都活泼精悍，衣服也很干净，墨子在这里一比，旧衣破裳，布包着两只脚，真好像一个老牌的乞丐了。
再向中央走是一大块广场，摆着许多摊子，拥挤着许多人，这是闹市，也是十字路交叉之处。墨子便找着一个好像士人的老头子，打听公输般的寓所，可惜言语不通，缠不明白，正在手掌心上写字给他看，只听得轰的一声，大家都唱了起来，原来是有名的赛湘灵已经开始在唱她的《下里巴人》，所以引得全国中许多人，同声应和了。不一会，连那老士人也在嘴里发出哼哼声，墨子知道他决不会再来看他手心上的字，便只写了半个“公”字，拔步再往远处跑。然而到处都在唱，无隙司乘，许多工夫，大约是那边已经唱完了，这才逐渐显得安静。他找到一家木匠店，去探问公输般的住址。(107)
但无论繁华的郢，还是衰败的商丘，其作为都城的特点，在小说中都没有得到精细的刻画。读者很难借助这些略带调侃的笔墨，进入那个规定情景。你可以说是鲁迅有意为之，借此获得“间离效果”，促使读者认真反省与思考(108)；但毫无疑问，此举也回避了撰写此类小说原本必须进行的关于古代都城的实证研究。
小说家许钦文曾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鲁迅此前写了《不周山》，此后又撰有《奔月》、《理水》等，所有收在《故事新编》中的历史小说，都是凭想像写成的，为什么到了《杨贵妃》就不行？许的答案是：
因为这是有着相当的实际情况可以对照，西安的现象明明摆在那里的。背景不明白就不写，这是鲁迅先生态度严肃的表现了。(109)
不要说大禹的皇宫装饰怎样没人说得清楚，就是郢都景色如何，除了极个别的专门学家，一般人根本无法悬想。但长安就不一样了，你稍不留神，就可能露馅。这也是许钦文说的，同是历史小说，鲁迅为何对撰写《杨贵妃》颇为踌躇的原因。
对作为城市的“古都”颇为漠然，而对作为历史的“古人”极感兴趣，这样的作家或学者，其知识储备及敏感点，必定在“时间”而非“空间”。讲述杨贵妃的故事，既牵涉人间真情的体味，更旁及汉唐盛世的遥想、帝京风物的复活。而后两者，在时间意识外，还得兼具空间想像的趣味与能力。有个细节，值得我们仔细揣摩：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鲁迅提及清代著名学者徐松（1781－1848）的《登科记考》(110)；但终其一生，鲁迅只字未及徐的另一部名著《唐两京城坊考》。后者对于了解唐代长安的空间布局，实在太重要了；以至我会追问：重现“唐朝的天空”，鲁迅准备好了吗？
六 如何“遥想汉唐盛世”
谈及隋唐长安史迹，最重要的参考文献，莫过于唐开元时韦述的《两京新记》、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以及清人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韦述的《两京新记》之长安部分，是最早记述隋唐长安城坊的专著；《长安志》以《两京新记》为本而“博采群籍，参校成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至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纤悉毕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时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举其处，粲然如指诸掌”(111)。《长安志图》共三卷，图二十二：“凡汉唐宫阙、陵寝及渠泾，沿革制度皆在焉。”(112) 《唐两京城坊考》乃承继《两京新记》、《长安志》等，对唐代长安的城市规制、宫殿苑囿、官署里巷、水陆交通、风土人情等详加描述的著作，成书于嘉庆庚午（1810），有《连筠丛书》、《畿辅丛书》刊本及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113)。清末以还，大量墓志出土，加上考古发掘，今人对唐代长安的了解，当然大有长进；而学界在校正徐著之误方面，也多有建树(114)。但时至今日，《唐两京城坊考》仍是我们了解唐代长安的最为重要的著述。
就像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序》中所称：“古之学者，左图右史，图必与史相因也。余嗜读《旧唐书》及唐人小说，每于言宫苑曲折，里巷歧错，取《长安志》证之，往往得其舛误，而东都盖阙如也。”(115) 像他那样，有机会且有实力奉诏纂辑唐文，查阅《永乐大典》，并在“校书之暇，采集碑文墓志，合以程大昌、李好文之《长安图》，作《唐两京城坊考》”，实在是千载难逢。此书纂成，不仅“以为吟咏唐贤篇什之助”，对于后人之理解唐代长安，也是功莫大焉。大概是因为学术兴趣的差异，希望了解“唐朝的天空”的鲁迅，竟然错过了这部极为重要的著作。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过高估计了鲁迅对于唐代长安的了解？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杂谈著作》中，曾这样谈论鲁迅的知识结构：
有人说鲁迅没有做长篇小说是件憾事，其实他是有三篇腹稿的，其中一篇曰《杨贵妃》。他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对于盛唐的时代背景、地理、人体、宫室、服饰、饮食、乐器以及其他用具……统统考证研究得很详细，所以能够原原本本地指出坊间出版的《长恨歌画意》的内容的错误。(116)
遥想汉唐盛世，尤其是都城长安的日常生活，细节很重要。要说人物的外貌、心灵、情感、性格以及命运等，古今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容易产生误解与隔阂的，是地理、宫室、服饰以及城市的空间布局。后者，若无足够的知识准备，不太好开口。许寿裳说鲁迅为此下了很大工夫，“统统考证研究得很详细”，是真的吗？
不妨就从鲁迅批评《长恨歌画意》说起。1932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李祖鸿（字毅士，曾任北京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绘制的《长恨歌画意》，一直关注杨贵妃故事的鲁迅，很快请周建人代买了一册(117)。一年后，在给朋友的信中，鲁迅对此画册作了如下评议：
汉唐画象石刻，我历来收得不少，惜是模胡者多，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先生见过玻璃版印之李毅士教授之《长恨歌画意》没有？今似已三版，然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实乃广东饭馆与“梅郎”之流耳，何怪西洋人画数千年前之中国人，就已有了辫子，而且身穿马蹄袖袍子乎。绍介古代人物画之事，可见也不可缓。(118)
同年，在致郑振铎的信中，鲁迅再次批评《长恨歌画意》，称“位高望重如李毅士教授，其作《长恨歌画意》，也不过将梅兰芳放在广东大旅馆中，而道士则穿着八卦衣，如戏文中之诸葛亮，则于青年又何责焉呢？”不过，此信的重点在针对“青年心粗者多”，一画古衣冠，全都靠不住，该如何采取补救措施：
至于为青年着想的普及版，我以为印明本插画是不够的，因为明人所作的图，惟明事或不误，一到古衣冠，也还是靠不住，武梁祠画象中之商周时故事画，大约也如此。或者，不如（一）选取汉石刻中画象之清晰者，晋唐人物画（如顾凯之《女史箴图》之类），直至明朝之《圣谕像解》（西安有刻本）等，加以说明；（二）再选六朝及唐之土俑，托善画者用线条描下（但此种描手，中国现时难得，则只好用照相），而一一加以说明。(119)
这里有点小差错，《圣谕像解》并非刊于明代，乃清人梁延年编，共二十卷，依据康熙九年（1670）颁布的十六条“上谕”，摹绘古人事迹于上谕之下，以便化民成俗。
鲁迅一直留心汉唐石刻画像，西安之行也不忘购买土俑和弩机，除了审美以及收藏的兴趣，还希望借此了解一个时代的民情与风俗。蔡元培在《鲁迅先生全集序》中，称许鲁迅之做学问用清儒家法而又“不为清儒所囿”，具体表现在继承宋代以降的金石学传统，但“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此为“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著手”也(120)。这段关于鲁迅学术思路及贡献的概述高屋建瓴，为此后的研究者不断征引；但在我看来，必须略为补正：因时代思潮及学术训练，鲁迅的收藏，其实还是偏于传统的金石学(121)。也正是这一点，明显限制了其对唐代长安的体味与想像。
如何“遥想汉唐盛世”，靠传世诗文来复原唐代长安的生活场景，虽也有效（若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却不无局限。对“古都”之想像与复原，需要历史、考古、建筑、美术等诸多学科的支持。从收藏以及阅读不难看出，鲁迅有史学的眼光、美术的趣味以及金石的学养，但对日渐崛起的考古学、建筑史以及壁画研究等，相对陌生。有的是个人兴趣，无所谓好坏；有的则是难以回避的时代局限——比如，鲁迅虽收藏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的《安阳发掘报告》、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刊行的《徐旭生西游日记》等(122)，但对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及学科前景，其实颇为茫然。道理很简单，那时候，现代考古学还没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大展宏图(123)。
具体到从考古学或历史地理角度进行的“长安研究”，在鲁迅酝酿撰写《杨贵妃》的时代，可借鉴的成果少得可怜。杜瑜等编《中国历史地理学论著索引》，收录1900－1980年间中国（包括台港）和日本发表／出版的关于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论文和专著(124)，其中专门研究古都长安的，在鲁迅走访西安之前发表的，只有那波利贞的《盛唐之长安》（1917年《历史与地理》1卷7、8号）。至于中国人的著作，刘敦桢的《汉长安城及未央宫》刊1932年9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3卷3号，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刊1933年10月出版的《燕京学报》专号之二(125)，陈子怡的《西京访古丛稿》算是专书，收录了作者有关古代长安城遗址、帝王陵墓、城坊建筑、名胜古迹等考证文章十篇，1935年9月由西安的“西京筹备委员会”刊行——这三种重要著述，出现太晚，没能成为鲁迅“遥想长安”的学术支持。至于梁思成、冈大路等撰建筑史或园林史，部分涉及唐代长安，那更是后话了(126)。
对于唐代长安的想像，除了早已消逝的宫殿、苑囿、街道、民居，各种传世的古代文物，都有助于学界的考订，可帮助后人在某种程度上重建早已失落在历史深处的古都。古代文物分青铜器、陶瓷器、金银玉器、石刻艺术品、唐墓壁画等；那些绘制在建筑（宫殿、寺观、墓葬）墙壁上的美术作品，最能表现时人的精神信仰及日常生活。宫殿早就毁灭，寺观也极少存留，壁画主要集中在石窟寺或地下墓葬。西安附近考古发掘出土的历代墓葬，其壁画比以佛经故事为主的敦煌莫高窟，更能显示当时的生活风貌。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墓葬壁画便蔚为奇观，可那都是从1950年代以后才开始发现并精心保存下来的。美术史家可能强调那些“纪年明确又形成系统的墓室壁画资料，对唐代绘画源流演变的研究”弥足珍贵(127)，而历史学家则希望借此理解唐人的建筑、服饰、器物、乐舞、耕种、狩猎以及各种仪礼和习俗。
很可惜，鲁迅到访西安时，更能显示“盛唐气象”的墓葬壁画尚未开启；可单凭“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128)，就已经让鲁迅心驰神往了。唐陵石雕早就引起国外学界的关注，20世纪的最初十年，有日本、法国学者前往调查，1914年更发生“昭陵六骏”遭盗毁的惨剧——其中二石被盗运到美国，其余四骏也被砸成数块，幸得国人奋起保护，才未流落异乡(129)。鲁迅对此应该了然于心，因此，抵达西安第二天，便前往碑林游览。不过，所能见到的，只能是那“全身已被日人击碎，现在系用粘料沾着而成，中多伤痕”的四骏了(130)。
那让鲁迅赞叹不已的“带箭的骏马”，当年就放置在细心呵护着长安昔日辉煌的碑林。“长安保存古碑之处名碑林，在南门内东城根，归图书馆照料。”同行的史学教授王桐龄撰《陕西旅行纪》，第二章专门介绍“长安之建筑”、“长安之市街”、“长安之市政”、“长安之风俗”、“长安之古迹及古物”等，其中谈及：
历代宫殿苑囿陵墓寺观，大半破坏，或尚存一部分（如慈恩寺之大雁塔，荐福寺之小雁塔等），或仅存其基址（如弘福寺，青龙寺遗址），或基址全无，此类甚多：即文王之丰，武王之镐，成王以后之宗周，汉之未央宫，长乐宫，亦在此例。所谓古迹，大半有名无实。古器具若石碑石人石马等，半为官吏或人民所盗卖，半为外国人或外省人（以古董商为多）收买或偷窃以去。明清以来不甚著名之石碑，多为本城石头铺收买，改大为小，作为新碑出售。(131)
至于称“陕西长安为中国故都，间有数百年前建筑（如卧龙巷之卧龙寺，化觉巷之清真寺，大学习巷之清真寺等），颇庄平瑰丽，伟大可观；然此种古建筑，现存者绝少”；“大街皆石路，用长四五尺宽二三尺之大石砌成，多系数百年前旧物，高低凹凸不平，车行颠簸特甚”(132)，此等描述，可看出王桐龄对都城生活空间的重视，这与鲁迅更多地侧重长时段的历史思考，显然趣味不同。
比起弩机、土俑、墓前石兽等零星器物，城墙、宫殿、庙宇等各式建筑及其遗址，更容易让读者展开想像的翅膀。可宫殿早已毁灭，壁画难得存留，只有扑倒野外埋没土中的碑石比较幸运，逃过了战火的焚烧，留给后人一点遥远的记忆(133)。最能体现这一“长安记忆”的，当属鲁迅等人急于参观的碑林。碑林不仅仅是古代文物的陈列所，其饱经沧桑的“躯体”，同样激发世人怀古之幽思。
若着眼于现代博物馆的建立，西安起步甚晚。比起张謇创建的南通博物苑（1905），或者国立历史博物馆（1912）、故宫博物院（1925）、中央博物馆筹备处（1933）等，1944年方才在西安碑林基础上成立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只能说是“后起之秀”。可要从尊经重道、宝爱书法说起，则西安碑林大有来头：从唐天祐元年（904）韩建重修长安城时，将遗留在城外的石经迁移到了城内，到宋元祐五年（1090）吕大忠将石经及颜柳等众碑移至今日的碑林，再到明万历十六年（1588）、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多次整修，碑林成了体现长安辉煌历史的最佳场所。民国初年，碑林交陕西图书馆代管；鲁迅走访时，馆长乃热心戏剧改良、创办易俗社并三度出任社长的高树基。当然，真正让碑林的整修与保护步入正轨的，还是1930年代中期以后(134)。
据1913－1914年编制的《图书馆所管碑林碑目表》，当年的西安碑林，共收历代碑刻172种，其中碑130种，墓志12种，造像碑3种，经幢4种，石刻画7种，石经16种。十年后，鲁迅来访，碑林格局应该没有大的变化。如此收藏，不太像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博物馆，似乎与张鹏一《重修西安碑林记》的刻意表彰——“考古者莫不以石经为校经证史重要物矣”——更为吻合(135)。对于理解唐代长安的都市面貌，或百姓的日常生活，民初的碑林基本上不起作用。
历经千年风雨的摧残，眼前的长安早已今非昔比；但也不是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供学者们追寻。“唐代长安地面上的建筑大多早已不复存在，然而其昔日的荣光，仍然通过唐朝的地志、画史、碑记、寺塔记以及诗人的吟咏篇什、笔记小说的故事等等，多多少少地保留下来，可以让我们透过文献记载，去想象大唐都市的辉煌。”(136) 只是如此兼及考古发掘与文献钩稽，借以重现“唐朝的天空”，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在鲁迅的时代，这样深厚的学术积累，并没有形成。换句话说，鲁迅若真的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未必能获得足够的学术支持。对于擅长“翻开历史一查”的鲁迅来说，或引远古人物而借题发挥（像《故事新编》），或借儿女情长写政治风云（像《桃花扇》），这都是手到擒来；困难在于，如何呈现那些凝聚着历史情境、空间意识、生活体验以及审美感受的都市景观。
一方面，鲁迅的主要兴趣不在“古都”，另一方面，那时的中国学界，并没给鲁迅提供有关唐代长安的丰富学识——尤其是在历史地理以及考古、建筑、壁画等方面。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鲁迅为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学问”辩解：“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137)。照鲁迅的说法，这叫“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后世学者在大力表彰《故事新编》的诸多创新时，或许不该忘记，这其实也是一种“趋避”——起码涉及都城描写时是如此。这样的“腾挪趋避”，写短篇小说《非攻》可以，写长篇小说《杨贵妃》，可就没那么顺当了。鲁迅对自己的小说史颇为自豪，理由是：“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138) 这种性格，决定了其若真的撰写“长篇历史小说”（而不是散文、杂文、歌剧、话剧、抒情诗或短篇小说）《杨贵妃》，不可能采用“戏说”的策略；而详细描写唐代都城，包括其宫阙、街道、苑囿、寺庙等，单凭想像力远远不够，还需要丰厚的学识。在没有足够学术支持的情况下，不愿率尔操觚，而选择了放弃，我以为是明智之举。
鲁迅放弃长篇小说或多幕剧《杨贵妃》的写作，对后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遗憾；可经由对这一“故事”的剖析，呈现城市记忆、作家才识以及学术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促使我们探讨古都的外在景观与作家的心灵体验之间的巨大张力，思考在文本世界“重建古都”的可能性及必经途径，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2006年10月初稿，2007年12月修订，
2008年7－9月定稿
注释：
① 王朔《我看鲁迅》（《收获》2000年2期）称：“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这是练真本事，凭小聪明雕虫小技蒙不过去。”周海婴是这样回答记者关于《两地书原信》是否“书信体的长篇小说”的询问：“我父亲鲁迅是世界公认的文学家，他的文笔有目共睹，即使是和母亲通信，也是妙笔生花。我母亲许广平也是‘才华横溢’，她信中的内容也‘充满了文学气息’。这不是我的话，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高级编辑和教授级的高级校对在反复阅读之后得出的结论，他们说‘小说讲究的是描写性格和感情的演变历程，164封《两地书原信》，完整地刻画出鲁迅、许广平的性格和感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地书原信》可以说是书信体的长篇小说，篇幅超过了《阿Q正传》，是他一生写得最长的小说。’”（参见张牧涵、肖云祥《周海婴：鲁迅情书也是妙笔生花》，2005年5月31日《中国青年报》）在我看来，二说均不可信。
② 以上三说，多见于谈论鲁迅西安行的文章，并集中体现于单演义著《鲁迅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③ 参见竹村则行《魯迅の未刊腹稿〈楊貴妃〉につぃて——時間旅行の幻滅》，《未名》19号，2001年3月；又见氏著《楊貴妃文学史研究》387－404页，东京：研文出版，2003年。
④ 参见孙伏园《〈杨贵妃〉》，《鲁迅先生二三事》，重庆作家书屋，1942年；又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三卷794－79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
⑤ 伏园：《长安道上》（二），1924年8月17日《晨报副刊》，又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卷6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
⑥ 伏园：《长安道上》（三），1924年8月18日《晨报副刊》，又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卷69页。
⑦ 郁达夫：《历史小说论》，《创造月刊》1卷2期，1926年4月16日；此文收入《奇零集》，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
⑧ O.V.（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宇宙风》第50期，1937年11月1日；又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二卷88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
⑨ 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杨贵妃〉》，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三卷794－795页。
⑩ 辛南：《追忆鲁迅先生在西安》，1942年6月22日《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重庆）；又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三卷1039－1041页。
(11) 林辰：《鲁迅赴陕始末》，初刊1943年4月30日《文坛》2卷1期，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四卷701－70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
(12) 林辰：《鲁迅赴陕始末》，《鲁迅事迹考》45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
(13) 参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50－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14) 辛南：《追忆鲁迅先生在西安》，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三卷1039页。
(15) 参见单演义《鲁迅讲学在西安》81－8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年；鲁迅《关于知识阶级》，此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未收，见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八卷223－229页。
(16) 参见陈中凡《鲁迅到西北大学的片断》，《西北大学学报》1976年2期。
(17) 陈中凡：《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62－69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18) 参见单演义《鲁迅讲学在西安》80－81页；类似的话，也见单著《鲁迅在西安》134页。
(19) 竹内实：《谈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1958年3期；中译本（李汝松译）作为附录收入单演义著《鲁迅在西安》（见146－161页）。
(20) 参见竹村则行《楊貴妃文学史研究》387－404页。
(21) 参见骆玉明《鲁迅的〈杨贵妃〉》，2005年6月8日《文汇报》；吴中杰《（杨贵妃）命意的启示》，2007年8月19日《文汇报》。
(22) 参见朱正《杜甫·鲁迅·杨贵妃》，《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6期；蒋星煜《揭开鲁迅不看秦腔的疑案》及《孙伏园与鲁迅恩怨真相》二文，见氏著《文坛艺林备忘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
(23) 参见《1924年鲁迅西安之行》（宋桥），2003年5月19日《中华读书报》；《鲁迅留下的遗憾》（韩望舒），2004年3月13日《人民政协报》；《80年前的7月鲁迅在西安》，2004年7月11日《三秦都市报》；《鲁迅为啥没写〈杨贵妃〉》（讷言），2005年4月27日《太原日报》；《82年前，鲁迅先生舟行渭河》（张琦），《西安晚报》2006年3月31日；《鲁迅解读杨贵妃》，2006年8月10日《今晚报》；《鲁迅和〈杨贵妃〉》（王卫军），2007年1月15日《太原日报》等。
(24) 《坟·说胡须》，《鲁迅全集》第一卷174－1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5) 《致山本初枝》，《鲁迅全集》第十三卷556页。
(26) 孙伏园：《长安道上》（二），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卷65页。
(27) 孙伏园：《杨贵妃》，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三卷794－795页。
(28) 孙伏园：《鲁迅先生的几封信》，《潇湘涟漪》2卷11期，1937年2月；又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二卷680－683页。
(29) 《致孙伏园》，《鲁迅全集》第十一卷416－417页。
(30) 参见史念海、辛德勇《西安》，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1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
(31) “宏大叙事”见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编《西安古今大事记》（西安出版社，1993）；“私人叙事”见王独清自传《长安城中的少年》（上海光明书局，1933）。后者提及清末西安城里同盟会的活动、阅读《新民丛报》的热潮、公益书局和健本学堂如何传播新文化、官办的高等学堂又怎样设置课程等，很有史料价值（70－80页）。另外，据王著称，民初西安教育有两个体系，“一个是西北大学，一个是三秦公学”；三秦公学更激进，喜欢闹学潮（125－150页）。
(32) 参见单演义著《鲁迅在西安》15－16页、90－ 91页。
(33) 闻一多：《发现》，见《死水》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34) 宋之问《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张祜《昭君怨》二首之一：“万里边城远，千山行路难。举头唯见月，何处是长安？”
(35) 《呐喊·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476页。
(36) 参见J·W·汤普森著、孙秉莹等译《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101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
(37) 参见爱德华·吉本著、戴子钦译《吉本自传》119－122页，三联书店，2002年。
(38) 参阅赵力光主编《古都沧桑——陕西文物古迹旧影》，三秦出版社，2002年。
(39) 参见足立喜六著、杨炼译《长安史迹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和足立喜六著、王双怀等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
(40) 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小引》，见足立喜六著、杨炼译《长安史迹考》。
(41) 参见足立喜六著、杨炼译《长安史迹考》7－8页。
(42) 参见普实克著、丛林等译《中国——我的姐妹》388－412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43) 普实克著、丛林等译：《中国——我的姐妹》402页。
(44) 参见普实克著、丛林等译《中国——我的姐妹》414页。
(45) 参见胡凤丹编《马嵬志》，杭州退补斋书局光绪三年（1877）原刊，台北广文书局1986年影印；胡凤丹编《马嵬志》（严仲义校点，以下引文见此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46) 鲁迅1924年7月14日日记：“晴。晨发潼关，用自动车。午后抵临潼，游华清宫故址，并就温泉浴。营长赵清海招午饭。下午抵西安，寓西北大学教员宿舍。寄母亲信。晚同王峄山、孙伏园至附近街市散步，买栟榈扇二柄而归。”（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505页）同行的北师大历史教授王桐龄（别号峄山）大不一样，《陕西旅行纪》（1928年，北京文化学社）详细描述过华清宫遗址所见：“内有娘娘殿，中祀贵妃”；“有温泉池二，大者名太子池，小者名贵妃池。贵妃池中有一石，上带红色，永不脱落，好事者谓杨妃月事来时坐处之遗迹也”。接下来，王教授还引录了诸多唐人诗句。见单演义编《鲁迅在西安》207－208页，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资料组印，1978年。
(47) 郁达夫：《历史小说论》，《创造月刊》1卷2期，1926年4月16日。
(48) O.V.（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二卷880页。
(49)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51－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50) 骆玉明：《鲁迅的〈杨贵妃〉》，2005年6月8日《文汇报》。
(51) 参见陈平原《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5期。
(52) 参见吴中杰《〈杨贵妃〉命意的启示》，2007年8月19日《文汇报》。
(53) 此前，另一个鲁迅研究专家朱正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参见朱正《杜甫·鲁迅·杨贵妃》，《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6期。
(54) 《译文序跋集·〈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后记》，《鲁迅全集》第十卷229页。
(55) 参见《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鲁迅全集》第五卷425页。
(56) 《且介亭杂文·阿金》，《鲁迅全集》第六卷201页。
(57) 前蜀花蕊夫人《述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鲁迅撰文时根据记忆，未称作者和诗题，且误为“二十万人齐解甲”。
(58) 袁枚：《随园诗话》5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另见胡凤丹编《马嵬志》78页，文字略有改动，包括将避讳的“陈元礼”改回“陈玄礼”。
(59)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周本淳标校）第一册1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60) 袁枚：《随园诗话》446页；收入胡凤丹编《马嵬志》，见78页。
(61) 罗大经：《鹤林玉露》186页，中华书局，1983年。
(62) 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杨贵妃》，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三卷794页。
(63) 关于李级仁的回忆，见单演义《鲁迅讲学在西安》15页。
(64) 参见竹村则行《楊貴妃文学史研究》392－393页。
(65) 参见单演义著《鲁迅在西安》21页。
(66) 《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341页。
(67) 参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504－509页。
(68) 王独清：《作者附言》，《杨贵妃之死》69－77页，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再版，1930年。
(69) 王独清：《作者附言》，《杨贵妃之死》73页。
(70) 王独清：《杨贵妃之死》55页、57页，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
(71) 王独清：《杨贵妃之死》66－67页，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
(72) 参见（欧阳）予倩创作的剧本《杨贵妃》，初刊《戏剧》1卷1期，1929年5月25日。
(73) 欧阳予倩：《我自排自演的京戏》，《欧阳予倩全集》第六卷27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74) 王独清撰写自传，注重的是少年的精神成长；全书唯一提及的城市空间，是清廷在长安的行宫（参见《长安城中的少年》27页）。
(75) 《伪自由书·崇实》，《鲁迅全集》第五卷12－13页。
(76) 《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五卷433页。
(77) 参见《鲁迅全集》第九卷386页。
(78) 参见《鲁迅全集》第二卷455页。
(79) 参见《鲁迅全集》第二卷379页、第九卷270页、第十三卷540页。
(80) 参见《鲁迅全集》第一卷458页、第九卷125页、第十六卷423页。
(81) 参见《鲁迅全集》第二卷385页。
(82) 参见《鲁迅全集》第五卷432页。
(83) 参见《鲁迅全集》第六卷302页。
(84) 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511页。
(85) 参见谭其骧《〈中国七大古都〉序》，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1－1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
(86) 诸诗见《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七卷428页、431页、441页。
(87) 《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二卷294页。
(88)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归国在杭州教书》，《亡友鲁迅印象记》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89) 许寿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我所认识的鲁迅》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90) 参见王祖勋、董舒林《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鲁迅在杭州》13－19页，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9年。
(91) 《坟·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171页。
(92) 川岛：《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和鲁迅相处的日子》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93) 参见丁景唐《关于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的一些史实》，《鲁迅在杭州》79－86页，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9年。
(94) 《南腔北调集·谣言世家》，《鲁迅全集》第四卷594页。
(95) 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73－7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96) 《马上日记》，《鲁迅全集》第三卷308页。
(97) 陈斠玄：《陕西纪游》，原刊1924年10月21日《西北大学周刊》，见单演义编《鲁迅在西安》196页。
(98) 王桐龄：《陕西旅行纪》，见单演义著《鲁迅在西安》183－194页。
(99)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75页。
(100)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315页。
(101) 参见《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鲁迅全集》第十卷99－100页。
(102) 《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鲁迅全集》第十卷131页。
(103) 参见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4) 参见《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342页。
(105) 《故事新编·铸剑》，《鲁迅全集》第二卷423、435页。
(106) 《故事新编·理水》，《鲁迅全集》第二卷384页、385页。
(107) 《故事新编·非攻》，《鲁迅全集》第二卷455页、457页。
(108) 参见陈平原《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254－28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
(109) 许钦文：《关于鲁迅先生在西安》，1962年11月15日《西安晚报》；见单演义编《鲁迅在西安》128页。
(110) 《古籍序跋集·〈唐宋传奇集〉序例》，《鲁迅全集》第十卷140页。
(111)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619页，中华书局，1965年。
(112)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620页。
(113) 有清一代，校补之作有张穆《唐两京城坊考校补》、程鸿诏《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
(114) 参见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年；阎文儒等《两京城坊补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三秦出版社，2006年。
(115)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序》，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1页。
(116)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杂谈著作》，《亡友鲁迅印象记》51－52页。
(117) 《鲁迅日记》1933年1月4日：“夜三弟来并为代买《长恨歌画意》一本，三元二角。”见《鲁迅全集》第十五卷57页。
(118) 《致姚克》（1934年3月24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359页。
(119) 《致郑振铎》（1934年6月21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465－466页。
(120) 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鲁迅全集》第一卷卷首，上海复社，1938年。
(121) 查鲁迅藏书，未见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而清刘喜海辑《长安获古编》光绪三十一年（1905）刘鹗补刻本第一册上，有“会稽周氏收藏”印。参见《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二册16页，北京鲁迅博物馆编印，1959年。
(122) 参见《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二册60－61页。
(123) 20世纪20年代，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才在中国开始萌芽，先是由中国政府聘外国学者做，接着是中外学者共同工作，然后才是中国学者独立主持——最值得骄傲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1928－1937年的殷墟发掘。可由于连年战乱，一直到1940年代末，中国考古学成果寥寥。1950年代以来，各人文学科发展很不均衡，文史哲多有挫折，惟独考古学一枝独秀。
(124) 杜瑜等编：《中国历史地理学论著索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谭其骧为此书所撰序言，称“这是我所看到的最详尽的一种”。
(125) 此乃长文，包括“叙言”、“流寓长安之西域人”、“西市胡店与胡姬”、“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西域传来之画派与乐舞”、“长安打球小考”、“西亚新宗教之传入长安”、“长安西域人之华化”等八章，加上两个附录。
(126) 参见梁思成《中国建筑史》95－12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冈大路著、常瀛生译《中国宫苑园林史考》77－110页，农业出版社，1988年。
(127) 参见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269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128) 《坟·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一卷197页。
(129) 参见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251－253页。
(130) 参见王桐龄《陕西旅行纪》第二章第九节“长安之古迹及古物”，单演义著《鲁迅在西安》192页。
(131) 王桐龄：《陕西旅行纪》第二章第九节，单演义著《鲁迅在西安》192页。
(132) 参见王桐龄《陕西旅行纪》第二章第五节“长安之市政”，单演义著《鲁迅在西安》188页。
(133) “唐代长安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保存有很多杰出的艺术品。唐朝灭亡后，这些珍贵文物随着长安城的破坏，也遭到了极大的厄运，其中有些东西，如大量的壁画，都随着宫殿寺庙等建筑物的毁坏而根本毁灭了。一些能够挟带的，都被抢劫散失了。当然，被火烧毁的也可能很多。只有碑石虽然亦被毁坏不少，但毕竟因为质料不同，比较能够经受摧残，人亦不能将其轻易携走，故虽倒露野外，埋没土中，仍有一些保存了下来。在社会稍微安定之后，它们又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受到了特殊的保护。”见武伯纶编著《西安历史述略》（增订本）305－30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134) 参见路远《西安碑林史》430－431页、68页、268页、312页、320页，西安出版社，1998年。
(135) 参见路远《西安碑林史》270－292页、581页。
(136) 参见荣新江《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唐研究》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137) 参见《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342页。
(138) 参阅郑振铎《鲁迅的辑佚工作》（《文艺阵地》2卷1期，1938年10月）和鲁迅《不是信》（《鲁迅全集》第三卷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