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当前困难的一些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难论文,企业经济效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社会上一些人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当前困难，多有责难
和误解。我认为，需要有一个恰当的分析，予以澄清。
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
首先，要明确经济效益不等于税后利润，也不等于企业留利。有一
种说法：在经济效益问题上，国有企业不如集体企业，集体企业不如私
营企业、三资企业。其实不然。从公布的1993年上半年工业经济效益数
据来看，按国家规定的六个指标（产品销售率、资金利税率、成本利润
率、流动资金周转率、净产值率、劳动生产率）综合计算，国有工业企
业的综合经济效益为103.43（94年为103.82，提高0.39），大中型国有
工业企业为111.86；而集体企业（含乡镇企业）只有91.36， 私营企业
、三资企业为116.32。就是说，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与三资企业
、私营企业是差不多的，并且明显地高于乡镇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
1994年，全国的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为34％，似乎比重很大。但亏
损者主要是一些技术陈旧、管理落后的中小企业。它们数量虽多，但产
值比重很小（只占工业净产值的10％），因而影响不大；绝大多数国有
大中型企业并不亏损，而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盈利状态”（1995年7 月
24日《经济日报》）， 它们的净产值占全国工业净产值的48.4 ％。
1994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负债率达83％，地方中小企业超过100 ％
，但中央大型企业只有68％，接近外国企业负债率水平（50—60％）。
1995年10月评出的“国有企业500强”，平均负债率只有59.3％， 与外
国企业的平均负债率相当，属于正常水平。可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效
益是不错的。
为何产生国有企业“效益低”的错觉？因为有些人没有弄清楚经济
效益的科学含义是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而错误地认为经济效益等于
税后利润或企业留利。当他们看到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和企业留利比较
少，便误认为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低”。其实，税后利润与企业留利
问题，根本不是经济效益问题，不是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问题，而是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问题，即国家、社会拿走多少，企业留下多少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税负政策是颠倒的，是“薄待老大，厚待老乡，优
待老外”。1994年以前，国有、集体、乡镇、三资企业的纳税额占其利
润总额的比例是：国有企业占70％，城镇集体企业占60％，乡镇企业占
30％，三资企业只占10％。1994 年以后， 内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为33％
，但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仍只有15％左右，乡镇企业仍享有“三减两免”
待遇，加上集体、乡镇、三资、私营企业偷税漏税比国有企业严重得多
，所以，国有企业的实际税负，就大大高于集体、乡镇、三资、私营企
业。这样，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也就大大低于集体、
乡镇、三资、私营企业。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产出”（创造）的总利
润并不少，但由于税负过重，它们的税后利润反而较少。这是国民收入
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根本不是经济效益问题。
再加上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重、社会摊派多，而且国有企业还要向
国家上交一部分税后利润，因此国有企业的“企业留利”就比集体、乡
镇、三资、私营企业少得多。有些人把这种现象叫做“国有企业经济效
益低”。这是个很大的误解，是把经济效益与税后利润、企业留利混为
一谈了。经济效益的量化指标是产出对投入的比率，在这方面，国有企
业是不低的；而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企业留利确实较低，那是国民收
入再分配问题。就是说，国有企业的“产出”虽高，但被国家、社会拿
走的多，留给企业的少。这并不是什么“效益低”，而是国民收入再分
配欠合理，税负不平等。
其次，要把实际效益与帐面效益区别开来。1994年实行新财务制度
后，国有企业的利润，有一部分转化为成本了。例如1994年1—3月， 4
万多个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由于实行新会计制度，冲减利润、加大成本
金额达110亿元，比帐面利润81亿元还多出30亿元。就是说， 按旧会计
制度，企业利润是191亿元；实行新会计制度后，有110亿元进入成本，
大大增强了企业的财力，而帐面上，利润却只有81亿元。从形式上看，
国有企业利润减少了，似乎“经济效益降低”了；实际上，效益是提高
了，而且企业得以多留了，企业财力增强了。
当前国有企业的困难问题
国有企业发生困难的原因大体有两个方面：
（一）在国有企业的生存条件方面，多年来积累了以下三个问
（1）税负过重。前面说过，十多年来， 我们的税收政策存在厚此
薄彼的情况，使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极不平等的、十分不利的地位。
此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1995年8月24 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说：“国有企业付出了改革开放的主要（社会）成本。”人们要问：为
什么社会成本只让国有企业一家支付？别的企业为什么不支付社会成本
，只享受社会给予的利益呢？明明是把国有企业创造的一部分价值，白
送给其他企业去享受了。该评论员又说：“如果把国有企业和其他成分
的企业放在同样的起跑线上，给予同样的政策和条件［按：主要是减免
税］，它们的效益［按：应改为收益］大都是在平均水平线之上的。”
这就承认竞争条件不平等，政策不平等，不利于国有企业。这是国家的
税收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值得庆幸的是，十四届五中全会已郑重宣
布：在“九五”期间，要“逐步取消税收减免”，“要对外商投资企业
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公平税负，……为中外企业创造平等竞争条件
”。果能如此，则国有企业的竞争条件终于有了改善的希望。
（2）企业的社会负担过重。主要有三条：
其一，企业办社会，一年开支约3000亿元。实质上这是国有企业替
国家承担了一部分“社会公共服务”的责任和开支。这笔开支，本应由
国家向所有的企业征税来承担的，现在却单单压在国有企业身上，而三
资、私营、乡镇、集体等企业，却不负担这一大笔开支，没有承担应尽
的社会责任。这也使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养老金
”（国有工业企业离退休职工占22％），全由国有企业负担是不合理的
。有的学者建议，应向所有企业征收“保险税”来解决。我认为很有道
理。企业办社会，由于多年积累，这个摊子已经很大。至1995年上半年
止，全国国有企业中从事“后勤工作”的职工已达2000万人，约占国有
企业职工总数（7460万人）的27％；拥有“后勤资产”达1万亿元， 约
占国有企业总资产（3万亿元左右）的33％。改革的方向， 是要把这部
分“后勤工作”中属于“社会公共服务”的部分，逐步与企业分离，进
入社会的第三产业系列，转化为独立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一则减轻
企业办社会的负担，二则转化为盈利性的第三产业企业，提高效率和效
益。改革中，对这一大笔国家财产，应妥为保护，不要被一些人打着“
改革”的旗号，把它侵吞了；也不要被一些人借口“卸包袱”而把它拱
手送给那些“发国企财”的、内外勾结的不法分子。要防止这两种趁火
打劫的人蚕食、侵吞国有资产。
其二，冗员过多。这是长期以来国家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硬塞给
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奉命安插”了社会上大量的失业人员，承担了
国家转嫁的社会就业负担（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企业自我膨胀、开后门安
插进来的）。这部分人大约有1100万人，约占国有企业职工的15％。此
种负担，三资、乡镇、私营等企业是基本上没有的（城镇集体企业有此
其三，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摊派太多，企业负担沉重。《转换
经营机制条例》赋予国有企业的14条自主权，最难落实的是“拒绝摊派
权”（见199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 其它各类企业也有摊派问题
，但摊派负担最重的是国有企业。
（3）企业债务沉重。主要是1983 年实行“拨改贷”以后积累下来
的问题。欠谁的钱呢？主要是欠国家银行的钱。1994年底估计，全国国
有企业欠国家银行的钱达1.2万亿元，约占国家银行贷款余额的40％。
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般是50—60％［按：在现代社会中，
任何企业的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都有相当部分要靠银行贷
款。因此，资产负债率50—60％是正常的］，而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
债率，据1994年对12.4万户企业清产核资的统计，已达75.1％，比西方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15—20个百分点，这太不正常了。形成的主要原因
其一，国家对一部分国有企业的投资没有注入必不可少的“资本金
”。特别是基建时没有把铺底流动资金拨够（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拨）。
企业投产后，没有流动资金，只好向银行借。这部分流动资金是企业生
产必不可少的资金。把这部分资金还给银行，企业就不能生产了。所以
这部分借款，企业是无法偿还的。1983年我国实行“拨改贷”以前，我
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很低，1980年只有30％。实行“拨改贷”后，
国家该拨的钱也不拨了或拨少了，该注入的资本金也不注入了或注入得
太少，迫使企业去向银行借，企业资产负债率就不断提高了：1985年为
40％，1990年为60％，1994年达75％。还有一批国有企业，全靠贷款建
成，国家作为投资者，一分钱的“资本金”也没有注入。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不严重负债才怪呢！
其二，由于对国有企业实行“竭泽而渔”的政策，严重削弱了国有
企业积累自有资金的能力，迫使企业成为严重的欠债户。 据统计， 从
1980—1993年，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全部利润的86％，作为上交利税和
“两金”交给了国家。企业留利只有14％，还要负担本应由国家负担的
办社会职能（一年开支3000亿元）。就是说，国家把企业的绝大部分利
润都拿走了，还要让企业拿出相当一部分留利替国家办公共服务事业。
这样，企业就无法积累和补充自己的“自有资金。”80年代初，企业的
自有流动资金高达70％；现在，国有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只有10 ％，
90％依赖银行贷款，所以企业负债只能越来越重。当然，企业也不是没
有责任，一些企业把流动资金挪作基建之用（全国每年约1000多亿元）
，也是造成企业负债的重要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调整国民收入
再分配政策，国家少拿走一点，让企业有可能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用
自有资金更新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增强竞争能力。
有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亏损严重，负债率也就较高。
由于以上三条，造成国有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资金不足，甚
至无力更新设备，采用先进技术，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因而竞
争力较差。一些国有企业争先恐后地、不惜降低身价、甚至不惜血本地
搞“合资”，无非是为了摆脱以上几条负担（特别是摆脱第一条重税负
担），争取享受国家给予三资企业的种种“特权”。
要解决以上三个问题，出路在于国家调整政策，特别是要调整税收
政策（尽快实现内外资企业的税负平等）和调整社会负担政策（尽快实
现各类企业对社会成本的公平负担与合理负担）。只有这样，才能改善
国有企业的生存条件，使国有企业获得一个与其他类型企业进行平等竞
争的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再加上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改善经营管
理，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多数国有企业是能逐步摆脱上述困境的。
（二）在国有企业的自身素质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据1994年对2102户亏损国有企业的调查，企业亏损的内部原因主要
是：企业管理严重混乱、松驰（“以包代管”），企业基础工作大幅度
削弱，产品结构调整不力，领导干部素质低，以权谋私，决策失误（决
策不科学、不民主），干群关系紧张，等等。归结到一点，就是企业领
导班子不行。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一些主管部门和人事部门任人唯亲，
往国有企业里安插亲信，任用关系网上的庸才，在人事安排上以权谋私
，压制企业民主管理。
解决此问题的出路，一是反对腐败，整饬吏治；二是改善企业经营
管理，关键是要搞民主管理（包括民主选举厂长）。
由此可见，解决国有企业的困难，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益”，出路
不在于搞“合资化”（搞一些合资企业是必要的，把国有企业都“合资
化”则不妥），也不在于搞“股份化”（搞一些股份制企业是对的，搞
“股份化”则谬矣，美国的企业中，股份企业也只占22％，美国并未搞
什么“股份化”），更不能乱投医，乱吃药，去搞什么“私有化”。出
路在于：认真调整国家政策；正确进行企业改革；加大反腐败力度；大
力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特别是加强民主管理。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