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性政党”的提出与中共四大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众性论文,政党论文,中共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设“群众性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四大对中国共产党规定的建党目标。但这个目标遭到了马林的激烈反对。马林从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的眼光出发，主张共产国际应该帮助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使之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受马林的影响，中共三大及其以后半年多时间里，中共在帮助国民党开展工作和发展组织的同时，却忽视了自身的工作和组织。维经斯基来华后，开始纠正这种右倾倾向。但直到中共四大才真正视“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并决定从各个方面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从中共四大开始，党走上了建设群众性政党的道路。
一、“群众性政党”的提出与争论
建设群众性政党，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党目标。
1922年底，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并专门就中国问题作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作为对东方问题提纲的补充。该决议指出，近几年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开始在南方和北方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参加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但是他们还未能贴近人民群众。在实现中国统一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应该坚决反对军阀集团的任何军事主张，以一支能够联合民主主义因素的力量的姿态开展活动。“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能代表一种实际的力量，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这个建党目标，规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扩大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成为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代表一种实际的力量”，独立地开展政治活动。
但是，这个意见首先遭到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激烈反对。
1922年8月的西湖会议后，马林从中国赶回莫斯科，列席了12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他称此次回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要为继续执行西湖会议采取国共党内合作的政策进行辩护。但在会上，他对于共产国际四大要求中国共产党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他说：“那些希望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众性共产党的人，在我看来是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共产主义的团体的活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展”。（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82-183页。）马林在离开中国赴莫斯科之前，和越飞共同拟定了一份《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的提纲，提交给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这份提纲集中代表了马林、越飞二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该提纲指出：“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必须立即着手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俄国必须答应给国民党以援助。”（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06页。）于是，在共产国际内部产生了两个建党目标之争。
这次会议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成立有科拉罗夫、布哈林、马林、维经斯基等人参加的中国问题委员会，继续研究中国问题。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同意马林提出的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另一方面又不顾马林的反对，坚持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的目标，强调国共实行党内合作“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6-77页。）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正式决定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之后，马林返回中国。
对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月决议”，马林只接受了关于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指示，而对“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这一条仍然持反对意见。马林之所以激烈地反对共产国际四大的意见，其主要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一是马林把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作为其在中国工作的主要任务。他认为共产国际四大关于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的政治目标，与他所倡议的以国民党为主体实行国共党内合作的政策是根本对立的。4月3日，马林在致拉夫斯坦的信中就坦露了这种看法。他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远东局发现，从一个大约有250名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独立的政治运动中，可以孕育出一个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政党。这就要求修正4个月前制定的共产党人加入孙中山的国民党的政策。”（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46页，）
二是马林素来看重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上。马林认为国民党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它的成份很广泛，起主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国民党领导人中有不少在日本或法国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如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会导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国民党的纲领能使其它不同的团体加入进去，并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他坚决主张，如果国民党因其领导上的种种错误而垮台，那就一定还要另建一个革命的国民党。相反，马林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政党，而仅仅是个团体。5月31日，他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的工作报告中说：“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52页。）他认为从中国经济状况来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60页。）6月20日，他在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甚至认为：“党是个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77页。）在马林看来，中国根本不具备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条件。他说：“中国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或者仅仅在政治上）都是很落后的。中国现代工人（也包括其家属在内）只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而且其中在纺织业做工的是许多妇女和儿童。这些现代工人保留着极为顽固的旧传统。他们坚持地方主义（甚至铁路工人也如此），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说，他们都不是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好材料，而对于国民革命来说则是有用的。”（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82页。）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召开。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但会上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据蔡和森说，三大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否保留产业工人组织的问题；第二，国民党是否是中国集中的和唯一的政党。”（注：《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4页。）蔡和森所说的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建设群众性政党的问题。这可以从蔡和森的文章与马林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加以对照就能搞清楚这一点。蔡和森说，三大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大会中乃解决，而第二个问题“则在委员会中解决了”。马林在信中也提到，“提纲中有一项在决议（起草）委员会中受到攻击，对这一项作出决议时，陈独秀的意见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获得通过。”那么，提纲中这项备受争议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马林说，反对票中“有10票是湖南的。（湖南）代表说，在中国不仅共产党，而且国民党也不可能建成群众性的政党。”（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81页。）
在这个问题上，三大代表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三大结束后，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有此记载：“陈独秀说，我们应当迫使国民党走上革命宣传的道路，为此必须建立由工农组成的国民党左派。建立群众性的工人政党是一种乌托邦。”（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80页。）“与此相反，张国焘说，我们应朝着群众性工人政党的方向努力。”并强调“我们不能期望中国资产阶级会起革命作用，会去反对帝国主义者。”“蔡和森同志也强调说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他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取名为‘独立工人党’。”（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81页。）而湖南代表的意见是，在中国不仅共产党，而且国民党也不可能建成群众性的政党。大会最后通过了由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一月提纲所写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该议决案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46页。）“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但同时又表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47页。）
二、中共四大召开，纠正党内右倾
中共三大期间，马林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据蔡和森说，在“二七”失败之后，马林和陈独秀对党悲观失望。“这时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甚至不要共产党的右倾主张，仲甫是赞成的”。（注：《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2页。）并说三大时，“马林的意见，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给国民党，因此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注：《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6页。）在这种错误方针的指导下，造成在实际工作中致力于国民党的工作和帮助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而忽略了自己的工作与组织。
1923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主要就中国共产党应如何进行国民运动的问题进行了部署，并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强调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所谓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即在“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在“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所谓矫正其政治观念，即是“根据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00页。）决议案特别指出：“国民运动之主要动力固然是国民党，而国民党之力量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必须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01页。）这种情况在1924年2月中共三届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所通过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不仅规定“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而且规定在介绍新分子加入本党时，须十分慎重，以避免使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其结果是国民党组织发展了，而共产党的组织削弱了。谭平山在一份党务报告中说，国民党一大前，广州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支部，而现在国民党已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人之多。而中共党的干部总是忙于大量事务性工作，抽不出时间做群众工作，从而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联系，中共党员的发展几乎停顿。（注：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1卷（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由于中共三大后约半年左右的时间，党的组织工作中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从而造成了党的组织发展不快，甚至有的地方停顿不前。从中共三大到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党员增加不过百人；而到5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召开时，由于党员人数的减少与其他原因，解散了水口山和常德两个地方组织，湖北、上海、广东则由区（即省）的组织改组为地方组织。据《上海地方报告》称，上海原有党员56人，现只有47人，新党员一时不见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一）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中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他进国民党去了；（二）介绍为本党同志，务在严极，故新党员人数自然不易骤增；（三）同志宣传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56页。）
中共党内出现的这种倾向，显然与建设群众性共产党的目标相违背的，自然引起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早在1923年3月27日，维经斯基致电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提出应指示马林“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38页。）而“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发生，使共产国际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4月4日，萨法罗夫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短暂的京汉铁路罢工期间，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的迅速提高。在不远的将来可望我们共产党的人数和威望迅速提高。”同时，他又批评孙中山仍然试图依靠个别督军来实现军事上的计谋。认为“国民党不是居领导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40页。）并怀疑把共产党限制“在国民党范围内是否适宜”，要求“今后必须坚持采取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工人运动的方针”，并建议“撤销对马林同志的委任”。（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41页。）
鉴于上述原因，5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委托维经斯基负责起草一份给其出席中共三大的国际代表的指示草案。该指示草案要求马林“应该严格遵循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大会后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决定。”（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51页。）该草案经布哈林修改，突出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55页。）在取得季诺维也夫的同意后，其修正案作为给中共三大指示，由维经斯基于6月18口从莫斯科发出，7月18日才到达。但这时中共三大已经结束了。
共产国际决定将马林调回莫斯科，并改派维经斯基为驻华全权代表。1924年4月，维经斯基第二次来华。5月，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
这次会议强调“巩固我们党的重要”。（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29页。）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特别指出，我们的党，在国民革命运动里“要求数量上及质量上有相当的组织”。（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43页。）并着重提出在大产业工人中扩大党的任务，认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必须使我们的党，不但是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指导者，而且是工人最初觉悟时取得自己的政治训练的惟一组织。”（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44页。）但是，扩大会议的这一议决案并未得到真正实行，致使党的组织工作严重滞后，不能适应革命斗争发展的要求。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在8月之前多未实行，除了客观的原因（经济与人力之缺乏，军阀之压迫、许多负责任的同志们之被捕）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级负指导责任的同志们对于该议决案之实行“多分忽略”，而各地方的党员对之也“未有充分了解”。（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79页。）那么，为什么党内会出现对扩大会议的议决案“多分忽略”和“未有充分了解”的严重情况呢？这固然与各级负指导责任的同志和各地方的党员的认识水平有关，但也与议决案本身理论上的不足有关。蔡和森说：“第三次大会决议只规定召集革命的力量及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去工作，扩大会议只规定产业工人运动是共产党的基本工作，不应与国民党的工作混合，就是说对于这些问题，都没有从民族革命的理论方面加以详细的分析，并正确地订出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过程中对于社会各阶级的态度和关系。”（注：《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3页。）也就是说，扩大会议的议决案只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在产业工人中的工作，但是对党的组织问题的全部内容及其重要地位，并未作出明确而充分的阐述，因而制约了党的组织工作的发展。到了中共四大时，中国革命的情形就与以前不同了，由于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因而必须解决自身的组织建设问题，以强有力的组织工作来保证领导权的取得与实现。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四大强调：“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倘若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不能实际地实行，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9年，第379页。）这就指出，不解决组织问题，党就不能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为此，中共四大决定从各个方面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大会决定，为着扩大我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在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扩大党的组织。在尚未建有党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地，也应努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是在工厂、路矿和农会中，将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接收入党，建立党的支部。大会提出，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党指导之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并且要尽力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即使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之下的工人组织，我们党也应尽力去从中活动，取得指导权，吸收觉悟分子，组织我们党的支部。
第二、为了强固党的基础，并有利于扩大党的力量，中共四大又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将党的基层组织由党小组改为党支部。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9年，第380页。）并要求将原来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
第三、简化入党程序，积极吸收工人、贫农和一般革命分子入党。扩大党的组织、吸收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克服发展党员工作中的闭关主义，以便吸收更多的先进分子到党内来，中共四大决定简化入党程序，要求各地改变吸收党员必须经过“十人团”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的做法，使有阶级觉悟的分子能够“直接加入本党”。（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9年，第381页。）
第四、加强中央组织部。中共四大针对中央指导地方组织不力的状况，在组织方面作出一项重要的决定，即“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9年，第381页。）地方执行委员会也要相应成立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应设有统计分配及交通。并规定组织部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设立一个能够普遍地传布党的印刷品的机关，使党的印刷品能够经常地传布到务农会、各学校、教职员的组织、工商业办事人的组织里去。并强调设立这一机关是本党深人群众的一个好方法，借此可以与党的组织和群众树立继续更为接近的基础。
第五、组织党团。在国民党和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组织中共的党团，以便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
重视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中共四大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共中央指出：“认识组织问题是什么及其重要，可以说是本党第四次大会重大进步之一。因为党的生存发展及一切公开的秘密的运动能否依靠党的计划进行，都视组织工作是否得力”。（注：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页。）而组织工作的改善和加强，为建设群众性的政党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三、中共四大，开始形成群众性的政党
中共四大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使党开始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蔡和森曾对中国共产党早期走过的道路作过一个分析，认为党先是由小团体而形成大的政党，然后再由政党形成阶级群众的党。而其中由一般政党形成为阶级群众党的起点，正是中共四大。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发展到第四次大会时，革命的情形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且是走上广大的道路。以前党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局部的，而不是普遍的，在党的本身来说尚有小小困难和党内部时常发生问题。但到中共四大时，“党的政治组织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注：《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4页。）所以，“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注：《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7页。）彭述之在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也认为自经四大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注：《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中共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在当时已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特别是在中共四大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全国范围的“五卅”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势力，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觉醒。“五卅”运动的成功，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革命群众运动的能力已大为增强，同时也证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中坚领导力量。
在领导和指挥革命的群众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得到迅速发展。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994人，同年10月增加到3000人，年底达到1万人，扩大了10倍。如山东，中共四大后以济南地委为基础，建立了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并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工农部、妇女部等部门，具体负责各项日常工作。并根据四大新党章的规定，中共青岛组、张店组和淄川矿区组先后改称为青岛支部、张店支部、淄川支部，并新建了寿光支部、广饶支部等。原中共济南地委直属两个组的党员分别建立了印刷、省立女师、省立一中、胶济铁路济南站、兴顺福铁工厂等支部。而上海在“五卅”运动前有共产党支部15个，党员220人；根据同年10月1日的统计，已有支部68个，党员963人。直属中央的组织，除原有的湖南、北京两区外，上海、广东、湖北均已成立区委；除山东地方外，还建立了河南、广西等地方组织；此外，还建有莫斯科、海参崴、西欧等支部。随着“五卅”运动推向全国，党组织派了许多党员到内地和边远地区去活动，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如云南、安徽的安庆和芜湖、福建的福州和厦门等，也相继建立了党组织。
中共四大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不断强固和壮大，又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站在革命的指导地位，所以，到了1925年10月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党，正如《中局报告议决案》所说：“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全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从国民会议追悼中山五卅运动刘杨之役以至最近反奉的宣传，均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是这些运动实际指导的中心。在每个政治运动中，中局不曾失去事前指导的机会，尤其是关于五卅运动，能够有发动并扩大的决心与努力，我们的党已由小团体逐渐走到成为群众的大党。”（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94页。）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