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知青经历影响乡村振兴了吗？
杜博士1，徐济益2
（1.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092；2.安徽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安徽马鞍山243032）
摘要： 基于1995—2017年全国31个省（区、市）党政官员和农业、农村、农民的相关数据，研究官员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通过对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后发现：在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之后，党政主官的知青经历对任职地区的乡村振兴具有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官员类型、任职地区、知青时间长短的不同使得这种积极影响出现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积极影响在省委书记身上表现得更为显著；这种积极影响西部地区最强、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弱；从任职时限来看，两年以下的知青经历并未能影响到官员后期的执政偏好，官员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具有两年以上知青经历的党政主官。
关键词： 地方官员；知青经历；乡村振兴；“三农”投入
一、引 言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通常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通过改变产权保护制度［1］、影响国家正常的发展道路［2］、社会冲突和历史上的制度改变人们社会观念［3］等加以实现。1955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授意《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1980年5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历时25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涉及知青总数达2 000万左右，是中国现代史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三农”问题，其主要是指“农业、农村、农民”问题［4］。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但由于工农业剪刀差，一直是农村向城市输血、农业向工业输血，我国的农村、农业、农民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是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突出的症结所在。我国的“三农”投入虽然逐年增长，但仍然存在投入不足的、投入效率低等问题。自2004年起，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于“三农”问题，强调要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建立健全惠农政策体系等，凸显“三农”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位置。2017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广大学者从人、地、钱、业等多个角度就如何做好“三农工作”、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深入讨论、积极建言献策。何仁伟［5］指出，“乡村振兴五边形”和“人-地-钱-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涵。并指出城乡融合能够和乡村振兴在战略上互为支撑。赖德胜［6］则提出通过深化农村教育供给侧改革和农村劳动力市场改革，破除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面临的市场、财税、金融和土地要素约束，有针对性地实施乡村人才工程，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龙花楼等［7］认为，土地为人口集聚、产业发展提供了资源支撑，因而，土地整治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姜长云［8］则指出推进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此外，还有学者从产权制度、乡土文化等多个视角加以论证。
例2：I do agree with you, Candace, that both sides always talk about rigging.(观点)
随着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逐步走上中央、地方高级别的领导岗位，他们所拥有的这段刻骨铭心的知青经历，及其所产生的对中国农村的深刻认识和特殊情怀，是否会影响到他们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施政偏好？这也是广大学者关注的问题。考虑到“三农”工作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本文以人均“三农”投入水平为乡村振兴的替代变量，利用1995—2017年全国省际数据，实证研究具有“知青”经历的省级党政主官对任职地区的人均“三农”投入水平的影响作用。
二、文献综述
（一）财政投入与“三农”工作关系的研究
单从经济角度考虑，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的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但农业的多功能性和经济外部性使其不同于其他产业。“三农”投入在支持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农业是一个经济效益低但社会效益高的产业。Smith［9］在《国富论》中就指出，农业投资是所有社会投资中最具有价值的，农业领域投入的资本较工业领域能带来更多财富和价值，所以应首先将资本投入农业领域，其次再考虑工业和贸易等领域。Kiminori［10］通过对财政资金用于农业和工业等不同领域投入效率的对比分析发现，政府公共投入用于农业领域的效率高于其他领域，并具有较大优势。
国内学术界在农业投入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农业投入的内在驱动因素方面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农业投入的经济社会影响方面：魏朗［11］利用C-D生产函数，构造1999—2003年我国省际财政农业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地方财政农业投入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同时还发现有大约30%的农业经济增长是靠财政支农支出推动的。辛冲冲、陈志勇［12］利用2000—2014年间我国省际农业GDP和财政支农支出数据研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驱动关系，并从活动效应、结构效应和效率效应3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吴怀军等［13］对江苏公共财政农业投入进行了结构分析和区域差异对比分析后发现，公共财政农业投入对农业生产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肖育才等［14］的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农支出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建议在增加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同时根据区域特点优化结构，加大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实现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合理增长同时结构更加优化并体现地区差异性。杨建利等［15］对1991—2010年中国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民收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研究发现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刘佳等［16］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我国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增加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可提高农业技术效率。在农业投入的影响因素方面：何振国［17］从重工轻农思想没改变、地方财政支农支出不理想、支农资金部门分割、政策目标不明确与机制设计不合理4个方面揭示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不足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地方财政相当困难尤其是与农业、农村、农民联系最紧密的县乡两级政府财政严重困难以及中央、地方政府事权划分不清晰，职责不明确是制约地方财政农业投入增长的主要障碍。李雪松［18］基于198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在样本区间内促进了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但跨时与区域差异明显。同时，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受宏观经济政策驱动明显。郭军和孔祥智［19］指出，分税制改革和农业税费改革减少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从而弱化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的能力。
展望2019年上半年，游戏板块仍将大概率受到行业发展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影响。一方面，经济增速与消费活力的恢复情况仍需观望；另一方面，文娱内容监管政策趋紧已不可逆，行业需要时间进行调整和适应。但游戏板块最艰难的时刻正在过去，板块估值已基本消化了大部分利空因素，行业变革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能够为板块带来新的活力，而中小游戏厂商也有可能依靠单一创新产品呈现惊人的爆发力。
（二）知青经历的影响研究
对于知青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对这段历史的总结与思考以及知青经历对个体的长期影响。梁志全［20］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行总结、思考时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根本原因是“文革”动乱，其要害在于“运动”。他进一步指出，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是评判“上山下乡”成败的标准。Zhou和Hou［21］的研究认为“上山下乡”对于当事人后续的一些社会后果，如教育程度等，产生了负面影响。Qian和Hodson［22］的研究发现，知青经历导致了较低的幸福感和提前退休。Xie等［23］通过在上海等三城市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却发现：知青经历与个体一些重要的生命历程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联系。梁平汉等［24］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实证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社会信任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知青经历本身并没有显著影响对社会总体的信任程度，但是在具体的信任对象上，有无知青经历的人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
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济逻辑是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从政治逻辑看，又是“文革”动乱的无奈之举。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却对当事人的人生态度产生深远影响。社会学中的“生命历程”理论认为，历史变迁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某个发展阶段，而且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25］。“上山下乡”集中和强制地使青年学生接触到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实，促使他们反思并理解同情中国农民，思考中国问题时也就更务实，更亲近百姓［26］。知青在下乡期间与当地村民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使他们了解到农业、农村、农民的真实情况，也锻造了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心系群众的优良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他七年的知青岁月时曾深情地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茫、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七年多“上山下乡”的经历，最大的收获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27］知青经历对当事个体来说是深入骨髓的、终身难忘的，是一次触及灵魂的命运共振。
历时20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知青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活跃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是时代的中流砥柱。统计发现，1995—2017年全国的党政主官（省委书记和省长）中，具有知青经历的超过40%。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党政主官在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资源配置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当他们有能力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时候，“上山下乡”的特殊经历是否会影响到其政策抉择，尤其是在“三农”投入方面？基于以上的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假设：官员的知青经历对“三农”投入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即对乡村振兴具有积极作用。进一步地，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影响是否相同？这种影响在东中西部是否具有差异？以及这种影响是否会因知青经历的时间长短而不同？这些都是须加以检验的命题。
表5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从核心解释变量官员知青经历的角度看，省委书记知青经历的回归系数为0.077 7，通过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省长知青经历的回归系数为0.011 7，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省委书记知青经历不仅在回归系数上远大于省长，而且在显著性上也要强得多。这说明，具有知青经历的省委书记对地区乡村振兴的影响要比具有知青经历的省长更显著。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加以理解。第一、从官员政治锦标赛的角度，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省委书记的晋升压力小于省长，因此，省委书记会更多地关注民生改善、“三农”建设等领域。而省长面临着晋升为省委书记的升迁压力，他们会将有限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尽可能多地投入投资回报率较高，特别是能够拉动GDP增长的行业，从而挤出了对“三农”的投入。第二、从二者的职责分工看，省委书记对地区发展负总的责任，尤其是要维护地区的稳定。加大“三农”投入、促进农业生产可以保证粮食安全、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公平正义，进而起到维护地区发展、稳定的作用。省长的职责则主要是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对其他因素通常考虑较少。因此，农业作为经济效益低、政治社会效益高的弱质性产业更符合省委书记的执政偏好。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样本数据
无论是在自然条件还是经济社会发展上，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使得不同地区的党政官员在制定发展规划、配置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时，所面临具体情况、所需考虑的具体问题因地而异，这些会进一步导致不同地区党政官员的思维模式、执政偏好有所不同，这些差异是否会在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上有所体现，是本部分要检验的重点命题。由于省长的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并不显著，本部分我们将不再报道省长知青经历的回归结果。按照上文构建的基准回归模型，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按东中西部划分后，得到如表6、表7所示的回归结果。
2.乡村振兴数据 习近平多次强调指出“三农”问题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需要优先发展，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针对乡村振兴提出了五句话的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我们以此为指导设计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把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并入“三农”问题之后，提出4个一级指标，即“三农”投入、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进一步地，针对每个一级指标，再设计出相应的二级指标及其权重，具体如表1所示。
式（1）中，η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φ 代表时点固定效应，ε 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其均值为0，方差为σ 2。此外，我们还逐一地对每个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测，发现任一自变量均不能用其他3个自变量表示，可以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这几年，随着猕猴桃面积的快速发展，品种的不断更新，猕猴桃嫁接成为园区建设的重要工作，甚至关系建园成败。选择最佳嫁接时间对嫁接成功率有直接影响，也成为果农比较关注的问题。现根据笔者经验谈些粗浅之见，供大家参考。
两年前，我班转来了一名特殊的孩子——小宇。他母亲病逝，父亲外出谋生，祸不单行，外公突遭事故痛失三指，抚养他的舅妈体弱多病，家中的顶梁柱舅舅又重病在身。在“童孙未解供耕织”的懵懂岁月里，他已饱尝丧母之痛，留守之苦；在“忙趁东风放纸鸢”的无忧时光中，他已初见岁月艰辛，人情冷暖；在“溪头卧剥莲蓬”的童趣年华中，他已体验囊中羞涩，生活不易。
当然，杂文创作与其他文学体裁不同，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不是来自于创作灵感，主要来自于作者对社会的洞察力，需要作者选准所要批评的某种现象，然后做出深刻的剖析。也就是说，杂文创作同样是需要沉下心来的个体劳动。
表1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方面，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环境承载力差、基础设施落后等多方面原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东中部地区弱。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最高，农业经济在地区经济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相比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也更易在“三农”方面得到中央的政策倾斜，在中央政策的引导下，西部地区的党政官员增加“三农”投入的动机也相对强烈。此外，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现状也更能在情感上与具有知青经历的官员形成共鸣，勾起他们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从而使得他们更加同情农民、更加关注农村。这些都使得官员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积极影响在西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地势平坦，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农业经济就较为发达，因此投入产出比也要比中西部地区大。“三农”投入需要有物质基础作为支撑，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全国最高，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其增加“三农”投入提供了可能。同时，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但城乡差距也较大，增加“三农”投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基于这些原因，官员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积极影响在东部地区也较为显著。官员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积极影响在中部地区表现最弱，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理解。其一、中部地区多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农业生产基础较好，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新增需求较小。其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东部地区较为落后，可用于“三农”投入的资源有限。其三、中部地区毗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使得中部地区的党政主官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方面面临更大压力，因此他们有更强烈的动机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其他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以实现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上三点原因可能共同导致官员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积极影响在中部地区最弱。
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5—2017年，时间跨度为23年，跨度较大。23年里间，物价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始的经济数据无法真实反映各项经济状况，为剔除通货膨胀影响，我们以2000年为基期，将文中所用经济数据平减至2000年水平。此外，为了消除量纲差异和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我们对官员知青经历之外的变量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二）变量选择
本文的实证目的是检验官员知青经历对“三农”投入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人均“三农”投入为被解释变量，以官员的知青经历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除公共财政的支农投入外，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也是“三农”投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本文以公共财政农林牧渔支出与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代替“三农”投入，以农村人口为基数，测算各省人均“三农”投入。核心解释变量官员知青经历为虚拟变量，即若当年任职官员具有知青经历则赋值为1，否则为0。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情况均会对“三农”投入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作为控制变量。此外，为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选择“三农”总投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稳健性检验的被解释变量。主要变量的解释与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和表3。
表2 主要变量解释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构建
本文以省际数据考察官员知青经历与“三农”投入之间的关系，在实证中采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一般地，当样本回归分析局限于特定地区时，固定效应模型更优［28］。该模型中控制了两类非观测效应，即个体固定效应和时点固定效应，前者反映随个体变化但不随时点变化的背景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后者代表随时点变化但不随个体的背景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而在截面数据模型中，由于没有控制这些因素，结果往往是有偏的［29］。因此，我们构建个体时点效应双固定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作为本研究的基准回归模型。
1.知青经历数据 在实证研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知青经历的认定。本文将1955—1980年间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工矿参加劳动锻炼的青年个体视为知青。本文以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库为来源逐一考察1995—2017年各省党政主官任职情况及其知青经历。统计结果显示，1995—2017年间全国31个省（区市）共有党政主官416人次，具有知青经历的187人次，占比达44.95%；涉及275名不同官员，具有知青经历者112人，占总人数的40.73%，知青经历在2年以上的有74人，占有知青经历者的66.07%。其中，省委书记共203人次，有知青经历的102人次，占比50.25%，共涉及158名不同官员，有知青经历者77名，占总人数的48.73%，知青经历在2年以上的有55人，占有知青经历者的71.43%；省长共213人次，有知青经历的85人次，占比39.91%，共涉及208名不同官员，有知青经历者82人，占总人数的39.42%，知青经历在2年以上的有51人，占有知青经历者的61.2%。从统计结果看，1995—2017年间全国省级党政主官具有知青经历的比例较高，且大部分知青经历在两年以上。
四、结果与分析
文中，我们将利用上文构建的个体效应和时点效应双固定模型对理论假设部分提出的待检命题进行逐一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我们首先运用基准模型考察了省级党政主官的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即“三农”投入的影响，同时，为了形成对比，我们还给出了混合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我们通过混合模型进行多余的固定效应检验之后，发现F 值和χ 2值均较大，且伴随概率均为0，这意味着混合模型中存在着固定效应，由此可以确认，我们把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该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核心解释变量官员知青经历的系数为0.081 7，且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与党政主官不具有知青经历的地区相比，党政主官中每增加一名具有知青经历的官员，会使地区的人均“三农”投入增加0.081 7个百分点，说明官员知青经历对地区“三农”投入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即对乡村振兴具有积极作用。这也验证了我们理论假设的正确性，即“上山下乡”的经历使得知青个体感受到了农村的艰难与困苦，认识到农村、农业、农民的真实现状，使他们产生了触及灵魂的命运共振。在与农民朝夕相处的岁月中，拉近了他们与农业、农村的距离，加深了他们与农民的感情，他们也更加了解农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对他们人生态度、行为偏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是一贯的、连续的、贯穿生命始终的。当这部分知青个体走上领导岗位、获得政治权利，尤其是掌握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资源的配置权力后，他们的这段特殊人生经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执政偏好，使得他们在配置各类资源时，会更多地向农村倾斜。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n =711
此外，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为显著为正，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显著为负，都与预期一致，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们控制变量选择的合理性。“三农”投入需要以资金作为基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必然是重要影响因素，且这种影响是正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会对第一产业具有挤出效应，也就是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会对乡村振兴方面的资金投入产生负向作用。
孔老一扶住了三弟，不禁也悲从中来，投笔从戎四年，他孔老一出生入死，从不贪生怕死，就拿这三天恶战来说吧，身边又有多少人家的儿子为国捐了躯，只是万没想到自己在前线为党国搏命，家中六十老父还是逃不脱抽丁，冤死在自己人手里。
（二）知青经历在省委书记和省长中的影响差异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省委书记和省长这两个“一把手”的具体权责分工是不同的。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他们中间会有怎样的差别，是本部分要讨论的重点。我们将官员知青经历按省委书记和省长重新分类、赋值、回归后，得到如表5所示的回归结果。
抓住2014年蒙河铁路开通契机，开辟了昆明至越南海防便捷出海通道，河口口岸到发运量由2013年的0.98万吨，增长到2017年的300多万吨。
表5 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影响差异 n =711
（三）知青经历影响的空间差异
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地方官员特别是党政主官在辖区内公共财政的配置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本文选取1995—2017年全国31个省（区、市）作为研究对象。
表6和表7报告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东中西部不论是党政主官还是省委书记，他们的知青经历都会对“三农”投入，即乡村振兴产生正向的影响，但影响大小和显著程度存在着巨大差异。具体而言：从党政主官知青经历看，西部地区的系数为0.135 4，东部地区为0.093 5，中部地区为0.048 5，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在显著性方面，西部地区为1%水平上显著，东部地区为5%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省委书记看，西部和东部地区省委书记知青经历的回归系数基本持平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省委书记知青经历的回归系数最小，且在5%水平上显著。综合党政主官和省委书记知青经历在东中西部的影响情况看，我们不难得出知青经历对“三农”投入的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最强、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弱的结论。
表6 知青经历影响的空间差异（党政主官）
表7 知青经历影响的空间差异（省委书记）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等指标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变量且数据难以获得，同时鉴于所占权重较小，我们以“三农”投入指标代替乡村振兴。“三农”投入和其他变量数据均来源于1996—2018年中国及各省《统计年鉴》，其中，重庆市1997年直辖，故重庆市1995—1997的数据无法直接获得，我们只能通过全部数据的发展变化趋势加以推测。
（四）知青经历长短的影响差异
“上山下乡”时间长短会直接影响知青个体对农业、农村、农民的认知程度，进而在他们的人生态度上产生差异，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偏好。对具有知青经历的党政官员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大部分人的知青经历在5年以下，以2～3年居多，为进一步考察“上山下乡”时间长短是否会给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影响带来差异，我们将具有知青经历的党政官员分为0～2年和2年以上2组。按照2年为分界进行分组、赋值并以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得到如表8和表9所示的回归结果。
从表8和表9得到的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不论是从党政主官还是从省委书记角度考察，“上山下乡”时间不到2年的官员，知青经历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这表明党政官员不到两年的知青经历并未能对他们后来任职地区的“三农”投入产生正向影响，反而具有挤出效应。“上山下乡”时间在2年以上的官员，其知青经历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不论是党政主官还是省委书记，知青经历的回归系数均大于基准回归。这表明，剔除知青经历为2年以下的官员个体后，官员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积极影响程度显著增强。由表8和表9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得出，知青经历之所以能够对乡村振兴产生积极影响，主要来自“上山下乡”在2年以上的那部分官员。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上山下乡”时间不到2年的知青个体，尤其是那些连国家第1年供应粮都没吃完就离开农村的知青个体，他们很难对农村的苦难现实有深入的认识，很难对农民产生深厚的感情，更不会有深入骨髓、触及灵魂的命运共振。当这些个体走上领导岗位，掌握资源的配置权力后，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升迁，尽可能地将资源投入到能够产生更大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相关行业，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对“三农”投入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上山下乡”2年以上的官员，由于他们在农村、基层的时间较长，对中国农村的苦难现实有更深入的认识与反思、并在与农民共同居住、生活、劳动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更加同情农民，使他们有了一次深入骨髓、触及灵魂的命运共振。这样的命运共振将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产生持续的影响，以至于他们走上领导岗位、有机会为农民、农业、农村做服务的时候，他们会尽可能地关注农村、关爱农民，在配置资源时，更加向“三农”倾斜。
表8 知青经历长短的影响差异（党政主官） n =711
表9 知青经历长短的影响差异（省委书记） n =711
（五）稳健性检验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一直是实证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出于研究结论严谨性的考虑，我们对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做稳健性检验。限制于篇幅，只能选择有代表性的做法进行检验。这里我们采用的具体做法是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数据，即将人均“三农”投入替换为“三农”总投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照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如表10所示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通过表10的检验结果，我们不难发现，将被解释变量由人均“三农”投入替换为“三农”总投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后，核心解释变量官员知青经历的符号依然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官员的知青经历不仅会对任职地区的“三农”投入产生挤入效应，也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是稳健的。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说明，不论是从投入还是产出角度，官员知青经历对“三农”的影响均是正向的。
表10 稳健性检验 n =711
五、主要结论
历史上出现的任何运动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湮没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之下，持续20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已成为历史，但它给那一代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记忆，对他们的生命历程、人生态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知青个体的行为偏好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但学术界关于知青话题的研究并不多，且主要讨论知青经历对当事人后续个人发展的影响，关于知青经历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选择官员知青经历这一独特视角，运用1995—2017年全国31个省（区、市）党政主官知青经历和人均“三农”投入数据研究了官员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为量化官员知青经历，我们采用虚拟变量作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党政主官的知青经历对“三农”投入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进一步可以认为，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有着积极的影响。
1.盈利水平与研发支出资本化强度呈负相关关系。企业盈利水平越高，为减少可能承担的社会责任，往往不会将研发支出资本化；而那些盈利水平较低的企业，为了提高企业价值，吸引更多投资，则更趋向于将研发费用资本化。
我们按照官员的类型，将省级党政主官区分为省委书记和省长；按照地域空间差别，将31个省区划分为东中西部；按照知青个体“上山下乡”的时间长短，将具有知青经历的党政官员分为0～2年和2年以上两组，逐一考察官员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情况。我们从实证结果中发现，与省长相比，省委书记的知青经历对任职地区“三农”投入的挤入效应更大、更为显著，也就是说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更大。官员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积极影响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官员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积极影响在西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弱。同时，官员“上山下乡”时间长短也会使这种影响产生巨大差别。“上山下乡”不到2年的官员，其知青经历并未能对后来任职地区的乡村振兴产生显著影响，官员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产生显著影响的主要来自于“上山下乡”2年以上的官员。
可以看出，知青经历是一个特定历史年代所留下的特殊历史印迹，但是其增加了生长在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对于中国广大农村状况的认识、解读和思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亟需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尤其是领导干部队伍，以期全面解决“三农”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官员知青经历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将更加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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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Officials’Experience as“Educated Youth”Affect Rural Revitalization?
DU Bo-shi1，XU Ji-yi2
（1.School of Marxism，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Ma’anshan 24303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d the relevant data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ose of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31 provinces（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from 1995 to 2017 to study the impact of officials’experience as educated youth on rural revitalization.Through the regression of the panel data model of the individual time point double fixed effect，it is foun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es，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experience as the educated yout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region that they serve.Further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 in the types of officials，the area of employment，and the number of years as educated youth made this positive impac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Specifically，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experience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provincial party secretary；this positive impact is the strongest in the western region，the second in the eastern region，and the weakest in the central region.The experience as educated youth under two years did not affect the late officials’ruling preference.The positive influence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mainly came from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had been educated youth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Keywords： local officials；experience as educated youth；rural rejuvenation；“Three rural”investment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924（2019）02-0233-11
DOI： 10.16195/j.cnki.cn36-1328/f.2019.02.27
杜博士，徐济益.官员知青经历影响乡村振兴了吗？［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18（02）：233-243.
收稿日期： 2018-12-18
修回日期： 2019-02-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GL156）
作者简介： 杜博士，男，主要从事执政党建设与发展研究，E-mail：2947002736@qq.com。
（责任编辑：廖彩荣，英摘校译：吴伟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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