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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人类”于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出现，很快在台湾、香港被引用。中国出现“新人类”一词是在90年代初，近几年媒体上使用频率日见增多。广东省青年刊物《黄金时代》在去年第5 期发表了《新人类宣言》，并从第6期起在封面大字标明该刊为“新人类先锋期刊”， 每期都有多篇关于“新人类”的文字。以该刊上述文字为基础、由邱华栋等编著而成的《酷的一代》一书在去年8月出版，加上其他报刊的文字， 我们可以了解到关于中国“新人类”论述的一些梗概。中国虽然尚不具备“新人类”出生的普遍土壤，但在发展较快的都市里，“新人类”已开始诞生。“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学步，在商品社会的浪潮中长大，没有太多的传统文化的记忆，没有刻骨铭心的政治、历史的负累，我们在转型中造型……自费上学，自主择业，自我设计，自我调整，自由发挥”（见“新人类”宣言）。
中国出现了“新人类”，这样一个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化现象，理所当然要引起社会科学与青年研究的高度重视。
二
“新人类”起源于日本。在探讨中国的“新人类”以前，应该先品尝日本“新人类”的原汁原味。
1979年，美国的沃格尔教授《日本名列第一》一书问世。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其成功经验成为举世瞩目的对象。日本当时80%以上的国民都认为自己生活富裕，被称为大众的贵族化。足够的富裕是日本产生“新人类”的宏观背景，这已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产生第一批日本“新人类”的契机，却是1973年石油危机引起的经济短缺。那几年，日本公司大量裁员，既使赖着不走也只能拿到少量的钱。挥汗如雨、日夜加班，到头来却成了毫无用处、难以处理的垃圾。工蜂式辛苦一辈子的代价原来如此。父子之间的沉重对话，促进了青年价值观的变化。他们希望更加珍惜自己、珍惜现在。“自我”一词由于这种反思而在青年中成了流行语，日本“新人类”的行为表现萌芽了。
20世纪60年代末的大学风潮也是日本“新人类”出现的原因。那次激进的结果毫无所获，日本的社会与政治依然故我。当风潮停止，校园平静下来以后，青年们转而热衷于体育、旅游，开始厌恶政治、脱离政治，开始了向“自我”的转变。但是就整体而言，青年们仍然热心义务活动，重人情，讲孝顺。几十年从事日本国民调查的统计数理研究所所长林知已夫在《第四日本人的国民性》一书中用“脱传统——现代”一词来形容这批青年既非传统型又非现代型。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不愿从大学毕业走向社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设法留级。成年人在石油危机中所受的挫折，不仅在行动上，更为青年们在价值观的深刻转化提供了理由。他们仿佛感觉到了成人社会政治、经济领域那些为权势、金钱而互相争斗的丑恶与不公，由此更加不关心社会，因而被社会学界描述为“延缓成为社会人”。青年学者浅田彰所著《逃走论》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浅田彰指出：随着经济从高速发展因某种原因向低速增长转变时，人类也将从以往的偏执型转向分裂型。前者重视财产积累，近代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分裂型则不然，只求眼前的享受，追求与他人的差异化，试图逃脱作为财产积累中心的固定家庭的束缚，从“居住文明”向“逃走文明”大转变。浅田彰的这个论述至少表达了青年在人生追求上的重大变化。如果说，70年代中出现的脱离政治、转向自我，只是作为大学风潮的一种反弹，他们当时还承认旧的价值观、旧的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化的存在，只不过是站在这个现实存在的对立面采取了消极的态度的话，那么，它的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感觉派”、“玩乐派”型的青年，那则完全是一种新的行为类型了。这时，不仅是“自我”一词，新出现的“即时满足”也迅速成为在日本青年中流行的新概念。“即时满足”的英文是Consummatory。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千石保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认真”的崩溃》一书中，对此有很多论述。书中称：“若借用青年人的说法也许可译为‘顺便满足’。跳迪斯科或唱卡拉OK时顺便达到的满足，指的就是这种状态。”又解释说：“不是为实现某一目标去努力，而在行为本身上寻求意义。”他们已不再承认国家富强的目标，也拒绝因此而奋斗的手段，他们追求享受青春的每时每刻。就连一个人应该成名这样的目标也加以拒绝。他们厌恶奋斗，认为它是为成名所付的代价。在中学生中，学习好的人已经不再是班侄中威信最高的人，青年们热衷于那些善于调侃、富于幽默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学习是为了自己“不久能获益”，这样的动机有些不光彩。在上述观念的支持下，表现在工作上，出现了由工作优先向娱乐优先的转变，从主张勤奋向主张娱乐的转变。在人际关系上则进一步淡化，表面为人热情，内心却较冷淡。
从70年代初开始的这种趋势，现在怎样了呢？有的学者发现，“干的时候干好”、“玩的时候玩好”这类信念正在青年中流行；有的学者认为“新人类”更多的是表现为观念变化，而行动上往往较为温和。这表明，旧体制会吸纳青年，并改变青年使他们适应传统的要求。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青年进入社会后，“新人类”的基因仍然存在。日本的劳动制度、教育制度等等都在不断改革，也在努力使之更适合国民个性的发展。现在日本成年人的个性化都在加强。种种事实表明，“新人类”在日本的存在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1997年底，千石保先生为《“认真”的崩溃》一书中文版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中国和美国青年都认为，为了将来，现在必须努力刻苦学习。而日本青年则认为，“现在”比“将来”重要，人不应该考虑“为了……”，而应重视眼前干的“具体事”。“为了……”是把精力花在“手段”上，眼前干的“具体事”就应该是“目的”。由于这种观念，日本青年把“他人”、“社会”、“国家”统统丢在脑后。吉林省长春市出版的《学问》在去年第一期发表的于晓野的文章《今天的日本青少年》也反映，在日本高中生中，希望早日进入成人世界的仅占8.1 %，认为进入也可以，“无所谓”的占37.2%，不想进入成人世界的占44.8%，永远不想长大成人的占9.9%。从80年代开始，每逢星期天， 成千上万的日本青年会从四面八方齐聚东京都原宿的大街上，各自成群结队，音乐、舞蹈、戏剧……各式各样的表演万紫千红，十分投入。这种聚集和表演，每个星期天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是服饰、演出内容与形式日趋时髦。这既是青年人的“即时满足”，又是他们转向自我与娱乐的集中而持久的表现。可见这种价值取向至今依然存在。对于这样一个持续了十多年的社会现象，的确值得人们给予深切的关注。
三
由于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的关系，不同年代的青年会具有不同的特色，人们根据这些特色对青年一代加以各种不同的形容词，如“思考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等等，这在世界各国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象日本这样冠之“新人类”的称呼，则是不同寻常的。当时，拿来形容青年的还有“外星人”一词，这也可见当时对青年全方位的变化，人们的惊讶与诧异到了何等的程度。对于日本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这么一代人，在成年社会中，尽管在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工薪阶层中尚且还有人能够理解，但更多的则是遭到社会各界的非议。上面提到的千石保先生的看法就具有一定代表性。他批评有些人认为对“新人类”不必担心是目光短浅的看法。在《“认真”的崩溃》一书中，他写道：“勤劳是一种具有绝对的普遍意义的价值，日本青年的想法所反映的是勤劳理念的崩溃，日本社会目标的丧失，日本人共同的绝对价值的毁灭。”这里已经将问题提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他又写道：“一方面，需要人们工作认真，适应大规模生产，另一方面，也需要人们重视娱乐。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建立一个新日本，是当今日本无法回避的课题。”
建立一个新日本，这不仅是课题，而且是美好的理想。“新人类”首先在日本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它是一种历史的现象。大家知道，日本是一个全国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岛国，由于自然环境狭小与恶劣，其人民为了生存而必须艰苦奋斗，从有史以来就逐渐形成了日本神道和魂的传统精神，形成了以忠为特征的绝对服从的纵式社会结构。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著名的。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这种由战场上忠义武士的古代传统已转换成为商场上忠义职员的现代传统。著名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在《日本社会》一书中一再说明，不管战后日本经济怎么发展，民主政治怎么时兴，日本社会结构的核心部分及其根本性质是很难改变的。她写道：“早在日本实行现代化之初，评论家就曾指出，日本如不承认个人的人身自由，它就没有资格宣布它已经现代化了。有趣的是，后来人们看到，渗透到集团组织中的传统体制，既推进了日本高度工业化，又限制了个人的人身自由。”可以想象，这种“旧有的特权结构”（中根千枝语）对个人的压抑与扭曲是难以忍受的，但又必须忍受，只有这样日本民族才能生存发展，日本国才能富国强兵。李泽厚在最近出版的《已卯五说》一书的《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一文中写道：“这种无条件的奋斗和献身本身被认为具有最高的价值，它就是‘忠’，是‘恩义’，是‘诚’，而为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普遍履行。”现在的问题是：当这种奋斗与献身的目的达到以后，即日本已经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青年会怎么样？
“延缓成为社会人”这种青年现象，不只在日本有，在现代有，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可以找到相同或相近的类型，那就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及大观园中的那批少女。少年贾宝玉不愿意遵循中国古代传统“学而优则士”的道路，不求功名利禄，到了遭受父亲痛打也不改悔的程度。他宁愿在大观园里与少女们饮酒赋诗、无忧无虑。这难道不是历史上的“延缓成为社会人”吗？对于这种现象，著名学者余英时有独到的解释。他有一篇论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收集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一书中。文中写道：“对宝玉和他周围的一群女孩子来说，大观园外面的世界是等于不存在的，或即使偶然存在，也只有负面的意义。因为大观园以外的世界只代表肮脏和堕落。”紧接着这个论述，又说“但这话只是要指出，在主观愿望上，他们所企求的是理想世界的永恒，是精神生命的清流；而不是说，他们在客观认识上，对外在世界茫无所知。”这些少男少女知道外面“人心多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史湘云语），所以他们要延缓到外部的社会中去，而沉湎于自己的精神生活之中。文中又说“‘桃花源’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个乌托邦。照王安石说，它是‘但有父子无君臣’。换言之，桃花源中虽无政治秩序，却仍有伦理秩序。大观园的秩序则可以说以‘情’为主，所以全书以情榜结尾。”既然在70年代的日本社会仍然保持着“旧有的特权结构”，限制了个人的人身自由，人们还在承受着难以忍受的压抑与扭曲。面对这样的现实，青年们表现了迟疑与畏惧，不愿再忍受，这是可以理解的了。可以说，在日本“新人类”心中同样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以情为主的自我世界，一个是以钱、权为主的外部世界。青年的特点就是当他们生理已经成熟，自我意识萌芽时，面对社会、走向现实社会之初，会对自己的现实人生道路充满了忧虑和思绪，思考人生价值从此开始。这时，青年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矛盾就成为青年成长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对于社会的合理部分，青年往往会热情向往，而对不合理部分则十分敏感。对社会的淡漠、怀疑和蔑视，这种心理本来就很容易在青年中发生，如果一旦发现社会合理部分中也存在不合理的内核，譬如是以牺牲个人的人身自由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本身的合理性不就是值得怀疑了吗？凑巧的是，日本的富裕又为青年的这种追求提供了富裕的物质基础。同样是在狭小与恶劣的自然环境里，从“新人类”开始，他们在日本的土地上可以没有生计之虞而我行我素了。
后代作为整整一代人背离前辈创业时艰苦奋斗的价值观，也不只发生在日本，发生在现代。我们也可以在中国历史上找到同样的事例。何怀宏博士在其所著《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一书中探讨了中国春秋时代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占主导地位、世代相传的世族的兴起与解体的过程。他写道：“在延续了几代之后，这些子孙或由于条件优越而淡忘了创业的艰难，失去了奋斗的动因；或由于在价值观上更重视生活的精美享受、文化艺术的精致发展而不经意于延续世族的责任，甚至变得委靡，再加上资源的有限，这种衰亡就几乎不可避免的。”对我们十分有启发的是何怀宏博士在这里的一个注解，全文如下：“在春秋时期，一些最有文化修养、艺术趣味最高的贵族往往是其祖先甚贵，而其后裔却不昌；高尔斯华长篇小说《福尔赛世家》中描绘了继创业的资产者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转向文学艺术的情况；而曾经是极其骁勇，武化的满清八旗贵族，逐渐变成了相当委靡，但却文化味十足，参与创造了老北京一种特殊的生活氛围的‘八旗子弟’，更是人们经常引证的例子。然而，人们一般是把这作为反面的例子而引为鉴戒的，这样作可能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转向文化、注重生活也许正因作为一个自在的目的，正是奋斗者的一个理想，且不说这种转化或迟或早总是要发生的，虽然转向什么样的文化，注重什么样的生活在不同文明间，不同情况下会有很大差异。”
要是翻开全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后辈偏离前辈的创业精神转向生活与文化的例子肯定还有。其原因除上面提到的青年对成人社会的畏惧心理外，还因为劳动有不同的性质，人的需要有不同的层次。有学者提到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发展，并指出反对享受不是马克思的思想。人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生存，解决衣、食、住等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但仅仅停留在维持生存这个水平上，人和动物就没有多大区别了，因此人的需要还有享受和发展。享受有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或文化享受）之分，物质享受是消极的，精神享受高于物质享受。享受不是最高的需要，最高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也就是发展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这要通过自由劳动来实现。所谓自由的劳动，并不仅仅是不受剥削而已，而是一种创造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人性的需要，同时也是享受，是‘乐生的要素’。马克思认为，“即使消灭了剥削，只要劳动是为了衣食，为了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这种劳动就仍就不是自由的，是不得不进行的。它仍然属于‘必然的王国’，真正的自由王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不要说中国春秋时代的世族，清朝的满族，就是战后在废墟中振兴经济的日本民族，基本都是在为生存、或为更富裕的生存而劳动。不要说被压迫受剥削的劳动大众，就是统治者，由于生存斗争充满了艰辛和矛盾，甚至也会日以继夜地奋斗。他们也许会到避暑山庄去休息，但这种闲暇时间并不是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是指进行创造性劳动，即科学研究、技术发明、理论构思、文学艺术等等活动的时间。这种活动可以随时进行，甚至日以继夜，但却心甘情愿，自得其乐。日本的“新人类”越来越向往这种自由的劳动。从学生到青年职工，想当官、当领导的志向大大减少，而专业技术人员成了想晋升的第一目标。在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中，认为工作有意义的占35.8%，普通职工只有二成是“工作派”（见《“认真”的崩溃》一书）。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一种历史现象：创业者们艰苦卓绝为生存而奋斗，创造了更富裕的生存条件，而他们的后代出于自身的需要，往往会转向注重生活与文化享受。按照何怀宏博士的说法：“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世族，乃至其他人类群体或个人的斗争而努力追求的目标或目标之一。”这也是康德关于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思想。
但是，创业者，尤其已成为居社会统治地位的那几辈人往往将他们已经习惯的为生存而奋斗当成唯一的极终目的，或者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这样坚持，而忽视人的进一步需要。这样实质上仍然具有动物的性质，离不开对物的依赖，因而成为新的对人的桎梏。这时，特别是当生存条件已经改善而若社会结构依旧，对于桎梏极其敏感的后代就将会超越长辈的目标自发地追求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当然，这样做对长辈奋斗的成果是存在风险的，例如，春秋时代的世族解体了，满清的统治也最终崩溃了。但问题是，那些“解体”、“崩溃”表现出的只是统治阶层的更替，从长远看社会却在这种更替和改变中进步。春秋时代世族解体的过程，实质就是社会流动增加、社会结构改变的过程，由“血而优则仕”变成了“学而优则仕”，下层青年可以打破家族、血缘、出身的界限脱颖而出。世族子弟转向文化为这种社会变革作出了贡献。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遂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满族统治消亡不久，中国兴起了另一个学术繁荣时期，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都应验了尼采的分析，他说：“文化和国家——在这一点上不要欺骗自己——是敌对的：‘文化国家’纯属现代观念。两者互相分离，靠牺牲对方而生长。一切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政治颓败的时代：在文化意义上伟大的事物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尼采全集》第8卷第111页）
日本历史自然有它自己的特点，对“新人类”的观察与定论也还需要时间。现在日本舆论就已指出：青年们无拘无束的创造力与灵活性，比起在等级森严的公司受过训练的人更能适应网络时代的新经济。东京SRIC研究公司著名经济学家盛永田畔说：“在未来的信息技术世界里，如果沉迷于旧的体制不能自拔，那就不可能取得成功。”（2000年4 月10日《参考消息》）东京大学教授佐藤学夫也解释说：“这是年轻人成长的必经之路， 他们想要结束一个古老的传统。 ”（《中国青年》1999年第10期龚海华的《日本新人类能否结束一个古老的传统》一文）中根千枝不是感叹日本传统社会结构很难改变吗，也许“新人类”的涌现将成为日本社会改变的契机。至少在文化方面，正如李泽厚教授在前述论文中所说的：“日本自己在二次大战中所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沉重。日本战后的经济飞速发展也不是不潜在着巨大问题，对个体长久压抑和非理性传统的长久存留，对未来发展可能造成重大障碍。一个各方面真正现代化的社会在日本仍有待实现。特别是由于非理性和神秘主义在日本文化心理中至今仍在活跃跳动着，如何注意减轻其‘乘戾杀伐之气’，即狂暴发泄方面，发展其温柔善感、坚韧、雅致、对美尽力追求等优长，重视‘大和魂’中‘女性的意境’等等，似乎值得研究、考虑。”日本“新人类”出现至今不过一二十年，对历史发展来说只是短暂的瞬间，我们将继续关注它的进展，期待着千石保先生所说的新日本的到来。
四
现在回到中国的“新人类”。首先，“新人类”在中国被发现、被命名、被宣扬，都是青年自己在做的。这就和日本根本不同。日本是在它特有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青年人自发地、潜意识地在观念与行为上逐渐发生变化，直到与传统大不一样，全社会感到诧异，被成年人惊呼“外星人”、“新人类”出现了，“新人类”才因此登场。在中国，全社会如此关心青年问题，是80年代的事。当时对青年工人、农民、大学生各种各样的表现争论得非常激烈。争论的焦点除犯罪、就业等青年的社会问题外，主要是在价值观的变化上。当时青年价值观的演变是在对十年浩劫进行的反思，是在承认旧体制的同时，希望从“文革”设置的狭窄的发展空间中解脱出来求得更好的生存条件。现在看来，青年的愿望与当时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是一致的。2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多成就，当经济的发展为青年提供了更多的舞台，青年的努力也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时，青年问题不再成为社会的热点；全社会以及舆论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关心如何继续发展经济了。但是尽管经济取得很大进展，我国的现代化水平仍然较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指标课题组根据一些权威国际统计资料，选择16项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指标，用综合评分法对世界120 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国家与地区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1998年在120 个国家中只占第61位，甚至低于马来西亚。 在经济方面，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74位，生活质量居48位。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青年的价值观首要的是认同“奋斗”。据1999年底零点调查公司在北京、上海、保定、苏州、广州、佛山等6个城市进行的中国沿海地区中学生文化调查， 其中一项是询问中学生心目中的成功主要标志。调查结果发展，中学生列第一位的仍是“不怕失败，不怕吃苦，敢于克服困难，失败了能够坚强地站起来”，占43.8%。由此可见，作为整个一代青年享受前人的丰硕物质成果而转向享受生活与文化，这种意义上的“新人类”，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可能出现。社会对“新人类”之类的冠名还不可理解，如《北京日报》今年4月5日发表蒋泥的一篇杂感《‘后后……’现代的‘新新……’人类》就反映了这种不以为然的情绪：，文中说作者听不懂“新人类”、“新新人类”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还都人不象人，现代还不像现代时，你就忙着跳到‘新新’‘后后’里去，那是干嘛呢？”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既然日本“新人类”出现已有一二十年之久而且广为流传，这也为其他国家的青年提供了观察自身的参照系。他们一旦发现自己有类似的观念与行为时，当然乐于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这也就是青年对那些有象征意义的特殊角色、即偶象的认同感。而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也加速了不同国家青年之间的有效互动，形成了全球青年的亚文化。从日本到港、台以至东南亚，多年积累起来的关于“新人类”的意义系统和表达手段，构成了这种亚文化的内涵。中国“新人类”的出现，首先是来自青年自身，就是这种亚文化互动的表现。事实也正是如此。据《酷的一代》一书记载，作者在1994年深秋应一位少年的邀请结识了一群玩价格高达五千多元昂贵的“花式单车”的少年。第一次谈话，少年们的每一点都使他感到新鲜。良好的审美打扮、对单车性能的理解、极强的语言能力、充斥着造型感的举止，使他很快想起了曾经读过的日本博根堂编写《日本新生代》和香港学者马家辉所著《都市“新人类”》两书，他写道，“这种曾经在世界上许多大都市里出现过的‘新人类’在我生活的深圳也在悄然生长。”这种悄然生长，除了亚文化的互动外，其自身的原因则是生活条件的改善与富裕，这些人大多是富家子弟或白领与个体经营者。正如该书所说：“在中国，虽然尚不具备‘新人类’出生的普遍土壤，但在物质环境较为优越的都市里，‘新人类’已开始产生，这或许标志着当代青年成长的一种趋势。”当然，相对于中国广大的不同发展地区包括贫困地区，这些青年还仅仅只是少数。
正因为如此，现在对“新人类”的文字虽多，但一般还停留在描述的水平，还没有出现象日本那样的《逃走论》、《“认真”的崩溃》以及东京大学教授的论文这种学术论述。在描述深层价值观方面，材料虽有一些但也不多，一些材料既看到了青年讲究自我的一些表现，也看到了有与主流价值十分一致的地方，因而很需要讨论“新人类”在中国应如何界定。而在一些材料的描述中更多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如衣着打分、娱乐行为、新潮追求等等。这实际上是描述的时尚。“时尚是文化的重要指示器，它可以表示一种亚文化存在的程度，而且它还表明因轻视和冲击主导价值观而体现出的特殊亚文化的地位。”加拿大学者迈克尔·布雷克在所著《越轨青年文化比较》一书中这样解释“时尚”，并认为“时尚”主要由三种无素构成；一是形象，由服装、发型、饰物和手工艺品等表现构成；二是品行，由表达、仪态和步法等组成；三是行话，一种特殊的词汇与传达方式（在日本就有专门研究“新人类”特殊词汇的）。上面提到的那批深圳少年的引人之处，恰好就是表现为这三个方面的时尚。由于侧重在时尚，就与消费密切相关。《天津青年报》1999年9月8日有一篇《本土“新人类”观察》的文章，其中说：“如果要找出‘新人类’的最大特征，一句话可以概括：他们首先是一群消费动物。……中国不断成长的消费文化正好与他们的成长同步，所有产品的营销需求几乎都是针对他们的趣味。他们未必有钱，但关于消费的知识、对消费的思考都是最多的。”正因为如此，对“新人类”的文字中，也有消费炒作的意味，如，“我们只像自己，叫‘新人类’！”“赶快去作个‘新人类’吧！”“做新人类，准备好了吗？”等等，诸如此类的口号大有商业炒作之嫌。事实上，日本的“新人类”是在特殊环境下由潜意识而自发产生的；如果条件不具备，用一些类似号召的办法怎能形成一个自发的群体？况且这种呼唤也不象“新人类”自由自在的特性。既然称之为“新人类”，总有自己基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否则，将按摩女、空中小姐等等几十种时髦职业的青年都算为同类，那就没有什么特别与不同了。
事实上，现在的报刊已将青年们的种种“前卫”表现都称之为“新人类”了，这成为他们标新立异的一种符号。譬如将年轻的Internet发烧友、将争当“互联网第一主持人”的数千名青年，都冠以“新人类”、“新新人类”。这已和它的原意相距甚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被称为“新新人类”作家的青年，他们人数不多，虽然还不能成“类”，但却吸引着众多少男少女的文学“追星”族。今年五月五日的《北京晚报》报道：“在文学相对寂寞而且文学青年越来越少的今天，卫慧、棉棉等几位70年代出生的标榜“新新人类”的女作家忽然异军突起，她们附带着大幅照片的作品成为新宠。”该报描写文学追星族时举了一例：“另一位女中学生则干脆称自己是‘卫迷’，她说羡慕卫慧真实地书写自己的经历从而成为新新人类的代言人。”但是，“在网站中的书评中，两本书受到的指责和嘲讽和它们受到的追捧和崇拜一样的强烈”。这使人想起90年代初对王朔作品引起的争论。对王朔的争论也是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人文精神是危机还是进步的大讨论中的一部分。讨论延续至今不止，又出现了“新新人类”作家。就文学本身而言，那需要文学家专门去研究，我们关心的是众多青年文学追星族。近年来反复出现的这种现象，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社会心态。在批评当前人文精神是一片废墟的作者的言论中，有人这样写道，“实际上，可以在整个人文精神领域里来理解这一点。传统价值观念的土崩瓦解，同时也正展示出一切有形与无形的精神枷锁土崩瓦解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新的生活实践也必然要求新人文精神的诞生。”（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第16页）就传统价值观瓦解的角度来看，是与“新人类”的出现有关的。但是，这种瓦解既不是中国经济全面富裕的后果，也不是因青年自身的偏离引起的，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转型。正在转型中的中国，正如该文指出的：“其实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是经过一系列建构以后的超越性否定。可在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处于一个多种历史阶段的人文思潮混作一团的共时性的结构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青年多元文化的组合中，有这么一支新新人类作家的狂热追星族，仅指出它的现象，作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够的。其价值体系如何，这种社会心态会怎样发展，他们又是什么样的“新人类”，这些都是在解析中国“新人类”时应该更深入进行分析研究的问题。
应该承认，中国的“新人类”不仅存在而且还会发展。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将波浪式的不断发展，富裕程度也将不断提高。而在经济发展中，同样存在着对人和物的依赖，存在着对人的扭曲与奴役。李泽厚教授写道：“拿中、日来说，他们都不同于西方，都缺乏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都认为不应只以实现个体潜能，护卫个人利益，而更应以实现群体合作、人际和谐和关切来作为社会前进、人类发展的根本目标。这也是中、日文化和儒学的共同的基本要义。而且，它并不只是古代少数哲人的书斋理论或思辨学说；经由长久的历史沉积，它已成为广大人群的某种文化心理。”中日两国都是东方国家。日本的青年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出于自身的需要而追求生活享受与“自由的”劳动。尽管暂时不易完全实现，但其目标仍是企图使人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中解脱出来，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多种精神价质。实现这样的目标，将使日本难以改变的顽固的旧体制出现渐变的希望。对于更古老、更落后的中国，这样的渐变需要更加漫长的时间，中国青年的变化也许将会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
这样，在解析“新人类”时，由于存在青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我们看到了历史呈螺旋形向前发展的图景。社会原有的结构与文化的旧传统，在发展到某种特殊情况时，会受到表现为青年的变异与偏离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旧结构与传统将发生某些改变，使之更适合人的发展，给人以更多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会被这种变革中的结构和传统吸纳，并继承旧传统中的精华，或在当时条件下将旧传统中有合理存在理由的部分，形成既继承又超越的新文化，推动历史的渐进。然后，在新的条件下，社会又会受到新的冲击，做出新的改变。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另一个新的推动力。我们正是这样的意义上探讨和解析“新人类”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