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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儒家学说中的义利观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既先秦时期的形成阶段，两汉后的经学化阶段和宋明时期的理学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儒家义利观的实质，揭示了其阻碍科学技术发展、摧残人的个性这两方面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儒家 义利观 形成 影响
儒家学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观点渗透于我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影响着我国人民的思想和观念。对儒家学说进行认真的剖析和总结，乃是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项浩繁而复杂的工作。本文仅就儒家的义利观谈一点看法。
纵观封建时代儒家学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先秦时期的形成阶段，两汉后的经学化阶段和宋明时期的理学阶段。伴随着儒学的发展，儒家的义利观也有一个相应的发展演变过程。
儒家义利观的形成期——春秋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剧烈动荡和变革之中。生活于这个时代的孔子，出于对西周传统思想和制度的崇拜和向往，把恢复西周的礼制作为救世的良方，提出了“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要人们“见利思义”，“见危授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①一切以西周的思想和道德规范为准则，形成了以义制利，言利取义的义利观。孟子对孔子的这一观点作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惟义所在”的价值选择标准，凡事先问“其所取之义乎，不义乎？”即使在先死关头也要“舍生取义”。“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②。同时，孟子进一步从人性的根源上对重义轻利的观点进行了论证。孟子认为“食色”等自然生理本能是人与禽兽共有的，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有仁义之心。人类若没有精神生活和道义原则，只追求物质利益，那就等于成了禽兽。物质条件虽然是人生不可缺，但它只能养人的肉体，而对于人来说，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精神生活和道义原则。因此，人的价值集中体现在道德价值上。
孔子和孟子生活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在这种时期，各个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都集中表现在其政治主张和道义原则之上，与其具体的实际的物质利益相比不能不占首要的位置。因此，孔孟提出的重义轻利原则是有其时代根据的，并且在孟子对义利关系的阐述中，已经隐含有价值选择的根本标准和具体标准的萌芽。但在儒家以后的发展中，却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相反却把重义轻利这个原则给普遍和绝对化了。
儒家义利观的发展期——西汉，也即义利观的经学化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汉的董仲舒占有重要位置。董仲舒在继续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吸取和融合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的一些思想，建构了一个天人感应的道德学说体系。在董仲舒看来，“天”是宇宙间最高的主宰和至高无上的神，社会的伦理纲常和道义原则是天意的体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是永恒不变的。他说：“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③“天不变，道亦不变”④因此，在处理义利关系上，应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⑤他还提醒统治者要特别注意对百姓的道德教化，防止和杜绝百姓对利的追求。在他看来，“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也，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⑥
这样，董仲舒在儒家的义利观上，一是进一步割裂了义与利之间的联系，强调了义利之间的对立关系；二是进一步把重义轻利的观点给神圣化、绝对化。
儒家义利观的成熟期——宋。也即儒家义利观的理学阶段，在这个时期，理学家们进一步把义利摆在了对立的位置，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使其带上思辩的色彩，把儒家的义利观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理学家看来，构成世界的是精神的“天理”和物质性的“气”。在这两者之间，理是第一性的，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和支配世界万物的主宰。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是理的体现，“天地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而不在。”⑦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时刻在人们的心中进行殊死斗争。“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⑧道德修养的根本，道德教育的宗旨就是存理去欲，“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去人欲”⑨“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⑩
透过儒家义利观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儒家的义利观，是以农立国的封建社会的产物，反映着封建统治者的要求。在古代的自然经济中，农业的丰欠主要决定于天是否风调雨顺。对统治阶级来说，要保证赋税的正常收缴，首要的是保持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简单再生产能周而复始地运行，而不是生产总量的增加，是“忧道不忧贫”，“不患寡而患不均”。
儒家的义利观作为封建统治者思想的理论化，它一经产生很快就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武器。因此，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场合下，即当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与历史发展方向相吻合的条件和场合下，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悲壮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造就了为遏制统治者过分贪欲，不惜舍身求法的清官，如包拯、海瑞等。在这些人身上充分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重义轻利的精神。
但是，儒家的义利观在限制封建统治者贪欲方面的作用毕竟是十分有限的，而更多地是被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牢笼人民的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经过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儒家的义利观深深渗透到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
首先，在儒家的义利观中，割裂义利之间的关系，抽掉义的物质基础，引导人们全力去追求所谓道德的完善。否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贬低科学技术的意义。
儒家虽然也讲格致之学，但它不是指在改造客观的实践中去求真知，而是通过对封建道德的践履去体会其中所包含的天理，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引出道德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对自然界的认识如果不能纳入“助人君顺阴阳助教化”的轨道，这种知识不仅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程颐“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王守仁则说：“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12)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科学技术一直被斥为“屠龙之术”“不急之务”。读书人追求的是科举登仕，为此不惜皓首穷经，耗尽终生的心血，而把科学技术看作不值一晒的“末业小道”。只有极少数被“科举正途”抛弃之后，方不得已“弃儒从技”。偶有取得成就者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他们的科学思想和技术成果非但不可能被纳入学校教育的内容，而且往往无人问津，任其自生自灭。所以，在古代中国，尽管也有一些伟大的发明，但极少被用来推动生产的发展。鲁迅对此曾感叹说：指南针，在外国被用为航海，在中国被用来看风水。直到近代，当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严重关头，封建阶级的顽固派还死抱住儒家义利观不放，“竞竞以言利为戒”，还在叫嚷：“技艺微长，富强谋术，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又何所取”。(13)以这种思想作统治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到了近代，走向落后势在难免。
其次，在儒家的义利观中，把人的社会性与自然属性对立起来，否认人性满足的道德意义，对中国人的精神戕害也是非常严重的。
从孔孟开始，儒家把人的自然属性摒除人性的范围之外，已带有遏抑人的自然欲求的禁欲主义倾向。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4)，孟子认为“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摭之徒也。”(15)否认人们为生存而进行劳动的意义。到了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则把要求人性满足或实现的愿望、动机、努力，统统都摆到了与道德对立的位置上，要灭尽人欲。而事实上，人的自然性是不可泯灭的，只能引导升华，与社会性相统一。因此，儒家的道德修养过程不是不断激起人们追求幸福的热情和主动性的过程，而是不断抹去人的生活热情，使人的精神萎缩，直至麻木的过程。
儒家的这种义利观，与封建的政治制度、宗法制度相结合而织成的“名教”之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不知吞噬了多少中国男男女女那种作人的精神要求，甚至活的生命。黑格尔曾说：“我们对历史最初的一瞥，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才能；当然，这类的需要，热情和兴趣，便是一切行动的唯一的源泉——在这种活动的场面上主要有力的因素。”(16)马克思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儒家对个人自由发展的否定，对人心中那个历史主动性的精神源泉——意欲、需要、热情的抹杀，不能不说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又一原因。因此，当年鲁迅曾大声呐喊：“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仟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它。”(18)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中的义都是与利连在一起的，它是利的反映和延伸，反过来，又对利起着引导，促进和保障的作用。不讲利，义就会失去物质基础；不讲义，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在今天，当我们冲破旧的思想束缚，把物质利益机制引入到经济发展中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和放松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使两者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共同促进，以保证社会健康稳定地发展。
注释：
①《论语·颜渊篇》。
②《孟子·告子上》。
③《春秋繁露·基义》。
④《汉书·董仲舒传》。
⑤《汉书·董仲舒传》。
⑥《汉书·董仲舒传》。
⑦朱熹：《文集·读大记》。
⑧朱熹：《语类·卷十三》。
⑨朱熹：《语类·卷十二》。
⑩朱熹，《语类·卷十三》。
(11)《二程遗书》卷三。
(12)《王文成公全书》卷一。
(13)《黄氏万事记》。
(14)《论语·里仁》。
(15)《孟子·尽心》。
(16)黑格尔：《历史哲学》第58-59页。
(17)《马恩选集》一卷第273页。
(18)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