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翠艳[1]2000年在《中国汽车市场供求平衡测算方法的研究》文中认为从汽车市场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研究我国汽车市场供求平衡测算方法，为正确判断我国汽车市场供求平衡程度和解决供求矛盾提供依据。本文在分析汽车供给和需求现状和国内外有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汽车市场供求系统的特点，以计量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进行了系统分析、聚类分析、层次分析和专家调查，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测度方法，确定汽车市场供求平衡程度。本文重点讨论了，供求平衡的一般测算方法，确定了用非均衡的理论和思想，建立了包括汽车需求方程、供给方程、最小条件方程和带有一个数量调整方程的非均衡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用该测算方法进行汽车市场供求平衡分析具有可行性、适用性，且方法简单，易于计算机运算。为了确定汽车市场供求的失衡程度，根据区间控制思想，提出了建立态平衡区域的方法，经验证，说明用动态平衡区域判断供求平衡程度更符合客观实际。
陈端计[2]2003年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供给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面对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问题，理论界的经典解释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这也是目前国内理论界的主流派观点。与之相适应，自1998年10月以来，单向强调需求的扩大内需政策则一直是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主旋律。然而，在内需不足的病因诊断及启动途径上，国内理论界、实践部门及决策层却一直有歧议，而且实践效果至今仍不理想，就业压力大。为此，本论文从“有效供给”入手，在供给与需求的相互结合或互动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及其对策取向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以求得对上述问题的另一种解答。 一．选题意义 供求之争是经济学说史上一个既古老而崭新的永恒课题。为求解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问题，西方经济理论的经典解释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由于该理论一系列的暗含假设前提尤其是供给固定且完善无缺假设在现实中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不具备，从而既无助于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解决(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发生，就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失灵)，更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更需重视有效供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确立有效供给理论在市场经济中的中心地位。需求决定论自身固有的弱点决定了它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中国运用势必有“水土不服”的问题。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供给学派虽从市场另一侧面揭示了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实质，并提出以减税为核心的政策主张。但由于它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局限性也决定了它不足以回答、解释、解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的供给问题。因此，理性的现实选择是，中国的市场供求理论应当有条件地超越或摒弃西方国家“问题导向”研究过程中的厚此薄彼，而专注于供求双方的交互作用。 在国内，理论界的主流派观点是凯恩斯的有效需要不足理论。而单向强调需求的扩大内需政策则是我国中央政府决策层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政策基调或主旋律，且至今实践效果仍不理想。由于中国目前的经济过剩运行是一个综合症，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操作中，片面强调需求边，或侧重供给边，均有失偏颇。而且至今国内、外尚未形成系统的现代有效供给理论体系，尤其是尚未形成能有效解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供给理论。从总体上讲，有效供给不足问题至今仍未充分被挖掘和被重视。因此，立足我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借鉴理论界的已有探索，构建既能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给本质及其运行规律，又能解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供给理论体系，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方法 在论题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始终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即注重研究特色。理论研究部分以理论分析和推理分析为主；政策研究部分则以实证分析、历史分析及比较分析相结合。具体说来，在分析中:(一)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既努力吸取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又重视研究的创新性、前瞻性和发展性，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前人的理论成果;〔二)坚持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三)坚持可比性与独立性相结合。既重视借鉴国际经验，又着重研究我国经济实践，从而使国内、外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四)坚持一般分析与重点分析相协调。一方面在一般分析中，坚持系统分析法。另一方面，又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重视重点分析;(五)坚持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联系。即在理论研究中既重视理论分析的特色，又注意对具体可操作性的内容的分析，以沟通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此外，还坚持宏观层面分析与微观层面分析、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等。 三.研究结论与创新 概括起来，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一些方面:其一，对马克思的散见于他的许多经济著作中的丰富的有效供给思想进行了挖掘、提炼和归纳，并对我国供给理论构建的启迪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对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剖析，从而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其二，对有效供给定义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有效供给就是指供给能够出清、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能够得以充分考虑、政府的政策法规能够得到很好贯彻的包括产品与劳务供给、要素供给及供给效率在内的三位一体或全方位互动的可持续型供给，从而认为有效供给即为可持续型供给:其三，提出有效供给创造需求是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规律的观点;其四，中国目前的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只是问题的表象，其实质则是供给被动，即有效供给不足;其五，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是一种隐性短缺与显性短缺并存的二元短缺型经济;其六，中国目前经济过剩运行的真正根源是:我国“市场主体有效需求不足—市场客体有效供给不足—市场载体有效发育不足”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作用所构成的一个低质态的、低效率的三位一体式市场运转体系;其七，针对中国转型期信用缺失日益严峻的局面，提?
梁敏[3]2015年在《中国铅锌矿产资源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研究及应用》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以中国铅锌矿产资源国家经济安全评价为研究对象,在详细综述国内外关于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研究的基础上,应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对中国铅锌矿产资源国家经济安全评价进行综合分析,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首先,详细综述了国内外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成果,对国内外关于矿产资源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其次,对中国铅锌矿资源供需市场进行了深入分析,利用BP人工神经网络建立了铅锌矿的需求情景模型,测算出2019-2031年中国精铅和精锌的消费量。测算结果说明虽然中国铅锌产资源丰富,但未来中国铅锌矿需求将逐步加大,需可持续利用开发铅锌矿资源。第三,通过变权原理对中国铅锌矿产资源的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评价,构建了由六个一级指标和十五个二级指标组成的中国铅锌矿产资源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变权评价建立了基于变权理论的中国铅锌矿产资源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模型。第四,通过对2004-2019年的中国铅锌矿进行国家经济安全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铅锌矿产资源经济安全度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使用的情景预测法与评价模型具有较好的理论与实际推广价值,可以为中国铅锌矿产资源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提供一定的的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李扬[4]2013年在《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我国公路交通发展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公路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和服务性行业。改革开放30年我国公路交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为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我国公路交通无论是在能源、土地和建筑材料的利用上,还是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保护方面,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选择。作为资源利用和影响环境的大户,公路交通如何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选择科学的发展模式,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并能满足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交通需求,已然成为学术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本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选择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和营业性道路运输作为研究对象,借鉴已有的理论成果,以概念模型和量化分析为基础,提出了我国公路交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选择。全文共分7章。第1章概述了研究背景、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2章通过文献综述阐述了可持续的公路交通发展模式的内涵与特征和国外典型国家公路交通发展模式的特点。第3章对我国公路交通发展模式的现状进行了可持续性分析,构建了我国公路交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模式选择的三个关键维度,即必须以满足能源、环境、经济的持续性为前提。第4、5、6章分别从能源利用、环境适应和资金供给三个维度对我国公路交通进行了量化分析,提出了发展模式选择的方向和实施的战略对策。第7章提出了下一步研究的建议,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本研究提出了公路交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型、可持续的双平衡发展特征、公路能源利用分类方法和公路资金二元统筹发展模式等概念和方法,系统完善了公路交通节能潜力的情景分析法和外部成本的测算方法,设计了收费公路债务风险识别和预警标准。这些学术上的创新将丰富交通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方法体系,并将对交通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杨光[5]2008年在《基于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的住宅供地分析方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住宅是房地产的主要类型,是当前国家重点调控的对象。政府运用土地政策可以实现对住宅的供给调控,但由于缺乏系统地科学指导,影响了住宅用地供给调控的效果,这已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何对住宅发展的源头——土地一级供给市场进行科学有效地调控已成为社会探讨的热点,迫切需要改变以往依靠计划和定性分析的粗放调控方法,转向依靠市场和定量分析的精确调控方法。本文力图在市场信息挖掘和定量分析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索。联系土地供给和住宅市场的桥梁是住宅消化周期,土地供给调控的基础应是研究房地产市场的数据信息,找出住宅市场消化周期的规律性或发展变化的趋势,分析当前的住宅供求关系是否合理并预测判断未来的走势,才能制定有针对性的、精确的住宅用地供给措施,更好地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满足人民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需求。本文借鉴房地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公共管理理论、城市土地资源管理学和系统动力学等理论基础:利用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和数据库软件等技术手段,开发了上海市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REMIS),并以此为研究基础条件;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系统地研究了住宅供求平衡与土地一级供给的数量、结构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合理确定土地一级供给的方法;最后应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对上海市住宅用地供给进行案例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共分十章。从结构安排上突出了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紧密结合的方式。第一章简要分析了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过程及当前住宅市场调控的方法和问题,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章介绍了房地产市场理论、政府干预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理论,并用这些理论分析了我国房地产市场,重点研究了住宅供求均衡和房地产市场信息的关系。第三章在阐明住宅用地供给与市场信息间的联动关系基础上,提出信息获取、信息处理及决策应用的方法,介绍了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REMIS)的数据采集和系统建设的有关方法及数据的处理问题;第四章以REMIS系统为基础,对市场信息进行了分析,以住宅消化周期为核心指标,建立了评判住宅市场供求总量、结构和价格的合理性的指标体系:第五章针对上海实际进行了住宅市场信息分析。第六章对确定土地一级供给数量和结构的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了判断土地一级合理供给数量和结构的方法。第七章结合上海实际,提出了确定住宅用地供给数量和结构的建议。第八章从地价分布规律分析入手,针对住宅市场价格的动态性提出了动态地价的概念和测算方法,为土地一级供给价格的合理确定提供了分析方法和依据。第九章结合浦东住宅市场数据进行了住宅用地基准价格分布规律实证研究。第十章主要对研究结论进行了归纳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本研究不仅有效地落实了“土地参与宏观调控必须依托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这一准则,同时也为政府出台土地供给政策提供了量化依据和相关建议。本文基于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REMIS),提出并系统研究了以住宅消化周期为核心指标的土地一级供给调控方法,且建立了分析模型及开发了应用软件,这些工作使本研究不至于成为一篇纯理论性的论文,而具有实践操作性。
胡皓[6]2011年在《服务产出核算若干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服务产出核算是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对服务产出的核算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方面。2008年,联合国统计署(UNSTAT)、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Commission)对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的修订中提出了有诸如非市场服务产出(如教育服务产出和一般政府服务产出)、金融保险服务产出、地下服务、非法服务、不正规服务活动的产出等方面核算方法的改进问题。我国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中以及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中在服务产出核算方面也存在类似亟需研究改进和完善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目前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大多还局限在SNA(1993)本身,对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跟踪不够。本文针对服务产出核算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首先,形成了一份有关服务产出核算理论和方法的专门研究资料。本文比较系统地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作出了综述,并集中系统地研究阐述了服务产出核算的基本范围与方法及其核算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采用有关实际数据作出了实证分析研究,形成了一份有关服务产出核算理论和方法的专门研究资料。其次,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研究服务产出核算的理论和方法的体系,设计了专门的抽样调查方案。针对服务产出核算中服务的数量难以量化,缺乏明确的计量单位,非市场服务没有市场价格,如何反映其质量的不同,如何计量产出价值等问题展开研究,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研究服务产出核算的理论和方法的体系,即以产出收入法为主导,结合投入支出法,从产出角度核算市场和非市场服务总产出,进而核算其服务增加值的理论和方法的体系。针对未观测到的服务,由于其地下性、非法性、小规模性而很难核算的问题进行研究,设计了抽样调查方案,以在每个阶段采取不放回的与单元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即πps抽样)的多阶段抽样(multi-stage sampling)方式,运用随机回答技术搜集未观测服务产出数据的核算方法。最后,对服务产出核算中的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有所创新。针对金融中介服务产出的核算,研究了如何通过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计算金融中介服务费率,按银行存、贷业务工作费用支出(或工作量)的比例来分摊存、贷款利率差额,计算银行存、贷款中介服务费率,进而求得参考利率来计算金融中介服务产出。研究了对金融中介服务产出进行账户登录和分摊的方法,并按新方法计算了广东省2005年至2009年的金融中介服务产出。针对非人寿保险服务产出核算时如何调整索赔额,作出了理论和方法研究,包括直接计算法和间接计算法,分别采用指数平滑法、移动平均建模法、ARIMA模型法、回归模型法,以广东省2000年至2009年实际数据为例,计算了调整索赔额,并作了对比分析。针对未观测服务产出核算中资料搜集难的问题,设计了抽样调查方案。对非正规服务的特征及其活动产出是否应该纳入产出核算,如果纳入,该如何核算,进行了理论研究；对非法服务和地下服务产出核算方法作了比较研究,采用现金比率法、收支差异法、货运量法分别测算了我国1978年至2009年的非法服务和地下服务产出,并设计了具体的采用随机回答技术收集非法服务和地下服务产出资料的方法。针对非市场教育服务产出核算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了非市场教育服务产出核算的方法；重点研究了公立高等教育服务产出的核算方法及其公立高等教育服务产出的质量调整方法,从产出角度,以学生人数、教学时数、单位课时收费等为基础计算高等教育服务产出,采用班级人数系数、教师职称系数、教师课堂教学水平系数、教师科研水平系数、学校资源禀赋系数、法定利税率等对高等教育服务产出质量进行了调整,并以广东个别高校为例进行了实际核算。针对其他非市场一般政府服务产出核算投入替代法的局限性,研究了其他非市场一般政府服务及其特点和核算范围,存在的基本问题,重点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从产出角度,运用增长率调整法和产出指标法核算一般政府服务产出,对其理论作了较新的研究和阐述,提出了采用人均费用支出物量指数、人均GDP物量指数、费用支出的人均GDP强度指数进行调整的方法；尝试从产出角度,按照税收收入计算其他非市场一般政府服务产出,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
高越青[7]2015年在《“中国式”产能过剩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发展一直存在“产能过剩痼疾”。自“十五”计划开始,我国政府将治理产能过剩列入了宏观经济调控工作的重点,不断出台各种整顿治理措施,但产能过剩不仅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已陷入“越调控越扩张”的怪圈。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持续下行并转而进入“新常态”。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也更加突出,已成为制约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的重要障碍,并正不断加剧宏观经济发展的系统风险。2013年底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化解,势必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亏损面扩大、企业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直接危及产业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大局”。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我国产能过剩的形成根源、寻找和制定行之有效的产能过剩化解方法显得意义重大。本文对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进行研究,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本文将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及供给学派理论的相关原理,从供给端切入。该选题充分考虑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的基本国情,对实际的产能过剩化解工作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案例研究法等,力图将研究建立在严谨的理论分析与坚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上,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内容包括本文选题的背景、意义、“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定义、研究方法、全文的结构安排和研究框架以及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基本判断。对于产能过剩,学术界存在着一些争议,而对于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更是存在着诸多似是而非的认识和判断,甚至是在政策层面。本章在吸收大量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产能过剩实际情况,对“中国式”产能过剩做了全面而详细的阐述,形成几个对“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基本判断,具体内容包括对产能过剩界定、测度、成因和化解对策四个方面的文献进行述评。第三部分提出了一个研究“中国式”产能过剩的新视角,也即从供给端研究“中国式”产能过剩。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能过剩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研究发现,虽然国内外经济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产能过剩产生了影响,但导致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还是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而企业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行为与我国的要素供给和供给效率有着紧密的联系,结合供给学派的供给理论,要素供给和供给效率恰是“供给边”的深层次核心所在。具体内容包括从供给端研究产能过剩的理论基础、相关文献综述以及从供给端对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分析研究。第四部分是要素市场扭曲与产能过剩。要素供给是“供给边”的一个重要内涵,它是生产和供给的前提条件,我国的要素供给呈扭曲状态,而导致要素供给扭曲的根源在于要素市场扭曲,本章就对要素市场扭曲与我国产能过剩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素市场扭曲会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扭曲激励,进而引发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问题；二是要素市场扭曲会对企业的市场退出产生扭曲激励,阻止企业市场退出,进而导致产能过剩问题的固化。对于要素市场扭曲与产能过剩间的联系,结合多晶硅行业的案例分析进行了说明,并且还进行了实证检验,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工业制造业28个行业1992～2013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证明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有着显著影响。本章的具体内容包括要素市场扭曲的定义、现状、成因、测度及要素市场扭曲对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的分析以及实证检验。第五部分是技术创新不足与产能过剩。供给效率是“供给边”的另一个重要内涵,由于构成宏观供给效率的基础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生产效率,而技术创新不足将抑制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本章具体分析和研究的是技术创新不足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影响。首先是在产能过剩的形成阶段,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低下、核心技术匮乏的现状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极易引发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结构性过剩等问题：其次是在产能过剩化解阶段,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低下、核心技术匮乏的问题不仅制约了产品出口贸易,还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而减慢了过剩产能的消纳速度,不利于产能过剩的化解。为证明技术创新不足与产能过剩间的联系,本章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工业制造业28个行业2000～2013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加快技术创新对产能过剩的化解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本章的具体内容包括要技术创新的定义及我国技术水平现状、我国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技术创新不足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影响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及对策建议。本章首先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及研究结论,然后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化解产能过剩的新思路,并具体针对第四章、第五章的分析结论提出了加快我国要素市场改革及技术进步的对策建议。最后,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做了展望。综上,本文从供给端视角对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产能过剩其实是国民经济供给端存在的结构性失衡矛盾的具体表现之一,具体可从要素供给及其供给效率两方面进行分析；(2)地方政府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投资决策和市场退出施加了扭曲激励,进而引发产能过剩及产能过剩固化的问题,基于此,加快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改变要素市场扭曲现状对化解我国产能过剩有着重要意义；(3)技术创新不足在产能过剩形成过程中起一定助推作用,并对产能过剩的顺利化解造成较大阻碍,基于此,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推动科技发展对化解我国产能过剩有积极作用。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1)通过大量国内外文献的梳理、研究和分析,并结合我国产能过剩的历史经验及现状,归纳了“中国式”产能过剩的本质特征；2)构建了从供给侧研究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提出了基于供给侧的产能过剩化解对策。本文结合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我国产能过剩历史进行全面回顾,发现产能过剩是国民经济供给端存在的结构性失衡矛盾的具体表现之一,在此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从供给端视角研究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基本框架,具体从要素供给和供给效率两个方面对我国产能过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对应的产能过剩化解对策；3)运用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产能过剩形成的直接助推作用,并发现技术创新不足是引发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加快技术创新对化解产能过剩有着重要的意义。
熊俊[8]2006年在《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下去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这种动力的大小如何,这正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旨在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出发,建立一个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框架,并以此为基础,综合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等分析方法,高度重视中国国情及其在双重转型期的特点,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城市化和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以及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文在吸收内生增长理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中投入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资本、简单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并对索洛模型进行了扩展,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该模型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来自四种要素投入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使对中国这样的不发达经济而言,知识资本投入的增长不仅是全部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一部分,而且其所对应的自主创新成果的增加形成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之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的节约和知识的进展三个部分,它与技术进步既存在紧密联系,也有重大区别,且四种要素投入之间、以及各种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也是理解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机理的重要基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都可能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这种需求不足主要是由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等长期性因素导致的,因而具有长期性且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产生阻碍作用。由于要素市场很不完善、政府投入不足以及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经济增长也受到要素供给不足的制约。城市化的快速持续推进和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对缓解经济增长的供给制约和需求制约,进而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广泛而强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城市化和加入WTO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政府应围绕促进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为此,政府对自身的职能要准确定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制订和实施匹配性强的政策法规构建经济增长的动力,要做到这些,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全文除导论外,共分六章。导论部分阐述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并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以理论分析为主。首先,对经济增长、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因素等基本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然后,以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为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哈多德──多马模型、新古典新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有代表性的增长理论进行评析;最后,在吸收内生增长理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索洛模型进行了扩展。在扩展模型的研究中,对索洛模型三个假设条件的作用一一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条件虽然对索洛模型能用于经济增长核算是必要的,但对于提示和表达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的思想而言,并不是必要的,因此这三个假设条件可放松。另外,将索洛模型中的生产要素由两个增长为四个,即增加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并将各种要素定义为存量。然后,经过数学推导,得出一个综合性和适用性很强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第二章是关于技术、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相互关系的一般分析。本章考察和界定了不同意义上的"技术",并对经济学中的技术进步进行了分类;分析和讨论了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的区别和联系,四种要素投入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各要素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技术有技术学意义上的技术、投入产出意义上的技术和经济学中的广义技术三个层面,只有投入产出意义上的技术进步率才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且这些要素的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也存在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理解和分析经济增长机理的重要基础。第三章在运用第一章的理论模型和第二章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我国需求不足的存在性及其主要方面、需求不足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与经济增长需求制约的长期性进行以实证分析为主的研究。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存在总量性的需求不足,且需求不足的主要方面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除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外,主要是因为现阶段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由于已经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难在短期内缩小至适度范围内,因此由消费需求不足主导的需求不足可能存在于很长一段时期内;长时间的需求不足不仅在总体上会阻碍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且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四章首先探讨了供给不足的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然后对要素供给不足的存在性及其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供给不足包括产品供给不足、要素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不足三个层面,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从制约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要素供给不足是最直接、是核心的方面,而制度供给不足是最深刻的原因;尽管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之高世界罕见,而且政府文件中都强调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性,但除简单劳动力供给充足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都存在供给不足,导致这三种要素供给不足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是体制性的;每种要素的供给不足都会对其他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产生程度不同的阻碍作用,特别是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既广泛又严重的制约作用。第五章提出城市化和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的观点,较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城市化的滞后性、城市化发展存在的巨大空间、加入WTO对进出口和引进外资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并分析了城市化和加入WTO促进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理。中国的城市化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看,都显得滞后,特别是从城市化率看,与世界其他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比,中国的城市化存在较严重的滞后,而从一般规律看,中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发展阶段,因此,只要城市化战略正确,中国将经历城市化快速推进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长期过程,已经而且还将对中国的进出口、引进外资以及体制改革产生重大促进作用;城市化和加入WTO对消除或减轻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进而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生产率的增长产生广泛而强大的推动力,因此,城市化和WTO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第六章首先讨论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干预经济的理由和政府职能定位的基本原则、中国经济社会的特殊性和政府职能定位、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着力点,然后根据前面几章的研究结论提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最后分析了政府自身改革的必要性。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理由是市场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而政府干预存在市场所不具备的优势。政府干预经济必须适度的理由是政府也存在"失灵"。从中国的特殊性看,中国政府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相比,其职能范围应更广,政府更应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政府应在减轻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真正构建城市化和加入WTO这两大引擎方面采取匹配性强的有效对策;为了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赵逸楠[9]2012年在《复苏阶段宏观调控政策研究》文中认为世界经济的后危机时代，复苏呈现出不均衡和不确定的发展态势。我国虽然较早实现了复苏，却面临着复苏动力不足，经济紧缩和通货膨胀压力并存的困局。这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遇到的新局势与巨大挑战，对制定宏观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复苏阶段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决定了如何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按照凯恩斯的观点，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开支来扩大需求，从而解决危机问题。自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长期依赖量化宽松的政策来蹒跚步出泥潭，但经济形势却一直没有根本性转变。《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认为，美国经济将经历日本上世纪末那样的“失落10年”。本次金融危机中经济周期的波动和各种逆周期调节工具在抵御危机时的表现使得财政政策作为重要的逆周期工具的作用被再一次重视：第一，货币政策作为“大稳健”时期基本调节周期工具的作用已经被发挥到极限的水平。在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迅速将联邦贴现利率降到了零附近的水平，而按照指导美联储行为的泰勒准则的要求，当时的利率还应进一步下调3%-5%的空间才能抵御危机，但显然利率不可能降到零以下的水平，货币政策发挥空间有限。第二，在危机爆发后直到现在的长时间段内，货币政策工具面临严重的“古德哈特效应”问题。在本次金融危机后，由于预期到中央银行会采取降低利息、量化宽松等一系列政策工具和手段，发达的金融市场提前和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从而造成了央行一旦采取某种货币政策手段作为工具，其作用也就陷于失效的“古德哈特”效应问题。合理有效的使用财政政策，并与货币政策相搭配，使其在发挥效用时与其他周期工具存在矛盾或相互抵消，以及不会产生政策后遗症等问题是复苏阶段宏观调控的重点所在。本文以复苏阶段的基本理论为起点，从总体宏观经济态势指标、经济自主运行指标、企业运行环境约束指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几方面分析了如何判断复苏阶段的标志。通过对不同学派对复苏动力的比较和分析，寻找经济复苏的根本动力。同时，对复苏阶段是否需要宏观调控进行分析和论述，在市场无法克服自身缺陷的前提下，特别本次危机是长波型的危机，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实现复苏是困难和漫长的，会造成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损失，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不同于繁荣和萧条阶段，复苏阶段宏观政策的制定较难把握。根据复苏阶段的特点及短周期和长周期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复苏阶段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应考虑的重要因素。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调节经济周期至关重要。以复苏阶段的经济特征为基础，通过对两大政策的作用机理及其政策特点的分析，得出复苏期的调控政策必须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机搭配，并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并应由危机时的总量性财政政策为主逐渐过渡至结构性财政政策为主。本次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我国的复苏在速度上前高后低，并遭遇了生产成本上升、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等问题。美国新经济出现之前也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复苏，但通过新经济实现了从复苏走向繁荣，并避免了通胀等问题，其调控政策值得我国借鉴。最后，通过进一步对我国复苏的核心驱动力分析，提出了我国在本次复苏中应采取的宏观政策。
苏惠香[10]2007年在《网络经济技术创新与扩散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过去十年中，网络经济的蓬勃兴起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的经济架构，它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特征，使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正面临严峻的变革。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持续增长与通货膨胀是紧密相联的。经验上看，如果失业率低于5.5％—6％，经济增长率超过2％—3％时，就会出现交替现象。然而，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过程打破了这种经典理论的预言，成功地实现了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并存的梦想。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大多数学者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网络经济下信息技术的创新促进企业的产生，新企业的“群聚”促成了信息产业的兴起，而美国过去几十年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又为信息产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资本市场的创新以及政府的关注进一步加速了信息产业的发展，而信息产业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支持了“新经济”的诞生，也即网络经济下的信息技术创新与扩散创造了美国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并存的奇迹。在此前提下，研究网络经济下中国信息技术创新与扩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效应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综观人类历史上曾经经历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正在经历的网络经济革命，这三次创新浪潮都通过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化，其中网络经济革命通过以网络形式重新构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方式，极大的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从宏观上看，网络经济对就业和产出产生重大影响，改变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的形态，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从产业发展来看，与网络经济相关的网络产业蓬勃发展，既包括网络贸易、网络银行、网络教育、网络企业以及其他商务性网络活动，又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设备和产品以及各种网络服务的建设、生产和提供等经济活动。从企业营销、制造、居民消费与投资的微观层面看，通过建立大型的网络虚拟市场，彻底改变传统企业和居民的交易行为方式。网络经济不是单纯的技术现象，也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技术—经济范式更替的产物。并且与前两次创新浪潮相比，网络经济创新浪潮具有更强、更剧烈的扩散性和渗透性，其对国民经济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两次创新所不具备的，从而具有更明显的经济范式变革的特征。本文的主题是论述网络经济技术创新与扩散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的重大影响。本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数理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且以计量研究为主。全文分七章。第一章导论是本文以后各章研究的基础。本章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其次对网络经济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合述评，并确立了本论文的研究框架、思路和方法。最后，指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二章首先对网络经济的概念进行界定，并指出网络经济的本质是重大技术创新引起的经济范式的变革。然后对网络经济的新特征作了归纳总结，指出了网络经济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网络倍增效应下的网络经济性，并重点对网络外部经济性效应进行微观分析和案例实证，验证了网络直接外部经济性效应和间接外部经济性效应，最后分析了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构成的冲击。第三章重点分析网络经济创新浪潮作用于国民经济的内在机理。本章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入手，指出创新对经济的影响表现在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打破经济的循环流转，引发产业革命。然后根据弗里曼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进一步将技术创新分为渐进型、突进型、技术系统变革和技术—经济范式更替等四类，进一步说明网络经济的本质是重大技术创新引起的经济范式的变革。并延续这一主题，根据罗默和卢卡斯的新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内生和人力资本内生指出技术知识不仅形成自身的递增效应，而且能够渗透于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指出技术创新与扩散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而着重从微观上研究了技术创新的扩散过程，发现技术创新的扩散规律。沿着技术创新这条主线，指出经典理论的分析立足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网络经济创新浪潮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创新的共性外，还具有非常明显的个性。因此，要分析网络经济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内在机理必须结合网络经济时代创新的特点。接着沿用创新的分析框架，指出了网络经济创新浪潮是以知识为资源的创新，网络经济时代创新的主导产品是数字产品和互联网，并对数字产品的定价和所具有的特殊成本结构以及所处的市场性质进行微观分析，为网络经济的主导产业作进一步铺垫。网络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具有产业相关性、非竞争性和潜在需求性三大特点，这也是技术创新引发产业革命的前提条件，进而分析了信息技术产业的经济效应特征，并进一步重点分析信息技术扩散的技术溢出效应，由此得出网络经济创新最大的特点是其极强的扩散性和渗透性引发的交易范式变革，从而大大降低国民经济运行成本。这是网络经济时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在根源。因此，网络经济对经济的影响在本质上表现为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在现象上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或产业革命。根据技术演进的特点，网络经济对国民经济影响将分别从创新的形成和创新的扩散两方面论述。本论文将主要研究创新的形成与扩散过程对经济在宏观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对总产出和就业的直接影响，并重点研究创新的扩散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创新的形成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信息技术的创新是否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信息技术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否成为推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创新的扩散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信息技术的扩散是否导致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信息技术的扩散是否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动，是增加就业效应还是减少就业效应。本章的研究是下面几章从数量上研究网络经济技术创新与扩散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基础。第四章重点从数量上研究网络经济信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本章利用1983—2005年信息技术产业的数据与同期的我国GDP数据来研究信息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章首先计算了在此期间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对名义GDP、对名义GDP增长、对实际GDP和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并发现不论是用哪一种方法，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呈现阶段性和滞后性，同时发现信息技术产业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剔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更能真实的反映经济的波动情况，这也为后面进一步研究信息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数据的选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运用这一期间信息技术产业的实际产值和实际GDP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信息技术对总产出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滞后期为4年。最后，在前一分析基础上，运用这一期间信息技术产业的实际产值和实际GDP数据进行单因素OLS回归分析，得出了信息技术滞后4年的数据对GDP的影响弹性为0.38，并计算出在此期间的信息技术创新产出效应，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第五章采用数理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多因素来研究信息技术扩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问题。在论述的过程中，本章以宏观经济理论为研究起点，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思想和方法为研究主线，对内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该研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对于政府部门科学合理地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和进行宏观调控，对于保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章首先介绍网络经济技术创新的扩散对总产出影响的过程；其次介绍网络经济生产率增长的特点，并进一步对网络经济技术创新对传统三次产业的扩散效应进行分析，并且归纳总结了网络经济信息技术对生产率贡献的经验研究；最后，对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计量研究。在这一部分，首先介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其次，介绍经济增长要素贡献份额的传统测算方法，并对该方法进行简要的评价；接着提出我国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及其贡献的新测算方法，并提出两种计量模型，这也是本文的理论创新之一。本文认为，生产过程中技术水平的变化不仅以投入要素为载体，通过投入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这一可观测和可度量的指标表示出来，还可通过独立投入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尤其是对于象信息技术这样的技术。鉴于这一考虑，本章构造了反映信息技术进步的新型生产函数。在该函数中，产出不仅与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各要素投入量有关，而且与信息技术生产率有关。最后，运用所建立的两种生产函数，利用1983—2005年的各投入要素的实际数据运用经济计量软件EVIEW5.0进行OLS回归分析测算，并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了我国经济增长路径，计算出了我国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发现了信息技术扩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特点。这也是本论文的创新点之一。第六章首先对网络经济中技术创新的形成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说明信息技术创新的形成对劳动就业是增加效应，其次，对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说明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对劳动就业有增加效应，也有减少效应，并进行具体分析。第三，又进一步对信息技术进步在三次产业的应用和渗透方式和特点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信息技术进步下三次产业就业量的变动趋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下的信息技术进步就业效应，并从微观上进行分析。第四，对人力资本投资下的信息技术进步就业效应进行数量建模分析。这一部分是在第五章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二的基础上，通过变换，建立了劳动就业增长模型。这是本文的又一个创新点。本章认为，劳动就业增长不仅与宏观经济、一般资本投入有关，而且也与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等其他因素有关。本章重点研究信息技术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并发现了信息技术增长对就业增长贡献的特点，信息化程度低时，信息技术对就业呈现减少效应，当信息化程度高时，信息技术对就业将呈现增加效应，并通过对该增长模型中信息技术就业弹性的分析，计算出了信息技术就业效应。这是本论文的又一创新点之一。最后，本章从另一个角度，通过资本劳动比的数量分析来研究人均信息技术对劳动就业的影响，进而发现了我国信息技术发展路径，信息技术扩散初期，信息技术表现为资本密集型(就业减少型)技术，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信息技术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就业增加型)技术，并验证了我国的信息化程度。这是本文的又一个创新点。第七章在前面各章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本论文总的结论和政策含义。本章共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我国网络经济技术创新产出效应存在时滞问题，时滞为4年；二是我国网络经济技术扩散产出效应也呈现出阶段性特点，信息化程度越高，技术扩散效应越小；三是我国信息技术对经济既有替代效应又有溢出效应；四是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五是网络经济下，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共同作用推动经济增长；六是我国信息产业发展路径，在1983—1994年走的是一条资本深化的道路，在1995—2005年有所改善，不是资本深化的主要原因；七是我国网络经济技术创新与扩散就业效应呈现出先是减少效应后是增加效应；八是网络经济下，我国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呈现出一定的创新与扩散效应，在未来，我国也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低失业率的双赢局面。本文分析了经济增长中各要素所扮演的角色，研究了经济增长的方式，为我国政府制定科技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并针对不同阶段、不同形式的增长及增长机制，提出了政府应该采取的相应的经济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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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复苏阶段宏观调控政策研究[D]. 赵逸楠.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10]. 网络经济技术创新与扩散效应研究[D]. 苏惠香.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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