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坚[1]2000年在《产业转移、产业组织对技术扩散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潮流，而国际产业转移是这种潮流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过程的技术效果是本文的主要任务。本文的基本研究线索是这样的：首先，国际产业转移必然与技术的跨国转移有关，因而，必须考察国际产业转移对技术跨国流动的影响；第二，技术只有在国内产业内得到扩散才具有意义，因此，本文考察了产业技术扩散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产业组织。全文共由五章组成，这五章间既相互联系（由技术扩散联系），又各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本文是韩福荣教授所主持 的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产业转移与企业技术进步的仿生化研究》的一部分。 在第一章，我们首先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概念和基本理论、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简要分折；然后，通过考察中国利用外资的情况，对外国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作出了初步的分析。 第二章是全文的重点。在这一章中，我们首先考察了国际技术转移与国际技术扩散的定义与理论，并对技术扩散的传染病模型进行了讨论；然后，我们对经典的Schumpeter模型进行简析的基础上，以Romer的技术中间产品化的可加性生产函数为起点，提出了一个国际产业转移带动国际技术扩散的基本理论模型；在更深入的角度，从企业价值最大化出发，使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外资股权比例与技术进步之关系进行了探讨；最后，以中国为例，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效果进行了考察。 基于产业组织是技术扩散的重要影响因素的考虑，在第三章中，我们重点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市场结构效应。首先，我们简述了产业组织的基本理论；其次，从竞争战略、交易费用、市场进入壁垒等角度分析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市场结构效应的基本理论，并对其基本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提出了直接投资的规模特征的理论分析模型；最后，我们以轮胎行业与汽车制造业为例，对产地转移对中国的产业市场结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第四章中，我们进一步考察了技术扩散的一般理论模型，通过对Dong和Saha所提出的双重约束模型的修正，我们提出了一个信息溢出的技术扩散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等待成本变得很重要，而在以住的研究中，这一点常常被忽略了。同时，我们还综合了Rosegger，Agliardi，Lall，Rosewell，Schellder等人的观点，对产业组织与技术扩散之关系的相关观点进行了分析，最后，通过对中国情形的考察，为本章及前文的理论提供了佐证。 第五章试图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在本章中，我们从政府干预的基本理论出发，对优惠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及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为制订更为完善的外资政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路。 本文的基本结论在于，产业组织是影响产业转移对东道国的技术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王江[2]2010年在《产业技术扩散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提出技术扩散是技术创新取得社会效益的源泉,一项新技术的经济效益主要来自于它的扩散。产业技术扩散是将先进的技术扩散到其他企业和社会组织,以促进新技术在其他企业和社会组织中的广泛应用,对提升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推动产业的技术升级,提高产业的创新绩效,以及对社会的经济增长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产业技术扩散是一个连续而缓慢的过程,它使新技术在潜在使用者之间传播、推广和应用,从而提高产业内各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产业内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因此产业技术扩散不仅关系到技术新成果自身价值的实现,而且对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提高科技投入的经济效益,有效地将新技术扩散到行业、部门或其他领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产业技术扩散为研究对象,首先结合技术学习理论、技术创新理论、技术扩散理论、技术转移理论、产业技术及其生命周期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等,为产业技术扩散理论的研究提供较为完整的理论背景和铺垫。其次,文章从产业内部和产业外部分析了影响产业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之后,对产业技术扩散的动因、产业技术扩散的过程以及产业技术扩散的模式进行了分析。再次,阐述了产业技术扩散的机制,并对动力机制、供求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中介机制五种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最后,在阐述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产业技术扩散的效应评价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中国汽车产业技术扩散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中国汽车产业技术扩散的促进策略。
许淑嫦[3]2012年在《产业技术政策与产业绩效的相关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国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产业经济的发展,而产业的发展则基于产业技术的发展,只有技术结构的高级化才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一国产业体系的完善,但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无法提供足够的技术。为了促进产业的长足发展,很多国家的政府颁布产业技术政策,包括中国在内。几乎所有的学者和政府官员等都承认产业技术政策的重要性,但缺乏对产业技术政策以及所带来的政策效应进行系统性研究。纵观以往对技术和产业政策的研究,产业政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产业政策的总体分析和有效性上,而对产业政策的内容,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则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在技术方面,能促进技术进步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引入也是研究热点,相应的理论也比较完善；在产业技术政策方面,大多集中在某一国家的产业技术政策,或单一产业技术政策所带来的效应。这些研究或者没有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产业以及技术、绩效等方面结合起来,或者研究范围太过广泛,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同时,在对产业技术政策进行实证研究时,大多数研究的对象仅限于一项产业技术政策,并采取单一指标的直接测度法,并以此判断一项产业技术政策是否有效,然而产业的发展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衡量,单一指标是不能判断产业技术政策是否真正有效。本文从产业技术政策与产业绩效的相关度出发,首先对产业绩效和产业技术政策进行定义和其影响因素分析,并将产业技术政策依据其功能进行了分类,然后从理论上分析不同类的产业技术政策如何对产业绩效产生影响,而后从实证上验证不同类的产业技术政策所产生的绩效。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着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一是产业技术政策的定义、分类；二是产业技术政策的作用机制；三是产业技术政策的影响过程；四是产业技术政策与其他主要产业政策的比较；五是对产业技术政策与产业绩效相关度进行实证研究,六是完善产业技术政策与促进产业绩效提高的政策建议。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结构和论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并指出创新之处。本文主要从产业技术政策与产业绩效的相关度出发来分析,能对产业政策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起到补充的作用。中国不同产业相应地采取了不同类型的产业技术政策,得到不同的产业绩效结果,这为产业技术政策与产业绩效的相关度研究提供了实践上的意义。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首先,从理论上对与产业技术政策相关的理论进行简单描述；其次,从文献检索上对产业绩效、产业技术政策与相关度这三个不同的主题进行搜索,了解国内外主要研究文献的现状；然后,对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绩效和相关度这三个主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描述；最后,对整个研究现状进行简单的评价。第三章为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绩效相关度的基本理论分析。首先对产业绩效和产业技术政策这两个名词进行定义和影响因素分析,将产业绩效定位于产业的经济绩效、技术绩效和环境绩效的综合,同时将产业技术政策依据其功能分为扶植性、规范性和引导性三种。其次,分析了产业技术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和经济环境分析,由于技术开发的高成本和正外部性,而且由于技术风险等因素的存在,需要政府采取合适的产业技术政策。最后,分析了产业技术政策影响产业绩效的基本内容,产业技术政策通过直接影响产业技术而影响产业绩效,政府制定实施产业技术政策时需要考虑产业技术政策的目标和传导途径,并对产业技术政策对产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和范围进行分析,并设计了相关的指标体系。第四章为产业技术政策对产业及其绩效的影响过程。本章仔细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产业技术政策对产业技术的影响过程,扶植性产业技术通过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甚至引导产业创新；规范性产业技术政策则通过促进产业内的技术扩散来提升产业技术水平；而引导性产业技术政策引导市场主体推动其他相关的产业技术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这些不同类型的产业技术政策相应地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产业绩效,而预期的政策效应则都是提升产业绩效。同时从生命周期出发,分析不同类型的产业技术政策对产品/技术、产业、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中所起的作用,产业技术政策的周期一般比产品/技术、产业和企业的生命周期要短,与之并不一致,但是产业技术政策的作用则是延长了生命周期。第五章为产业技术政策演变以及绩效分析。本章将中国产业技术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从技术投入产出、全要素生产率和高技术产业等方面入手,对产业技术政策给中国带来的绩效结果进行分析。第六章为不同产业政策与产业绩效的比较分析。由于产业技术政策难以与其他内容的产业政策区分,本章主要分析了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布局政策及其绩效,并以中国改革开放后产业政策的演变和所带来的结果验证这些政策的绩效,同时将这些绩效与产业技术政策绩效进行比较。第七章为产业技术政策与产业绩效相关度的实证分析。结合第三章的指标体系如产业技术政策指标、产业规模指标、市场结构指标、技术行为指标和产业绩效指标对产业技术政策与产业绩效相关度进行实证研究。以2002年《中国产业技术政策》的颁布为对象,研究不同产业技术政策对不同产业带来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产业技术政策》里的扶植性政策对电子信息产业产生了正向影响,无论是技术投入、技术产出、产业规模,还是产业绩效,电子信息产业在该项政策颁布实施后都得到了增长或提升；而规范性政策对电力产业的技术投入和经济指标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该产业的产业规模和技术指标则有正向的影响,同时也显著地减少了电力生产的能源消耗量和污染物排出量。同时,以技术商业化为例的引导性产业技术政策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而技术商业化政策也使得技术市场的交易额逐步扩大,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第八章为完善产业技术政策体系,促进产业绩效提高。为了提升产业技术政策与产业绩效相关度,需要从改善实施环境和完善内部体系两方面来保障产业技术政策的实施。通过从法律、工具、信息和风险几个方面分析了限制产业技术政策有效实施的不利因素,进而也从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间协作、降低风险和法治化等方面提出了有利于产业技术政策有效实施的对策；而且提出了要重视规范性产业技术政策和突出扶植性产业技术政策的实施。本文不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产业技术政策,丰富和完善了产业政策与产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而且在研究过程中不仅将产业技术政策分类研究,而且提出了多指标的评估体系。在理论上对产业技术政策对产业及其绩效的影响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不同的产业技术政策对产业技术的影响不同,扶植性政策有助于产业技术创新,规范性政策促进产业技术扩散,技术商业化则间接促进产业技术扩散,这些产业技术政策最终都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延长产业生命周期,并提高整体产业绩效。在实证上则从不同的产业上对不同的产业技术政策进行评估,电子信息产业的实证分析表明扶植性产业技术政策对该产业的研发投入产出、产业规模扩张和产业绩效都有着显著的影响；然而电力工业的实证分析表明规范性产业技术政策对该产业的影响并不是都是显著的；而技术商业化的实证分析表明技术商业化有助于经济整体的增长。尽管产业技术政策的确对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需要从从改善实施环境和完善内部体系两方面来保障产业技术政策的实施,进而提升产业绩效。
张纪凤[4]2015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文中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产品内分工成为新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正从旧国际分工模式下注重“贸易”逐步转向新国际分工模式下更加注重“生产”,国际化生产成为连接国与国之间经济的“桥梁”。国际化生产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的途径展开,FDI的流入和流出成为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技术和劳动,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近年来对外投资政策由“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大国之一。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OFDI却屡创新高,逆势上扬。2013年中国OFDI流量达到历史最高点1078.4亿美元,位居美日之后,排名世界第三。中国OFDI已经实现连续十一年的正增长,2002-2013年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9.8%。中国OFDI的飞速发展,给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为代表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建立在“垄断优势”基础上,指出企业OFDI的前提和基础是必须拥有某种所有权优势。然而,中国OFDI不仅包括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平行和下行投资,而且还包括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对于前一种投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于后一种投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却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企业在缺乏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却积极开展上行投资。“战略三角”理论框架系统整合了战略的资源观、产业观和制度观,极大丰富了传统的基于OLI范式的分析框架,为新兴经济体OFDI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本文借鉴“战略三角”理论框架,结合中国OFDI的实践,研究中国OFDI的动力机制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这一研究对于我国如何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带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指导我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首先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特点,从母国的推力(push)和东道国的引力(pull)两方面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中国企业OFDI的动力机制既包括母国的推力,也包括东道国的引力。在母国的推力方面,本文基于“战略三角”的理论框架,利用304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OFDI的微观数据,通过建立计数模型,从企业资源、产业特征、制度因素三方面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的母国推动力。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企业R&D投入、企业出口能力、企业盈利能力和产业竞争程度对中国企业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由研发能力、出口能力、管理能力共同构成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对企业“走出去”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东道国的引力方面,本文在分析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微观投资动因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69个国家OFDI的国别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扩展的引力模型,检验了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东道国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OFDI是逆梯度的上行投资,主要集中于人均GDP较高、与中国进出口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是顺梯度的平行或下行投资,主要集中于人均GDP较高、技术较先进以及从中国进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寻求是中国目前OFDI最主要的动因。其次,本文在R&D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了中国海外R&D投资的动因及影响因素。R&D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动机主要有两种：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目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正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在对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文献综述基础上,介绍了中国海外R&D投资的实践,总结了其发展历程、动机、区位和模式。随后,本文利用101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177个海外子公司投资数据,通过建立三元选择Logit模型,从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海外R&D投资受东道国人均购买力和R&D资源禀赋的影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受母公司技术水平和东道国R&D资源禀赋的双重影响。最后,本文基于创新驱动增长理论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由于知识溢出存在地理空间的约束性以及知识的隐性特征,企业只有靠近技术创新源,才能成为知识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只要存在技术扩散的可能性,即便不存在垄断优势,技术追随企业依然会选择FDI方式而不是出口的方式服务国外市场。本文在分析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四大机理的基础上,利用1985-2008年中国工业TFP、国内R&D资本存量和进口、IFDI、OFDI三种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相对于IFDI而言,中国OFDI的整体规模和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寻求型OFDI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小,逆向技术溢出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些因素是导致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本文立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博采各家理论之长,在继承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并探讨了中国海外R&D投资动因和影响因素,以及通过海外R&D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并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利用“走出去”来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史本叶[5]2008年在《垂直专业化与产品内贸易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垂直专业化和产品内贸易为研究对象,运用国际经济学中的理论方法,并辅以计量分析工具,从工序层面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入手,建立一个以产品内分工和贸易为特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上述理论来分析全球价值链、全球贸易失衡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等问题。主要观点有:(1)垂直专业化是国际分工的最新发展阶段,国际外包是垂直专业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产品内贸易是垂直专业化的必然结果;(2)产品内贸易是由垂直专业化引起的中间投入品贸易,加工贸易是产品内贸易主要的表现形式,产品内贸易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提高,也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3)产品内贸易理论从垂直专业化的视角对标准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进行了整合和补充,将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延伸到产品生产的工序和区段层面;(4)全球价值链是垂直专业化所展现的动态价值创造活动,垂直专业化的分析框架可以较好地解释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原因、动力机制、治理模式、产业升级等问题;(5)由垂直专业化导致的国际生产转移和由产品内贸易导致的区域贸易网络是造成全球贸易失衡和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6)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中国产品内贸易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大量累积,但中国的加工贸易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
赵建吉[6]2011年在《全球技术网络及其对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世界发达国家(地区)区域发展的实践表明,地方企业网络已经成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载体,因而受到一大批包括经济地理学家在内的多专业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本、劳动力等支撑地方企业网络形成和发展的传统要素的作用逐渐弱化,技术要素取而代之,成为影响企业网络发展和演化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本文拟以全球技术网络为切入点,研究全球技术网络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地方企业网络演化以及升级的影响,为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和指导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服务。论文以导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权力与企业空间行为、企业创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文化环境差异对上海地区中德企业网络构建的影响”、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十二五”产业规划重大课题“大浦东地区产业发展思路及布局研究”、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上海张江高新区产业布局规划研究”等课题为支撑,对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集成电路企业,上海市经信委、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浦东新区发展改革委、张江高科技园区产业研究室等政府部门以及上海市、浦东新区集成电路行业协会进行了20多次的访谈和调研。特别是和国外学者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与德国Justus Liebig University Giessen的经济地理学教授Prof.Dr.Ingo Liefner,国际知名经济地理学家、加拿大Toranto University经济地理学教授Prof. Dr. Harald Bathelt等国外同行多次交流学术研究心得,获取了较多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为本文的顺利完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笔者发现,在企业网络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普遍关注到技术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网络发展的重要因素,技术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企业在地方企业网络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到企业网络的全球、地方竞争能力。但是,研究成果偏重于企业网络对于技术创新绩效、技术扩散的作用与影响,而从技术的视角探讨企业网络发展与演化的成果不多。近年来,有学者从网络权力、技术权力的视角探讨了企业网络的发展和演化。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将愈来愈多的技术活动纳入到企业间国际技术网络之中。因而有必要从全球技术网络的视角探讨企业网络的演化,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却被忽视了。此外,企业网络并不是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历着初创到成熟的过程。现有企业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的静态性质方面,对网络的动态变化方面研究较少。技术是影响企业网络演化的重要因素,技术的空间移动对于企业网络的发展及演化有着重要影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论文在对现有技术扩散和技术学习等相关领域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界定了全球技术网络的概念、内涵,并对全球技术网络形成的背景与基础、形成机制、影响因子、作用方式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讨论。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全球技术网络作用下的上海张江集成电路地方企业网络的发展历程、演化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全球技术网络是知识经济时代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的重要力量。全球技术网络是指企业间及企业与其他行为主体(供应商、用户、同行竞争者、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政府部门等)乃至外部企业和相关机构在技术扩散和技术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彼此信任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动态关系的集合。网络内主体活动为企业间或企业与相关主体间进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相互学习、技术或经验的交流活动。网络资源为企业发展相关的所有隐性和显性技术知识。从空间尺度上讲,全球技术网络由全球技术中心及其对应的高技术势能企业、区域技术中心及其对应的中技术势能企业、地方技术低地及其对应的低技术势能企业以及这些企业之间的技术联系构成。贸易自由化是全球技术网络形成的强大驱动力；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全球技术网络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跨国公司是全球技术网络形成的核心载体。以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地方企业网络技术扩散、技术学习的来源,不应局限于所在区域,而应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技术溢出与扩散。通过开展技术学习活动,提升技术能力。另外,关系临近也是隐性技术知识进行传播与扩散的一种手段媒介,特别是基于关系临近的实践社区/技术社区,能够实现隐性技术知识的远距离、跨区域/国界的传播,从而促使全球技术网络的形成。值得一提的是,技术扩散与技术溢出是全球技术网络中技术流动的主要方式；技术学习与创新是全球技术网络中技术区位演变的重要途径；跨国技术社区是全球技术网络的重要技术通道。第二,全球技术网络影响企业空间行为和创新能力,进而影响地方企业网络的演化。在地方企业网络组建期,全球技术网络的空间影响起主导作用。领先公司的技术扩散/溢出能够增加企业的知识积累和新知识创造。获取技术溢出效应是企业策略性选址或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由此导致了大量中小企业在某地的空间集聚。在网络成长期,全球技术网络的技术扩散/溢出依然吸引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别是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以及大学、科研院所的入驻。在创新方面,全球技术网络中的技术领先企业为了加速实现网络的本地化根植,将会提供多种形式的技术输出,目的在于使更多的企业有能力成为技术领先企业的配套商,实现网络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在网络发展期,全球技术网络的创新影响起主导作用,全球技术网络中先进技术首先转移到地方企业网络中的技术守门员,其进行消化吸收后,转化为地方企业网络内共同的隐性技术知识,实现了网络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从技术进步及流动的视角看,地方企业网络经历了“全球技术网络技术推入—技术守门员消化吸收—技术溢出扩散一地方企业网络整体技术水平提升—吸收能力增强—技术守门员引进更先进技术”的技术能力不断提升的循环。第三,全球技术网络在张江IC企业网络演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张江IC地方企业网络的技术发展历程为：技术引进—技术合作—技术创新。在网络组建期,全球技术网络的技术扩散/溢出促进了地方企业网络的形成。“中芯国际”通过外资的技术溢出和扩散,获得了先进技术,逐渐发展壮大,进而带动了张江高科技园区上下游企业的空间集聚。在网络的成长期,全球技术领先企业(研发机构)通过与地方企业网络内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在技术研发、技术转移和扩散、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合作,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网络的发展。IMEC与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联合进行技术研发,并将研发成果成功转移到上海华虹NEC生产线。在地方企业网络的发展期,跨国技术社区加速了地方企业网络内的创新。“展讯通信”的成功表明,“硅谷群”核心研发团队、“硅谷—大陆”双向互动的运作模式、强化与硅谷的技术联系是其获得成功的关键。同时,全球技术网络中,技术领先国家(地区)的技术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张江IC地方企业网络的功能升级。
于永德[7]2005年在《科技组织制度与农业技术进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技术进步程度是农业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解决农业的种种问题最根本的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开展农业技术进步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农业发展将长期面临两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一方面,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农业的要求越来越高,迫切需要农业功能的不断演进和拓展,从衣食之源,到提供工业原材料,再到生态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农业发展赖以存在的资源基础却日趋紧缩,尤其是水土资源的供需矛盾必将愈加尖锐。要缓解这对矛盾,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这是农业发展的根本之计和长远大计。但农业技术进步问题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农业技术进步的实践和过程涉及到人们的创新行为和合作行为,涉及到技术进步相关主体之间的交易和互动,涉及到技术进步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更多的表现为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亟需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展开深入研究。 本项研究立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背景,立足于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和日趋市场化、国际化的产业背景,立足于农业科技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演进背景,采用和借鉴产业组织理论“结构一行为一绩效”的分析框架,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农业技术进步中的组织制度问题、对科技组织制度与农业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和深刻解剖,力求以新的视角和方法研究探索农业技术进步的相关问题,讨论确立加快农业技术进步的对策,为成功推进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实现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做出贡献。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如下: (1) 把科技组织制度定义为有关农业科技进步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农业科技作为农业科技人员的智力创新性活动,众多科技机构及其人员之间表现出特有的分工协作和竞争对立关系,把农业科技作为一个“产业”,研究农业科技活动的组织结构、规模效益、协作关系、产业政策等问题,不仅可行,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科技组织制度在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中起着基础和决定性的作用。通常意义上的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技术层面的改革,如研究方向的调整、研究重点的转移、投入力度的增加等;二是机制层面的改革,如用人制度、分配制度和运行管理制度等;三是体制层面的改革,如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不同层次、
袁境[8]2012年在《西部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成就显著。这一方面是源于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对外开放,即我国东部地区承接了来自港澳台、以及国外的来料加工型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转移,加快了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积累,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西部地区虽然经过前十年的开发,但是总体上“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结构不合理,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状态尚未实现根本改变,与东部发达地区发展水平差距依然在扩大。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需要在东部促进不断发展的同时,要使得西部以高于东部的速度加快发展。西部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是否可以借助东部发展的模式呢?依据当前我国所处国内外经济形势,特别是随着美国次贷金融危机滞后效应和积重难返的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陷入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泥潭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时期,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唯有转变发展思路,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内向型经济。同时,我国内部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潮已经来临,一方面,东部由于要素资源禀赋的约束和经济转型的需要,面临加快产业转移的需要；另一方面,东西部之间存在产业梯度位势,西部拥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因此,西部需要也必须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来推进工业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却伴随着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这是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从粗放式、投资驱动型的产业发展路径向集约型、的新型现代化工业路径的转变。在推进西部工业化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思考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如何在欠发展或发展不足中实现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面临西部生态环境日渐脆弱和承载力弱的约束。因此,中国西部就有了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随着西部工业化进程加快,如何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实现西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关于西部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的命题摆在了学术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面前,成为当前需要积极思考和实践的理论和现实命题。这是选择“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的背景。本论文以当前我国正在加快的东西部产业转移实践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为背景,应用理论模型分析与案例方法,对我国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在机制、路径研究,并结合我国西部的现实基础和条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本论文主要内容分为4个部分6个章节：第一章是绪论,简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梳理产业转移理论、技术创新扩散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第三章是论文的理论研究部分,分析产业转移创新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在机制,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扩散理论与对技术的次级创新过程阐释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产业转移创新力形成过程；二是以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作为基础,以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建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模型对创新力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内在机制与演变路径进行了研究。产业转移创新力推动产业升级：产业内创新者研发新技术(或开发新的管理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创新者自身的盈利水平和产出效率,并引致产业内的其它厂商加快对技术模仿或加大了对自身研发劳动和研究资金的投入,进而实现对技术创新者的技术水平追赶；产业升级的基本路径为：产业内“创新—模仿—创新”的技术追赶模式推动了产业内不同技术水平厂商的技术水平趋同和整个产业的产出效率水平提升,整个产业由最初较低的效率水平逐渐演进到较高效率水平,进而实现产业升级；从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产业转移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等分析了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选择。第四章是研究西部承接产业转移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1)分析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挑战与优劣势。(2)分析西部地区承接产业类型选择,主要内容包括对西部发展模式选择、东部产业转移类型分析、西部地区的产业优势与产业吸引力等方面分析基础上对西部如何选择承接产业类型和承接产业转移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容做了深入研究,包括承接产业转移与技术进步、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协调、承接产业转移与区域发展协调、承接产业转移与生态环境保护。第五章是案例分析。论文以一个四川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变化状况进行分析,可以明显看到四川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几年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提高。第六章,西部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关政策建议。主要内容：(1)明确西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标；(2)需要制定西部不同层次和类型发展规划,这样为西部承接产业转移提供指导,避免盲目承接和区域之间的无序和恶性竞争；(3)完善优化西部制度环境。西部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不足的地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烙印还是比较深的,需要进一步的加快市场化建设,以市场手段配置资源可以更好地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转换西部地区政府职能。(4)改善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条件：进一步改善西部的基础设施、加快构建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载体；(5)西部承接产业转移主要措施：产业集群为承接纽带、区域对口合作、积极主动招商；(6)制定并完善相关政策保障体系：制定支持西部产业发展的政策、促进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投融资政策、制定服务西部的科技、教育和人才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财税政策。本论文的主要观点：1、以技术进步的扩散为主要内容的产业转移创新力通过内生性地推进产业承接地产业升级。2、西部承接产业转移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是：依据西部地区内部不同的优势和基础,在产业承接中需要以技术先进性为先导,保持承接产业与本地的产业之间协调发展、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3、西部地区内部条件差异很大,面对不同的产业转移类型,不同区域承接产业类型选择是不同的。(1)从产业转移动因类型来看,考虑区域自身的经济发展基础、资源环境、劳动力情况等相关因素,根据其经济发展的需要,选择承接适宜于本地区产业类型：在发达地区条件好的地方承接延伸性产业转移,从高端承接入手,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资源优势突出的地方以主导性产业转移带动配套性产业转移,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对于本身产业基础较弱,但有广阔市场空间的地区,可以承接市场扩展性或配套性产业转移。(2)从东部产业转移类型趋势和西部产业吸引力分析来看,对于科技基础较好,创新能力强的地区,适宜承接具有较高技术支持的产业,即主要适合承接加工深化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对于产业基础好、环境承载能力强的地区,可以加大制造业的承接力度,通过承接适宜本地发展的产业(本地产业可以为之提供产业协作或配套),即主要是加工深化资本型的产业,并通过延伸产业链,获得产业发展；对于限制开发区的生态环境,需要在生态环境可接受的范围内,承接适宜本地资源开发的产业,即主要承接资源禀赋深加工型的产业,通过资源深加工,提升资源的附加值；对于部分地区拥有资源禀赋,或者需要保障本地产业发展的原材料或能源,则可以适当选择承接资源初级加工型产业。4、通过对四川省最近几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四川在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中获得技术溢出效应,推进工业化进程与工业内部的产业升级,进而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本论文创新点如下：1、在工业内部进行一个新的产业分类。为了研究产业升级内在机制,基于要素密集度、加工深度和产业间技术关联等因素对工业内部进行了产业分类。将我国国民经济统计之中的工业中39类细分行业分别划归为四个产业类型：资源禀赋初级型、资源禀赋加工型、加工深化资本型、加工深化技术型。2、提出产业转移创新力的概念。本文认为产业转移因为技术扩散会对产业承接带来技术创新、观念更新、并可以从转入企业“学习”到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诀窍。这些构成了产业转移创新力的内涵。并以技术创新扩散理论和次级创新过程分析了产业转移创新力的形成过程。3、建立产业转移创新力-产业升级模型。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建立产业转移创新力-产业升级模型,并以此模型解释产业升级的途径。
田夏[9]2011年在《产业链组织结构对产业链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生产率提高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提升的基本推动力,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产业链作为产业各环节间组织生产活动的联系方式,产业链的组织结构特征会决定产业链内部市场结构并进一步影响企业研发活动。因此产业链的组织结构如何影响技术进步的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将产业链与技术进步理论相结合,以产业链组织结构为研究视角,对不同产业链组织结构下的技术进步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主要通过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首先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基于“SCP”范式建立了一个“产业链组织结构一产业链市场结构一产业链技术进步绩效”的分析框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逻辑及方法。第二部分对产业链技术进步的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产业链技术进步的内涵、特征、驱动力及影响因素,明晰了产业链技术进步的动力核心在于垄断利润的获取,并提出内部驱动与外部驱动两种作用力,接着又进一步分析了产业组织、产业关联和技术溢出效应对产业链技术进步的影响,为之后的理论分析打下基础。第三部分在前述概念的基础上按照产业链上下游市场结构类型设定了三种产业链组织结构,从定性分析的角度运用边际分析法,讨论了三种产业链组织结构下的厂商技术创新的动力与创新障碍,并结合技术扩散理论提出了产业链技术扩散模型,分析了不同产业链组织结构下的技术扩散情况。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选取我国制造业中34个产业2006-2009年的数据,将产业按产业链类型划分后,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分析方法计算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将其中技术进步因子予以提取,对比分析三种产业链组织结构下的产业链技术进步情况。研究结论表明,在产业链单一环节中,垄断型环节比竞争型环节具有更强的技术进步动力与技术进步速度。技术创新能够在竞争型产业链环节中有效扩散,而垄断势力的增强会削弱技术创新的扩散能力。三种产业链类型中,连续竞争产业链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市场激励最低但技术溢出水平最高,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导致产业链技术进步速度最慢。单边垄断产业链中垄断厂商拥有较强的技术进步动机与创新能力,但企业相互的学习能力与机会不足。双边垄断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会在产品定价方面产生讨价还价行为,技术进步的收益由垄断环节双方经过博弈后共同获得,但厂商仍具有很强的技术进步的动机。通过实证分析的检验也进一步印证了前述理论部分的结论。
伦蕊[10]2006年在《制造业资本深化进程中的竞争力提升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一般经验，资本深化能够对制造业产业素质和经济绩效产生正的贡献率，但统计数据却表明中国制造业出现了低效益的资本增密现象，主要表现为资本深化进程中资本要素边际收益的过快下降、劳动要素边际收益的提升阻滞，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明显下滑。资本深化的本质是产业生产要素相对密度的演变，资本深化的经济绩效在于要素生产效率的充分发挥和持续提升，既然资本深化与生产要素密切相关，那么从以研究“要素利用效率与配置效率”为主要内涵的产业竞争力视角重新审视资本深化的演进规律就是可行的。 从要素生产效率这一产业竞争力的表现层指标来看，制造业资本深化进程中的竞争力提升趋势不显著，甚至有下滑迹象。对要素边际收益递增现象的深入解读有助于我们将研究视角从作为产业竞争力表象的要素生产率向体现产业竞争力本质的四种基本能力(即产业技术进步能力、产业要素引斥能力、产业组织成长能力和产业空间聚散能力)过渡。我们将“反应灵敏度”引入测评过程，采取一种本质的、长期的、动态的研究角度刻画资本深化进程中的产业竞争能力，研究发现：在制造业资本深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技术进步能力提升的明显迹象，这一结论与林毅夫关于“在赶超战略下，低效益资本增密进程中的产业技术进步速度低于潜在速度”的结论相符，另外，本文对其它三种产业基本能力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发现：目前产业基于成本因素适时地吸纳和排斥部分劳动要素的能力相对较强，但在资本要素方面这一能力还相当薄弱；另外，从生产要素流向上来看，资本深化进程体现为资本要素向高效率优势企业、高效率优势区域的汇集，但从要素流动对要素比较生产率的反应速度来看，资本要素的配置能力相对较弱，而劳动要素在产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能力相对较强，总体来说，产业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具备一定的成长能力，正向经济资源得以最有效配置的最优化状态不断逼近。 涉外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溢出与扩散、资本资源流向研发用途的规模与速度，从研发投入到研发产出过程中的效率损失是决定资本深化进程中产业技术进步能力的关键；人为创造“禀赋优势”的宏观环境、生产要素流动面临的沉没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和转移成本是决定产业要素引斥能力的关键；纵向规模扩张所带来的规模不经济、不相关多元化导致的经营风险激增、产业组织结构演进的模块化趋势以及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成长机遇是影响产业组织成长能力的关键；另外，产业(资本)向高效率区域的集聚速度、集聚效益和集聚风险，以及后进地区制度效率瓶颈的长期性是决定产业空间聚散能力的关键。要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产业和产业集群作为要素使用主体的生产效率，从要素流动能力和产业进退壁垒这两个核心层面开始逐步提升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保证高效率的要素利用主体及时获取所需的市场化要素，这样才能达到保证资本深化的经济绩效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 产业转移、产业组织对技术扩散的影响[D]. 李勇坚. 北京工业大学. 2000
[2]. 产业技术扩散理论与实证研究[D]. 王江. 吉林大学. 2010
[3]. 产业技术政策与产业绩效的相关度研究[D]. 许淑嫦. 武汉大学. 2012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D]. 张纪凤. 东南大学. 2015
[5]. 垂直专业化与产品内贸易研究[D]. 史本叶. 吉林大学. 2008
[6]. 全球技术网络及其对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的影响[D]. 赵建吉.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7]. 科技组织制度与农业技术进步研究[D]. 于永德. 山东农业大学. 2005
[8]. 西部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D]. 袁境.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9]. 产业链组织结构对产业链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D]. 田夏. 东华大学. 2011
[10]. 制造业资本深化进程中的竞争力提升问题研究[D]. 伦蕊. 暨南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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