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特#183;汉尼曼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格特论文,汉尼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6)01-0071-09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直到90年代初，玛格特·汉尼曼(Margot Heinemann)一直是英国左翼政治和文化圈中的活跃人物。她在战前的老左派中声名显赫，在战后的新左派中享有盛誉。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与她相知甚深，对她评价极高：“玛戈是我所认识的最不平凡的人物之一……通过一辈子党内情谊、示范与建议，或许她是我所认识的朋友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148)。纵观其毕生之事功与学行，她的一个不凡之处表现在，政治立场的坚韧持守和学术思想的与时俱进：政治上忠贞不渝，毕生持守老左派的社会主义路线；学术上灵活机变，与时俱进，既保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社会经济视角和阶级分析底色，又参与和指导了新兴的英国文化唯物论，从而与英国新左派的文学批评实现无缝对接，这在同辈的老左派中堪称是异数。作为诗人和政治活动家，她成名甚早；作为批评家和学者，她大器晚成，繁重的党务工作阻碍了她早年发挥个人的学术兴趣；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任教大学后，她才腾出时间和精力专事文学研究，几年之后，她就跻身于一流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行列。 生平行谊 汉尼曼于1913年出生在伦敦的一个银行家家庭，父母都是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人，笃信费边社的改良主义，属于典型的“客厅社会主义者”。受家庭环境影响，汉尼曼自幼熟悉德语文化，倾心社会主义，对犹太身份非常敏感。1931年，她考入剑桥大学英文系，在学期间发表了多篇诗作，散见于当年的各类诗选。她的大学岁月是在大萧条最严重阶段度过的，国内外局势动荡不安，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岌岌可危：失业普遍，民生困顿，阶级矛盾尖锐，青年学子左转成风，法西斯主义强势崛起。1934年声势浩大的饥饿大游行和激烈亢进的反法西斯示威，对汉尼曼刺激很大，最终使她告别了议会制社会主义理想，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理念，加入了英国共产党。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她在本科毕业时获得了星级一等荣誉学位，继续读研究生。1935年，她与左派青年诗人康福德(John Cornford)相爱；康福德出身名门，是达尔文的曾外孙，时任剑桥大学学生党支部书记。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正在那里采访的康福德参加了共和国政府的部队，对抗佛朗哥的叛军，同年底牺牲在阿拉贡前线。此前，他曾给汉尼曼写了一首无题诗，首句为“无情世界的心境”(Heart of the heartless world)，语出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首诗战后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广泛流传，取名为《致玛格特·汉尼曼》(“To Margot Heinemann”)。 自剑桥毕业后，汉尼曼先是在一所女工继续教育学校任教，翌年成为专职的党务工作者。从1937到1953年，汉尼曼一直在英共的劳工研究部工作，主编《劳工研究》(Labour Research)杂志。她在这一段时期的文章和著作多与经济问题相关，凸显出老左派重视政治和经济斗争的特色，内容涉及煤炭采煤、对外贸易、工资结构、失业问题。她撰写的《英国煤炭》(Britain's Coal)曾被名重一时的左派读书会列为月选新书，由红色出版大亨格兰茨(Victor Gollancz)主持出版。她提出的煤矿国有化主张发出了当时左派的心声，甚至影响到后来工党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1949年，她与激进的左翼科学家贝纳尔(J.D.Bernal)相爱。1950年，她代表英共竞选议员，但中间因病未果。1953年，孩子出生后，她辞去全职工作，只在英共旗下的重要杂志《现代季刊》(Modern Quarterly)、《劳动月报》(Labour Monthly)和《马克思主义季刊》(Marxist Quarterly)中任兼职编委。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导致英共党内严重分裂，许多知识分子退党，包括她的一些好友，但她仍旧留在党内，直到1992年去世。不过，在英共内部，她对正统路线一直持有异议，她曾经投书《工人日报》(Daily Worker)批评党内错误政策，一度还遭到疏远，直到70年代初，才重新担任党内要职。1965年，她被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聘为文学讲师，由此开始了职业学者生涯(Margolies and Joannou “Chronology”)。她在五六十年代也发表过寥寥数篇文学论文和书评，政治宣传色彩明显，学术价值不高。她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性著述直到70年代后才陆续发表和出版。总体而言，她的研究范围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英国左翼运动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布莱希特(Bertold Brecht)的戏剧思想。 英国左翼运动史研究 1971年出版的《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Britain in the Nineteen Thirties)，是汉尼曼第一部有重要学术分量的著作，这是她与当年在劳工部的同事、英共党史权威布兰森(Noreen Branson)通力合作的结果。两位作者均为过来人，也属治史良材，熟知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重大事件和社会心理，更兼文笔晓畅、识力卓越，遂使本书成为社会史名著，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了解大萧条时期英国社会的必读之作。它比较全面地审视了30年代英国中下层社会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态度，涵盖了政经形势、失业问题、阶级结构、文化教育、大众传媒、激进文化、法西斯主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记录了低层阶级的顽强抗争、上层阶级的妥协应对。作者的结论是：30年代的左翼运动推动了英国走向福利国家的道路。首先，它改变了人们对待贫困问题的态度，挑战了过去社会上盛行的贫困命定论，给统治集团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催生了使英国成为福利国家的纲领性文件“贝弗里奇报告”，诸如免费医疗、中小学生免费牛奶、中学全面义务教育等具体政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制定出台的。其次，反法西斯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提高也是这一时期左翼运动的重要遗产：英国工人运动历来重视经济斗争，忽略政治斗争，但是，经过30年代的斗争洗礼，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民族独立和法西斯主义逐渐成为民众抗议中的重要议题。再次，它打破了某些隐而不宣但无处不在的社会信条，例如富人是天生的统治者、王室的半人半神地位，在左翼思想的冲击下，这些东西渐成昨日黄花(Branson and Heinemann 349-51)。1945年，工党上台执政也是左翼运动的社会影响所致。当时二战尚未结束，时任首相、保守党领袖的丘吉尔即被选民抛弃，黯然下台，因为经历过左翼政治启蒙的民众再也不想回到过去了。此书与此前出版的另一部社会史名著《漫长的周末》(The Long Weekend：A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918-1939)有相互补充之功效，后者研究的内容是30年代英国上层阶级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情趣(Graves and Hodge)。 汉尼曼1976年发表的《1956年与共产党》(“1956 and the Communist Party”)一文，是考察英国新左派起源的重要原始文献。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和苏军入侵匈牙利，在英共党内引起轩然大波。英共领导人支持苏军行动，压制党内的自由讨论，导致一批知识分子党员出走，另觅社会抗议的空间，英国新左派由此而形成。当时汉尼曼已辞去全职工作，在家精心照顾孩子，没有参与党内激烈的论争，所以，她能够比较从容地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看待这次事件，避免论战中常有的强烈个人感情色彩，比较客观地解释了英共拥护苏联的原因。非常可惜的是，目前比较通行的几部英国新左派发展史都没有提到这篇文章，显然忽视了这篇第一手文献的史料价值和思想视角。 汉尼曼与几位左派学人共同主编的文集《30年代的英国文化与危机》(Culture and Crisis in Britain in the 1930s)，1979年由英共旗下的“劳伦斯与威舍特”(Lawrence & Wishart)出版社出版，为研究30年代的英国文化、尤其是左翼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背景知识。作者都是著名左翼知识分子，他们探讨了30年代的文学和艺术与当时的社会形势之间的关系。库拉格曼(James Klugman)是牛津高材生、英共党史权威、《英国共产党史》前两卷的作者，他在导言中比较全面地审视了30年代英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以及欧洲大陆严峻的地缘政治局势(13-36)。怀特(Iain Wright)的《利维斯、“细绎派”运动和危机》(“F.R.Leavis，the Scrutiny Movement and the Crisis”)是首篇全面研究细绎派成败得失的文章，探讨了细绎派与当时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重点突出了其文化政治功能(37-66)。马格里斯(David Margolies)的《〈左派评论〉与左派文学理论》(“Left Review and Left Literary Theory”)一文探讨了当年名重一时的文学刊物的起源和发展，评价左翼文学批评的利弊得失，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到3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核心观点(67-82)。由于专门研究这本杂志的著述极为稀少，益发凸显出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汉尼曼的《路易·麦克尼斯、约翰·康福德和克里夫·布兰森：三位左翼诗人》(“Louis MacNeice，John Cornford and Clive Branson：Three Left-Wing Poets”)一文主要分析了西班牙内战与三位诗人创作之间的关系，阐释了他们诗歌作品的现实意义(103-32)。此外，书中还专文分析了30年代的小说、戏剧和电影领域的基本状况。书中在很多方面呼应了30年代最重要的左派批评文集、刘易斯(C.Day Lewis)主编的《心灵枷锁：社会主义与文化大革命》(The Mind in Chains：Soci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为当代读者理解后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参照。 1985年发表的《人民阵线与知识分子》(“The People's Front and the Intellectuals”)一文，考察了二战之前英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157-85)。自建党之初，工人阶级出身的英共领导人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持有怀疑态度，然而，到了1932年，随着大批知识分子告别自由主义向左转，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英共党内开始出现了一些在学界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但工人阶级在党内始终居于领导地位。文中所述内容，在很多方面可与两部非常有价值的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发展史相互印证，它们是伍德(Neal Wood)的《共产主义与英国知识分子》(Communism and British Intellectuals)和伍德海姆斯(Stephen Woodhams)的《历史的形成》(History in Making：Raymond Williams，Edward Thompson and Radical Intellectuals 1936-1956)。 1988年发表的《〈左派评论〉、〈新文学〉与反法西斯主义大联盟》(“Left Review，New Writing，and the Broad Alliance against Fascism”)一文，介绍了30年代的两个重要的左派文学刊物的起源和运营状况(113-37)。由于3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非常推崇现实主义，特别是他们的最重要的代表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福克斯(Ralph Fox)和韦斯特(Alick West)经常批评现代主义文学专注于心理现实而忽略社会现实，一般读者很容易笼统地得出结论：英国左派天然反对现代主义先锋派。作者在文中做出了重要澄清：英国左派并非一概反对现代主义文学，他们主要批判的是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反理性主义的现代主义者。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直至80年代初，汉尼曼以莎士比亚和米德尔顿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文章，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她的代表作《清教思想与戏剧：托马斯·米德尔顿与斯图亚特王朝初期的反对派戏剧》(Puritanism and Theatre：Thomas Middleton and Opposition Drama under the Early Stuarts)。这部材料丰富、新见迭出的佳作，是研究17世纪英国戏剧的必读之作。其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为主，同时显露出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唯物论批评的苗头；历史语境的宏观透视与戏剧文本的细致解读始终交织在一起，避免了某些社会历史批评的浮泛空疏，也没有一些形式主义研究的繁琐生涩。最值得称道的是，它修正了英国文学史中的一个常见的错误观点：由于禁欲主义作祟，清教徒反对戏剧演出，关闭了伦敦的剧院。 读过版本老旧的英国文学史的人，大都会有这样一种印象，但凡讲到17世纪英国戏剧，它们都会义愤填膺地提到，在1642年英国革命成功之后，清教徒把持的国会以有伤风化和腐蚀人心为借口，强行关闭了伦敦的戏院，莎士比亚生前创建的环球剧院也未能幸免，直到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喜好声色的查理二世从法兰西翩然归来，除了引进凡尔赛宫奢靡淫荡的生活方式之外，还带回来一整套新古典主义戏剧思想，于是伦敦的各色戏院再度开张，复辟时期的戏剧堂皇登场，虽说已不复往日之辉煌。由于清教徒历来禁欲笃行，讲究自律，本能地敌视管弦丝竹之乐，因此，在1980年本书出版之前，这种说法一直没有人质疑，成了英语学界的标准见解，流风所及，它在中国学界也被定于一尊，为国内出版的诸多英国文学史或英国戏剧史自动沿袭。然而，汉尼曼却一反成见，通过精密的历史考辨，探隐烛幽，利用丰富的例证，彻底澄清了英国戏剧史上的这一重大误解，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清教徒与戏剧演出并无不可化解的矛盾，相反，诸如米德尔顿这样的戏剧家与清教徒暗中结成政治结盟，利用戏剧创作和演出，挖苦讽刺王室的内政外交，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国会中清教徒领袖的指使、支持和庇护；至于革命后清教徒把持的国会强行关闭戏院，与清教徒的禁欲主义理念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样做完全出于现实政治和城市安全的需要：是为了防止不法之徒聚众闹事，防止拥挤脏乱的剧院传播瘟疫，防止学徒看戏耽误工作。总之，担心社会失序、维护社会生产才是各地市政当局反对戏剧演出的主因(18-48)。 除此之外，书中的另一重大学术贡献是，作者通过详尽的文本分析，更正了学界多年奉行的一个错误认识：米德尔顿的喜剧具有反清教徒性质。汉尼曼认为，米德尔顿所讽刺的不是广义上的力主教会改革的主流清教徒，而是清教内部的极端派别。他的著名城市喜剧《爱之家》(The Family of Love)一直被认为是反清教徒的有力证据，但实际上，他在剧中讽刺的是被主流清教徒视为异端的“家庭派”(the Familists)，这个教派信奉自由性爱，主张财产公有。为了丑化这一教派，剧中多用诱奸、通奸这类场面去表现其放荡无耻。还有研究者认为，米德尔顿的城市喜剧具有反市民性质。汉尼曼反驳说，米德尔顿挖苦讽刺的根本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一些市民恶棍，那些狡猾奸诈、为非作歹的放高利贷者，这类人重利盘剥平民和手工业者；而清教徒多为市井小人物，最容易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因此之故，清教徒对他们是尤其深恶痛绝的。例如，在《结账日》(Michaelmas Terms)这部剧中，他描写了伦敦流氓商人科莫多(Quomoduo)为晋身于乡绅阶层，精心设局诱骗初来乍到的年轻乡绅，妄图夺走对方的田产，结果机关算尽，反被人家诱走了妻子。汉尼曼则分析说，科莫多不是典型的伦敦商人，他从事的也不是正常的商业活动，甚至算不上正常的信贷，而是诈骗；从剧中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站在毫无机心、慷慨大度的年轻乡绅这一边，反对掠夺成性、贪婪无耻的城市大鳄(77-83)。 学界之所以产生这些误解，与传统的历史批评家的研究思路大有关系。这些人在探讨16、17世纪的英国社会与戏剧关系之时，经常着眼于该时代的思想氛围。他们在字里行间或明或暗地论证，整个社会的思想是铁板一块，而统治阶级的观念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例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映的是这种共同的思想意识，老派莎学家蒂里亚德(E.M.W.Tillyard)和威尔逊(W.P.Wilson)等人均持有这种看法。戏剧批评名家奈茨(L.C.Knights)也提出过一个类似的观点：当年的大戏剧家都会自动地认同当时宫廷捍卫的传统价值观。鉴于奈茨的巨大影响力，戏剧甚至批评界一度认为，詹姆士一世时代的著名剧作家们都自动集结于王室的麾下，去反对清教徒麋集的议会。汉尼曼则指出，在詹姆士一世统治后期和查理一世时代，戏剧演出中已经明显出现鼓动观众去反对现行体制的倾向。其实，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所思所想，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好几种相互矛盾的社会思想，伟大的戏剧恰恰产生于这些矛盾和冲突之中。她举例说，如果没有人推崇个人的自由意志，马洛的《浮士德博士》就不可能产生；如果人们依然认为国王是上帝不可变更的代表，就不可能出现具有弑君内容的《理查二世》和表现君主落魄的《李尔王》；如果没有新的伦理道德去挑战贵族家长安排儿女婚姻的权力，《罗密欧与朱丽叶》就不会如此大受欢迎(Puritanism 14)。作者的这些看法和思路已经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有了一定的距离，而非常贴近新兴的文化唯物论(或新历史主义)的研究路数。文化唯物论批评家在分析文学作品之时，不仅要揭示它如何在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统摄之下，有意或无意地充当了官方的文化统治工具，维护了现行的政治秩序，而且还会去证明，该作品在貌似天衣无缝的意识形态表面之后，如何孕育着内在的矛盾和冲突，而这些内容往往就是抵制主导意识形态的因素。 作者在写作此书之时，参考了大量的17世纪英国史研究著作，通过文史互证、细读文本，她探讨了这一时期英国戏剧创作和演出与社会经济、阶级斗争、政治角力、社会舆论、宗教冲突之间的相互作用，发掘出米德尔顿的戏剧作品在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思想作风的背后，隐藏着指陈时政、影射现实、抨击王室的深远用意，这些颠覆性内容是当年的观众欣然领会的，却为后世的研究者严重忽略。作者由此而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一向被认为讽刺清教徒的米德尔顿戏剧，对于后来发生的英国清教徒革命，发挥了舆论造势作用，它悄然无息地塑造了观众的激进意识，鼓动他们去反对王室的内外政策。无论是强调米德尔顿戏剧中蕴含的颠覆性思想观念，还是突出其戏剧作品与时人社会意识的相互塑造，这种思考路径与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和多利摩尔(Jonathan Dollimore)等人的文化唯物论批评是相当一致的。不同的是，这两位批评新锐的思想资源来自法国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英国新左派之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分析方法，而汉尼曼则受惠于德国的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研究与文化唯物论的先声 汉尼曼总共发表过四篇论布莱希特的文章。1982年发表的《现代布莱希特》(“Modern Brecht”)一文中，重点论述的是，布莱希特如何借鉴莎士比亚表现矛盾性人物的办法。1984年发表的《布莱希特的新时代》(“Brecht's New Age”)，对英国自由派学者海曼(Ronald Hayman)的《布莱希特传》(Brecht：A Biography)多有批评：布莱希特的戏剧方法多受其政治理念的塑造，但海曼对传主的政治理念心存偏见，对这一显著特征竟然视而不见；此外，作者也疏于考察孕育布莱希特戏剧的德国社会和历史，只就作品而谈作品，凡此种种，降低了本书的思想和学术价值。1984年发表的《历史上的布莱希特》(“Brecht in History”)，论述布莱希特如何古为今用，有选择地执导德国古典作品和莎士比亚戏剧，以适应新的时代和环境的需要(Paananen 181-82)。1985年发表的《布莱希特解读莎士比亚》(“How Brecht Read Shakespeare”)一文是这类文章中最为知名的。这篇文章收录在同年出版的《政治莎士比亚》这部著名的文集当中(226-54)，这部文集的出版被视为英国文化唯物论诞生的标志。书中收录论文9篇，除了汉尼曼之外，其余作者皆为时下文化唯物论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代表性人物，例如格林布拉特、多利摩尔和辛菲尔德等人。与汉尼曼不同的是，他们是在六七十年代新左派思想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与战前老左派的政治取向多有差异。 在《布莱希特解读莎士比亚》一文的开端，汉尼曼采用了文化唯物论批评惯用的手法，先讲了一段逸闻轶事。时任保守党政府财政大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大肆宣扬其反对社会平等的政治理念。他直言不讳地说，人与人之间就不应该平等，平等思想源于人类的嫉妒心理，而嫉妒又是致命的七宗罪之一；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经济，平等思想都是有害的。为了证明这种看法自有来头，他不断地引用莎士比亚《特瑞意勒斯和克瑞西达》中的名句：“只要把纪律的琴弦拆去，听吧!多少刺耳的噪音就会发出来”(朱生豪译)。这句话本是俄底修斯因军纪废弛而向统帅阿伽门农提出的中肯建议，但财政大臣故意割裂了这个背景。他解释说，这句台词之所以让他喜欢，是因为它最能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体现了等级制的必要性；他坚信莎士比亚在政治上是一个托利党人。汉尼曼评论说，其实莎士比亚本人并不反对人类平等，非常明显的例证是，在《李尔王》一剧中，主人公在落难后，非常后悔自己在位时没有关心穷人的苦难，没有让他们分享有钱人的财富。 汉尼曼在文中插入这段轶事，主要是想说明，莎士比亚在英国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关心政治的人们应当以新的视角去看待他的戏剧，不要把他当作反动作家，让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利用或滥用。在这方面，布莱希特堪称表率，这位目光如炬的莎评家看出了莎剧中的内部矛盾，找到了矛盾的社会原因，发掘出莎剧中常用的间离效果。汉尼曼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基本上是围绕这几点展开论述的。下文将略述汉尼曼在文中对布莱希特的主要看法，同时辅以必要的补充和引申。 布莱希特原打算写一本专著，系统论述莎士比亚戏剧，可惜未及动笔就去世了。他对莎士比亚的评论是零星片断的，散见于访谈、笔记以及其他著作。从中不难看出，他对莎剧的看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20年代末，这位先锋派作家对经典戏剧毫无兴趣，认为它们与现实完全脱节，对演员和观众理解当代社会毫无教益。在他看来，莎士比亚戏剧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个体主义精神，主人公的悲剧性结局往往被归咎于个人的性格缺陷或不幸的命运。无论是一意孤行的李尔王、妒火丛生的奥赛罗，还是野心勃勃的麦克白，靡不如此。这种极力突出个人因素的戏剧演出对现代观众来说没有任何思想启示。现代观众不同于李尔王等人，他们都是小人物，左右他们生活的不是个人性格或个人行为，而是集体性的社会阶级行为。如果说在莎士比亚时代颂扬个体主义精神是进步的，现在则是反动的，因为它一再诱导观众，这一切都是个人原因所致，或命中注定，而与国家或社会毫无关系，从而强化了观众的思想惰性和政治绝望。 直到希特勒上台，布莱希特被迫流亡国外，于颠沛流离中重读莎剧，这才吃惊地发现，莎剧中还包含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因素。此后，他修正了先前的看法，开始把莎士比亚视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莎士比亚总是把大量的原材料搬到舞台上，原原本本地呈现自己眼中的世界，毫不掩饰人物性格和行为方式中的矛盾，就此而言，他的作品是贴近现实生活的。他不惟指出了莎剧中的这种矛盾性，而且还结合当时的历史与社会因素，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士一世时代，英国正处于新旧世界交替之际，一边是没落的封建主义旧世界，一边是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新世界。生活在时代夹缝中的莎士比亚，有时对失落的旧世界无限怅惘，有时对勃兴的新世界满怀憧憬，莎剧中的种种矛盾就是当时新旧两种价值观激烈冲突的体现。莎士比亚将封建制度的没落、封建贵族的落难表现为令人叹惋的悲剧，但与此同时，他又间接地写出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爱情、思想和家庭关系方面提出的新要求：罗密欧的爱情观、哈姆雷特的新思想、布鲁图斯对自由的追求、麦克白的个人野心。布莱希特对莎士比亚的这些评论，启发汉尼曼去探察莎士比亚作品暗含的矛盾性和多义性，也促使她深入思考产生这些矛盾和多义现象的社会原因，就此而言，英国文化唯物论的起源当中也有德国的思想因素，而这正是迄今为止所有研究文化唯物论发展史的著述所没有注意到的。考察汉尼曼对布莱希特的论述，不难看出，布莱希特对莎士比亚的若干评论，在很多方面与英国文化唯物论的莎士比亚研究是殊途同归的。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汉尼曼在90年代初文化唯物论鼎盛时期就已经去世，没有更多的后续之作，再加上她与30年代左翼运动的密切联系以及她的英共党员身份，后来的研究者很容易将她定格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从而忽略了她在文化唯物论批评领域的先驱地位。 汉尼曼的主要文学论作都发表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走向成熟之后，与早期的一些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相比，它们克服了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摈弃了粗糙的阶级分析，吸取了形式批评文本细读的长处，同时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社会历史分析的厚重；与当时沉迷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理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相比——例如写作《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时的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她的作品立论严谨，语言平实，从不机械牵强地套用时新理论，也没有生涩费解之处。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她能够从习见之作中钩沉出不易为人发觉的材料，藉此打破成见，另立新说，这就益发显得慧眼独具、学殖深厚。标签：戏剧论文; 布莱希特论文; 文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尼曼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莎士比亚论文; 清教徒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