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要素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729(2007)01-002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36875.9亿元，人均GDP由1978年的379元增加到2004年的10651元，创造了年平均增长速度接近10％的奇迹。与此同时，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出现了高投资(见表1)、重工业化的发展趋势，全国各地大规模投资重工业项目，希望通过重工业项目带动经济增长。1999年，我国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高出1个百分点。到了2000年，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快3.5个百分点，2003年又升至4个百分点，重工业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53.8％猛升至2000年的59.1％，2003年更是达到了64.3％，几乎接近了1960年的记录(66.6％)。针对近几年来我国高投资和重工业的发展势头，有人称：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将通过高投资的重工业进入新一轮增长。这种高投资、重工业化增长方式是否能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呢？这种增长方式是否适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呢？
表1 中国的投资率与消费率(2000～2004)
投资率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率最终消费率其中：居民消费率
年份(％)
(％)
(％) (％)
200036.4
36.5
61.1 48.0
200138.0
37.3
59.8 46.6
200239.2
38.9
58.2 45.3
200342.2
42.2
55.4 43.3
200444.2
43.9
53.0 41.4
资料来源：中经网数据中心：〈中经网统计数据库〉，2005年10月25日，http://ibedemo.cei.gov.cn/index/
根据以索洛(1957)等为代表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增加要素的投入或提高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但是从长期来看，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如果仅通过投入的增加来驱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可能具有长久的持续性，一国经济长期增长唯一动力是技术进步。① 正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教授所言：“造成全球性偏差的一个明显因素是开发和采用先进技术的能力不同。”
由于衡量技术进步时，全要素生产率(TFP)比单要素生产率要优越得多(张军，2003)，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的计算，揭示我国经济增长的特征，指出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增长实现由资本驱动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的重要意义及实现路径。
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率计算
1.模型
为计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我们设定生产函数如下：
令，y=Y/L表示劳均产出，k=K/L表示劳均资本，则
方程(2)通过计算得到，
lny=lnA+alnk(4)
对(4)两边同时对时间求导，得到，
2.数据说明与处理
本文中涉及的数据主要有总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下面我们对在本文中使用的数据做一个简单说明。
①总产出(Y)数据
一般而言，衡量一国产出的指标主要有GDP和GNP，虽然这两项指标都可以从有关的统计资料中获取，但是考虑到实际使用的惯例，我们这里使用GDP代表总产出，数据来源主要是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且按1990年的价格进行了换算。
②资本(K)投入数据
资本投入指当年资本的总存量，我国很多学者对历年的资本存量进行了研究，例如张军扩(1991)，贺菊煌(1992)，谢千里等(1996)，王小鲁(2000)，黄永峰(2000)，张军(2002)等，本文采用的是戈登斯密(goldsmith)在1951年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计算方法为：
③劳动(L)投入数据
劳动投入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用标准劳动时间强度的劳动来衡量，因此不仅要考虑劳动人数还应考虑到劳动时间、劳动质量。由于数据的缺乏，因此我们只能采用历年劳动人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
关于产出、资本和劳动的数据汇总见表2。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1952～2003年我国经济总体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速度为7.5％左右，产出增长了40倍左右，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平均9.3％高速度。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始终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2003年资本存量比1952年增长了86倍左右。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我国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改革前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明显差别。从劳动力来看，90年代后，劳动力增长速度明显放慢，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在8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3.计算结果及说明
根据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率计算公式及得到的数据，我们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见表3。这里我们对a的取值采用张军教授(2003)的研究成果，取值为0.6。
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到我国经济增长的以下特征：
①1953～2003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驱动型。1953～2003年间资本贡献的年均增长速度为4.09％左右，而这段时间内，劳均产出的年均增长速度为4.7％，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年均仅为0.6％，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仅为12.87％，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驱动型的。
②1953～197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完全是资本驱动型。1953～1978年中国劳均产出年平均增长率为3.1％左右，而此时劳均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左右，经济增长完全由资本积累来带动。事实上这段时间内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5％，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为-16.12％，反映出我国这段时间的生产效率呈现下降趋势，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僵化的特征，仅通过高积累、高投资并不能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关键是提高生产效率。
③1979～2003年同1953～1978年相比，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明显转变。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技术进步特征。劳均产出年均增长率为6.3％，其中，资本的贡献年均增长速度为4.02％，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2.28％，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劳均产出的增长贡献达到36.19％，反映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技术水平的显著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稳定长期增长。
④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有了重大转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提高，但是总体上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资本驱动型的，我国存在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必要性。这段时间内，劳均产出年均增长率为6.3％，而其中，资本的贡献年均增长速度就高达4.02％，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28％。
⑤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79～1990年和1991～2003年。虽然1991～2003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比1979～1990年间的增长速度快，劳均产出由4.8％提高到7.5％，但是实际上，这段时间劳均资本的年均增长速度由4.7％提高到9.1％，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从41.2下降到27.2％，反映出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增长又表现出通过高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趋势。
我们计算了各年的TFP增长率和TFP指数③，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改革开放前，中国TFP增长率变动幅度极大，特别是1961年和1966年左右，TFP增长率都为负数。TFP指数在50年代高于100点，60年代则低于100点，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突破100点水平并持续提高。反映出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经济增长波动性较大，50年代生产效率甚至要高于60年代的水平，经济长期在低效率的状态下运行，因此，虽然投资率很高，但是经济增长缓慢。
改革开放后，我国总体上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明显。但是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是，TFP增长缓慢，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如80年代明显。1995年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长期为负增长，虽然2001年后有所改变。TFP指数也从1995年开始很长时期内都有一个下降的水平，说明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经济增长又表现出重走高资本积累老路的迹象。
根据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的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方面，只有通过提高经济效率，提高技术水平，中国经济才能取得稳定持续的长期增长；另一方面，当前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很明显，生产效率还比较低，经济增长还主要是资本驱动型。因此，“能否由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由依靠资本投入增加到依靠效率提高的转型，就成为能否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库兹涅茨，1955)，而不是通过高投资、重工业化等方式来实现短期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事实上，根据波特(1992)对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起飞阶段，主要靠增加土地和其他资源投入来实现增长；投资驱动阶段，主要靠大规模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创新驱动阶段，主要靠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信息化阶段，主要特征是信息化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我国当前应处于由资本驱动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转变阶段。
三、转变增长方式，走新兴工业化道路
要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当前主要任务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由资本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走新兴工业化道路。新兴工业化道路是，如果一个国家实现从早期以高投资增长方式到以创新驱动型的现代增长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走上了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兴工业化道路(吴敬琏，2006)。而实现以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必须完成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内涵增长的体制基础
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斯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诺斯，1973)。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效率比较低下，主要原因是还没有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和内涵增长的制度基础。首先，要继续推动所有制改革，包括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和鼓励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次，继续推进价格改革，使市场机制在土地、能源、矿产和森林等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真正建立起集约型增长的制度基础；最后，加快政府改革，建立真正有限、有效的政府。
2.促进科学技术在我国经济领域中的运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
科学技术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而易见。在探究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技术进步)的源泉时，许多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了近现代以来的科学技术进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指出：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始终是基于科学的技术。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经在全球取得了重要产品加工基地的地位，但是我国企业在产品价值链条中主要从事附加值和盈利率都很低的装配制造业。因此必须提高生产技术、加大创新力度，实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
科学研究和开发是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我国目前科学研究和开发性投入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难以为技术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不仅研究开放投入绝对数无法和发达国家相比，就是占GDP的比重也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而且，除了总量的不足，我国研究开放投入的结构也存在问题。从研究开发支出的主体看，我国存在企业支出不足，虽然1996年到2003年，企业部门的研究开发比重有所提高，但是同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相比仍然比较低，而且近年来我国企业研究开发支出比重显著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很多公共研究机构转制为企业。由于企业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研究开发投入过低必将严重制约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从使用方面来看，我国研究开发经费主要倾向于试验开发，而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根据OECD公布的25个国家基础研究经费的数据，我国仅处于中等水平。2002年排在前四位的国家是美国(509亿美元)、日本(155亿美元)、法国(69亿美元)和韩国(19亿美元)，基础研究经费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还有瑞士、澳大利亚和西班牙。而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总额为8.9亿美元。
因此，我国目前需要进一步增加研究开发投入总量，改善研究开发支出结构，提高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
3.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降低交易成本
按照通常的行业分类办法，服务业可以划分为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消费性服务业和为生产者提供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通过两方面。首先，服务业发展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虽然斯密论证了专业分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协调的成本增加，专业和分工可能受到抑制，即杨小凯所说的均衡的分工网络和网络的协调失败的风险会同时提高(杨小凯，2003)。因此，商业、金融、法律等基本服务业则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们对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次，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对生产提供服务的增加，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边界模糊起来，出现了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生长、组成一个服务业与制造业一体化的生产体系的趋势，因此制造业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程度。而我国商业、金融、法律等基本服务业还不健全，长期只从事简单加工装配，生产性服务还比较落后，这种简单加工方式不仅资源消耗大，而且附加值和盈利水平都比较低，因此必须延伸价值链，促进开发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售后服务等活动，改变我国服务业总体还比较落后的状况，建立和完善基本服务业体系。
4.促进劳动力从相对较低效率的农业向相对较高的非农产业转移，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率
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在存在二元化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效率为零或为负数，如果能实现农业人口从农业领域向现代领域转移，国民收入(总劳动生产率)、人均国民收入会随之增长。因此，对于工业化尚未完成的中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商业的转移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另一个重要途径。一方面，加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可以大大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左右，估计其中有1.3亿是需要向城镇工商业转移的富余劳动力，如果这些富余劳动力资源能从低效的传统农村转移到相对高效的城镇工商业部门就业，显然可以提高我国整体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的城市化。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发达能为工商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服务，服务业发展、非农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过程是相重叠的，能有力地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而我国总体上城市化比较低，通过大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工商业就业，使农民成为市民，将促进我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四、结语
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上还是资本驱动型的增长。因此，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由资本驱动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转变，由投资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转变。由此必须完成：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内涵增长的体制基础；促进科学技术在我国经济领域中的运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劳动力从相对较低效率的农业向相对较高的非农产业转移，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率。
注释：
①这里所说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很宽泛的宏观总量概念，不单指工艺改进，而是包括一切在资本、劳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引起产出增加的因素(如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制度变革等等)，是一般效率的提高(吴敬琏，2006)。
②这里我们假定存在规模经济，即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之和为1。
③TFP指数=TFP[，t]/TFP[，195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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