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优先：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业论文,路径论文,人力资本论文,民族地区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无论产业发展的具体过程与形式如何，决定产业发展路径的始终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这一对基本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和数量。对这一原理最早的理论表述可追溯至Cobb与Douglas 1928提出的一般生产函数Q=AK[α]L[β]，他们以1899至1922年的美国制造业统计数据为基础，直观地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变化是如何促进制造业总产量不断提高的。
此后，产业发展路径研究出现了两大分支。其一是以Schultz(1961)、Lucas(1988)和Barro(1992)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他们重点研究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比例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人力资本投资优先”与“物质资本投资优先”这两种不同发展路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很大差别(Galor，2000)，但由于计量具体产业的人力资本总量非常困难，研究重心逐渐由产业发展转向宏观经济增长；其二是Porter(1980)及其追随者创立的竞争优势理论，他们坚持了产业研究视角，用“资源驱动”“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等描述性概念来揭示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动力源泉变化，并以荷兰花卉业、日本家电业等案例说明了不同阶段的竞争战略差异，即“产业发展四阶段假说”。
但遗憾的是，以上研究都没有直接给出有关产业发展路径决策的实用分析框架，即在实际工作中，决策者如何才能准确判断某一产业在某一时期的发展，应以物质资本投资为主导，还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导？是应重点支持资本密集型企业发展，还是支持技术密集型企业发展呢？对此，新增长理论的缺陷主要来自技术上无法准确估算产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数量(Kim，1992；Kletzer，1989)，而竞争优势理论由于没有将生产要素投入比例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因此只能视产业发展路径转换为给定的既成事实。
理论研究上的不足很容易导致实践中的行为失范。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业转型发展实践来说，虽然从理论界到实践界、从中央到地方，都一致认为转型目标是使在“观光旅游时代”形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适合“大众休闲旅游时代”的更高层次发展模式转变(罗明义，2006)，也一致赞同将转型时机选择在人均国民收入超三千美元、假日制度改革初见成效、休闲旅游市场异军突起的关键时刻(李柏文，2010)，但在实现这一转型发展目标的技术路径选择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和建言①，却都未直面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决策这一理论本原问题。
以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和改革规划纲要(2008-2015)》(以下简称《纲要》)为例。《纲要》中既提出要大力招商引资，吸引至少50亿美元外商投资，实施“八大产品”和“五个一批”项目的大型建设计划，又提出要走立足于传统民族文化的特色发展之路，实现发展方式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发展转变——前者是典型的“物质资本投资优先”发展思路，是会对现有产业体系造成潜在冲击的“增量改革”模式，而后者则是典型的“人力资本投资优先”发展思路，是立足现有企业与民族社区不断挖潜创新的“存量改革”模式。
两种不同发展路径并行，既可以理解为由市场来确定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入比例，也可以理解为政府在基本发展思路上的指向模糊。理论上来说，在竞争环境稳定、市场主体关系结构不变时，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入比例决策是在不改变原有发展路径性质前提下的边际决策，是不必刻意强调加大某种要素投入、而主要由市场来确定均衡比例的微调；但在竞争环境急剧变化、市场力量对比不断重构时(如产业转型改革期)，要素投入比例的决策将是在改变原有发展路径性质前提下的超边际决策，此时必须明确某种生产要素在投入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以克服对原有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杨小凯，2000)。
因此，虽然就一省的全局而言，云南《纲要》中两种发展思路的并行可以解释为不同地区的产业基础差异所致，但具体到州、县尤其是村镇一级的基层政府时，就必须尽量明确在转型改革过程中，到底是“物质资本投资”还是“人力资本投资”优先。国外民族旅游发展的经验也表明，由于大规模外来投资通常会造成本地中小企业的市场份额锐减、少数民族居民逐步被“边缘化”等现实问题②，客观上阻碍人力资本积累与投资，因此“两头兼顾”的发展模式，最终大都会因路径依赖而回归原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使转型改革努力功亏一篑。
据此，本文拟尝试提出产业发展路径决策的分析框架，为民族地区旅游业转型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参考。基本思路是，首先分析竞争环境转变对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路径转换的内在要求，然后从生产要素投入能力视角评估发展路径转换的可行性，最后运用产业经济学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来预测和比较不同发展路径将导致的转型绩效差异。
二、竞争环境转变对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路径转换的要求
竞争环境的转变改变了市场中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力量对比，势必会要求民族地区的旅游业根据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势重新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并匹配新的竞争战略，而产业发展路径即生产要素投入比例的转换，是塑造新优势和实施新战略的主要动力源泉。
1.民族地区旅游业的竞争环境转变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都是以观光旅游为主，这与当时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及休闲度假风气不浓等原因有关。在观光旅游时代，凭借着占全国总量约40%的高品位旅游景观资源，西部民族地区获得了较大的先发优势，如云南、广西、四川和内蒙古等民族大省(自治区)的旅游业收入曾连续多年位列全国前15名内。此时虽然也开发了一些民俗旅游与节庆旅游等文化旅游产品，但主要是作为对观光旅游的补充与丰富，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旅游发展结合的整体水平较低。
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2003年全国假日制度改革为分水岭，民族地区旅游业的竞争优势明显开始减弱。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东部、中部地区在休闲度假旅游、商务会展旅游、都市游和自驾游等众多新兴市场上的成功拓展，极大地分流了民族地区的旅游客源市场，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民族地区未能准确把握竞争环境的转变态势，对旅游业发展路径进行及时调整。
那么对于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业来说，竞争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本文将以波特“五力”模型框架(Porter，1979)来进行分析。
潜在竞争者：主要指其他行业或其他区域中有潜在进入意愿的企业。在观光旅游时代，由于旅游投资对景观资源的垄断性有很高要求，大多数潜在竞争者会因政策限制或地方保护而难以进入旅游市场，如湘西“凤凰八景”的整体承包就曾费尽周折。但随着休闲旅游市场的兴起，旅游投资对景观资源的垄断性要求大大降低，政策性门槛不复存在，这将极大地激发潜在竞争者的投资热情。如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调控，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开始将投资重心转向西部地区的休闲旅游地产市场③。
替代竞争者：主要指处于不同行业或地区的企业，因各自产品可相互替代而形成的替代竞争行为。在观光旅游时代，得益于景观资源的独特性，西部民族地区的替代竞争压力较小，但进入大众休闲旅游时代后，东部、中部地区迅速发展的现代休闲旅游产品开始成为旅游者的新选择，观光旅游产品的吸引力逐渐下降，而且这种替代趋势始终在不断扩大。
直接竞争者：主要是指民族地区的内部竞争。经过多年发展，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已初具规模，但大部分企业所依托的旅游资源类型极为相似，如在贵州雷山县仅规模以上的“苗寨”就有十多家。高度同质化的产品结构在观光旅游时代就已引发激烈的价格博弈④，进入大众休闲旅游时代后，随着观光旅游产品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同质化竞争有可能愈演愈烈。
供应商：主要指为旅游业提供设备、材料和智力等各种服务的关联企业。在观光旅游时代，旅游吸引物主要是独占性的景观资源，供应商的技术影响力相对较小，但大众休闲旅游市场的兴起为供应商的产品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广阔市场。凭借对市场需求的细致研究和出色的设计能力，供应商对旅游业竞争格局的影响力将显著提升，这一点从近年来温泉SPA休闲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可以得到验证。
消费者：旅游者是推动市场环境不断转变的决定性力量。早期的旅游者人数虽不多，但大多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自觉，是典型的“精英旅游”，旅游目的主要是通过游览风格各异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来开阔视野、愉悦精神。而大众休闲旅游时代的旅游者，人数更多、层次更广、需求更多元，既重物质欲、讲求吃住行舒适感，也重精神需求、追求新奇刺激，市场因此被无限细分，传统的组团旅游逐渐被名目繁多的自助旅游取代。
“五力”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旅游者社会构成和消费行为的变迁，使西部民族地区的景观资源优势不再具有对市场竞争格局的决定性影响，相反东部和中部地区随着新兴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由于距离客源市场更近、资本和技术实力更强，而获得了显著的后发优势。此消彼长之间，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急需寻找新的竞争优势来源。
基于市场力量对比的变化，新的竞争优势来源应满足以下条件：其一，要能使旅游产品更好地满足休闲旅游者的“后现代主义”消费需求和对新奇刺激内容的追求，而不再是“看山看水，坐车睡觉”；其二，要有助于形成与东部、中部休闲旅游业的差异化、互补性竞争，使产品具备替代竞争者难以复制、难以转移的特色，即便以供应商强大的设计能力也无法替代；其三，有利于快速构建足以抵消潜在竞争者的资本优势的特殊技术门槛，同时还可以推动民族地区内部各直接对手之间建立分工协作网络⑤，以避免新一轮的“同质化竞争”。
能同时满足以上所有条件、又普遍适用于西部民族地区的竞争优势来源非常少，而传统民族文化与习俗则是其中之一。一方面，传统民族文化历经世代传承、不断演进，已潜移默化于少数民族居民的日常生活，时时处处皆在却又归于无形，一旦将其融入现代休闲旅游产品，其优势将难以复制、难以转移、难以替代，文化学者对深圳民俗文化村等人造景观“只有前台、没有后台”“原真性缺失”的批评可引为佐证；另一方面，传统民族文化源自生活，是各族人民生活智慧的历史结晶，具备融入现代休闲旅游产品设计的技术可行性，如将民族文化与高尔夫旅游相结合的尝试就已获得市场认可(何莽，饶勇，陈奕宾，2011)。
2.竞争优势来源转换与旅游业发展路径选择
将新的竞争优势来源即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休闲旅游发展完美结合，是民族地区旅游业在休闲旅游时代最有效的竞争战略。在技术上而言，将传统民族文化融入现代休闲旅游业态有很多实现手段，可以引进外来专业人才，采集民族文化元素，设计富有民族文化底蕴的文娱休闲产品，如张艺谋团队制作的“印象刘三姐”实景演出；也可以依托少数民族居民的创造力，开发基于民族生活习俗或节庆的体验性休闲旅游项目，如甘肃肃南的裕固族居民推出了骑射、赛马和狩猎等传统游牧民族的“马背生活”体验游(车婷婷，肖星，黄栋，2005)……无论是依靠外来技术还是依托本地居民，基于传统民族文化的休闲旅游产品设计，都必须经过“内涵挖掘—元素提炼—形式嵌入—商业开发”基本流程，都必须解决艺术性、商业性与原真性的冲突等复杂矛盾，这需要大量的智力与知识投入，在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
因此，为构建基于传统民族文化的新竞争优势，就必须大幅度提高生产要素投入中的人力资本比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量引进外来劳动者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捷径，但过于依赖外来技术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大多是“形似神非”(杨升，王晓云，冯学钢，2008)。传统民族文化经千年积淀，博大精深、难于形表，很多内涵属于“只可意会”的隐性知识，只有世世代代生长于斯的少数民族居民才能准确把握，因此将传统民族文化融入现代休闲旅游发展的任务将主要由民族地区居民来承担，基于本地社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将成为新的主导力量。
三、要素投入能力约束对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路径转换的影响
竞争环境与竞争优势来源的转变，客观上需要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业逐步转向“人力资本投资优先”发展路径，但路径转换能否成功，取决于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投资能力。从国外众多陷入衰退期的旅游目的地发展案例来看，但凡人力资本积累丰富者都能取得转型成功，如拥有昆士兰大学和格里菲斯大学等世界名校的澳大利亚黄金海岸，而人力资本积累贫乏者终将走向衰败，如人口不断减少的美国纳瓦霍印第安人保留地。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来说，在旅游业发展初期对物质资本投资的需求最为迫切，但随着物质资本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后，投资收益将边际递减，此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将成为效用最大化决策。本部分将首先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是否仍存在物质资本投资极度匮乏，是否应继续坚持“物质资本投资优先”；然后评估人力资本存量是否已被完全充分利用，是否有足够潜力支撑“人力资本投资优先”发展路径。
1.民族地区旅游业的物质资本投资能力分析
在粗放型发展时期，西部民族地区始终在积极争取国家财政支持和吸纳社会投资，以致各级政府至今仍有强烈的“招商引资冲动”，总是习惯性认为“西部旅游很缺钱”，这是对粗放型发展模式的一种路径依赖现象。
事实上，在经历了三十多年发展后，西部民族地区的物质资本投资能力已大为改观⑥。比如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12省市区在全国旅游业投资中的占比上升很快，“十五”期间全国旅游投资总规模约九千亿元，其中西部地区就占到了33.34%(“九五”期间为26%)，而且中央各部委对西部旅游也采取了重点投入政策，如国家旅游局在2001年至2009年共安排西部省区旅游发展基金7.27亿元，占全国总额的58.82%。此外，西部旅游业还极大地受益于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到2008年年底西部地区已建成高速公路1.65万公里、铁路总营业里程2.94万公里和民用运输机场79个，旅游发展的硬件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更重要的是，“大投入”带来了“大产出”，使西部旅游业实现了物质资本上的“高积累”。2002至2008年间，西部旅游业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4.5%。以2008年为例，旅游业总收入为5 279亿元，多个省区的旅游业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超过10%，真正成为了支柱产业。此外，旅游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到2008年年底已拥有各类旅游企业1.37万家，其中包括4A以上景区333家、星级饭店3 885家和旅行社4 129家等。
总的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体系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物质资本投资不足不再是制约旅游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2.民族地区旅游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评估
人力资本包括两种基本形式——通用性人力资本和专用性人力资本。前者泛指劳动者的学历教育水平、思维分析能力和体力精力等基本素质，而后者则是在生产实务环境下形成、主要适用于特定产业的隐性知识与经验技能(Becker，1975)。与大多数新兴产业相比，旅游业对从业者的通用性人力资本水平要求相对较低，如高中学历即可报考导游资格，因此对人力资本投资能力的评估将更侧重产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如前所述，由于直接估计专用性人力资本数量存在技术困难，因此本文将引入专业化分工指数，间接判断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是否已达到临界水平。
(1)西部民族地区的通用性人力资本积累分析。
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的通用性人力资本水平与东部、中部地区的差距正在急剧缩小。如2001年至2009年间，西部地区的教育经费总投入从600多亿元激增到3 400多亿元，增幅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目前西部地区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每10万人中的普通高校学生数量也已超过1 600人，预计到2020年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总体水平将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更进一步来说，在旅游业发展较快、经济基础较好的大部分民族地区，受益于旅游发展带来的开阔视野与经济实力，教育发展已率先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如在广西阳朔县，不但所有中小学都已普及远程教育和微机室等现代教育设施，而且数十家英语学校每年还为社会培训4 000多人次，使之成为“中国英语第一县”。
以上分析说明，西部民族地区，尤其是产业基础较好、转型发展需求迫切的大部分地区，在通用性人力资本积累上已基本能满足旅游业发展路径转换的要求。
(2)专用性人力资本存量判断方法及其依据。
本文对民族地区旅游业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存量进行评估的方法与依据，主要来自以下“三段论”式的推理结构：
假设1：如果基于某一比较优势产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则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总体效用也越大的话，那么决策者将有持续提升专业化分工程度的足够激励；
假设2：尽管决策者有足够激励持续提升基于比较优势产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但实现程度将受到可供给的产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总量约束；
假设3：如果假设1、2成立，那么实践中观测到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将可以反映该地区产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的大致水平。
以上三个假设中，假设2可以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定义中得到证明，由于物质资本投资可以在不同产业间依投资收益率变化自由流动，而人力资本投资却有鲜明的行业界限，如长期从事旅游业的高级经理就不愿意转向金融业、不愿在新行业中一切从头学起，这种“专用性”特征使决策者不可能无限地投入人力资本，事实上限定了实际能达到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假设3则是建立在假设1、2基础上的一种均衡分析框架，如果假设1、2同时成立，这一分析框架自然也成立。因此，“三段论”推理能否成立，主要取决于假设1能否成立。对此，杨小凯(2000)给出了严格数理证明，本文以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为例，进行简要说明：
民族地区停止商品y生产，所有人都成为全职旅游从业者，两地间实现了完全的专业化分工。
进一步比较三种模式中民族地区的总效用水平。
表1中，模式A即自然经济模式下，由于没有贸易往来，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任何利用，因此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绩效水平最低；模式B即半专业化经济模式中，民族地区可以从旅游开发中获得部分贸易收益，且dl/du＞0，说明收益将随旅游业的专业化程度提高而不断改善；模式C即完全专业化经济模式下，由于效用U与l值无关，说明民族地区的收益将穷尽模式B的最大值，并额外受益于两地间的比较优势互补。
综上所述，三种发展模式的效用大小排序为：模式C＞模式B＞模式A，即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效用也越大，假设1得到了证明，“三段论”也得以成立。
(3)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与人力资本存量分析。
进一步考察西部12省市区的旅游业专业化分工程度。
以国家统计局和各省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为依据，本文分别计算了西部12个省市区的旅游业专业化发展指数，计算结果详见表2。
表2中，西部12省的旅游业专业化指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西南各省都达到了强比较优势标准(RCA=2.5)，这表明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西部民族地区通过多次经济结构调整，裁撤掉许多比较劣势产业，使旅游业在区域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上升，而产业规模扩大之所以顺利，是因为一直未受到专用性人力资本短缺的明显阻碍，一直有足够数量与质量的劳动者可满足不断增长的用人需求，人力资本投资供给曲线的“拐点”还未出现，还有足够的潜力可供挖掘，因此转向“人力资本投资优先”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四、不同发展路径对民族地区旅游业转型发展绩效的影响比较
本文接下来以“发展路径—产业结构—企业行为—转型绩效”为分析框架，预测和比较不同发展路径对旅游业转型发展绩效的影响。这一框架借鉴自产业经济学的SCP范式，论证思路是：发展路径是产业政策设计的基础，不同发展路径对应截然不同的政策导向(如“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而不同政策导向作为一种外在冲击(Shock)，将使旅游市场结构(Structure)向不同方向变动，企业在不同市场结构下做出各自最优行为决策(Conduct)，所有企业的行为总和最后汇聚成为转型发展总绩效(Performance)。
1.“物质资本投资优先”发展路径的影响分析
作为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延续，“物质资本投资优先”发展路径对应的政策框架，主要是通过土地批转、税费优免或信贷支持等方式，吸引外来资本或扶持本地企业社会融资，投资建设重新规划的若干大型休闲旅游设施与项目。
在此政策框架下，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动。首先是产业供给规模会急剧扩大，但客源市场规模却不一定会同步增长，进而导致“僧多粥少”局面；其次是供需不均衡增长将引发民族地区内部的同业竞争，这是一场“新旧之争”“大小之争”，即新建大企业凭借雄厚的资本或新颖的产品，不断抢占本地中小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此外，除了对客户的争夺，大企业往往还会与原有中小企业进一步争夺土地、人才和原材料等一切稀缺资源。在不断升级的“新旧、大小之争”中，本地中小企业往往是话语权不断减小的弱势一方(王汝辉，2009)。
随着“新旧、大小之争”持续升级，竞争资源不断向新建大企业集聚，最终将使原本中小企业林立、本地居民广泛参与的旅游市场结构，由最初的“垄断竞争”“完全竞争”逐步转向少数大企业主导的“寡头垄断”或“完全垄断”。当市场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垄断特征时，创新激励将显著减弱⑧，此时的大企业更愿意凭借规模经济和垄断优势控制整个市场，而中小企业则逐步退居低价位市场，基本失去了创新活力。
此外，新建的大企业大都会聘请国际国内知名的专业管理公司，引入其经营理念与管理模式，民族地区居民很难在新企业里担任重要职务，而只能从事低级操作工种，这种用人结构会对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休闲旅游发展相结合的竞争战略带来较大影响。尽管这些专业管理公司可能会在文化本土化方面进行一定投入⑨，但这种“自上而下”的形式创新与本地居民全面参与、“自下而上”的内容创新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
2.“人力资本投资优先”发展路径的影响预测
“人力资本投资优先”发展路径所对应的政策框架，是立足于现有产业基础，推动本土中小企业不断挖潜创新、提升服务质量、升级产品内容，推动本地居民全面参与、全员创新，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将成为一切创新的起点。
依此政策架构，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结构在转型初期不会发生强烈变动。一方面，新引进的大型投资将被引导向本地中小企业较少涉足的资本密集型业态，如高尔夫球场；另一方面，转型升级将首先从本地精选出的代表性企业开始，政府通过技术指导和政策倾斜等途径，积极推动部分“先行创新者”率先向休闲旅游经营转型，然后将其“最佳实践经验”(Best practice)逐步推广至所有企业。历经多次“培育—推广—再培育—再推广”，使整个市场形成“家家有创新、样样有特色”的“垄断竞争”结构⑩，不同企业、不同地区间的竞争不再是低级的价格博弈，而是根植于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特色竞争、技术竞争。
选择“人力资本投资优先”发展路径，将最大限度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而这也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休闲旅游的消费者需求。在三种常用的市场战略——低成本、差异化与专一化中(Porter，1980)，由于休闲旅游者的需求多种多样、不断更新，因此大企业惯用的标准化、低成本战略并不适用，同时又因为西部民族地区远离主要客源地，专注于特定细分市场的专一化战略也难以实施，因此基于传统民族文化和中小企业创新活力的差异化战略将成为最合理可行的选择。
综合比较两种不同发展路径的影响(表3)，本文认为对于旅游业发展较早、转型需求迫切的民族地区来说，“物质资本投资优先”发展路径虽然可以扩大产业规模，拉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短期增长，但会对现有产业体系造成很大冲击，挤占本地中小企业的市场空间，使少数民族居民被逐步“边缘化”，不利于实施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休闲旅游发展相结合的最优战略。
相比之下，“人力资本投资优先”发展路径虽然导入过程复杂，见效周期长，对政府协调能力要求也很高，但不会引发现有产业体系的急剧重组和恶性竞争。长远来看，可以持续激励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的智力投入与创新热情，形成基于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特色休闲旅游产品，并建立基于差异化战略的长久竞争优势。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视角分析西部民族地区的转型发展路径选择，对比了“物质资本投资优先”与“人力资本投资优先”这两种不同发展路径的适用性与可能影响。研究发现对于旅游业基础较好的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优先”发展路径更有利于实现转型发展目标。其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竞争环境的转变需要民族地区以传统民族文化为新的竞争优势来源，而将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休闲旅游发展相结合，需要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导；其二，西部民族地区经过30多年积累，尤其是西部大开发10年来的高速发展，旅游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有了很大改善；其三，“人力资本投资优先”发展路径更有利于调动民族地区居民与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实现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和谐发展。
本文认为，为避免出现过于倚重外来物质资本投资的“旅游飞地现象”，或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拉美陷阱”，在西部民族地区的转型发展政策设计方面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转型发展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确立基于传统民族文化的新竞争优势，因此应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为政策导向。西部民族地区的休闲旅游产品必须有不同于东部、中部地区的鲜明特色，而这种特色既不可能来自有形的景观资源优势，也不应该是对东部休闲旅游业的模仿和复制，而将传统民族文化融入现代休闲旅游发展是最合理可行的选择，这需要大量的智力和知识投入，因此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更具有决定性影响。
第二，转型发展能否顺利，将取决于本地社区居民和中小企业的参与程度与创新活力，因此应以基于现有产业基础的挖潜创新、而不是盲目扩大投资规模为政策重心。粗放型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习惯于用物质资本投资来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但休闲旅游业发展中物质资本投资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更重要的是调动传统民族文化的“活载体”即本地居民的主观能动性，构建政府、企业、居民和社会联动的民族地区区域创新体系，大力扶持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争奇斗艳，应以“存量改革”而不是“增量改革”为主。
第三，转型发展能否长效，需要体制创新、社会改革、文化建设、教育发展与企业转型的多方联动机制予以支撑，因此应以推动全面、持久的旅游综合改革为政策目标。“人力资本投资优先”发展路径的实施，单个旅游企业难以完全胜任，还需要教育、文化、卫生与社会保障等众多部门的配合与支持。这意味着旅游转型改革并非只是旅游产业层面上的单一改革，而是全面参与、多方联动的社会综合改革，因此政策设计应有更广阔的视野、更长远的规划，对转型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有更充分的准备。
注释：
①大部分建议都集中于产品开发、市场推广或产业链优化等实务问题，缺乏对产业支撑体系的深入探索。
②这种资金、管理和客源都依赖外来供给的现象被称为“旅游飞地”，此时民族地区居民利益很容易被忽略。
③如恒大集团在新疆五家渠市投资“金碧天下”旅游综合体、雅居乐在云南德宏等地投资450亿元等。
④如1999年世博会后，昆明酒店业曾经历长期的价格博弈，三星级酒店标间价长期徘徊在百元关口。
⑤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习俗差异很大，可以成为民族地区内部进行休闲旅游业分工的基础。
⑥尽管没有更精确的数据说明在西部地区内部民族地区所获得的投资占比，但绝大部分旅游发展较快的地区都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用西部的整体指标数据对民族地区的投资能力进行分析是可行的。
⑦详细的证明过程备索，或参阅“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杨小凯，2000)。
⑧四种基本市场结构中垄断程度越高，创新激励越弱，因此最具创新活力的是“垄断竞争”市场结构。
⑨如悦榕庄(Banyan Tree)度假村很注重建筑设计上的民族文化元素嵌入，但这只是一种表层创新。
⑩欧盟在北欧5国进行的旅游业创新试点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并以中小企业为主体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