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主要视角及重点关切*
赵军义1李少惠1 朱 侃2
（1.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兰州 730000；2.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摘 要〕 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需要切实发挥好公共文化服务的载体和平台功效，进而从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两个层面共同跟进。当前，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运用文献计量方法予以梳理发现，该领域研究视角包括国家—社会视角、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结构—功能视角、主体—空间视角及本土—内生视角；重点关切包括“政治说”“权利说”“福利说”和“治理说”。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已初步形成较为全面的知识体系，同时呈现出主题分化的态势。
〔关键词〕 公共文化服务 研究视角 关切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政府保障公民文化权益，满足公民文化需求，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途径。“公共文化服务”一词自2005年被首次提出以来，迅速成为学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以乡风文明作为乡村建设的目标之一，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项公共“福利”，再次凸显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时代使命。基于此，系统梳理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研究成果，以“温故而知新”的姿态迎接新时代民众的文化诉求与挑战实属必要。
他们的爱情进展神速。半个月后，辛娜跟着王树林去了一趟青岛，王树林开供货会，在举办方提供的酒店里，王树林如愿以偿近距离地观赏到了辛娜的大腿秀。激情肆意间，辛娜白皙的大腿上沾满了王树林这个肤色黝黑的采购员的滚烫口水。三天里，除了下楼吃饭，两人基本上都腻歪在床上沙发上，翻天覆地地做爱。王树林谈过恋爱，吃过禁果，辛娜亦是，如果说两人的初次还有所谨慎和生疏，那一定有照顾对方感受而采取的伪装成分。情感的洪峰在穿透蚁穴遍布的堤坝以后，逐渐奔涌激烈而不管不顾肆无忌惮起来了。
实践中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社会主导以及多元合作共治等四种服务模式。政府主导模式下，出现了以宁波“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苏州“最美书店”等为代表的文化活动；市场主导模式下，电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节目广受好评；社会主导模式下，北京八宝山街道组织的“道心声·抒情怀”朗读者大赛相当成功；多元共治模式下，涌现了重庆双福街道“四点半课堂”、上海南翔镇“我嘉书房”、天津小剧场嘉年华等优秀的案例。基于此，总结成功案例的经验[1]以及探讨多元主体间协同供给的模式及其运作机制[2]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检视现有文献发现，学界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主题的学术研究蔚为大观，但对该主题的研究成果缺乏基于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梳理。我们以“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综述”为篇名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检索共得到12篇文献，其研究主题分布于公共文化服务基础理论研究[3]、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研究[4]、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5]、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研究[6]、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研究[7]、公共文化服务立法研究[8]、公共文化服务综合研究[1]等方面。这些研究主题基本涵盖现有研究的主要论域和主题，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综述侧重于规范研究，缺乏科学的方法支撑；第二，相关综述侧重于小样本描述，缺少大样本文献数据的系统梳理；第三，已有综述并未对研究样本予以质量区分，研究样本涵盖不同研究层次的各类期刊，研究样本过于分散；第四，已有综述重点集中于2015年 及以前的研究成果，对近两年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缺乏跟进追踪，特别是对改革进入十三五新阶段以来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样态缺乏梳理。因此，系统把脉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走向，特别是从研究视角和主题聚焦两个层面出发，选取研究质量较高的CSSCI来源期刊，结合科学的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展开文献综述工作很有必要。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基于文献研究的代表性和全面性考虑，笔者特选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为数据来源，以篇名为“公共文化服务”，时间段为“2005—2017”进行检索得到660篇相关文献，作为本次文献计量的原始数据。为进一步确保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和聚焦性，检视并剔除不符合研究主题的相关文献，最终共选取652篇文献。
1.2 研究方法
共词分析是文献计量分析中比较常用的研究方法，其原理是通过统计同一对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共现的频次，形成共词矩阵，以此来研究主题或学科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关键词作为论文主题内容的代表性词汇，是对文章核心内容的高度凝炼概括。当某个关键词在该领域文献中反复出现时，该词便能反映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动向。而由某个领域相关论文中的集中关键词所形成的共词网络，则体现了该领域的知识构成和研究动态。共词网络中，两个关键词的共现次数越多，说明两者的关系越密切，这两个关键词所反映的主题也越被研究者所关注，越属于该领域的热点主题。在运用关键词共词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同时综合使用以下研究方法：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始终存在政府一厢情愿的政绩导向问题，自上而下标准化、配套化的文化福利难以落地，成为游离于民众真实文化需求之外的文化摆设。究其原因，与政府习惯于以“他者”视角进行“文化下乡”，以及对基层社会深厚文化根基和优秀文化资源的忽视不无关系[25]，更与政府对民众作为文化需求者身份之外的文化建设者的主体性、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漠视有关。长期的“送文化”行政惯习严重异化了基层社会的文化环境，出现服务价值异化和底层个体化闲暇的社会焦虑，不利于本土文化内生机制生成，与“内生—外供”相统一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思路相去甚远。比较而言，学界主要将“本土—内生”视角重点指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并试图通过推动内生公共文化资源结构性调整与联动聚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增强农村居民的文化参与度与获得感。然而，农民自主供给公共文化服务路径难以绕开集体行动逻辑的固有困境，本土传统文化因子同样需要在辨别取舍的基础上予以转化传承。如何构建公共文化服务本土化、内源性供给的长效机制，如何化解政府的政绩导向与民众需求导向的内在悖论与价值冲突，皆是有待继续探讨的话题。
聚类分析能根据各高频关键词之间的亲疏关系、相似关系和相异关系，将研究对象中同质性更强的关键词有机地汇聚在一起，以实现对高频关键词的更好分类，并将分类结果以树状图的形式呈现，从而挖掘出关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高频关键词在样本文献中出现的规律，使后续对样本文献主题分析的结果建立在更科学的基础上。
1.2.2 多维尺度分析
①低NLR组（NLR≤2.5）患者1 5 2例（59.1%），高 NLR组 （NLR＞2.5）患者 105例（40.9%）。两组患者在T分期、N分期、TNM分期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NLR组患者的肿瘤浸润深、淋巴结转移数多、TNM分期晚。
在当前各领域研究的内容和视角不断丰富和发展，呈现出多维复合态势的背景下，多维尺度分析能在保留研究对象之间原始关系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从多维空间转移到低维空间以进一步定位、分析和归类。多维尺度分析能将各高频关键词所代表的主题以点的形式呈现，而关联性较强、相似程度较高的高频关键词会向中间更核心的关键词汇集，进而形成不同的关键词词组。根据这些词组所反映的主题，可以对基于聚类分析方法得到的热点主题结果进行科学性验证，使对相关文献研究主题的分类更明确。
1.2.3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能通过节点和节点间连线将诸多要素按照事物内在规律和属性联系在一起，而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综合使用数学模型、图论等方式研究行动者与行动者、行动者与其所处社会网络以及网络之间的关系的方法[9]。在本研究中，各高频关键词能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社会网络中的节点得到体现，而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可以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社会网络中的连线得到体现。对高频关键词共现进行社会网络分析，能进一步探索高频关键词之间的潜在联系，从而更好地把握各主题内高频关键词之间的联系。
汉日IT新词的词义表达，符合语言修辞理论中的明晰性原则(clarity principle)(leech 1983:67)。每个词汇除了语音结构和语义之间维系一种透明、直接的关系外，在词义上也避免了歧义的出现。原因在于IT新词所表达的是前所未有的新概念和新事物，新词与新概念、新事物之间呈明确的对应关系，因此词义本身具有很强的明确性，很少有歧义发生的情况。
2 数据处理及研究发现
2.1 高频关键词及共词矩阵构建
为保证数据分析的有效性和代表性，文章在通过SATI软件对样本文献关键词抓取的基础上进一步筛选出出现频次大于5的51个关键词（表1）。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体现了近些年相关研究者的关注点，代表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
2.2.2 政府间接给予补助。政府从当地实际经济情况出发，制定“定期收购粮食”的政策，因各镇各村情况不多而有所差异，一旦遇到天灾，庄稼作物收成普遍不高，政府通过提高征收粮食价格来给予务农空巢老人资金帮助；政府要与相关粮食生产部门沟通，与粮食生产企业合作，形成村民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企业与村民三者的相互合作、互帮互助的新局面。
表1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高频关键词表
为进一步探究现有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学分析高频关键词的内涵并对其进行合理归类，是进行热点主题分析的重点。基于SATI软件利用 Equivalence 系数对高频关键词矩阵进行转换和处理后，生成了最终分析所需的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表2）。
表2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
2.2 聚类分析结果
社会网络通常从网络密度、中心性等维度进行描述。网络密度用来衡量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连接的紧密程度，其值由社会网络中各节点间实际连线数和可能的最大连线数之比构成，介于[0，1]之间，其值越接近于1，说明节点间的关系越密切。
图1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聚类图
通过聚类分析，50个高频关键词被提炼为7个类目。为确保聚类分析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专家咨询的基础上对聚类结构予以修正，最终得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图书馆服务、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权利说”以及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网络治理等5个类目。各类目内部关键词具有较好的趋同性，各类目之间的异质性也较为明显，说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主题的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具备较好的科学性。同时，各类目之间不存在绝对的“非此即彼”区分，只是基于整体研究主题的模糊聚类，这一研究不足将会在多维尺度和社会网络分析过程中予以弥补。
2.3 多维尺度分析结果
基于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以及社会网络分析结果，兼顾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的学术走向，我们可在专家咨询的基础上从研究视角和重点关切两个层面对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成果予以梳理。具体而言，研究视角包括国家—社会视角、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结构—功能视角、主体—空间视角和本土—内生视角；重点关切包括公共文化服务“政治说”、公共文化服务“权利说”、公共文化服务“福利说”、公共文化服务“治理说”。
图2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多维尺度图谱
通过对比发现，两种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大致相同，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集中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治理、文化权利等论域。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治理”类目里出现了“农家书屋”“文化治理”等象征公共文化服务时代背景和服务理念的词汇。这一线索同样体现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政策”类目里出现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标准化”以及“图书馆服务与文化权利”类目里的“政府定位”“公民文化权利”等高频词。具体而言，“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农家书屋”“标准化”等关键词体现了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主导者所做的努力和尝试，体现了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居于主要地位；“文化治理”等关键词体现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倡导的多元参与互动的文化生态；“公民文化权利”等关键词则更多是从公民基本权利角度出发阐释公共文化服务所应当具备的功能和价值。
2.4 社会网络分析结果
为了对各高频关键词进行科学分类，本文将消除共词频率影响后的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通过SPSS 25软件进行聚类分析。经过分层聚类处理后，所得结果如图1所示。
面对不断失利的男篮，4月16日，我们制作封面专题，邀请资深媒体人尹波先生、俱乐部的持不同意见者马宏观、常年跟队的记者徐凯华、全国门户网站的知名球评人王玉国“会诊”山东高速男篮，指出问题之所在，多问几个为什么，藉以此让山东男篮猛醒、奋起，在实现几代篮球人的登顶梦想新征程中，少走弯路。
在本文中，中心性反映的是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中各关键词的重要性或所处地位，是对网络结构性的度量。在社会网络分析图谱中，节点的大小与节点连线数量的多少是中心性的可视化体现。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多，相应的节点就越大；而连线越粗，说明两个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越强。反之则反。节点的中心性通过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来度量，三者分别从不同维度来度量各关键词的重要性，或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其他关键词的能力。社会网络分析图谱的接近中心度反映了一个关键词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其他词控制。社会网络图谱的接近中心度为59.52%，说明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相关研究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知识体系，但同时呈现主题分化的趋势。围绕“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公共图书馆”等核心关键词形成了以“文化政策”“文化治理”“服务体系”“公民文化权利”等关键词为中心的次级社会网络，足以反映出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
图3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社会网络图谱
将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基于多维尺度分析中的Euclidean距离模型进行降维处理后，所得结果如图2所示。与聚类分析结果不同，基于多维尺度分析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3个方面，根据高频关键词的含义和分布特征，通过反复比较和专家建议，可将多维尺度分析结果自图谱顶端顺时针分别概括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治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政策”“图书馆服务与文化权利”三个类目。与聚类分析图谱相比，多维尺度分析图谱能够以节点分布形式更加直观地展现各研究主题的内在联系，便于研究者合理划分现有研究的主题类目及研究走向。
3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主要视角
(2)驱动参数。胶带与滚筒的摩擦系数取0.3，Ⅰ号驱动滚筒直径为Φ1 450 mm，围包角167°；Ⅱ号驱动滚筒直径为Φ1 450 mm，围包角184°；改向滚筒直径为Φ1 000 mm；电动机功率800 kW，电压10 kV，共3台；功率配比Ⅰ∶Ⅱ=2∶1；CST型号：CST1120kV，i=25.0345，共3台。
3.1 国家—社会视角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需要构建政府主导与社会化发展相统一的协同发展框架，国家一手包办的文化运作模式产生于旧时代的政治理念，显然不再适用于当下的市场经济环境，亟需进行模式重构[11]。与等级严苛的科层制不同，自分税制改革以来的项目治国（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文化惠民工程）逐渐成为一种突破层级和条块约束，进而实现统筹中央、地方乃至基层政府的治理模式，既有成效也有限度。这种藉由文化项目实现“国家—社会”互动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通常囿于中央政府强控制逻辑、地方政府弱应对逻辑以及基层民众的无反馈逻辑而存在公共文化服务成效甚微等问题[12]。具体到微观实证研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会化服务模式的趋同和差异[13]、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政治信任、农民满意度的内在关系以及通过描述性统计阐释具体文化项目（送电影下乡、农家书屋等）的运作情况,是仅有实证文献中的重点关切[14]。
本研究将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导入社会网络分析工具UCINET6中，转化为UCINET6可识别的文件，再将该文件导入可视化分析工具NetDraw中，得到2005—2017年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分析图谱，见图3。2005—2017年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的网络密度及其标准差均较低，反映其密度水平偏低。处于该图中间位置的关键词连线较多、比较密集，而处于周边的关键词连线较少、相对稀疏，表明2005—2017年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存在较为明显的“分层”。为了进一步评价该网络的整体聚集程度，笔者依据中心度分析（Centrality Measure）按照网络中各节点的中心度大小进行图谱优化，得出社会网络图谱的网络中心势（Network Centralization）为1.86%，该网络整体呈现相对分散的态势。尽管如此，处在该网络中的中心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其他关键词的连线仍相对较多。
3.2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以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探究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相关问题是学界持续开展的课题，其论域主要聚焦于文化政策与理论思辨两个层面。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日益成为衡量服务型政府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而政府履行其文化职能的权威工具之一便是发布相关文化政策。迄今为止，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已走过三个发展阶段[15]，其实施情况呈现理念、制度与实践三个层面的成效与不足[16]，这种文本分析思路与西方政策研究的强实证色彩有很大不同[17]。理论思辨研究则以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探讨和理念创新为主，围绕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的互动关系展开。从文化属性角度看，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有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公退民进三种模式[18]；从服务供给角度看，有权威型供给、商业型供给和志愿型供给三种模式[19]；从供给主体看，有“意识形态灌输模式”“部门供给模式”以及如今的“多元参与合作模式”。创新现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对其构成要素各个击破，着力构建需求导向的多元、多样、多层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
研究视角通常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先行者”，决定着一项学术研究从开始到完成的总体思路和“化生为熟”策略。系统梳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相关成果，可从国家—社会视角、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结构—功能视角、主体—空间视角、本土—内生视角等五个方面予以引介。
3.3 结构—功能视角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厘清基本与非基本、管理与治理、网点与网络等关系的区别，不同战略部署所形成的文化效益大有不同。国家计划式的体制结构通常被认为是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今，农民真实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不仅是读书看报、看电视电影，而是集文体娱乐、技能培训、信息服务、知识学习等一体化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以往光鲜亮丽的文化福利始终表现出政府一厢情愿[20]甚至基于政绩逻辑导向的形式表演，其财政支出效率和服务绩效不容乐观，更深层次可归结为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和结构失灵问题，亟需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予以修正[21]。依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背景，国家文化治理面临三大任务，核心是调整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解决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尤以后者为重。这需要分别从政府职能创新、设施免费开放以及服务均等化诸方面予以跟进。
3.4 主体—空间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的“空间转向”逐渐被学界所重视。人们对空间的理解逐渐超越了其物理属性，更加关注空间的社会实践，关注人在空间中的主体行为和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22]，而后又经历了空间治理以及区划治理转向[23]。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私性文化资源逐渐丰富，公共文化生活却严重滞后。这一方面囿于农民主体性丧失与内生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与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参与主体分化、公共文化服务效果内卷化以及公共空间萎缩不无关系。不同属性的文化空间，其参与主体通常具备不同的行动样态：政府主导空间下的非政府组织（NGO）的资源依赖和社会认同需求，居民离散性参与以及政府、居民和文化服务组织的“非对称性”互动关系[24]；城市与农村空间区隔下的主体行动则昭示了乡村文化的时代变迁以及城市公共精神的塑造问题。为满足文化空间中服务对象的文化需求，则需引入治理理念，着力消解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主体间的良性互动。
3.5 本土—内生视角
1.2.1 聚类分析
1) 柴油机在稳定工况运行时，其平均转速基本不变，但瞬时转速是变化的。这是由于柴油机在工作过程中，需要经历吸气、压缩、膨胀和排气等4个阶段。当活塞处于膨胀阶段时，就会有扭矩施加于曲轴上，瞬时转速会有增加；而在其他3个阶段，需要曲轴来推动活塞运动，会降低瞬时转速。因此，柴油机的瞬时转速是波动的，在理想情况下这种转速的波动是稳定的，且气缸数目越多,转速波动越小。各缸燃烧及磨损的不同导致柴油机转速的波动并不稳定。柴油机转速波动情况，可作为判断其工作均匀性的方法，波动较大说明各缸的工作不均匀,如单缸不发火燃烧就会明显体现在转速波动上。[9]
4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重点关切
虽然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相关研究蔚为大观，但运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可以从侧面对当前该领域学者的重点关切予以梳理，即“政治说”“权利说”“福利说”以及“治理说”等四种逻辑进路。“政治说”主要立足国家意识形态层面，更多依托权威控制阐释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普化和社会形塑功能；“权利说”将公共文化服务看作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文化权利，虽立足民众的权利保障层面，但依旧由政府主导整个服务环节；“福利说”更多体现出政府充当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者甚至“包办者”角色，与“权利说”别无二致；“治理说”则倡导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参与及有效互动，以社会公共性塑造为终极目标。
表3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四种逻辑进路
4.1 “政治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流价值普化
“政治说”逻辑是超越公共文化服务物质或载体层面的“小服务”进而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大服务”的话语表达，公共文化服务的深层政治意蕴已不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共服务范畴[26]。首先体现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民族凝聚力的战略要求。全球化时代不断凸显文化霸权与政治格局失衡等危机[27]，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载体功能上升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28]、抵御外来文化冲击以及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战略载体。其次体现为确保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时代呼唤。政府执政合法性与政治信任密切相关，进一步与公共文化服务绩效高度契合，当前民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从最早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转变为“经济绩效合法性”，并进一步转变为“公共服务绩效合法性”[29]。再次体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公共文化服务不仅承担着满足民众文化需求、培育社会合格公民的职能，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保护和发掘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保障。由此，运转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样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的战略诉求。
4.2 “权利说”：公共文化服务的公民权利保障
“文化权利”源于人权观念的基本内涵，我国学者大多根据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提出的文化权利概念对公共文化服务进行解读，并将文化权利上升为与其他人权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成为政府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文化权利的核心在于文化资源获取以及服务享用的公平性，集中表现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的系列成果[30]，主要涉及实现均等化的价值理念和手段方式等内容，尤以均等化的相对性和动态性概念解读最为关键。正如“文化福利观”的政府“包办”与供需错位陷阱，“文化权利观”同样被学者指出在没有一定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规约的前提下，文化权利的工具性使用会成为一种公共性的消解力量，从而与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文明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的主旨相背离[31]。限于社会发展及民众文化水平，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仍处于基本性、兜底性的保障层次，其公正性、均等化意蕴任重道远。
ZRender是二维绘图引擎，提供包含Canvas在内的多种渲染方式，不仅易学易用，而且具有丰富的图形选项和易扩展等功能[7] 。ZRender库中封装有各网站采用的渲染方式。
4.3 “福利说”：公共文化服务的政府职责履行
“文化福利属于社会福利的一部分”[32]。“文化福利观”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实施实则为公共文化福利的获得过程，比如有学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必然体现与客观要求”[33]“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是政府职能改革在文化服务领域的深入和发展”[34]。依照此逻辑，近年来陆续实施的一系列文化惠民（民生）工程都不乏政府主导乃至“独揽”的痕迹，很容易将公共文化服务定位为政府一家独大的“包办”职能，进而导致供需错位、民众离散性参与[35]等尴尬。诚然，这种主要依托政府组织单方面发力的文化供给思路难以避免“工具去功能化”的体制功能障碍[36]，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参与程度，通常要结合不同阶段的文化发展状况予以调整，政府的主导作用应更多介入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环节中来[37]。
小六子在西山下窑的工龄比我要长得多，这个瘦小的人精是早对我有了戒备心理了。但我想他是误会了的。我不是他所担心的那种人，千真万确，你们要相信这一点。即使我有那种想法，道义上也让我无法做出那种下作的事情。你们不要不相信，我可不是那种趁火打劫忘恩负义的小人。
4.4 “治理说”：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互动
西方对文化治理的研究经历了早期主要聚焦于国家内部社会行为的调控以及公民身份的形成机制到当前关注文化领域的内部治理结构，围绕文化发展和文化政策中的资源配置与组织关系，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管理机制。中文语境中的文化治理由台湾学者王志弘于2002年提出，且早已突破“控制、引导和操纵”的治理（governance）本意，丰富为两种主要的研究路向：一是将文化作为治理对象，强调文化管理要从传统的管制模式转变为现代的治理模式，并据此对文化治理的构成要素[38]、核心任务[39]以及对国家文化政策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二是将文化作为治理的手段，强调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功能[40]。文化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命题，体现了政府文化职能从传统公共管理向现代治理的根本转变。
5 结语
公共文化服务的四种研究逻辑并无绝对的高低之分，其核心主旨的不同反映出学界基于不同视角取向的重点关切，实乃基于不同文化属性的考量而作出的学术阐释。时至今日，每一种逻辑皆有其独到和可取之处。“政治说”的大局意识进一步将维护公民公平、平等的文化权利提上日程，而这一重要的文化战略需要政府组织首先担当起“开拓者”和“领头羊”角色，开展一系列文化福利工程。随着政府独当一面的弱点逐渐显现，容许并鼓励政府以外的力量加入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并形成良性合作网络格局势在必行，“治理说”由此登场并获得一致认可。需要注意的是，四种研究逻辑皆有各自值得警惕和弥补之处。“政治说”虽以国家文化安全的宏观战略背景作为出发点审视公共文化服务，但倘若对外来文化的利弊判断欠妥，就可能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战略初衷背道而驰，难以对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产生实质性推动；“权利说”若不能得到公共精神及社会公共性的鞭策，其最终达成的将会是私性权利的实现，难以与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公共利益相契合；“福利说”过于看重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职责和功能，不利于营造公共文化精准服务的良性生态；“治理说”适逢国家治理话语与民众“在场”诉求的时代呼唤，虽然极力主张构建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服务格局，但基于模糊边界的服务框架，伴随多主体参与的往往是权责的不对等和模糊性。如果过分强调甚至弱化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地位，则需警惕“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理论上的支持”[41]。
（来稿时间：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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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Perspectives and Key Concern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Research
Zhao Junyi1 Li Shaohui1 Zhu Kan2
( 1.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2.School of Govern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
〔Abstract〕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cultural power, we ne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carrier and platform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then follow up from both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Nowadays, there are plenty of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By using the bibliometric method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this field include state-society perspectiv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erspective, structure-function perspective, subject-space perspective and local-endogenous perspective, and the key concerns include “political theory” and “rights theory” “Welfare theory”and “governance theory”. The stud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has initially formed a more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system, while reflecting the trend of theme differentiation.
〔Keyword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Research perspective Concern
〔中图法分类号〕 G252
〔引用本文格式〕 赵军义，李少惠，朱侃.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主要视角及重点关切[J].图书馆，2019（7）：050—056，078.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完善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BZZ1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军义（1991—），男，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民族地区文化治理；李少惠（1964—），女，教授，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治理、民族行政发展；朱侃（1992—），男，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与制度分析。
标签：公共文化服务论文; 研究视角论文; 关切论文;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论文;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