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劲松[1]2004年在《岷江上游生态环境地质质量评价与可持续发展》文中指出岷江上游作为中国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区—成都平原经济区的上游生态环境屏障地带，其生态环境地质质量的优劣，直接关联到成都平原经济区和四川盆地丘陵区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区内丰富的各类资源也亟待合理开发利用。因此，有必要岷江上游的生态环境地质现状并对其质量进行评价，为国土规划和国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宏观管理提出科学依据。 生态环境地质质量评价在全国尚处于试点阶段，目前仍处于不断探索之中。从一个复杂的生态环境地质系统中选取评价因子，进行质量评价是十分困难的。本文根据岷江上游的实际情况选取岩性构造、地形地貌、植被覆盖生态区、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类型及地质灾害等因素作为评价因子。 由于生态环境地质系统的复杂性，且质量的好坏在人们的认识上具有一定的不确切性，因此，本文根据模糊数学的原理，采用确定型模糊综合评判方法、灰色关联模糊评价法对岷江上游生态环境地质质量进行了定量评价。所采用的两种评价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基本相同，并且与实际情况相符，可见评价因子的选取和评判方法的采用是可靠的，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在此基础上，对本地区的生态环境地质质量进行了分区：划分了4个区、15个亚区。 针对岷江上游的实际情况，论述森林植被的恢复与保护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提出采取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的发展模式是实现岷江上游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张冬贵[2]2012年在《岷江上游水源区地质背景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在不断的增加。在当前中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岷江上游的水资源特征和变化趋势将是人们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综合运用地质学和水资源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采取野外调查和室内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岷江上游水源区地质背景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行系统研究。论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两大类：一类从自然环境条件和水源区特征入手，对水源区区域地质背景进行研究。主要分析了该地区生态环境条件、水资源利用现状和区域地质构造特征、地层岩性特征以及汶川大地震对水源区的影响；另一类以水资源承载能力、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资源科学管理模式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对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行研究。主要是对本文的研究数据、计算方法和计算模型进行分析，以求研究的实效性和准确性，提出了水资源优化配置和科学管理的战略和对策问题，以达到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目的。同时，为完善该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和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蔡劲松, 万新南[3]2004年在《岷江上游生态环境地质概况及其质量的模糊评价》文中认为岷江上游是成都平原经济区的生态屏障和水源生命线。在生态环境地质调查的基础上,选定了岩性、构造、地形地貌(海拔高度)、植被覆盖生态区、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类型及地质灾害等8个评价因子,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岷江上游生态环境地质质量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与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邓兵[4]2016年在《区域生态服务价值关键参数遥感反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生态系统通过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发挥着各式各样的生态系统功能,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类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在维系生命、维持环境的动态平衡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的剧增,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使得人类活动强度不断增强,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全球气候变暖,频发的洪涝灾害,土地沙漠化等环境灾害已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就是将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货币化,以货币的形式来表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使人们直观地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以期提高民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为决策机构提供决策依据,使政府部门更好地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岷江上游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既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成都平原重要生态屏障和水资源的生命线,其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影响成都平原水资源的质量和数量,以至影响整个岷江流域甚至整个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岷江上游地区生态服务价值研究,对成都平原乃至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生态服务体系中的土壤保持、水源涵养、固碳、释氧等间接服务功能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巨大的支持作用,但与直接提供实物的直接服务相比,由于其实物量难以获取,因而在对其进行价值估算时存在一定难度。本论文以遥感技术为基本方法,依托课题团队在岷江上游地区的研究成果与工作基础,对该区域的生态服务中土壤保持量,水源涵养量与固碳、释氧量这叁个关键参数进行反演研究,并由此完成研究区生态服务价值估算。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成果有以下方面:(1)反演了研究区土壤侵蚀模数,并计算了土壤保持量。土壤侵蚀模数的反演基于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SLE,根据研究区基础资料对该模型的各因子分别进行计算:降雨侵蚀力因子(R),土壤可蚀性因子(K),坡度坡向因子(LS),植被覆盖因子与管理因子(C),以及水土保持措施因子(P)。再通过土壤流失方程计算得到的潜在土壤侵蚀模数与实际土壤侵蚀模数共同确定研究区土壤保持量。对岷江上游土壤侵蚀的研究不仅为生态服务价值提供了参数因子,还能为该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和土壤侵蚀预警提供很好的参考。(2)基于高光谱及定量遥感原理,进一步探索建立了以植被含水量和土壤含水量为主要参数的生态水源涵养模型,定量计算了研究区水源涵养量。生态水源涵养表征生态水层所涵养的总生态水量,与植被含水量、土壤含水量等因素有关。论文通过植被含水量,土壤含水量,河流径流量叁个方面对水源涵养量分别进行计算,采用定量遥感算法,分别建立植被含水量和土壤含水量的遥感反演模型,并通过资料查询得到研究区河流径流量,完成以定量遥感为主要方法的叁参数的水源涵养量的计算。(3)基于植被净第一生产力(npp)模型反演了研究区生态固碳、释氧量。根据植被光合作用方程式,植被每生产1.00kg有机物,需要吸收1.63kg的二氧化碳,与此同时会产生1.20kg的氧气,基于此原理,岷江上游地区生态系统固定二氧化碳量与释放氧气的物质量可以通过计算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npp)物质量得到。固碳释氧的研究对研究生态系统的碳循环、评估生态系统的环境质量、估算碳汇都具有重要意义。(4)引入了一种新参数(角度斜率指数)反演植被含水量,并通过光谱分析确定了角度斜率指数的特征光谱。对植被光谱反射率与植被含水量的相关性分析,确定了植被在660nm,850nm,1630nm,2200nm的波谱反射率作为red,nir,swir1和swir2的特征值,由此来建立角度斜率指数。分析了植被含水量与角度斜率指数的关系,将角度斜率指数(sani、sasi、anir)作为反演植被含水量的参量,并建立植被含水量与角度斜率指数之间的转换模型。(5)定义了新的角度斜率指数。在前人研究成果及原有角度斜率指数(anir)的基础上,定义了近红外角度归一化指数nani(nearinfraredanglenormalizedindex)与近红外角度斜率指数nasi(nearinfraredangleslopeindex)。nani与palacios-orueta等定义的角度斜率指数(sani、sasi、anir)相比,在植被含水量反演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在研究区反演植被含水量时能取得更高的精度。确定了nani为反演植被含水量的最佳角度斜率指数,建立了植被含水量反演模型。(6)估算了研究区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水源涵养,固碳、释氧服务的经济价值。根据不同生态服务功能选取了不同的价值计算方法,土壤保持服务经济价值选取了影子价格法、机会成本法、替代工程法;水源涵养服务经济价值采用替代工程法;固碳、释氧服务的经济价值采用了替代成本法。论文从生态服务功能角度,发挥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优势,对岷江上游地区生态服务价值几个关键参数进行反演,并对生态服务评估技术与原理进行深入的分析、探索,试验了一套以遥感技术为基本手段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关键参数计算方法。对成都平原乃至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伏耀龙[5]2012年在《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土壤质量评价及侵蚀特征研究》文中提出土壤的理化性质是影响土壤肥力的内在条件和综合反映土壤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土地利用管理是影响土壤性质变化的主要因素。深入了解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物理化学性质的影响，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改进土地利用方式，发展可持续农业的前提，也是生态脆弱区植被恢复的关键。本研究采用野外调查采样，实地放水冲刷和室内测定分析的试验方法，以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和典型小流域坡面土壤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肥力特征和人为活动对土壤质量的影响，探讨了该区域坡面径流侵蚀产沙的机理和养分随径流流失的影响因素，对于深入了解该地区土壤质量的变化规律，进行水土流失治理以及开展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土层普遍较薄且富含砾石；土壤的潜在肥力较高，有效肥力偏低，其中有机质，全氮和全钾含量均达到高肥力水平，自然土壤中有机质和全氮含量比耕作土壤高，磷素则供应不足，耕地必须通过施肥提高磷含量以满足植物生长需求；土壤多呈中性偏碱性，且具有逐渐碱化的趋势；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之间土壤理化性质（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等）均表现为差异显着（P＜0.01）。土壤质量综合指数（IQ）表现为灌木林地（64.79%）＞耕地（46.82%）＞荒草地（43.65%）＞裸地（40%）＞园地（25.35%），土壤退化指数（ID）表现为园地（77.76%）＞耕地（43.2%）＞荒草地（14.85%）＞灌木林地（0）＞裸地（-26.07%）。利用土壤质量综合指数（IQ）与土壤退化指数（ID）2种定量化方法进行土壤质量评价结果不完全一致，表明这两种指数不能等效地评价该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土壤质量，相比而言，土壤质量综合指数因为考虑了选择指标的权重被认为是评价本研究区土壤质量状况的一种更合理方法。2.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土壤质地主要为粉壤土、壤土和砂质壤土3种类型，所占比例分别为74.5%，18.6%和5.3%；土壤颗粒体积分形维数在2.5011～2.7825之间，其中粉壤土>壤土>砂壤土；耕地较原生植被灌木林地的土壤颗粒体积分形维数大，相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分形维数随海拔降低而下降；土壤颗粒体积分形维数与黏粒（＜0.002mm）和粉粒（0.002～0.05mm）含量以及土壤全钾含量呈极显着正相关关系，与砂粒（＞0.05mm）含量呈极显着负相关关系，而与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的相关性不显着。土壤质地越粗分形维数越小，土壤质地越细分形维数越大，土壤粒径分布分形维数可以作为表征土壤结构的重要指标。3.采用野外实地放水冲刷的试验方法，对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龙坝沟流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灌木林地、荒草地、耕地和裸地）下土壤抗冲性进行测试研究，分析土壤侵蚀产沙相关因素，结果表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放水冲刷试验径流量、径流含沙量存在较大差异，径流含沙量随着产流时间的延长，呈现规律性递减趋势。荒草地和小麦耕地的径流含沙量较小，且能在最短时间内趋于稳定，而裸地的含沙量在整个冲刷过程中最大，趋于稳定的时间滞后于其他几种土地利用方式。土壤抗冲系数均随冲刷时间延长呈波状上升变化趋势；土壤抗冲性从大到小依次为：荒草地、小麦耕地、灌木林地、玉米耕地、裸地；土壤的颗粒组成与土壤抗冲性能具有显着相关关系，土壤抗冲系数与粉粒体积分数呈显着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992，P＜0.01），与砂粒体积分数呈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25，P＜0.01），与黏粒含量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796，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关系不显着。4.岷江上游是我国水能资源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四川省发展特色干旱河谷农业的重要基地，水电站工程建设、陡坡开垦过程中，严重扰动了原有的土壤结构层次，地面的植被被破坏，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新增水土流失，人为加速了该地区土壤侵蚀过程。本研究以径流侵蚀产沙为突破口，采用野外实地人工放水冲刷试验方法，对该区域开发建设中人为扰动坡面侵蚀产沙规律进行了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坡度为5°、10°和15°条件下，流量为2L·min~(-1)、3L·min~(-1)、4L·min~(-1)和5L·min~(-1)时径流量（W）与放水流量（Q）呈线性关系，关系式为W=31.999Q-46.497，相关系数r=0.9466，产沙量（Ms）与放水流量（Q）呈对数函数关系，其关系式为Ms=1137.657Ln(Q)+524.252，相关系数r=0.9535；坡度是影响原生地面径流产沙量的最主要因素，径流量、产沙量与坡度呈线性相关，随着坡度增大，径流量和产沙量都在线性增加；产沙量与径流量关系相当密切，呈直线相关关系变化，即随着径流量的增大，产沙量也在增大，其关系式为Ms=0.028W+0.343，相关系数r=0.9589。对人为扰动地面侵蚀产沙规律进行了模拟研究,为有效防止区域水土流失提供基础的理论数据，对于该区农业开发和生态建设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5.坡面径流是土壤泥沙和营养元素流失的动力和载体，冲刷过程中，径流首先选择性的携带土壤细颗粒，导致泥沙中细颗粒的增加，黏粒含量增多，与原地土壤相比，泥沙中细颗粒特别是黏粒含量显着增加，导致泥沙黏粒的富集；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多与土壤细颗粒结合在一起，在径流冲刷过程中，泥沙黏粒的富集就会导致泥沙有机质和全氮的富集；坡度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径流流速和侵蚀模数，从而对泥沙养分的富集产生着显着的影响；土壤中钾素分为难溶性和易溶性两种类型，在径流冲刷过程中，一部分钾溶解在径流液中，一部分被吸附保留在泥沙中，泥沙中的速效钾含量较原地土壤中的速效钾含量低，但不同坡度和放水流量条件下表现出和有机质，全氮一样的富集规律，即坡度相同，放水流量（冲刷强度）增大，泥沙速效钾的富集率有一定的减少，放水流量不变，随着坡度的增加，泥沙速效钾富集率均有减小的趋势。
程璐[6]2018年在《岷江上游梯级水电开发对地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文中研究表明岷江上游地区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带,河谷深切,高山峡谷众多,地表起伏巨大,相对高差达1000米以上,具有优势的水能资源优势,使其水电开发规模不断扩大,水电工程建设与运行在带来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地质生态环境造成了影响。为此,本文以岷江上游流域梯级水电开发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梯级水电开发对地质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定量计算与定性分析评价,用可行性的理论评价方法揭示梯级水电开发对地质生态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为区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良好发展提供依据。本文所取得的主要进展和结论如下:(1)岷江上游流域的水文形势变化和土地利用信息提取。该项研究以岷江上游的杂谷脑河流域为典型子流域分析对象,以桑坪站的1988年-2008年的水文数据为基础,得出杂谷脑河流域的年径流量呈下降趋势,丰水年和枯水年交替出现;年均输沙量也呈普遍下降态势;地质灾害频率不断增大;同时,本文选取了1994年(Landsat TM),2007年(Landsat TM),2014年(OLI)多波段遥感影像图作为研究基础数据,采用监督分类的方法,将岷江上游划分为:耕地、未利用地、林地、水域、城乡建筑用地5个土地利用类型,分析工程建设对其土地利用变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分类结果显示随着水电站规模不断的扩大,岷江上游地区的植被覆盖率不断下降,未利用地面积扩大严重,耕地面积减少,城镇化建设比较集中。(2)对分类的土地利用类型基于景观生态学理论对其景观格局进行动态变化分析,其中选取了斑块数量NP、斑块类型面积CA、斑块密度PD、最大斑块指数LPI和景观比例PLAND;周长面积分维数(PAFRAC、散布与并列指标(IJI)、相似邻接百分比(PLADJ)、聚集度(AI)、蔓延度指数(CONTAG)、景观连接度指数(COHESION)、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香农均匀度指数(SHEI)等指标对岷江上游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水电站的建设、水库数量和面积的扩大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岷江上游格局发生较大变化。林地和耕地斑块数量、面积减少,未利用地和城镇建筑用地面积扩大;各景观的周长面积分维指数小于1.5,说明受人类干扰活动比较大;散布与并列指数、相似度、聚集度都出现较大;景观连接度耕地变化比较大;景观的香农多样性指数和香农均匀度指数都有所下降,说明水电站建设对对该区域的景观多样性影响是比较大的。(3)研究区选用RUSLE(RUSLE(revised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模型测算岷江上游地区水电站建设间接或直接导致的水土流失量,通过对对岷江上游1994年、2007年、2014年叁个不同时期的降雨因子R值、土壤可视性因子K值、DEM的坡长L值和坡度S值及植被覆盖因子C值和水土保持因子P值栅格计算,利用GIS空间迭置分析功能,得到研究区域内基于栅格单元的水土流失量的空间分布图,该些图显示了水土流失无论在面积还是等级程度上都不断的扩大。(4)将进一步借助于遥感和GIS技术,并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取水土流失强度分级、植被指数、土壤亮度指数、湿度指数、热度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图形迭置法,综合分析评价研究区域的环境质量变化,综合评价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上,研究区域的环境质量是较差的,说明了梯级水电站的建设对该区域的环境质量产生巨大影响;岷江上游梯级水电开发同时破坏了森林和文化景观,地表破坏严重,并给区域的民族文化的带来一定的冲击。
李镜[7]2007年在《岷江上游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岷江上游的森林资源作为成都平原的生态屏障，对保障该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人为的破坏和自然因素的交互迭加作用，岷江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成为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一种必然。而森林作为岷江上游重要的生态系统，探讨研究当地森林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依托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长江上游西南山地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技术与示范”(2006BAC01A11)和四川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岷江上游生态补偿机制研究”(2007R16-018)收集的数据、资料，在分析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森林生态效益、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概念及内涵，从环境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运用资源有偿使用、公共产品、外部性、博弈论等理论，探讨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结合森林生态补偿的原则为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补偿主体与对象的确立、补偿标准及补偿途径的选择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然后结合岷江上游地区森林生态补偿的实践，通过对退耕还林工程和天然林保护工程比较分析，以退耕还林生态补偿为例总结和分析森林生态建设取得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针对补偿政策存在的问题，运用博弈论分析岷江上游现有生态补偿机制中的补偿主体、补偿对象以及他们之间的决策和行为过程。研究的主要结论：(1)影响岷江上游森林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是当地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高低以及获得这个收入的机会概率；(2)建立健全岷江上游森林生态补偿机制仅靠增加补偿标准来保护环境是不明智的，而应充分考虑到补偿年限、补偿途径、补偿方式的选择等问题。根据岷江上游森林生态补偿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补偿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并结合岷江上游地区的区域环境，提出了完善岷江上游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对策建议：(1)确立多元化的补偿主体及途径，多种生态补偿方式；(2)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和补偿年限；(3)建立多元化的补偿运行机制，即建立中央政府纵向转移支付补偿机制，岷江中下游地区流域区际补偿机制，长江中下游地区横向转移支付补偿机制，岷江上游地区的自我补偿机制和国内外民间组织援助补偿机制的生态补偿网络体系。完善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可将生态效益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激励森林生态建设者和保护者的积极性，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笔者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能为岷江上游的森林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参考，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一条新的分析思路。
姚建[8]2004年在《岷江上游生态脆弱性分析及评价》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岷江上游是四川省乃至西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极度脆弱的生态环境已危及到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并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限制性因素。开展岷江上游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研究，对该区域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流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岷江上游包括汶川、理县、茂县、松潘、黑水五县，幅员总面积为25426.875平方公里，地域差异明显。但该区域是以干旱河谷为基带的一类较典型的脆弱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土壤侵蚀增加、水土流失严重，森林退缩、生态功能降低，干旱河谷逐步扩展、自然灾害频繁，河流年径流量呈减少趋势、水文变化加剧，草场退化与荒漠化严重。生态脆弱性的主要成因是以气候条件、地质地貌条件为基底的原生脆弱性，加上人为活动的胁迫性影响而导致的次生脆弱性交互作用的结果。本文调查分析了岷江上游生态环境脆弱性的主要形成因素，对区域气候、森林、人类活动、人口变化、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 为了研究该区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的发生机制和变化规律，为寻求恢复与重建的方法奠定基础，论文选取了20个影响因子、25个样本年共2500个数据，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岷江上游生态脆弱性发生机制及驱动力进行研究，初步确定了影响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六大驱动因子，即水土流失状况、产业结构水平状况、土地利用状况、投资水平与结构状况、人口承载状祝。该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的时间演替表明，1985年以前由于结构脆弱和胁迫脆弱的共同作用，岷江上游脆弱度呈不断恶化的趋势，1985年以后由于对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强，人类活动受到限制，胁迫脆弱度明显下降，主要受结构脆弱性的延续影响，综合脆弱性也出现较稳定的状况。论文分析了眠江上游脆弱性的空间分布格局，表明脆弱度由以干旱河谷为中心的区域向南北方向减弱。因此，山民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问题是自然与人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以自然作用为主，而人类可以通过政策制度、调整产业结构缓解生态环境脆弱性。 眠江上游生态脆弱性的综合评价属于模式识别问题，本文结合模糊评价结果，创造性地运用在模式识别中有广泛应用的、迅速发展的人工神经网络和投影寻踪技术，对眠江上游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了较全面的定量分析和评价，其结果均高度一致地表明，崛江上游生态环境处于高度脆弱状态，尤其是干燥度指数、蒸发系数、草场退化及荒漠化率、森林覆盖率等结构脆弱性指标明显恶化，严重制约该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和人类活动强度。论文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眠江上游地区恢复重建的原则及措施，主要包括:退耕还林还草、提高森林覆盖率，加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防止水土流失，加强干旱河谷治理，解决超载过牧、草原退化问题，减少人为性水土流失和山地灾害，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居聚落分布、合理安排劳动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统一的环境管理机构进行科学管理等。 论文对眠江上游生态脆弱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研究结论与眠江上游生态脆弱性的发生发展过程具有一致性，提出的影响因子和脆弱生态环境的恢复重建措施等为该区域制定合理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健询:山民江上游生态脆弱性形成机制演变规律恢复与重建
王怡[9]2008年在《环境规制有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是社会性规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发展循环经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以规制经济学作为理论主线,以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系统分析理论、决策理论、组织理论和行为科学、环境伦理学为理论基石,以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环境问题的既有研究成果为逻辑起点,通过构建环境规制的PDCA循环和反馈控制模式来展开对环境规制问题的考察和讨论。本文采用系统与重点相结合、模型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多学科综合研究等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运用了博弈论、综合评价方法等多种分析工具,系统地阐述和探究了环境规制的PDCA循环和反馈控制模型、环境管理体制、环境规制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环境规制政策等内容。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是以构建的环境规制的PDCA循环和反馈控制模式为基础,通过对环境规制及其政策进行分析,检视并发现我国环境规制中的瑕疵与不足,继而为我国环境规制提出了政策建议。全文主体共分为9个部分,具体如下:第一部分,绪论。该部分主要包括问题的研究背景、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内容。第二部分,环境规制的相关理论及其实践。首先,介绍了有关规制和环境规制的内涵及其类型。接下来介绍了构建PDCA循环和反馈控制模式的理论基础,包括模式构建的理论主线和其他有关的理论。在分析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环境规制政策在国内外的发展和实践。第叁部分,环境规制的PDCA循环和反馈控制模式。该模式把环境看成是复杂的巨系统,将管理学中的PDCA循环理论和管理科学中的系统分析理论运用到环境规制中,建立了环境规制的PDCA循环和反馈控制模式。该部分的主要观点认为,环境规制是一个动态的、持续不断的过程,意味着其反馈控制系统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对于处于动态运行的环境规制系统,如何进行有效精确的运转,需要运用反馈控制保持规制工作的正常运转或是纠正运行过程中的偏差,使环境规制系统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如何有效构建环境规制反馈控制系统的政策建议。在这部分的最后,用PDCA循环对我国节能减排指标的有效性进行了实际分析。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主要是围绕环境规制PDCA循环和反馈控制模式中的具体内容分别进行论述。第四部分,探讨了环境规制PDCA循环和反馈控制模式中政府环境规制系统,即环境管理体制的相关内容。论文首先分析了国外一些具有代表性国家的环境管理体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发展。针对目前环境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型的环境管理体制模式。该模式主要是通过四个机制(统一监管机制、协调机制、综合决策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来保障实施的。新型的环境管理体制模式是垂直化和扁平化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突出了环境监管以及环保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在该模式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新型环境管理模式中各个主体的职能以及我国新型的环境管理体制模式的构建。第五部分,运用博弈论的知识探讨了环境规制中的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论文主要分析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这部分内容主要运用了博弈论中的非合作博弈和谈判博弈;在分析企业之间建立污染治理联盟中,运用了合作博弈。在此基础上,分别建立了相应的博弈模型,包括委托—代理模型、纳什的谈判模型、污染治理联盟的费用分配模型。接下来,详细地研究了我国环境规制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该部分的主要观点认为,在环境规制博弈中,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众多,不同的环境博弈使各利益主体之间表现出来的行为也就多种多样,不能简单地以委托人或代理人来划分各利益主体,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接下来的叁个部分中深入地探讨了环境规制政策。第六部分,研究了命令控制型的规制政策。在对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E—SEc(环境—社会经济)综合评价的概念,建立了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并通过设计的调查表进行了环境—社会经济的实际评价。根据评价的结果,分析了我国的命令控制环境规制政策,针对这些政策目前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七部分,主要分析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中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和排污收费(税)制度。在介绍了相关基础理论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实施中存在的障碍,探讨了排污权交易制度体系的构建原则和策略;对排污收费(税)制度,着重地分析了总量排污收费制度。针对我国排污收费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同时,还探究了我国排污费改税的可行性,本人的观点是,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开征环境税制可行性,但应在试点运行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时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费改税。第八部分,主要对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对生态补偿机制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生态补偿机制的PDCA循环,并分析了生态补偿的运行机制;在分析我国目前生态补偿机制局限的基础上,设计了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补偿路径和政策框架。针对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给出了构建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第九部分,在PDCA循环和反馈控制模式下对岷江流域水环境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对岷江流域水环境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岷江流域水环境管理的PDCA循环和反馈控制模式。根据构建的模式,从流域环境管理体制、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流域环境规制的市场模式、流域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流域污水基础设施、流域环境评价和法规建设等六方面探讨了岷江流域水环境的规制。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1)构建了环境规制的PDCA循环和反馈控制模式,对环境规制的PDCA循环和反馈控制模式进行了概念界定,并分别绘制了模式图。(2)在对国外环境管理体制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目前环境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对原有的管理体制模式进行了改进,设计出适应我国国情的新型的环境管理体制模型。(3)构建了环境规制的委托—代理模型、考虑谈判力的谈判博弈模型。提出了环境规制的污染治理战略联盟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污染治理联盟的合作博弈模型。(4)提出了对环境—社会经济(E—SEc)综合评价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环境—社会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将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方法应用到评价中。
李旭娇[10]2012年在《岷江上游松潘县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文中研究指明岷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之一，松潘作为岷江发源地，其生态环境的优劣既影响着长江水资源，也影响着岷江上游地区的居民生活用水、工农业用水，更关系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松潘县环境承载压力增大，并日益影响着岷江生态环境。国内诸多学者对松潘地区生态进行了研究，分别从土壤调查和监测实施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肥力的评价，探讨水土流失对土地资源作用；研究松潘县景观格局变化，揭示生态变化机制；从物种和群落特征研究松潘县生态过程；以及监测天然草原生态，来探讨生态恢复模式。这些研究都从单个影响因素对松潘生态环境进行研究，而对松潘县生态环境综合状况监测和评价还未涉及。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松潘县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分析空间分布规律，探讨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GIS和RS技术，结合多源专题空间信息在生态环境评价中的应用，监测岷江上游松潘县生态环境现状，并在监测基础上对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价。以研究区TM遥感影像和DEM数据为主要数据源，结合其他统计资料，根据研究区自然人文特点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再利用层次分析法对松潘县生态环境现状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各要素因子与环境间相互关系。论文取得的主要成果和认识有如下几点：（1）利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理论和方法，建立符合研究区自然特征的解译标志，采用监督分类方法，计算机自动分类技术与人工检验修正相互结合的方式，提取土地利用相关信息；根据高山地貌特点选取土地利用/覆盖，地形地貌、水资源、土壤侵蚀、人类活动五个指标作为生态环境影响因素。（2）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以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为目标层，以土地利用/覆盖、地形地貌、水资源、土壤侵蚀及人类活动为准则层，以准则层各具体指标为指标层的叁层次结构，采用“1-9”比较标度法建立判断矩阵，利用求和法计算判断矩阵得到各参评指标权重。（3）以栅格作为评价分析单元，采用GIS空间迭加分析方法，根据生态环境评价的综合指数模型，计算每个栅格单元的各专题指标的特征信息，从而满足生态环境综合评价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得到松潘县生态环境状况。结果表明，松潘县生态环境状况整体良好，优等、良等地的面积占全县面积的61.02%，主要分布于毛尔盖河、白草河和涪江河谷两侧；中等地面积占25.81%，分布于松潘县北部草原和岷江河谷两侧；差等、劣等地面积占总面积的13.07%，主要分布在东部高海拔地区。
参考文献：
[1]. 岷江上游生态环境地质质量评价与可持续发展[D]. 蔡劲松. 成都理工大学. 2004
[2]. 岷江上游水源区地质背景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D]. 张冬贵. 成都理工大学. 2012
[3]. 岷江上游生态环境地质概况及其质量的模糊评价[J]. 蔡劲松, 万新南. 水土保持研究. 2004
[4]. 区域生态服务价值关键参数遥感反演研究[D]. 邓兵. 成都理工大学. 2016
[5]. 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土壤质量评价及侵蚀特征研究[D]. 伏耀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
[6]. 岷江上游梯级水电开发对地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D]. 程璐. 西南科技大学. 2018
[7]. 岷江上游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研究[D]. 李镜. 四川农业大学. 2007
[8]. 岷江上游生态脆弱性分析及评价[D]. 姚建. 四川大学. 2004
[9]. 环境规制有关问题研究[D]. 王怡.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10]. 岷江上游松潘县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D]. 李旭娇. 成都理工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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