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为何动荡不定？——对“双重过剩”与经济危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荡不定论文,经济危机论文,世界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1997年7月泰国铢的暴跌为发端， 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震撼世界，如今仍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冷战后的资本世界到底怎么啦？世界经济为何会如此动荡不定，症结何在？
本文试图从“双重过剩”（生产领域的生产过剩和金融领域的资金过剩）的理论视角来对此进行反思：通过将此问题放在生产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力图探究导致“双重过剩”产生的各种结构性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以及加速“双重过剩”形成的诸多历史和时代原因，并进一步从“双重过剩”导致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的层面，来探寻此次危机的终极成因。
一、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生产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
1992年10月24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向联合国的致辞中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时代”的重要内涵和基础，其本质特征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自由流动以及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并为此而逐步减少各种障碍和壁垒，有助于生产的国际分工进入新的广度和深度，节约成本，提高生产力。
经济全球化在现阶段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市场经济原则在全球范围内普遍确立，两个平行市场被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界统一大市场所取代。
首先是苏联的解体，宣告了“两个平行市场”时代的结束，为私人资本的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空间。其次，在价值观念上，市场经济已获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成为各国重建经济时的共同选择。再次，即使是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也出现了新保守主义的回潮，如70年代末的撒切尔主义、80年代的里根主义以及其后的各种新古典主义理论和思潮的出现，开始放松对资本的管制，重视市场功能，推动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的再起等。
第二，世界90%以上的人口被卷入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大潮之中，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
据哈佛大学教授杰夫里·萨克斯的研究，1960年～1990年这段时期，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人口只有25%，从地区分布上来看主要是欧美日本、澳洲以及东亚的若干小国和地区。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的公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另外约占世界总人口40%的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南亚、非洲、中南美洲的国家，则大多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冷战结束后，90%以上的世界人口被相继卷入了全球经济的时代大潮中。
第三，跨国公司的大量涌现。
跨国公司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商品、服务流动的主要推动力。据《联合国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估计，国际技术专利费的支付70%发生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表明跨国公司在全球技术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统计，目前全球性的跨国公司达5.3万家， 其境外分支机构45万多个，其资产、投资额、国际交易额分别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3、投资的70%、贸易的2／3。（注：《人民日报》1998年12月3日，第一版。）跨国公司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四，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现代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崛起，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还大大提高了跨国界处理信息和使用与交流信息的能力。随着计算机价格和通讯费用的缩减，跨国经营各环节的活动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也同时大幅度地降低，又进一步扩大了生产的全球化规模，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五，各种国际组织和机构为推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纷纷采取措施，取消限制和各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
总之，生产的全球化使人类的生产能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和速度也因此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据经合组织的推算，如果所有国家都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行列，那么世界的富裕程度，2020年将比1995年人均提高140%。（注：陆仁：《全球化与第三世界》，《人民日报》1998年10月10日。）
但这种获得空前提高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在现实的传统经济框架中却遇到了来自于多方面的强大阻力和挑战，存在着若干无法超越和克服的结构性内在矛盾与冲突。
二、结构性内在矛盾与冲突
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参与同市场游戏规则由少数发达国家制定与主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少数发达国家处在全球化的中心地位，利用在经济、贸易、金融和技术等方面的垄断性的实力，把持着众多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制定着有利于自己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并利用这种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中争夺世界市场，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同时，整个世界在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形态、发展道路的选择等方面也都受发达国家意志的左右和操纵，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和意志常常取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和意志。
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处在全球化的边缘，为得到经济、贸易、资金等方面的优惠待遇，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强加给它们的苛刻条件，成为剥削的对象。发展中国家因此而依然贫穷，购买力低下，廉价地向发达国家出售着大量而丰富的劳动力。经济的全球化与边缘化共生的现象更加凸现了出来。
这种全球化的结果必然是“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西方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因此而被进一步地扩大，南北问题更加突出。
其次，是生产的全球化同生产资料由少数发达国家垄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占有巨大的优势，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70%左右，而且在科技上也占有巨大的优势。据统计，目前发达国家每年用于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支出占全世界的95%以上，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只占不到5%，科技人员90%左右集中在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拥有的科技人员数只占10%。
同时，国际分工体系又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和高技术产业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由发达国家来主导，而大批属于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都被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发达国家处于全球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则被推向边缘的新的国际分工格局。
在规定全球商品和劳务价格机制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垄断技术和品牌，掌握了制订价格的主动权，普遍地规定着有利于自己的全球商品的价格体系。为此，以生产和出口资源和进行粗加工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便被无情地烙上了廉价的标记，即便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加工制作技术已日臻完善，生产出的产品无论是在质量还是款式上都毫不逊色于西方的产品，也终因没有被发达国家认可的品牌而依然只能以低廉的价格出售。
当发展中国家试图靠全面引进外来资本跻身于国际分工体系，以此来确立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时，它们都将毫无选择地面临着一个无力也无法解决的共同难题，即它们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没有也不可能同时地去占有和支配这些资本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去学会占有和支配这些外资。这样，发展中国家成了事实上只是单纯地为这些外来资本打工的“工薪阶层”或“打工国”。
再次，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达国家资本人的敛财手段也日趋多样化。
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有利地位，控制和垄断着世界经济，而且以西方跨国公司为主的私人资本集团依靠这一优势，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以极其多样、隐蔽而又巧妙的方式掠夺和剥削着发展中国家的财富。
将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既挤垮了东道国的民族产业，又让东道国自觉而又自愿地去承担本不应该由它们承担的夕阳产业“死亡”后的“送葬费”，使之成为这一痛苦代价的“最终支付人”；严密控制和垄断着核心技术，最大程度地攫取高额利润；在跨国企业集团内部巧妙地实行着价格转移，逃避着东道国的合理税收、造成了东道国在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游说母国政府，并通过强大的母国政府出面来利用和左右各种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施加种种压力和影响，为自己以及同类的发展扫除障碍，铺路搭桥；利用资本在各国间的自由流动和转移的便利，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着最佳的避税场所（在这点上虽然发达国家也受到一定的损失），以逃避税收，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加速了财富向个人的快速集中；采取输出品牌这一成本最低、手段最隐蔽、作用最久远的战略手段或方式，利用当地的资源、乃至资金，由当地人生产并非高技术的外国牌子的洋货，再卖给当地消费者，以此来获取高额利润；利用发展中国家渴望引进外资的急迫心理，以拒绝投资和撤走投资为手段暗示和要挟当地政府压制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瞄准发展中国家市场，并将生产线向这些国家的市场周边地区调动集结，形成就近生产和销售的新的生产基地，蚕食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等等。
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私人资本倍受各国的追捧和宠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这些游资更是情有独钟，纷纷敞开大门以各种极为优惠的条件吸引着外资。这使得私人资本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能额外而大量地享受到各种优惠和好处，使其在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能在短时间里迅速地暴富起来。
这样，世界的财富又一次集中地流到了少数发达国家和个人的手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20年前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的国家有29个，今天为48个。据联合国的最新调查，全世界最富的225 人的私有财产相当于全球最穷的50%人口所拥有的财产。更让人震惊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超过了48 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注：美国《商业日报》1998年10月16日，题为《穷人与富人》。）
三、“双重过剩”的形成
空前放大的人类生产能力与因资本世界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而导致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处在相对或绝对贫困状态的无情现实，使得人类的整体消费能力和市场的扩容远远赶不上生产的放量发展。与生产相比，消费市场始终处于相对滞后与萎缩的状态，严重地阻碍了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世界财富最大制造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由于所得的微薄而沦为购买力弱小的世界财富的最小的消费群体，最终未能成为世界财富的真正消费者，并被无情地排挤出了高消费群体之外。这不仅大大地降低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和质量，而且也同时大大地削弱了人类对财富的有效消费，使得人类在面对每日的大量产出进行消费时，无论是在速度还是能力上都远远跟不上在市场经济和高新技术的推动下以全球的规模突飞猛进着的生产速度和能力，从而导致了消费与生产的严重背离与脱节。消费和生产这对经济活动中最本质的关系因被不合理的资本运行规则所扭曲而严重变形与失衡，从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了消费市场的低水平虚假饱和与生产相对过剩这一令人难以理解的“奇特现象”。
而那些垄断了世界大多数财富具有极强购买能力的少数富人和富国，虽然历史性地具有强烈的消费欲望和良好的透支消费习惯，但其对财富的有效需求，在现代生产力所创造的惊人的物质财富面前则显得疲弱和不足，无论是在消费能力还是消费速度上都远远跟不上现代人类对财富的创造能力和速度，从而使消费严重地滞后于生产，出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消费饱和与生产过剩。
近3年来， 全球生产能力的增长已明显超过了全球消费市场的需求，两者之间的落差大体为1.5～1.8%，相当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40%，也即全年增加的经济生产能力有40%是过剩的。（注：根据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1998年夏向全市教育系统所做的形势报告。）而这种生产过剩目前已演化成了全球范围的结构性过剩，并形成了逐渐覆盖全球的通货紧缩：消费疲软不振，出口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货币贬值，物价不断而大幅下跌，商店降价竞销，企业库存积压，收益恶化，倒闭破产迭出，工人下岗失业，社会动荡，各种矛盾激化……。毫无疑问，严重的生产过剩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头号“杀手”。
另一方面，那些面对消费极限的富国和富人们，正乐此而不疲地将大量的财富不断地以货币、证券和其他方式转化为另一种存在，一种虚拟的财富（金融资产）。据估计，1997年全球的各种金融资产已高达55万亿美元，而其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发达国家的手里。
随着这些虚拟财富在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如滚雪球般地越积越多，资本所固有的投资冲动和对利润的天然渴望便会促使资本人对当代金融不断地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于是各种为富人服务的基金便应运而生，为其寻找着“发财致富”的出路：制定出种种新的金融游戏规则，开发出一个又一个时髦的金融衍生商品（目前世界金融衍生工具已多达1200种，每年交易总量超过40万亿美元（注：李秀丽、李妍：《是非纷纭论金融衍生交易》，《世界知识》1998年第7期。））竭尽热诚而又不顾风险地为金融资本人提供极其周到的服务，一个全新而庞大的金融帝国由此而逐渐形成。
这些过剩的短期投机资金，在投资、生产和贸易的比较回报率发生变化时，经常借助有价证券和衍生工具的买卖随意地撤离和进入，引起正常投资、生产和贸易资金供求的频繁波动，引起汇率和利率的连锁反应，以此来进行“钱生钱”的金融投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电子货币、即时交易令金融的力量成十倍、百倍地增加，更加放大了国际资金的活动能力，加大了国际资金的扩张性。全球外汇市场的交易额从1986年的1880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1.2万亿美元， 几乎是贸易增长速度的3倍，（注：埃肯格林（B·Eichengreen）：《金融市场的垄断》，美国《当代历史》杂志1997年1月号。）1997年更高达1.5万亿美元，其中只有10%用作贸易支付。国际金融市场交易的美元相当于全球实际经济生产值的50倍以上。（注：陈文鸿、朱文晖等：《1998东亚经济何处去》，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16页。）
近几年来，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对冲基金等急速膨胀，现在美国各种共同基金资产已达37万亿美元，仅股票基金资产就有19万亿美元，（注：金中夏：《国际私人资本流动格局、 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3期。）尤其是被称为“富人俱乐部”的对冲基金发展迅猛。 由于对冲基金的黑箱操作性与以小博大的杠杆操纵原理，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调动5000～100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进行金融投机， 来买空卖空无中生有地创造货币。
这种过剩资金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它脱离了实体经济，它的出现并不是为投资、生产、消费、贸易等实体经济活动服务，只是为了货币交易。但它与传统货币定义又风马牛不相及，它是匿名的，是一种虚拟货币。由于它不服务于任何实际的经济运作和功能，也不进行任何金融投资，因此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又因为它的流动并不追随经济逻辑和经济理性，因此本质上它又是一种反复无常的货币，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哪怕是一句谣传都容易引起它的恐慌，并做出神经质的反应。
这样，一个由大量的过剩资金堆砌起来的辉煌的金融宫殿，便成了富国和富人们的又一个新的逐利于世界的冒险乐园。
于是，一个生产与资金双重过剩的经济怪胎便呱呱坠地了。
四、加速“双重过剩”形成的诸多时代因素
“双重过剩”的形成，除了在制度层面上存在着若干规定和制约的基本因素外，在冷战结束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变迁所引起的地区和主权国家的内外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又产生了加速“双重过剩”形成的诸多时代因素，主要有：
1.军费开支的全球性大规模缩减。冷战前的世界经济是“大炮加黄油”的经济，那时军费开支的增加速度超过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美国化了9万亿美元才在冷战中获得胜利。 （注：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8年9月16日。）仅在80年代美国在军事安全上就化了2.3万亿美元。在每100美元的投资中就有46美元是投向军事经济的。（注：（美）里夫金（J·Rifkin）：《工作的终结》。 ）冷战时的军备竞赛和各国为应付冷战而支付的巨大的国防开支消耗掉了人类创造的大量财富。
随着冷战的结束，“大炮加黄油”的经济格局逐渐变成了“黄油加黄油”的经济。世界各国不仅纷纷将军事产业转为民用，而且还大幅度地缩减国防开支，在过去的十年里，世界的国防费约缩减了一半以上。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资料，1985年世界国防费用为11734亿美元， 到1995年减至8144亿美元，锐减了31%，约3590亿美元。
2.以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的产生和发展。知识经济是有别于农业经济、 工业经济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知识作为知识经济的核心已成为继劳动、资本等要素之后又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生产要素。知识经济的产生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对资源和能源的高投入高消耗的生产方式，将人类带入了一个省资源、能源与省劳力高产出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时代。网络经济的形成和快速发展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扩大了活动空间，而且还大幅度地降低了成本，节约了开支。尤其是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技术的处理后，在降低成本、增加企业或部门的效益方面更加显著。
知识经济的隆起也在客观上相应地减少或降低了最大的消费主体——企业对各种资源与能源的需求，使人类的整体消费能力在生产部门被削弱和降低。
3.美国实行紧缩财政政策。1993年克林顿总统提出了财政调整法案，计划从1994年度到1998年度的五年时间削减总计为496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五年来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逐年减少，1998年9月出现了29 年（1969年起）来的首次联邦财政盈余，1998财政年度实现了700 多亿美元的盈余。国家财政的改善虽是好事，但也同时意味着世界上消费能力最强的政府，其消费能力正在逐渐地趋弱。这样，人类的整体消费能力便在世界消费王国美国被大幅度地削弱和降低了。
4.西欧需求不旺，失业问题严重。欧盟在1991年通过的《马约》正式提出了建立经济货币和政治联盟的目标，欧元的启动标志着欧盟经济一体化进入一个新阶段。欧盟国家为了“达标”（每年的财政赤字必须控制在GDP的3%以下），力争在1999年1月如期实现单一货币， 置高失业率和经济增长偏低于不顾，各国都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纷纷大力削减赤字，整顿国家财政，减少公共支出，改革社会福利制度。长期的紧缩政策，造成了1800万失业大军，（注：袁智兵：《失业：一个世纪性的课题》，《百科知识》1998年第11期。）失业率高达二位数。这不仅对欧盟各国的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高失业率的长期存在和失业人数的大量增加必然导致消费能力的降低，加之非常态下的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造成整个欧洲的有效需求减少，使得人类的整体消费能力在全球最富裕地区欧洲的大幅度降低。
5.日本的经济萧条、财政紧缩与消费极度疲软。日本经济从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开始便进入了长期萧条状态，虽然近年来政府连续调低官方利率，追加公共投资预算，虽暂时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却缺乏持久效应，尤其是1996年经济刚有好转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在“健全财政”的口号下推出了财政紧缩政策，为确保在2003年基本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开始大力削减经费开支。同时，桥本内阁还于1997年4月将原来的3%的消费税提高到5%。这一系列措施不仅使再生产投资减少， 而且也削弱和打击了民间的消费能力与积极性。日本的个人储蓄虽然高达1200万亿日元，人均1000万日元，具有极强的购买力，但日本国民的消费意识已十分淡漠，使得人类本已十分虚弱的消费需求在购买力极强的富国日本变得更加虚弱无力。
总之，发生在美欧日等这些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和地区的一连串重大事件，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消费能力的急剧萎缩，降低了富国和富人的消费能力与速度，使得人类所拥有的强大的生产能力在面对日趋萎缩滞后的消费市场时，显得愈发“困窘”，加速了“双重过剩”的形成。
五、资本世界的自相残杀
双重过剩必将导致资本世界的动荡和危机，但它却呈现出了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一旦饱和双方同时达到沸点而相互交叉进入临界状态时，便会引爆一场人类迄今为止从未体验过的经济危机。
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的频发，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金融领域的剧烈动荡，就已显露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破坏力，之所以没有酿成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的灾难（如1995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并未扩散，只依靠美国的援助就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并最终得以克服），主要原因就在于整个世界的实体经济的基本面尚还健全，还未出现生产严重过剩、基本经济面全面恶化的局面，这就使危机的进一步扩散失去了现实的空间和传递的可能。
但到1996年下半年，实体经济的基本面开始全面而急剧地恶化起来，严重的生产过剩困扰着全球经济，尤其是被誉为“21世纪的中心”的东亚，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生产过剩状况最为严重。这样，当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金融资本过剩双双同时进入临界状态时，一场不可避免的危机便爆发了。
当严重的生产过剩切断了资金流入生产的进路，当大量过剩的私人金融资本在生产领域逐渐地失去了投资机会和效益，再也找不到生财的出路和希望并开始强烈地感受到风险日增的恐惧时，出逃和破坏性的投机生财就成了过剩资本的最后也是唯一最好的选择了。日趋恶化的实体经济为投机生财创造了绝好的机会，不完善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为市场留下了丰富的投机空间。于是，过剩的生产和过剩的资金在生产过剩最为严重、吸引外资也最多的东南亚地区短兵相接，终于引发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剧烈冲突。
那些大量的甚至带有政治情结（非经济因素）的短期过剩资本在职业投机炒家的率领下首先发难，开始背叛起实体经济，纷纷从新兴国家抽资出逃。国际金融炒家的准确操纵和巧妙运作，成功地狙击了新兴国家的货币和股市，无情而贪婪地掠夺着那些国家经过几十年奋斗积累下的财富，将那些个生产严重过剩、经济增长乏力、财政金融状况极其脆弱的新兴国家相继残忍地推入到金融危机的火海之中，经济危机爆发，并迅速演化成社会危机。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背叛和冲击，是资本在进入临界状态后的一次深刻的异化，是资本世界的一场自相残杀。当资本彻底背叛了生产并开始对其进行恶意的否定和攻击，当创造财富的资本变成对财富创造者的毁灭和嫉恨，当资本人对自己的行为失去控制绝望而不负责任时，繁荣的资本世界便失去了永恒的宁静。
六、结束语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曾十分精辟地指出，资本家继续以机器代替工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将最终证明是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通过从生产过程中直接排斥人的劳动和创造失业工人的后备军使工人工资越来越低，这样，资本家就无意识地在为他们自己挖掘坟墓，因为有足够购买力来买他们的产品的消费者会越来越少。
恩格斯也曾写道，现代机器的不断完善已变成一种强制性的规律，迫使工业资本家总是改善其机器，总是增加其生产，……但市场的扩张跟不上生产增长的步伐。冲突变成不可避免。
严重的生产过剩和资金过剩所产生的双重过剩效应如同两条绳索在绞杀着资本世界，这是在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生产的全球化和生产资料为少数富人或富国长期占有之间形成的深刻对立和冲突而导致的对世界财富的分配不均所造成的，也是在旧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长期形成的不合理的规则和秩序所孕育出的极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现象（南北问题）。少数发达国家和资本人对多数国家和广大生产者的无情剥夺和对全球财富的无尽占有，是导致消费能力萎缩产品过剩和资金过剩投机猖獗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似乎又回到了19世纪，又要重新面对马克思曾经描述和预测过的现实矛盾和危机。全球化的经济，正迫切地需要相应的全球化管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合理而健全的全球性的安全网络（金融监管、财富分配等）。
从本质上说，东亚经济危机就是市场在全球化管理尚处在严重滞后状态下的一次痛苦的自我调节，但最终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它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导致危机产生的“双重过剩”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变。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应急措施”所带来的短期效应的消退，世界经济还会再次出现剧烈的动荡，由“双重过剩”所引起的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还会不断地要求世界经济体系进行多次调整，一次不行两次，三次……，一个地区不行再转入另一个地区，甚至扩大到全球形成一次性的全球性的大调整。这样的结局，则意味着一场波及全球更加激烈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人类将面临一场严峻的历史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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