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科学的现状及发展（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社会科学论文,现状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并且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近30年来，法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方面更是成就斐然。它不仅为全人类提供了大量高水平的经典和杰作，而且还产生了众多享誉世界的学者和专家，如布罗代尔(Braudel)、佩鲁(Perroux)、拉康、杜梅奇尔(Dumezil)、阿隆、勒鲁瓦－古兰(Leroi-Gourhan)、福柯(Foucault)，以及迪比(Duby)、布尔迪厄(Bourdieu)、维尔南(Vernant)、列维－维特劳斯等。前不久笔者到法国进行学术访问，有机会参观考察了一些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通过与学者交流和接触有关资料，使我对法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和特点有了进一步了解，并深感有不少东西值得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参考和借鉴。
纵观近几十年法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至少可以总结出4个主要特点。
第一，成果丰富，充满活力，这一时期出版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这些基础雄厚的学科不断深入发展和创新的同时，一些原来较封闭的学科，如经济学也开始在保持“法国学派”特点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国外的优秀成果。各学科中观点和流派之间的争论和交锋也十分频繁和活跃，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表现出法国社会科学内在的巨大活力。这种学术争论还超越了国界，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反响，从而为推动社会科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各学科之间的交汇和融合。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具备新的知识结构。因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传统的学科划分逐渐被突破，一大批新学科应运而生。在当今的法国，除了“软科学”和“硬科学”互相渗透外，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在自身发展中也出现了与其他学科交汇和融合的趋势。生命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勃兴则集中体现了这种跨学科发展。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不仅更新了研究手段，而且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和观念的改变。笔者在巴黎高等师范校听过一个题为“非标准化的逻辑与法律：以人权为例”的报告。法学家戴尔马－马尔蒂和总工程师考斯特把计算机技术和数学中的模糊原理运用于法学研究，并较为科学地解释了在落实人权法过程中不同国家和不同情况下出现的差异，令人听后耳目一新。此外，学科间的交汇融合不仅表现在方法和主题方面，而且还表现在空间方面突破国界，走向世界。
第三，重新研究重大现实问题和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法国的社会科学十分重视研究当今世界和现实社会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民族、种族和文化问题，个人、团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以及东欧国家的转变和伊斯兰世界等等。这些问题无论在科研计划中还是在高等院校的教学中都占有重要位置。此外，为促进科研与教学、普及与提高的密切结合，法国建立了一整套较完善的保障体制。隶属于不同单位的科研人员和各高等学校的教师有许多机会相互交流，促进。新的研究成果可以很快运用教学实践，并及时得到批评和检验。
第四，法国学术界目前在思想观念上正处在一个新的转变时期。随着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探索的不断深化，不少思想家和学者开始对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反思。他们越来越感到：人们对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还远不完全；人类的前途并不象过去想象的那样乐观；理性主义和进步的观念似乎并非绝对正确和有效；没有万能和绝对无误的理论体系可以解释一切事物，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在学术界，对于“绝对体系”的追求和对于“真理”和“理性”的崇拜大为削弱；相对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倾向则有所上升。因此，理论探索和综合性研究的风气减弱了，在研究中出现了项目务实、具体，分析“就事论事”，假设和结论过于谨慎的现象。故此有的学者惊叹，法国的社会科学进入了“真空时代”。当然，这种观念的变化和近来世界范围和法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分不开，同时也和法国科研人员的新老交替、数量增加及社会地位演变有关。
为了具体说明法国社会科学的现状和发展，下面我们将分别对近年来法国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与人类学、经济及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和民族等学科作一简要介绍和分析。
一、历史学
法兰西民族是个历史悠久又十分重视历史的民族，法国的历史学具有坚实的基础，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法国曾产生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史学著作和世界一流的史学家。它的一些史学流派（例如年鉴学派）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
近年来，法国史学同其他一些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的相互联系日益密切。另外，新的史学家及其各类史学成果大量涌现，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因此，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法国学派”。但是，根据近几十年来的大量成果，我们还是可以梳理出法国史学的几个特点。
1.众多大部头通史问世 近十多年来，法国史学界兴起了一股“通史热”，若干部关于法国的多卷本通史相继出版，引起了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注意。这些著作包括迪比、拉杜里、孚雷、阿古隆合作撰写的5卷本《法国通史》(1987-1990)，布尔及埃尔和勒维尔主编的3卷本《法国史》(1989-1990)，勒甘撰写的3卷本《法国人的历史，19-20世纪》(1984)、布罗代尔的3卷本《法兰西的特性》(1986)和博纳的《法兰西民族的产生》(1985)。另外还有专题性的通史，如迪比主编的5卷本《法国城市史》(1980-1985)，迪比和瓦龙主编的4卷本《法国乡村史》(1975-1976)，阿利耶斯和迪比主编的5卷本《私生活史》(1985-1987)，夏尔蒂埃和马丁主编的4卷本《法国出版史》(1983-1991)，勒高夫和雷蒙主编的3卷本《法国宗教史》(1988-1991)和肖尔维和伊莱尔主编的3卷本《法兰西宗教史》(1985-1988)等。
出版界和史学界集中第一流专家的力量，经过多年努力合作写成如此众多大部头综合性史学著作，我们从这种现象中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一是法国历史学家的治学观念有所改变。过去史学家多主张固守各自专长的领域，不大重视广泛的综合性研究。现在，那种认为广泛的综合性研究有失严谨，缺乏深度的看法已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摈弃；二是这种综合性论著已不限于一般性介绍本民族的历史，而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和领域，例如城市史、乡村史、宗教史、私生活史等；三是反映了法国公众近来了解本民族历史和加强法国的国际影响的愿望大为加强。当然，这种愿望和历史上对民族国家的崇尚不尽相同，它更多地表现为对法兰西民族的本质、特性和自我意识的深层次探求。同时，这似乎和欧洲联盟的发展在法国人的潜意识中产生的影响不无关系。
2.几个重点时期 对通史的青睐并不排除对某些历史时期的格外重视。当然，这些选择并非都出自学术上的考虑。例如，近年来法国出版了大量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时期的法国、抵抗运动以及维希政府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最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皮埃尔·佩昂撰写的《一个法国青年》一书披露了密特朗在二战初期和维希政府的关系，从而引起舆论界的普遍关注。首先，对于现代史的极大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和人们的利害关系更加密切。人们普遍认为，深入了解那些对目前仍有影响的事件有助于消除误解，辨清是非。在这种要求推动下，一些史学家自然会把澄清这一段历史作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其次，就史学家而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上一代的历史学家较小涉及这一领域，因为他们大都确信：由于这一时期离得太近，作为“当事人”，他们撰写这段历史肯定会带有主观和偏见，不能冷静、科学地作出判断。而目前这一代的历史学家则感到自己和这一时期已“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可以冷静、客观地研究它了。而且他们还从理论上指出，过去很久的历史事件也难免引起长期争论，因此，科学和冷静的判断并不取决于“距离”长短。再次，从史料方面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档案已陆续解禁开放，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其实，新一代的史学家早已不把档案作为历史研究唯一的基础，他们能以新的方法和研究手段获得其他形式的大量信息。
对二战史的研究还扩展到其他范围。为了研究法国在1940年失败的原因，不少史学家把注意力上溯到第三共和国末期。还有人开始对法国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及其影响加以探讨。同样，二战后的第四共和国、共产主义思潮、非殖民化以及戴高乐主义等问题也成为研究重点。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马耶尔的《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生活》(1984)，马克·布洛克的《奇怪的失败，1940年写下的证据》(1990)，维诺克的《法国的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1990)，吉拉尔代的《法国的殖民思想，1871-1962》(1986)，撒顿的《被占领时期的社会主义者，抵抗与合作》(1982)，维诺克主编的《法国极右势力的历史》(1993)，卢梭的《维希综合症，1944～1987》(1987)和拉库图尔的3卷本《夏尔·戴高尔》(1986)。应该看到，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版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二战史的了解，但目前在这方面仍有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有待澄清。
除二战史外，古代史、中世纪史以及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史也再度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但在研究的目标和观点方面和以往有所不同。例如，对古代希腊、罗马的研究不再限于政治和军事，而是转向社会经济生活、心态和神话的研究。如安德罗的《罗马的金融生活——倒钱人的职业》(1987)和维尔诺的《古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学研究》(1965)。漫长的中世纪由于较少结构性的突变，且文献资料不甚丰富，因此成为新史学派对社会结构和心态进行“长时段”研究的理想领域。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数布罗代尔的《物质文明，15-18世纪的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和迪比的《骑士，妇女和教士——法国封建时代的婚姻》(1981)等。
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为大革命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良机。1989年前后召开了众多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一批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著。在这些成果中，有一部分属于对长期争议问题的继续讨论，例如对大革命中不同派别和事件的性质及意义的评价。在这方面，索布尔充分肯定激进民主派的观点和孚雷提出的大革命“侧滑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目前，尽管史学界和社会舆论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的许多问题还有争论和分歧，但和几十年前或上个世纪相比，大革命已不再是人们盲目崇拜或刻骨仇恨的对象。绝大多数史学家已不再把大革命作为一个整体，即在赞成或反对之间被迫作出选择。一些历史学家则明确提出，应该站在新的高度重视阅读、分析、解释和理解大革命。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成果有孚雷的《思考法国大革命》(1978)和由他和奥祖夫主编的4卷本《法国大革命评论辞典》(1992)等。
法国史学界关于大革命的争论有其深刻的政治根源。然而据法国的学术界反映，这一根源似乎主要不是来自二百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本身，而是来自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历史学家们出于对俄国革命的肯定或否定，自觉或不自觉地给法国大革命罩上光环或蒙上阴影。前不久来华访问的著名史学家勒华－拉杜里则指出，苏东共产主义的失败导致了索布尔关于大革命观点的垮台。但有不少历史学家提出，把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对照无疑有助于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但是，不顾历史背景的巨大差距，把两个相隔一百多年的事件等同起来，这必然会造成认识的偏差和判断的失误。
3.政治史的复归 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以倡导经济和社会史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第一、第二代“年鉴学派”在法国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在此期间，经济和社会因素被人们看作解释历史最重要的依据，而以往倍受青睐的政治史遭到了冷遇。然而近一二十年来，历史学家对政治史的兴趣重新高涨起来，法国的史学界出现了政治史复归的现象。正如著名史学家勒内·雷蒙所说，人类的历史知识是以交替运动的方式发展的，仿佛人们的智力不足以一下子认识全部社会现实，而只能断断续续地摸索前进。
当然，目前的政治史已和过去大不相同，它在吸收“年鉴学派”重视深层“结构”的观点和扬弃旧政治史的基础上实现了升华。以往的政治史多重事件的描述、上层权力的争夺或议会中的辩论。新政治史引进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和思路，把政治看作涉及面最广的社会现象。当前从事政治史研究的史学家尤其认为，在民主制条件下，政治生活和国家、民族以及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他们特别注意研究各种选举活动及其结果，以及政治、思想传统、政治行为、共和模式等深层次和长时段的政治文化。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阿古隆的两卷本《掌权的马利亚娜，共和国的形象与象征》(1976,1989)，尼高莱的《法国的共和思想，1789-1924》(1982)，于阿尔的《法国的普选，1848-1946》(1991)，罗桑瓦龙的《公民的加冕，法国的普选史》(1992)以及雷蒙主编的《为了一部政治史》(1988)等。
政治史的再度兴起和人们对事件的重新认识有关。以往的“年鉴学派”轻视事件，布罗代尔称其为“表层”或“尘埃”。新一代历史学家认识到，一些重要事件（如法国大革命）可以开创或改变“结构”，成为理解和解释历史的重要依据。另外他们还认为，由于历史发展存在不可预见性，常被各种事件所左右，所以事件往往可以揭示历史潜在的动向。基于此种认识，历史上的“危机”自然会成为最佳的研究主题。因为危机集中孕育着人们的行为和各种复杂因素出乎意料的作用和结果。在这方面，由第三代年鉴学满腔热情代表人物费罗撰写的两卷本《1917年革命》(1967)便是典型的例子。
4.心态和文化史研究 随着前些年法国思想界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史学界也开始重新注意集体现实中的物质因素，如信仰、表象、追求、舆论现象和文化表现等。心态史的兴起可以说是法国史学史的新发展。
在心态史中宗教史的研究最为活跃。和新老政治史的差异类似，新的宗教史在观念和方法上都不再像以往那样注重教会和教派活动。它突破现有宗教的范围，旨在探索和理解人类一切形式的宗教和信仰表现，把宗教看作具有社会意义的现象，并力求揭示其在社会生活、个人行为和心态中的影响。此外，宗教史还注意研究反省、施善和礼仪等现象，以及反宗教活动和世俗思想。主要的代表作有佛维尔的《死人与西方》(1983)，马克·布洛克的《神奇的国王》(1983)，芒德鲁的《法国17世纪的法官与巫师，历史心理分析》(1968)，由勒高夫和雷蒙主编的《法国宗教史》(1988-1991)和由肖尔维和伊莱尔主编的《法兰西宗教史》(1985-1988)，德鲁莫的《原罪与恐惧，13－18世纪西方的犯罪感》(1983)、《安慰与保护，历史上西方的安全感》(1989)和《天堂的历史》(1992)等。
文化史研究近年来也十分活跃。它的领域包括广义的文化，如文化机构、文化流通手段、教育制度、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等。这些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信息手段，而且也成为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对人类思想和科学发展史的研究刚刚起步，这一领域值得探索的问题还很多。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罗什的《巴黎的民众，17世纪的人民文化》(1981)，夏尔的《知识分子的产生，1880-1900年》(1990)，夏尔蒂耶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根源》(1990)，奥利和西里乃利的《法国的知识分子，从德雷福斯事件到如今》(1986)和由夏尔蒂埃和马丁主编的4卷本《法国出版史》(1983-1991)等。
公众舆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的难以把握性已为众所周知。然而，历史学家也把公众舆论纳入了研究范围。历史学家要再现那些尚无舆论调查时代的人心民意，这项工作无疑具有很大难度。在这方面已经出版了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维希政府时期公众舆论的研究，如法尔热的《表达与错误表达，18世纪的法国公共舆论》(1992)和拉波利的《维希政府时期的法国舆论》(1990)。
5.人物传记增加 法国史学界以往的传统之一是重群众运动和集体现象，轻个人行为。尽管广大读者一向热衷于了解英雄和伟人的事迹与传奇，但撰写人物传记往往为第一流的史学家所鄙视。这和英、美、德等国家史学界同行的观念和习惯有很大区别。但近一个时期以来这种情况已大为改观。法国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撰写人物传记，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例如拉库图尔的3卷本《夏尔·戴高乐》(1986)等。从观念的变化上看，现在法国史学家已很少有人宣称伟人只是时代的产物，对历史发展无关紧要了。当代社会的现实使人们看到，一些伟人生前以至死后对社会和时代产生了何种巨大影响，他们开始认识到，“时世造英雄”和“英雄造时世”同是不相违的历史现实；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还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历史的发展。
6.被遗忘者的历史 历史学家往往把拨乱反正作为自己的使命。因此，那些被遗忘的人便成为当今历史研究的对象之一。这些人包括被社会排斥，生活在社会边缘和处于权力、财富和文化范围之外的人和团体。外来移民是长期未受社会重视的一部分人。法国目前有几百万外来移民，他们和法国社会的关系以及对法国民族特性的影响已经成为当前法国公众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这促使历史学家对外籍人当初移居法国的原因、条件以及他们逐步和法兰西民族同化的过程展开深入的研究。
妇女在社会中不是少数，但在过去的历史中，男子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妇女往往默默无闻，处于从属地位。近20年来，在欧洲女权运动的促进下，妇女史的研究发展迅速。妇女的命运、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作用等成为历史学家热衷的题目。在这方面有迪比和佩罗主编的5卷本《西方妇女史》(1991-1992)，女历史学家佩鲁的《一部妇女史是可能的吗？》(1984)和女史学家尼高勒·娄罗关于古希腊妇女的一些著作。
此外，过去不被重视的乡村史和农民史开始受到极大关注；在过去研究较多的城市工人史方面，历史学家们的目光则从过去的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和活动家身上转移到广大工人群众和他们日常的生活及工作条件上，如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的奥克语山村》(1982)和朗西埃尔的《无产者的黑夜》(1981)等。
7.对史学自身的思考 历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对自身的思考。研究史学成长和完善的进程无疑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不断丰富和提高创造了条件。另外，历史与记忆本是相辅相承的；人类如果没有记忆便不会产生历史；如果没有历史，人类的记忆也就无法保存和维持。因此历史学家应该经常探讨人类记忆的构成及其和史学的关系等问题。但是，勒内·雷蒙曾指出，法国历史学家过去不太注重这方面的研究，这主要是受残存的实证主义的影响。近年来这种状况大有改变，历史记忆已成为历史学家们研究的重要问题。有人对某些历史记忆重新加以清理，将其与其他客观的材料加以分析对照，从而对记忆的形成和影响作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此外，历史学家们对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存在的局限性也进行了反思。这使他们对记忆和史学的认识更加全面。史学史和史学方法论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布罗代尔的《历史笔记》(1969)，勒高夫和诺拉主编的3卷本《创造历史》(1974)，维纳的《人们如何写历史》(1971)，加博耐尔的《历史与历史学家》(1976)和布尔代和马丁的《史学流派》(1983)等。
二、政治学
法国的政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兴起和形成独立学科只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政治问题的研究往往夹杂在法学、现代史和社会学之中。法国在1945年成立了全国政治科学基金会，50年代建立了法国政治学协会并创立了《法国政治学杂志》。60年代里又建立起一批专门的研究中心，例如法国政治生活研究中心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等。70年代，政治学开始进入高等教育，许多大专院校开设了政治学课程并建立起政治学系或专业，国家同时也相应设立了政治学教师资格。正是由于这种发展，近30年来法国的政治学研究方才得以取得丰硕的成果。
应该指出，法国政治学最初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部，尤其是美国的促进和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对欧洲政治影响的加强，北美的政治学不仅为法国的政治学提供了发展模式，甚至当时法国学者的观点和方法也都是从美国“引进”的。例如当年乔治·拉沃和贝尔特朗·巴第等人曾努力把“功能主义”从美国“搬”到法国。然而近几十年来，虽然国际间的人员接触和学术交流比以往大为增加，法国政治学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非但没有加剧反而大为减轻了。这固然是由于法国在政治和其他领域对独立自主的重视和强调，它同时也表明法国的政治学已逐渐成熟起来。
对选举的研究构成了目前法国政治学的强项，它的发展也表明了法国政治学的成长过程。由于德拉博朗什和杜尔凯姆等人推动，这项研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法国兴起，它当时主要属于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谢格福列德1913年出版的《第三共和时期法国西部的政治概况》可以说是法国研究选举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继他之后，高盖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表的《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正常政治》和《1871-1951年法国的选举地理学》成为法国政治学形成过程中有关选举的重要参考著作。60年代，法国政治生活研究中心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朗瑟罗本人为此做出突出贡献，他的《法国选举中的弃权现象》(1968)开创了法国选举研究的新起点。
法国的政治学研究在其他领域的发展也是如此。应该指出，无论在研究题目还是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受到法国特有政治条件、思想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法国的政治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下面我们分别看一看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
1.通论、辞典和教材 近30年来，全面论述政治学的大型通论有两部，一是乔治·布尔多的10卷本《政治学通论》(1980-1986)，一是格拉维茨和勒卡主编的4卷本《政治学通论》(1985)。这两部著作在内容和主导思想方面不尽相同。布尔多的《通论》主要从哲学和法学的角度阐发了他个人的观点。而格拉维茨和勒卡的《通论》则是在组织若干专家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和介绍了法国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和正在从事的研究。这4卷本的题目为：1.《政治学和社会科学，政治秩序》；2.《当代政治制度》；3.《政治行动》；4.《公共政策》。该著作较详细地介绍了法国当代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主要关注的问题。
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法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政治学辞典。但专门化的政治学辞典已经出版了多部，如介绍政治学主要成果的《政治著作辞典》（夏特莱等主编，1989)，关于政治制度的《宪法辞典》（杜阿迈尔等主编，1992）和斯费兹主编的《传播评论辞典》(1993)等。
在为大中学生提供的政治学教材方面，近年来虽然出了不少成果，但远远不能覆盖政治学的所有领域。关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的教材比较多，其他方面的则明显不足。例如在政治思想史方面，让·图沙尔的《政治思想史》几十年来一直是唯一的一部全面介绍各国主要政治思想的教材。帕斯卡·奥利主编的《新政治思想史》(1987)旨在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杜维尔热的《政治党派》自1951年出版后始终没有被新的成果所取代，尽管后来又出版了夏尔罗的《保卫新共和联盟，对一个政党内部权力的研究》(1967)和伊斯马尔的《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党派》(1989)。在政治生活方面，夏普萨尔1990年出版的《1940-1958年法国政治生活》几乎是唯一的成果。关于政治学的启蒙教材，自梅诺的《政治学引论》于1961年出版以来，出现了30年的空白。直到90年代初菲利浦·布罗的《政治社会学》(1992)和雅克·拉格瓦的《政治社会学》(1993)等才相继问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著作都以社会政治学命名，这表明法国政治学再度出现与基础雄厚的其他邻近学科相结合的倾向。（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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