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芳[1]2001年在《九十年代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信息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物资、能源是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资源，早已被人们所认识。随着信息科学理论的日趋成熟，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信息产品的日益发达，信息成为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而且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美国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实力最雄厚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美国经济从1991年3月回升开始，已经保持持续增长超过一百多个月。到2000年初，这一增长时期打破了106个月的记录，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时期。在九十年代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状况下，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无疑成为世界经济舞台的一个亮点，造成这一亮点的原因有很多，本文只就信息对美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加以分析论述。研究信息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我国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本文从90年代经济增长历程入手，列举了美国实际GDP增长率，消费物价上涨率，失业率等重要经济指标，归纳了促使美国经济飞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着重分析、论述了90年代美国经济飞速增长的信息因素。本文所分析的信息因素主要包括美国合理的信息管理与利用、竞争情报的成功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发达的信息产业。首先从美国经济增长历程入手，然后介绍美国的国家信息政策，分析信息政策的特点，论述了信息政策直接或间接为经济热点服务和对因特网发展的影响，论证了信息政策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支持。论文重点阐述了竞争情报的概念，分析其内涵，通过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对竞争情报成功运用的事例，对竞争情报使美国占领信息制高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论文分析了信息技术的商用价值、信息技术对美国经济的深远影响，指出信息技术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最强的驱动力。论文还探讨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成功经验，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模式、发展状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提出了我国信息化及发展信息产业的对策。 本论文收集了大量数据和资料，主要采用文献调查法、比较分析法和辩证逻辑方法进行分析比较，得出可供借鉴的结论。
陈志洪[2]2003年在《九十年代上海产业结构变动实证研究》文中提出上海正致力于成为亚太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国际中心城市，90年代上海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城市面貌也是“一年一个样，叁年大变样”。在当前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背景下，应如何看待和分析过去一段时期内上海产业结构变动所取得的成绩，以及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的战略选择，是本论文研究的出发点。论文从对产业经济分析方法入手，首先介绍发展经济学等有关产业结构领域的基本理论，进一步提出城市聚集经济和产业集群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从而指出，城市产业结构有着不同于国家产业结构的特征。通过对纽约、东京、香港等多个国际性大都市的实证分析，印证了所提出的城市产业结构主要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论文对上海产业结构变动轨迹进行深入分析，解析了叁次产业之间以及第二产业、第叁产业内部各产业部门的发展，并从投资、需求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成因。通过对引进外资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进行重点分析，指出：90年代上海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引进外资效应显着，但技术进步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以上基础上，论文从要素（资金、劳动力、技术）效用、产业竞争力、发展战略等方面对90年代上海产业结构变动绩效进行评估。同时，就当前上海与长江叁角洲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论文也做了重点研究。最后，论文提出了新一轮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目标体系和手段措施。论文认为，考虑到经济发展的惯性和路径依赖性，上海产业结构发展到其目标模式还有很长的一个过程，期间也存在很多需要我们思考和对待的问题。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叁个方面：首先，论文强调，城市经济与国别经济有很大的差异，反映到产业结构的发展模式上也是不同的。原有发展经济学对产业结构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和指导上海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城市产业结构的模式选择应该是由其功能属性来决定的。上海致力于成为一个国际性中心城市，在对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上应充分借鉴国际性大都市的发展模式，注重都市型产业的发展。其次，作为一篇以实证研究为主的论文，以大量、详实数据作为支撑是本研究的特色所在。论文通过系统地比较分析了纽约、东京、伦敦、新加坡、香港等城市的产业结构，为对上海产业发展分析提供了客观的参照。对上海产业结构的分析中也主要通过数据和模型进行定量研究。最后，对上海产业结构演进中所取得的成绩，论文进行了辨证地分析和评价。诚然，对上海产业结构变动有些观点与其他学者乃至政府所持有的观点是有差异的，如上海是否需要或者说能够建立工业新高地、第叁产业与第二产业之间的关<WP=5>系等问题。但笔者认为，作为学术研究上的一家之言，应该把这些观点提出来以供商榷。
王志成[3]2015年在《九十年代以来都市题材影视剧中的青年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文章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都市题材影视剧为研究主体，从叁个维度来审视选定影视作品，即是将其视作可供审美的视听艺术、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和可以传播和建构文化的叙事影像，运用文化研究、文艺研究及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梳理、分析和探讨其中蕴含和表现的青年文化。通过现代都市社会中青年群体构思、创意、营造，彼此认同并在消费社会广泛并迅速传播的情感与思想观念、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以及行为与生活方式，探讨都市、消费社会、城市化与青年文化的关系，勾勒青年文化的风格，对于青年文化症候做出理性的思考和批判，揭示青年文化发展的动向和趋势。同时，从青年文化研究的角度也考察九十年代以来都市题材影视剧的创作与青年文化的关系，九十年代以来的都市题材影视剧是认知与理解，把握和反思青年文化的窗口。本文首先从青年文化的概念入手，将“青年”作为一个文化概念进行认知，给予界定和判断。追溯当今世界青年文化的主要来源与兴起和激荡的过程，总结出青年文化最为核心的亚文化特色与边缘立场，按照影视文学的发展脉络基本理清中国现当代青年文化的流变过程。青年文化和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影视剧中的青年文化是最鲜活的社会文化切片。由此，基本上确立了研究九十年代以来都市题材影视剧中青年文化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指出都市中青年文化是真正的主流文化，而亚文化立场被演变或收编成为了态度、氛围和美学。接下来主要探讨青年文化和影视剧中的都市空间叙事。挖掘都市空间对于年轻人的多重意涵，景观都市给与青年怎样的感官和心理体验并衍生出怎样的情绪和状态，这是都市青年文化重要的环境背景和心理因素。分析都市空间的景观效应、物质主义效应和发展效应对青年文化的影响。同时观察借由影视作品传达出来的关于都市陌生人社会中的人际疏离的情境下青年文化如何自处的问题。然后是分析九十年代以来影视剧中所表现的青年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特征。这里所选取的研究案例都是获得票房成功和关注度高或者存在较大争议性的作品，从视觉文化性来看青年文化的后现代转向和经由图像建构都市景观和青年人欲望的现实；从仪式化行为来看青年文化争取控制关于意义的表达；从符号化和时尚叙事看青年文化如何将匿名的意识形态转换成显在的意识形态以及在青年时尚中符号价值的彰显；从消费文化的蔓延来看青年文化被商业文化收编的过程以及商业收编如何改造、应用和再创造青年文化；从青年文化自带享乐的特征和影视作品关于奢侈生活方式的映现对享乐主义进行多维度的批判，从青年文化中的快速怀旧来看青年文化的认同与现实焦虑中的梦想重建以及在都市消费语境下快速怀旧现象的原因和结果。第四部分从青年文化的交互方式入手，沿着九十年代以来都市题材影视剧的发展脉络，传达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特点。分析“八零后”现象在影视剧中的表述，寻找弥合代际冲突的解决方案。通过伦理剧中的代际互动状况，揭示“后喻文化”时代青年与长辈的交流和冲突，批评影视剧所提供的代际交互方式模式化倾向。从利用网络的新媒体交互来观察九十年代与新世纪青年创造的不同的网络文化调性，说明新世纪青年网络文化可能导致的青年文化过于娱乐化和快餐化而不利于文化累积的过程。第五部分从性别视角切入分析都市青年的情感与生活，关注都市空间中女性空间不断延伸的状态和由此引发的权利问题。透过都市青年男女的性别权利博弈展现由此带来的身体资本化等趋势以及社会问题。从“剩女”、“暖男”等都市青年男女形象的建构成因来反思性别气质流失的现实。最后一部分是影视剧中关于青年文化的另类表达，这些表达都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某个时间段较为突出，比如边缘青年、越轨行为以及摇滚乐的表达在九十年代比较集中而强烈，而御宅文化则在新世纪影视剧里有所反映。这些都市青年文化的另类表述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意义，这个变化的过程实际上昭示了青年文化的命运。青年文化是都市青年创造的，是现代社会中最具有张力和活力的文化板块，青年文化往往能集中体现社会进一步趋进的方向，挖掘出都市化的消费社会中存在的复杂矛盾。影视作品关注青年，把握青年文化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创作潮流，包含了关于文化实践，文化收编、文化转向和文化症候等诸多表现方面。青年文化的激荡和变迁无不反映着时代的脉动，而从宏观上讲，整个社会都有年轻化的趋势。
李天国[4]2005年在《九十年代后日本失业问题与产业结构变动研究》文中提出从战后到90年代初为止,日本的就业状况非常稳定,60年代甚至几乎达到“充分就业”。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进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失业率不断攀升,已成为重要社会问题。 日本的失业可分为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失业部分和结构性失业部分。从长期来看,日本的失业问题并非简单靠凯恩斯的增加总需求的方法解决,也不能在个人最优选择的假定下通过降低真实工资的收入政策来减少失业。本文在非均衡劳动力市场条件下,侧重于结构分析角度研究日本中长期失业问题。只有结构分析与微观导向的政策与具体的宏观条件的结合,日本才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关于日本经济存在的结构性特征,除了经济学经典理论中构成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特征的理论,如效率工资,工资合同理论,局内人与局外人理论等理论之外,本文根据日本独有的特点,归纳出产业结构的滞后、被称为日本经济叁大法宝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以及日本就业政策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原因。通过对日本劳动力市场就业情况调查数据的分析,证实了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的流动型障碍。 关于日本的失业问题,本文提出日本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劳动力再造体系的完善等一系列对策,并且根据日本失业的经验教训,阐述对中国的启示。
张岩[5]2014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欧社会党社会政策改革研究》文中认为纵观二战后西欧国家发生的变化,以社会政策为核心的福利国家制度的成型、危机与改革是处于核心位置的。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再分配项目,社会政策对西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挑战,西欧国家程度不等的陷入了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的经济困境,同时在老龄化日益严重、出生率不断下降、单亲家庭数量急剧增加以及产业结构变迁等内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社会政策面临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西欧国家不得不对社会政策进行增收节支和转变机制的改革。而这一时期社会党在西欧各国赢得“神奇回归”,整个西欧的政治版图一片粉红,与社会党的执政地位相伴的是在整个西欧范围内兴起了有关社会党的新纲领即“第叁条道路”的讨论,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在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社会变迁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社会党能否根据变动的现实调整社会政策的目标和策略工具,使之适应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新变化。本文以英国工党、瑞典社民党和德国社民党在社会政策领域的改革为案例,在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改革绩效叁个分析层次上,比较叁个政党的社会政策改革过程及其效果。在劳动力市场政策领域中,西欧社会党的改革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倾向。所有的社会党都引入了激活性劳动力市场政策,并且对失业保险中的消极救济政策进行了改革,对失业保险的领取资格和领取期限做了严格规定。英国、德国、瑞典叁国社会党改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引入激活性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水平和力度不同,以及有时间限制的短期公共岗位的提供情况不同。在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上,西欧社会党在改革目标上高度一致,所有国家的社会党都接受了巩固预算的强制性,追求预算平衡,同时注重减轻税收负担。当然各国在财政增收和开支削减的措施上展现出明显的区别。英国工党、瑞典社民党遵循了优先巩固预算,其他社会政策工具受其约束的改革方针。而德国社民党则对预算巩固的重要性存在争议,在有异议的情况下让位于降低税收,从而处于次要地位。德国社民党执政期间结构性财政赤字的减少没有成功实现。税收政策改革很大程度上受到供给政策考量的支配,西欧社会党政府在进行税收改革时要考虑到减轻企业负担、增强经济增长力的因素,因此在税收改革中,所有西欧社会党都普遍实行了对企业课税的降低,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的税率得到特殊照顾,通过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将各个国家社会党的税收政策显着区别开来的是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改革措施。德国社民党对高收入群体的课税显着降低,英国工党对高收入群体的税率维持不变,只有瑞典社民党提高了对高收入群体的课税。在社会政策核心领域——社会保障方面可以观察到各国在改革方向上具有很多的共同性：养老保障具有朝向多支柱体系发展的趋势,国家养老保障从养老体系的最强支柱转变为基础性养老保障的角色,各种企业和私人形式的养老保障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在医疗卫生领域,则向现有的保障体制注入了与原体制相异的调控元素：在国家主导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中融入市场元素,而在私人组织运作的体制中则加大国家规制力度。在家庭政策领域,扩大了社会支出,通过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使人们更好的协调职业和家庭生活。在教育政策领域,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在住房政策领域,保障居民住房权利,帮助经济困难群体解决住房问题。虽然存在共同的改革趋势,但社会保障领域具体的改革措施同样因国而异,这是因为新的政策工具必须纳入到各国不同的现行结构中并与之相适应。相比较劳动力市场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西欧不同国家的社会党政府在社会保障政策领域采取的改革措施差异和路径依赖性最大。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西欧社会党的改革在某些领域存在着趋同,但是各个社会党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改革政策、道路和模式。本文选取的叁个案例代表了这一时期社会党社会政策改革的叁种类型：一种是继续沿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政策模式,没有改变传统的政策目标,对政策工具进行了修改意义上的调整,改革力度较小,比如德国社民党的改革。第二种改革是坚持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政策目标,但为了实现传统目标使用了新的工具,并对原有的社会政策进行了合理化调整,这一类型的改革的显着代表是瑞典社民党。第叁种类型的改革是既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政策目标,又对与激励因素不相匹配的政策工具加以改革,英国工党的改革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之所以西欧社会党的改革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趋同,又表现出强烈的路径差异,是因为社会党政府是在一种由不同政治变量构成的背景下实施其社会政策改革,这些政治变量综合作用影响着社会党社会政策的改革路径,扩大或者缩小他们的行动空间,最终决定改革目标的成功实现或者失败。因此,本文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运用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探讨影响西欧各国社会党社会政策改革趋同与改革差异的政治变量,以及这些政治变量如何产生不同影响。影响西欧社会党社会政策改革的政治变量包括四大类,第一类是欧盟层面的规制和规范。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实体,对成员国的社会政策进行标准化规制,对西欧社会党社会政策产生了趋同影响。第二类是社会党自身的行动力,包括政党纲领是否革新,政党组织结构是否有利于提高政党及其执政政府的策略能力,党内冲突能否被迅速解决。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拥有强力领导、意志形成集中化的瑞典社民党和英国工党与组织结构较分散的德国社民党相比显然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英国工党和瑞典社民党在纲领上根据新条件进行修正,从而使得社会政策改革与政党的纲领取向协调一致。而德国社民党内的异质性十分突出,无论在纲领上还是组织上,都没有为社会政策改革做好准备。第叁类是选举激励因素。选民阶层的偏好,利益集团的态度,尤其是工会的支持与否,对社会党的改革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政党竞争的结构和竞争态势也是限制或者扩大社会党社会政策改革的重要选项。英国工党在选民关注的议题——医疗卫生和教育上,本来就占据明显的民意优势,容易获得执政资本；“第叁条道路”又成功吸引了中间阶层,扩大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因此,工党成功地占据了英国政治的中心,工党的社会政策改革在选民层面上遇到的阻力很小。瑞典全民普享性的社会政策造就了大规模的紧密团结的选民群体,使其政策容易获得较高水平的群众性的政治支持。但瑞典的选民群体往往集中在相对慷慨的、普遍性的社会政策周围,所以瑞典社民党面临着选民的约束,其社会政策的收缩并不明显。德国社民党在社会政策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尝试触动了选民的利益,引发了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对峙与合作,对社民党的改革采取不配合或反对的态度,对改革形成掣肘。在利益集团的态度上,英国工党的社会政策改革迎合利益集团的主张,工会对于工党政府来说既不是资源也不是限制。瑞典社民党在社会政策改革上与利益集团协商合作,工会默许社民党的改革。德国社民党的社会政策改革受到利益集团的牵制,工会强烈反对进行改革。在政党竞争格局中,英国工党拥有最多的行动资源,瑞典社民党的行动空间相对局促一些,而德国的政党竞争格局给社民党提供了最狭窄的行动通道。第四类是体制框架与政策遗产。国内政治制度、福利制度安排模式的不同,对社会党社会政策改革的路径造成强烈的制约作用。社会党接掌政府时上一任政府遗留的政策遗产对于一个执政党的政策选择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英国、瑞典和德国叁国的社会党在各自的国家内面临着不同的政治体制框架和不同的机会结构。英国的政治结构允许在任政府有足够权力来推行少数派反对的政策,也就是说英国缺乏有效的否决点,所以英国工党面临最少的制度性限制。瑞典社民党虽然组成少数派政府,但是其政治制度度中的否决点相对较弱,为政府的改革提供了政策操作的空间。而德国社民党面临着众多的制度否决者,改革举步维艰。在福利制度模式上,英国自由主义福利模式的制度性特征可以促进工党的社会政策调整。瑞典普遍主义福利模式使得瑞典社民党为了应付国内财政压力和经济全球化而进行的社会福利削减,明显比在自由主义福利模式中困难得多。德国保守主义福利模式中基于职业的福利制度特征会阻碍社会政策的削减,因此德国社民党要想进行社会政策改革,必须有能力应对保守主义福利模式的特有障碍。比较英国工党、瑞典社民党和德国社民党执政开始时的初始状况,工党获得了最有利的政策遗产,经济状况发展良好,并且社会政策改革已经开始进行。瑞典社民党也继承了相对有利的遗产,前任政府的改革措施为社民党进行社会政策改革铺平了道路,虽然经济状况不佳,但可以成为社民党引导民众认同社会政策改革的资源。而德国社民党必须与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巨大改革障碍进行斗争。在财政赤字、社会保险亏空、高失业率的经济状况下,前任政府削减福利的改革政策没有成功实行,这些都加大了社民党进行社会政策改革的难度。这些变量中的每一个都会影响到西欧社会党政府制定社会政策的可能性,或是影响到政府执行这种政策的机会,而这些变量加总在一起,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党的行动空间,从而将社会党社会政策改革推向某个特定的方向,使得不同国家社会党的改革出现某些领域趋同,某些领域及改革绩效又存在巨大差异的现象。总体而言,新工党面临的制度性限制因素最少,所以工党的社会政策改革最激进；瑞典社民党面临的限制比工党多一些,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政策最坚持；德国社民党面临的制约因素最多,改革最困难。虽然西欧社会党的社会政策改革过程和效果受到了国际、国内各种可见和不可见的因素的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取向的福利国家的新秩序不再成为可能。如何使国家和人民的总体利益实现最大化,使改革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保持改革后的社会政策体制具有持续的生命力,这对于社会党的执政能力和实施改革的技巧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社会党能够把社会政策创新的改革与对民族国家和国际背景的审慎认知结合起来,构建一个被广大公众认同的、系统性的公正社会的具体蓝图,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政策同样可以在新的时期卓有成效的推行。
薛园园[6]2008年在《中日产业政策法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重视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多年来,产业政策对调整中国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组织素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由于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行为不受法律制约,因此,无法保证产业政策的科学性,还有一些产业政策由于缺少法律的强制性,进而导致执行效果不是很理想。这说明,不重视法律手段在实现产业政策中的作用是导致产业政策实施不尽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很多人在分析日本产业政策的成功经验时,往往将产业政策的法律化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予以认可。因为,在日本,几乎每项产业政策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从而使产业政策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程序化的特点,使企业家能够对未来作出更为准确的预测。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经济状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可以对中日两国产业政策法进行对比,一方面明确日本产业政策法的经验和教训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找出中国产业政策法中的问题,加以完善。二战之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成功地进行了叁次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有计划、有重点地制定出各项具体详细,可操作强的产业政策法。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遭遇了泡沫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大萧条,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例如,长期需求不足,投资疲软,经济结构老化等。追其原因与产业政策法也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日本产业政策法存在着正反两面,既有经验又有教训。其对中国产业政策法的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运用历史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在阐述产业政策法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中日产业政策法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中国产业政策法的建议,全文包括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产业政策法的基本理论。本部分主要论述了产业政策和产业政策法的基本理论,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后面中日产业政策法的比较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中国产业政策法分析。本部分以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经历的计划经济阶段,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市场经济阶段叁个阶段为历史背景,详细地论述了产业政策及产业政策法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产业政策法的成功经验和现阶段存在的问题。第叁部分,日本产业政策法分析。本部分以日本经济复兴时期,高速增长时期,稳定增长时期,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九十年代以来五个时期为背景,论述了日本产业政策法的历史演变,并总结了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第四部分,中日产业政策法比较分析及新时期中国产业政策法的完善。本部分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总结了几点日本产业政策法对中国的启示,并结合中国目前的立法现状和立法背景,提出了几点完善中国产业政策法的建议。
成琳瑜[7]2008年在《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演变》文中指出财政政策在美国宏观调控政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罗斯福到小布什,财政政策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在理论指导下的政策实践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在介绍了财政政策的基本概念,对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财政政策理论和实践演变做一简要回顾之后,重点分析了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的财政政策。克林顿政府在克林顿经济学的指导下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和小布什政府重振里根经济学后采取的财政政策,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美国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对我国无疑很有借鉴意义。
卢祖送[8]2005年在《九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辩论》文中提出学校代码:学号:10246021017050只大拿博士学位论文九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系:国际关系与
徐玮[9]2004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市流动人口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口流迁是一种复杂的人文现象，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也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浪潮，且逐年升高，90年代则形成波澜壮阔的流动大潮，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国内的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的学者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但研究重点侧重于人口流动的社会经济影响，而对流动人口在城市(区域)空间组织方面的作用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由于流动人口的规模日益扩大，流动人口的空间布局，对城市规划、人口调控、经济后续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逐年显现。因此加强流动人口空间结构研究势必成为人口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本文就对90年代上海市流动人口的自然特征、社会特征、动力机制和空间布局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全文包括以下6个部分： 绪论部分为本文的介绍，主要阐述选题依据和意义以及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区域等。 第一章为人口流动及城市空间相关理论综述，介绍和归纳了国内外人口流迁理论和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对城市空间组织的理论研究探讨、理论模式的构建及其演变。 第二章是上海市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分析，从常规特征和非常规特征两个角度来全面剖析上海流动人口的总体特征，并着重关注产生非常规特征的原因及影响。其后分析了流动人口对上海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并采用数理统计建模方法算出流动人口对上海GDP的贡献率。 第叁章分析了上海流动人口的动力机制，根据分析，作者认为我国独特二元经济结构所产生的“推-拉”力及全球化作用下的特殊区位力，共同作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口流动机制。 本文第四至第五章，就流动人口对上海城市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层的研究。首先，采用GIS的科学手段，对1982年以来，上海市常住总人口、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数量变动和空间布局演化作了动态和静态分析，接着着重分析了上海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在总人口空间中的空间效应，并同霍尔城市演化模型进行比照，确认了流动人口对上海人口空间的双重作用，又对影响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城市层面和区域层面多层次的剖析。最后提出了上海市流动人口流迁模式。 第六章为结论和总结，针对发展新趋势，提出调控优化流动人口的一些想法。 文章对在上海业已出现高层次流动人口群，如国际境外移民、事业型流动人口，进行了探讨，并认为这将成为各特大型城市需要引起关注的重要人力资源。
韩世隆[10]1997年在《跨世纪世界经济的四大趋势》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认为，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和一体化是跨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四大趋势，是贯注各国家、地区、区域集团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四条主线。文章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这四大趋势在世界经济学上的确切含义，阐明了四者的相互区别和联系，揭示了它们的起源、发展过程及其所表现出的特点，并就一体化与区域集团化的关系等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参考文献：
[1]. 九十年代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信息因素研究[D]. 张远芳.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文献情报中心）. 2001
[2]. 九十年代上海产业结构变动实证研究[D]. 陈志洪. 复旦大学. 2003
[3]. 九十年代以来都市题材影视剧中的青年文化研究[D]. 王志成. 吉林大学. 2015
[4]. 九十年代后日本失业问题与产业结构变动研究[D]. 李天国. 延边大学. 2005
[5].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欧社会党社会政策改革研究[D]. 张岩. 山东大学. 2014
[6]. 中日产业政策法比较研究[D]. 薛园园. 山西大学. 2008
[7]. 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演变[D]. 成琳瑜. 吉林大学. 2008
[8]. 九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辩论[D]. 卢祖送. 复旦大学. 2005
[9].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市流动人口研究[D]. 徐玮.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10]. 跨世纪世界经济的四大趋势[J]. 韩世隆. 中国社会科学.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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