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的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政见论文,教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持不同政见者是影响苏联政治发展，以及后苏联时期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群体。在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上，苏联当局错误地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政策。逮捕、流放、“精神病疗法”等措施确实导致了作为一种成规模的、群体性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初衰落了，但持不同政见者在争取人权活动、冲击苏共意识形态垄断和影响戈尔巴乔夫改革等三个方面仍旧发挥着影响，甚至他们所倡导的内容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由“异端邪说”变成了“被默认”，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改革的思想来源之一。苏联当局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的主要措施有哪些不足之处?社会主义国家该如何处理不同政治意见?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问题的产生 一般认为，1965年12月5日在普希金广场举行的集会示威活动，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形成和兴起的开端。但是，在苏联独特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下，持不同政见者并非突然和大规模涌现的；成规模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而是经历了长期的酝酿过程，经历了从秘密到公开，从暗流涌动到公开表达社会见解甚至抗议，从文学领域扩展到政治、民族、宗教等领域，从零星的个人活动到产生公认代表人物以及建立组织的演变过程。甚至，如果把持不同政见者看作是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官方方针政策等持不同见解并以某种方式公开表明的人，那么在列宁执政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就已存在。 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不同政见曾经是一种正常现象。在列宁的领导下，民主集中制原则并没有排除党内不同意见的存在，甚至不同政见的存在恰恰彰显了党的民主和活力。比如，在1920～1921年争论工会问题的过程中，托洛茨基就反对党中央在工会问题上的主张。跟着托洛茨基一起挑起争论的还有以施略普尼科夫、柯伦泰等为首的“工人反对派”。当时，列宁采取的是党内讨论和批评的方式，而不是像斯大林那样通过大清洗消除异己，或者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那样采取对立的、全面否定的政策处理异于官方的政见。对此，罗伊·麦德维杰夫有这样的描述：“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待持不同政见运动，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运动是始终存在的。多年来，它改变的只是自己的形式、方法和目标。地下刊物的出现也远远早于一九六五年。早在二十年代，国内就流传着一些论述各种问题，提出各种纲领的秘密手稿和文章。讨论的问题大多涉及党内的争论，文章多半也只在党员中散发。”[1] 到斯大林执政时期，在所谓阴谋破坏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敌人”无处不在、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氛围下，苏联社会群体染上了保家卫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狂热情绪，“大清洗”和肉体消灭等高压政策让人感到自危，安全部门的严密监控和告密网络让人相互隔绝、互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们有不同政见也不敢公开表达，布哈林的遗嘱是最典型的例子。不过，斯大林建立的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是基于封闭和恐怖的方式，而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的或者需要“返回”正常的社会来说，上述做法是无法长期维系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塑造着人们的行为，而现实世界总是多元化的。二战期间，大量苏联士兵征战西方国家，他们对于西方国家的直观感悟，直接冲击了苏联官方建立在封闭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说教——西方国家远不是苏联官方宣传的人间地狱。“第一次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的苏联人，获得了对两种制度下的现实生活进行对比的机会。通常，这种比较对苏联是并不有利的。”[2]与西方接触过的士兵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和苏联意识形态宣传的怀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开始蓄积起来，“各地经常向联共(布)中央报告出现的消极言论和情绪的信号”[3]。这种怀疑和不满逐渐同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思汇流，在赫鲁晓夫时期得到了提升，独立思考和批评精神逐渐转变为一种公开的、广泛的社会现象，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形成的史前积累。 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觉醒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它们打开了思考和讨论问题的盖子，为先前自发形成的反思历史的独立社会意识提供了新标准和新视角，为社会各界反思和检验历史真实情况开启了新潮流和新风气。同时，苏共二十大还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等历史问题的思考和讨论破除了“非法性”，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安全的政治环境。于是，知识分子探求真理的本能在饱受压抑后，开始以更大的热情释放出来。他们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和解释社会生活，去批评和发展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去质疑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对共产主义的正确性，持不同政见者党性的或是儿童般的信仰，已让位于个人的理智和本身的良心”，甚至还有人称持不同政见者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4] 然而，这种热情被释放不久后又重新被官方压制起来，这种压制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斯大林化的倾向造就了新的反抗，进一步刺激了持不同政见者队伍的发展壮大。1965年9月，苏联安全机关以在国外发表“旨在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反苏宣传和鼓动”的作品为名，逮捕了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在政治气候已经脱离了斯大林的恐怖时期，当知识分子正力求摆脱思想压制和束缚的时候，“拘捕作家被理解领会为不祥的重大演变的序幕”[5]。苏联当局的行动引起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强烈反感和抗议。1965年12月5日，约200人在普希金广场举行了集会示威活动，首次提出了“遵守宪法”、“维护人权”的口号，标志着“一个进程开始了，各种活动小组、协会和团体的互相联系不断加强，在维护权利的统一目标下进行斗争”[6]。试想，如果苏联当局采取的不是堵塞而是疏导的措施，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此后，持不同政见者的请愿、一定程度的联合开始活跃，甚至出现了独立的公开的社团；地下出版物的规模也更大、种类更多、内容更加丰富起来。整个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成为了持不同政见者最为活跃的时期。然而，即使在最活跃阶段，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也没有统一的目标和明确的纲领，没有共同的组织和公认的领导者，具有多中心、多理论、运动分散、派别众多的特点。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多元的特殊群体 弄清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性质，进而分析是否应该区别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对于评析苏联当局的持不同政见者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就持不同政见者的三个最主要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萨哈洛夫的个人经历来讲，他们开始时是苏共改革的热情支持者，只是随着苏联当局不断打压，才提出了对苏联进行革新的各种想法。索尔仁尼琴可以说是一个坚定的反苏反社会主义者，但其思想也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过程。他一开始并不否定社会主义，而只是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斯大林时期的恐怖政策。比如，索尔仁尼琴发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时，只是揭露斯大林主义和集中营体制，这是和赫鲁晓夫等苏共上层的意图相符的。甚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他还通过给苏联领导人写信发表政治见解，希望苏联领导人能够采纳自己的意见。只是在久久没有收到回音之后，他才不得已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直到被驱逐出境才彻底走上反苏、反共道路。 萨哈罗夫当年向赫鲁晓夫提出不同政见的最初动机，也是希望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苏美和平共处，但是他的观点并未被苏联当局接受甚至招致了批判和人身迫害，因此才越来越倾向于西方。苏联科学院院长М.В.克尔德什曾在与社会科学界代表会谈时抱怨，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根本不和萨哈罗夫见面，他们应该经常同“这样有名望的杰出人物”会面，说明我们的路线、政策，并讲明我们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真实情况。[7] 麦德维杰夫则是坚守社会主义信仰的、忠诚的、建设性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也能看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局限，认为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批判苏联社会是“真假社会主义都有的混合物”，并提出种种建设方案，目的是通过体制内改革完善社会主义，使苏联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在苏联时期，麦德维杰夫表示绝不主张减少或削弱苏共的领导，不改变苏共领导的性质和方向。“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是赞同苏联共产党的。很自然，数百万党和国家干部、管理人员和政府部门的知识分子是真诚地维护这个制度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比较容易维持生计。”[8]苏联解体后，麦德维杰夫深表痛心并发表讲话，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行为和解散苏共中央、停止苏共活动的做法，坚定地宣布自己忠于共产主义的信念。 持不同政见者虽然得到了西方的支持资助，与西方媒体等机构也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但是并不等于他们全部背叛国家、背叛社会主义。持不同政见者之所以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其动机和背景是不同的，其中固然有为了在西方获得名声和资助的“沽名钓誉”之徒，但也有为了维护自由思考和批判反思的权利而走上激进反抗之路者。对部分持不同政见者来说，他们与西方国家接触更简单的动机是为了获得“隐形”的保护。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推行“缓和”战略的背景下，苏联在处理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时会不得不考虑西方的压力。麦德维杰夫就曾表示：“1970～1972年发生的这些事件使得若列士和我在西方，尤其是在苏联大大地出了名，在那时候这对我们来说是免受新的迫害的最好的保护。”[9]萨哈罗夫在一封公开信中也声明：“我深信，我的立场、我的权利和我的家人的安全……只有通过开放和果断的干预措施才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10] 但是，对苏联当局来说，持不同政见者与西方国家的接触是他们背叛国家的一项罪证。比如，在处理索尔仁尼琴问题时，苏联当局认为：“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和行为早就被资产阶级宣传机构利用于反苏目的。授予他诺贝尔奖旨在进一步强化这种宣传运动。”[11]苏联档案材料记载：“以下事实十分清楚地说明西方称之为人权斗士的人的真面目：他们一到国外，就去与帝国主义秘密机关保持密切联系的反苏中心工作。比如加利奇、科尔扎文、沙里亚、什捷伊恩在自由广播电台工作，这个电台的领导委员会是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机构之一。马克西莫夫和戈尔巴涅夫斯卡娅在给西方反共运动定调子的《大陆》杂志社工作。事实表明，‘持不同政见者’一般同反苏的侨民组织或帝国主义专门机构保持联系。”[12] 客观地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一个多元的特殊群体，他们并无统一组织，也没有公认的领导人物，观点各成一派，分歧众多。其中，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具有理想化和反社会主义的方面，如果不予以引导，不加限制地任其发展，会造成社会思想混乱，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和剧变。有人刚开始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后来在苏联当局的打压下才逐渐走上反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有人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提出的改革方案和主张不乏真知灼见，却仍不为官方所接受而被划为“持不同政见者”。同时，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参加人数不多，社会基础也相对狭窄。相对于社会各政治阶层的影响而言，持不同政见者主要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影响，而对普通的工农大众则影响较小，尤其是对农民来说几乎没有影响。从地域范围来说，它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基辅等大城市，对边远地区的影响则是微乎其微。[13]科恩认为：“由于人数很少，代表的社会面也不广，不同政见者既不能对苏联制度实行改革，也无力迫使实行改革。”[14] 实际上，苏联改革和剧变是其自身矛盾发展的结果，持不同政见者只是较早、较敏锐地觉察到了苏联社会弊病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持不同政见者与苏联当局的矛盾，也只是苏联社会诸多矛盾中的一对矛盾。因此，对于持不同政见者应区别对待，不能一味打压。 苏联当局处理持不同政见者的教训和启示 苏联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一刀切的打压方式，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首先，逮捕和审判。1966年9月，“俄联邦刑法”增补了关于反社会罪的第190条条文，对“传播明显的虚假谣言，诽谤诋毁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定罪。[15]1967年7月底，克格勃建立了新部门“第五局”，其专门任务是“组织反间谍工作，与境内的思想颠覆行为作斗争”[16]。据统计，1966年有11名匿名作者因传播“反苏”材料被判刑，1967年有114人因此被判刑；[17]1968年一些“有害”地下出版物的作者和传播者被判刑；[18]1970～1980年，347人由于政治原因被判刑[19]。另据柳巴尔斯基估计，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犯的总人数大约为8000～9000人，积极活动的持不同政见者至少在1万人以上。[20]对此，有人说：“苏联已经成为一个作家名字往往不登在作品封面，而却写在他牢房门口的国家。”[21]从效果上说，这些措施确实“让已露面的持不同政见者沉默下来”，“不顾生命危险对政府进行批评的人，现在已明显减少。但即使把现有持不同政见者全部清除，也不能保证不再出现新的对政府批评者”[22]。 其次，精神病疗法。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支持用精神病疗法对待持不同政见者。1969年4月，他向苏共中央提出利用精神病院维护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设想。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接受和肯定了这一建议，批准建立了10座专门收治特殊精神病患者的精神病院。据不完全统计，苏联时期这类被关押的精神病人不少于500人。[23]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格里高连科、若列斯·麦德维杰夫都曾被送进精神病院。用精神病疗法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暗含的一个逻辑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才会冒着各种危险进行“反苏”活动。这种精神病鉴定方法和标准是主观随意的，给持不同政见者带来精神上的侮辱和进一步的刺激，“不少持不同政见者从集中营与疯人院出来时，却变成了更坚定、更不妥协的批评家。他们亲身经历的非法迫害，使他们更坚决地沿着已开辟的道路前进”[24]。 第三，驱逐或诱压持不同政见者移民。20世纪60～70年代之交，由于勃列日涅夫推行“缓和”战略，同时也是为了减少西方的压力和各界争议，苏联当局在政治镇压方面不得不有所顾忌，尽量采取少惹争议、少落人口实的做法，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强制驱逐或诱压移民等手段，把持不同政见者送到国外。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有持不同政见者离开苏联，最初是几十人、几百人，1970年后则达到几千人的规模。[25]到1980年代初，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已所剩不多，仅有几十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进入衰落阶段。[26] 第四，严密监视。克格勃严密监控持不同政见者中的重点人物，包括他们的言论、思想动向、与境外的联系，乃至他们的私生活和非常小的细节。[27]克格勃档案里关于萨哈罗夫的卷宗就有550卷(1989～1990年的卷宗被销毁)，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有105卷。1972年6月至1974年1月，克格勃就索尔仁尼琴离婚、出版文集，以及作家邱科夫斯基因为索尔仁尼琴辩护而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等事件，都做了严密监视并及时上报给苏共中央。[28] 在苏联政府的严厉打压下，随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数量大大减少了，作为一种运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初确实衰落了。但是，并不能以此来肯定苏联当局相关政策的效果。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仅在国外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还能通过特定的渠道向苏联国内散播。更重要的是，尽管有些持不同政见者流亡了、被捕了，但是他们的思想已经在苏联社会播下了种子。对此，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影响下，一些党的精英人物的思想成熟了，他们意识到苏维埃制度实行改革的必要性……苏共中央出现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改革派，他们宣布实行公开性，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合法性。”[29] 因此，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苏联当局的相关策略和做法有许多不当之处。一是没有区别对待和合理吸收不同意见。刚开始的时候，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人不是以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他们针砭时弊、抨击社会弊端，恰恰是为了国家革故鼎新。然而，苏联当局忽略了持不同政见者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和爱国主义因素(对于有的人来说是爱社会主义)，天然地敌视所有不同意见。有些不同意见并不涉及政治，称不上是“不同政见”，但也被视作与社会主义团结和集体主义水火不容。斯大林去世后，肉体消灭政策虽然不存在了，但苏联当局仍习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式维护社会一致性和巩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简单化地把不同见解和异议都认为是反苏宣传和诋毁社会主义，把持不同政见者都划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反动力量、西方的傀儡和代理人。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在一定的思想准备和环境条件下，在一系列矛盾积累叠加下产生的。从短期看，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管控和封杀有利于社会稳定，“捂了盖子”；从长期看，则导致了官方对现实问题的回避，领导人闭目塞听，国家、社会在稳定的表象下陷入停滞，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这些问题久拖不决，既是造成持不同政见者泛起活跃的原因，也是引发苏联解体的推动因素。可以说，在苏联出了问题的是苏联模式，是苏联的领导人，而不是或者不只是持不同政见者。 二是把持不同政见者“逼上梁山”，事与愿违。没有天生的持不同政见者。持不同政见者现象一开始只是一种思想、一种态度、一种对自由思考和批判精神的追求，而不是反苏、反共或有组织的抵抗。他们也不走进工农群众，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一种联结和向当权者呼吁或建言献策，后期为寻求某种意义上的保护或突破国内封锁，才面向国际呼吁、寻求国际支持甚至希望国际干预和孤立苏联。然而，苏联当局却严厉地压制持不同政见者。高压政策使持不同政见者越来越失望和背离社会主义，甚至迫使“忠诚的反对者”演变成“彻彻底底的反对者”，“驱使很多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更加坚决地反对政府的政策”。[30]事实上，这些政策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本人曾经坚决地反对书报检查制度和知识分子迫害政策。例如，对于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认为“书报检查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要惩罚的不是过失而是意见”[31]。 苏联当局总是试图把不同政见消灭在萌芽状态，结果适得其反。如果苏联领导层的目的是造成一个“被迫缄默的反对派”，“以减轻在一个过分僵硬的政治制度下所产生的压力——看来这是可能的，那么，这是一个有限的成功，但决不是一个完全的成功”[32]。苏联当局的强硬打压措施造就了“顽固”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仅没有控制他们的影响，反而使他们得到了国内外的同情和关注，影响和追随者的规模逐渐扩大，同时也为西方反苏宣传提供了更多的口实。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知识分子的“异端思想”通过地下渠道传播并被西方用作反苏宣传，苏联当局采取行政压制的措施，结果却助长了异端思想的发展及其影响的扩大。[33] 苏联解体后，持不同政见者也消失了。但是，他们留下的却是需要我们不断审视的一段历史和不断思考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该如何对待不同的政治意见，如何看待意识形态多元化的问题?这是曾经困扰并且正在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共产主义者都应当是主张自由和开放的，他们所追求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人充分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然而，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对于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敌对的意见，究竟是该像专制主义者那样采取暴力镇压，还是无为而治、放任自由?抑或是其他的策略?总结苏联的教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不能自乱阵脚。像斯大林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进而把它贬低成意识形态灌输的工具去控制民众，那样只会适得其反，激起民众的逆反心理；像戈尔巴乔夫那样一味地强调民主、自由和公开，对各种思潮听之任之，而无视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同样不可取。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它的优越性来自于积极地同其他思潮的比较、竞赛和争鸣，而不是基于暴力的意识形态垄断，它是通过吸收其他思潮的合理成分来发展的。熟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其次，要有区别地对待不同的非主流意见。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利益多元化，不同利益的人群提出不同的利益诉求继而形成不同的政治见解，自然难免。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里都会存在不同的政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社会都会出现以颠覆政府为目的的持不同政见者。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者对待不同政见的态度，是“逼上梁山”，还是“疏导劝降”?明智的执政者总是能准确地区别不同的意见，能不断地吸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不同意见，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尔曾说过：“被抛弃的人民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未来。被建筑师丢掉的石头可以成为新世界的奠基石。而一个没有持异见者和不满分子的民族，通常都是有纪律、有礼貌、安宁与和谐的，但却没有一粒可以产生出伟大的未来的种子。”[34]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批评的声音，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 除了积极有益的非主流思潮外，还有一些脱离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超前的、甚至是空想的思潮，以及一些旨在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破坏国家统一的有害思潮。对于前者，要科学甄别，有序开放。因势利导。例如，充分的言论自由、充分的政党竞争对西方国家来说是政治生活的题中之义，但在有的国家则意味着社会失序。苏联完全放开了新闻自由和取消了苏共领导地位之后，人人都可以当批评家，人人都可以成立反共团体，社会的不满被瞬间放大和利用，表面上的多元化便造成了混乱、失控的局面。对于后者，要坚决拒绝，毫不妥协。如民族分离主义思潮。 没有十全十美的学说，也没有十全十美的社会制度。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需要正视反对意见，在合理的范围内加以吸纳、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体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的思想主张和改革设想有合理性和美好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一面，若听之任之、完全照搬，则会造成泥沙俱下、混乱崩溃的局面。在社会主义改革和自我完善过程中，如何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最小的代价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我们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苏联剧变中总结、汲取教训，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