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申报》广告看现代上海社会的女性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女性论文,社会论文,广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性别认同是社会最普遍、最基本的认同秩序。它以男女两极相互参照形成的“镜子”作为认同准则。不同性别的个体各自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塑造自己的形象，以此来调适安顿自己的心理。
性别认同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普遍意义。但不同的时代，对性别的认同有着各自的制约和限定。近代意义上的性别已经不再是纯粹生理上的男女差别，而分别为男性和女性给出了相关的限定。这些相关的限定，正是社会成员形成性别认同的基本参照。
对于近代上海性别认同的研究，首要的任务是考察当时的上海社会为性别附加的一系列条件，考察这些附加条件对当时的人们造成的影响。然后再来考察人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来实现时代的性别认同。
无论是男性认同还是女性认同，本身都有着相当丰富的内涵。
一个认同的形成是无数因素共谋的结果，这其中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参与。而在这众多的因素中，二三十年代居于大众文化中心地位的广告（注：参见（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6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5月。）对于认同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试以二三十年代的《申报》广告作为范本来探讨上海女性的性别认同。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对女性在肉体、服饰、能力、体态、性情以及社会角色和行为规范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这一系列的要求在《申报》的广告中有着相当丰富和明显的表述。
一、女性的社会角色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下面的两幅广告插图，它把大量的有关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的信息通过画面传递给了广告的读者。
这两幅插图都反映了在家庭生活中，最悠闲、最放松的时刻，男女不同角色对对方的一种态度。图中男性安逸、放松的神情和享受服务心安理得的姿态，充分体现出作为一家之主的气派和相应的心态。他不会因为女性（当然只是他的妻子）对他的服务而表现出相应的礼貌和谢意，更不会因女性为他付出劳动而稍显不安。他在画面中的位置和他的姿态，完全体现出他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反观画面中的女性，为男性服务的极其自然的神态和对男性略显讨好的依偎与亲昵，不仅体现出她们在家庭地位上对男性的依附，同时体现出她们对男性的心理依附。她们把对男性的依附视为自然，自觉自愿地为男性服务。她们在不自觉中把自己置于男性的附属地位，心甘情愿地接受着男权主义的社会现状，并在对男性的依附和服务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幸福。
这样的画面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当时上海的一种社会现象。
众所周知，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婚女性大都有着相当高明的驭夫术，能把自己的丈夫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中。画面上的情景同上海女性的驭夫术有着明显的联系。由于近世以来，上海业已成为一个极为西化的商业社会，西方的功利价值观浸淫其中，外求的物欲是其价值的中心内容。上海人在物质追求的过程中倾注了全力。作为上海女性，以同样的价值观生活其中，不可避免地有着物质追求的强烈欲望。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男性社会，虽然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的呼声从五四运动开始就一浪高过一浪，但直到新中国建立，它也还仅仅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的舆论主张和内心希望。社会既没有相应的措施，女性本身也还缺乏相应的意识和热情。就实现平等的基础看，上海社会从来没有为女性独立提供相应的社会基础。
女性要想获得人格上的独立，首先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而要想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她就必须在社会上找到能够为其带来足够的经济收入的工作。而这一点，上海社会的现实状况，根本不可能满足女性的这一需求。
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各行各业都充满了激烈的就业竞争。社会无业人员的大量存在使得上海社会就业难的问题非常突出。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在所有有男性加入的行业中都无法同男性竞争。林语堂在某女校毕业典礼上所做的《婚姻与职业》的报告中，非常明白地告诉女性，“现在的经济制度，你们都明白，是两性极不平等的。……女人可进去的职业（如按摩、打字、女招待等）总比男人可进去的少。而在女人可进去的职业中，男子还会同你们竞争，而在酬劳机会、天才上都占便宜。我不必提醒诸位，世上最好的厨夫及裁缝都是男子，并不是女子，所以在你们的传统地盘，也是男子占了胜利。……所以唯一没有男子竞争的职业，就是婚姻。在婚姻内，女子处处占了便宜。这是现行的经济制度。出嫁是女子最好、最相宜、最称心的职业”。（注：《论语》半月刊第24期，第881-883页。）这样的一种社会状况，不要说一般女性，即便是在学校里受过相当教育的女性也很难在社会上找到相应的职业。读书受教育也仅仅是女性在婚姻的选择上抬高身价的砝码。
基于当时上海的社会现状，女性对于物质的追求不能像男性一样直接体现为物质的获取。在她们和物质之间需要通过一种中介，这中介就是男性。“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的流行语极为精当地反映出上海社会男性与女性在生存方式上的差异。
由于在物质获求上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关系，导致了女性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对男性的依附。在以消费为目的的上海社会，女性必须依靠男性来满足她们的消费欲望。为此，她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拴牢自己的丈夫（也有其他男性的例外）。她们本能地知道，在充满了各种诱惑的上海社会，要想看管住自己的丈夫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她们需要把驭夫当成一门艺术来研究，来身体力行。除了严加看管以外，还要在丈夫面前尽显温柔贤淑，要在家庭氛圈中，调制一种温馨的情调，让男性在这样的情调熏染下，将家看成是放松心情和身体的港湾，将女人（妻子）当成是最好的精神慰藉，从而心甘情愿被女性驾御。
上面的广告插图，都很直观地揭示了上海社会家庭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广告产品在这里被幻化成女性调制情调的酵母，女性的温柔贤淑和对男人的知冷知热也在酵母的作用下一同挥发，营造出一种温馨甜蜜的家庭氛围。
这样的一种男女关系，从形而上的角度看，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悲哀，她们因为不能通过自身的劳动直接获取金钱和物质来满足她们的生存和消费欲望，而不得不在肉体和精神上依附于男性；对于男性来说，这种关系同样是一种悲哀。由于男性是女性获取物质的中介，看上去风光无限，居于社会和家庭主导地位的男性在女性的心目中却被某种程度地物化了，他们本身变成一种财富，一种获取财富的工具。但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情况或许很有些不同，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探讨。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几幅广告插图。
在《申报》上，所有同家务有关的日常用品诸如肥皂、洗衣粉、拖把、味精、缝纫机、炉灶等的广告，其广告形象都是女性。这里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暗示，那就是所有的家务事理所当然地由女性来承担，家务同女性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女性的社会职责就是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这既是社会的共识，也是社会的现实。
女性在社会中对于男性的依附地位，注定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中可以扮演的角色是由作为社会主宰的男性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将女性限制在家庭中，让女性心甘情愿地操持家务，为男性提供相应的服务，这是男性长期以来的愿望和要求。我们不必追溯到“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但从女权运动相当兴盛的近代来考察，社会的各个方面也总是表现出男性的这种愿望和要求的根深蒂固。
就教育而言，女子教育在近代的兴起，其表面的宗旨是要提高女性的知识水平，开阔女性的视野，养成女子的职业能力和独立的人格，以期实现男女平等，在实现国家富强的过程中，发挥女性应有的作用。（注：有关女子教育的目的，论及的著作良多，本文参考梁启超和蔡元培的观点和主张。梁启超有关倡女学的言论在《变法通议》中的“兴女学”一章中，蔡元培的言论收在蔡尚思著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棠棣出版社，1950年10月）中。）但中国女学从一开始，在其章程及课程中，就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有着明显的期望。
在戊戌维新中提倡女子教育最力的梁启超，其提倡女子教育所持的理由有四点：
（一）女子接受教育，培养生产知识，减少家庭贫困；（二）女子接受教育，养成伟大的器度，增进家庭和睦；（三）女子接受教育，发扬母爱精神，增进儿女幸福；（四）女子接受教育，使知胎教意义，增强儿童健康。（注：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2月，第182页。）
他的这四点理由，很自然地显露出塑造“贤妻良母”型女子的目的。
晚清厘定的女子教育的宗旨中，明文规定，在女子小学堂，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主；在女子师范学堂，则以“养成女子小学堂之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能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目的是使女子以其毕生精力消耗于琐碎家务中，做一个家庭主妇。即便是在1928年，民国建立十七年后，政府制定的新学制中指出，为实施“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确定男女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但实际上其对女子教育的主张为“对于女子教育尤须确认培养博大慈祥，健全母性，实为救国救民之要图，优生强种之基础”。又“男女教育机会均等，女子教育并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特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由此可见，此时之女子教育的目的，并非为培养国家良好的公民，仍然是为培养“良好的母亲”（注：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2月，第188页。）而已。
对应于这种教育宗旨的是社会对受教育的女性留在家庭中的希望，这样的希望又使女性在寻求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受到了种种限制。
民国以后，部分女性在接受教育以后走向社会，她们或在政府部门从事公职，或在中小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女性，不仅数量是相当有限，而且职位很低。按照程谪凡的说法，她们“是要被谥为‘花瓶’视为案头供玩而已”。我们有一张民国十八年在中央政府供职的男性与女性对照表，很可以说明当时在政府机关供职的女性的情况。
中央政府各级官吏性别比较（民国十八年）（注：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2月，第186页。）
合计
不明
派用
委任
聘任 推任
简任
特任
官级
7275821289
407458
1222
51292 男性
206
84 112 1 6 3女性
在学校工作的女性，其数量也相当有限，而且往往局限于未婚女性。这些女性在结婚以后又大都自觉地回到了家庭。而中小学校之所以愿意接受女性作为教员，大都又是出于广告效用的考虑。（注：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2月，第185页。）因为当时的学校招收女生，使用女性作为教员，不仅可以表明它们是男女平筹的学校，而且可以告知社会，女性接受教育后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出于广告效用的考虑，学校使用的女性教员其数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能够在政府机关和学校供职的女性数量极为有限，所以“不为职业机关所延用，就连‘花瓶’‘牛马’而不可得的”（注：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2月，第185页。）的受过教育的女性大量存在。
这样的教育宗旨、社会希望以及难以寻求到合适职业的社会现状，使女性在意识上对于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缺乏自信和热情。她们本身接受教育的目的也不过是“认识几个字，将来好记记帐，写写信，和懂些做人的道理。”她们本能地知道“做一个女儿，天职是婚嫁，和养育子女”，因而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只是拣着喜欢的东西读读，如小品，散文，小说”等与男女情感有关的消闲类读物，这些比较合乎她们的胃口，也和她们的生存世界有关，对于其他的和社会有关的高深而又抽象的学科以及过于机械死板的理科，她们“并未正式用过工”。（注：佩英：《记会考》，《论语》半月刊，第64期。）更有许多就学的女子“以出嫁为职业，则女子求学便是‘求夫’的准备或手段了。”她们认为接受教育后，便高人一等，就可以给自己的婚姻加上一层砝码，能够在婚后求得更高的享受。（注：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2月，第187页。）
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对女性的要求和希望，让女性自觉不自觉的去适应社会对于她们的要求，定位自己在社会上的角色，寻求有别于男性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于是，家庭妇女成为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女性所扮演的主要社会角色。
社会赋予女性的这种角色，限制了女性同社会的接触范围，限制了女性对于社会了解和参与的程度，诸如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都是女性无法涉足的。她们只能把那些同整个社会的性质直接相关的事务拱手让于男性，听任整个社会继续存留在男权社会的状况。
也许有人会举出一些例证，来反对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的结论。比如在二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电影、戏剧、歌舞等行业的女性，许多成为颇具影响的明星，她们不仅能够通过自己的职业收入获得自己在经济上的独立，还可以通过经常性地出现在公众场所，对公众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她们已经实现了女性精神和人格的独立。
这样的举证当然很有力量。我们无法否认，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娱乐界出现了一批颇具影响的女明星。她们的收入和影响使她们无须在经济上依附于某一个体的男性，也不必为某一个体的男性进行身心的服务。她们业已取得了个人独立的可能性，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而生活。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举证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女明星在数量上的有限限制了她们作为社会女性的代表性。更为重要的也是具有本质性的问题是，女明星的出现同样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审视整个娱乐业，我们会发现，二三十年代上海娱乐业的兴起，正是以男性社会的成员们消遣为动力的。男性社会对于娱乐的经济需求和精神需求导致了上海娱乐业的繁盛。在娱乐界大红大紫的女明星，是男性社会用他们的凝视和话语塑造出来的对他们具有双重意义的工具。一方面，女明星是娱乐公司的老板们最直接的赚钱工具，她们利用娱乐公司对她们广告宣传和包装造成的在民众中的影响，通过身体语言和剧本形象的感染力，掀动民众情感世界的喜怒哀乐，让他们把电影、戏剧、歌舞当成自己发泄情感的渠道，从而使他们在把口袋的钱币奉献给娱乐公司老板的同时，得到情感需求的满足；另一方面，女明星又是作为主流社会传递意识形态的载体。主流社会把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美等等方面的理解和所持的观念，用电影、戏剧、歌舞等方式，通过女明星的现身说法传递给观众，传递给社会，在极为隐秘的方式下，完成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占领，不仅对他们的经济利益有着直接的帮助，同时可以使自身的主流社会地位获得更为广泛和坚实的社会基础。
虽然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出现在娱乐界的女明星同旧式的供男性观赏玩乐的娱乐行业的女性具有明显的差异，但当时上海市民用“戏子”来称谓电影、戏剧、歌舞的女演员，也说明她们之间的某种承继性。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女明星，透过她们看似自由独立的外表，对她们的精神世界做深层次的分析，我们同样能够发现她们意识中对男权社会的认可和对男性的精神依附。
一代明星阮玲玉，因为对和自己关系密切的两个男人——张达民和唐季珊的失望而无法找到精神的支柱，最后自杀身亡。留给她的影迷无数的愤懑和遗憾。追究她自杀的原因，无非是因为在她的意识中，男性是精神的寄托和支柱，遇上品行不端、迹近无赖的张达民和惯于玩弄女性的唐季珊，她不仅感受到精神上的无助，甚至失去了对生命的留恋。（注：有关阮玲玉的死因，参看《阮玲玉真实遗书被发现》，《江南时报》2001年7月19日第八版。）
在一个男权社会中，无论是承担着一切家务，为丈夫和孩子尽心服务而失去了自我的家庭妇女，还是在社会上拥有众多的追慕者，能够在消费上大方阔绰，风光无限的女明星，她们的社会角色是由男性的需要决定的。她们无论在职业上还是在精神上，对于男性都有着浓厚的依附色彩。
由于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使得女性无法直接参与到社会的竞争中，这使女性逐渐丧失了竞争的意识和能力。她们所能做的，就是按照社会为她们提出的要求和设定的标准，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合乎标准的女性，把自己的注意力投注到对自己的身体、服饰以及个人的情感世界的关照中。对此，波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一书中有过精当的论述，他说：与男性的竞争范例“相反，永恒存在于女性范例中的，是一种派生的价值，间接的价值。女性只是为了更好地作为争夺对象进入男性竞争才被卷入自我满足之中的（自我取悦为的是更好地取悦男性）。她从来不参与直接的竞争（除非是与其他女人争夺男人）。”（注：（法）让·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午5月，第93-94页。）
二、女性的世界
二三十年代的《申报》通过一系列的广告为女性提供了美的标准，在这样的标准下，女性必须关注的是她的容貌、身体、服饰等和美有关的事物。时代的美的理想把女性身体的每一部分都看成是创作的对象。女性对自己的嘴巴、眼睛、头发、眉毛、脸蛋、牙齿、手臂、大腿、胸部以及细微到指甲、趾甲等等，都无一例外地需要进行人工的修饰、加工以达到社会要求的美。这里的美不再是一种天然的美，而是一种需要通过消费来达到的修饰美。
广告不断地告诉女性，美是一种资源，是女性立足于社会的资本，“美即权利，受人崇拜”，“若容颜娇艳，肌肉软柔，我见犹怜，谁人不断肠？”（注：《申报》，1927年4月23日。）。“是以女子无不以美为宝”。（注：《申报》，1928年7月1日。）不美的女人是社会的一种灾难，是女人的最大不幸。“女人不必有思想，……女人不必会讲话，……女人不必会作衣服，……女人不必会作饭，……女人不必会抄笔记，……女人却必须有够上称为女人而不愧的美。”（注：李长之：《论女人与美》，《论语》半月刊，第36期。）
广告同时告诉女性，天然的美是有缺陷的，“世上本来无十足的美人，全凭修饰及表情养成的。”（注：《申报》，1926年3月23日。）生来就十全十美的人是不存在的，所谓“三分美人七分妆”。（注：《申报》，1927年10月1日。）只有通过修饰，才可以使自己成为美人。双妹化妆品广告中说，“天下本无十全十美之人，皆由于装饰得法，即可化媸为妍，故姿色平庸者，只须将双妹老牌化妆品常常敷用，则皮肤娇嫩，容光焕发，虽仅有三分姿容，俨若十分美人”（注：《申报》，1928年5月15日。）。“中等人才，若肯从事于修饰及讲究风范与表情，则皆可以变成美人了。需要变成美人，眉应该描得远山浮翠，眼必修得秋水无限，理发时须用双妹老牌生发油，矮的身材，须要云鬓高譬的颤巍，长的身材，则当偏爱马冀的稳贴。然后调弄双妹老牌茉莉霜，把面庞儿扮得天仙似的，那时便成了美人，美了自然不怕没有人怜爱。”（注：《申报》，1926年3月23日。）比如那些娇滴滴美玉无限的美人，“皆因她善于修饰，而有鉴别货品美恶之能力。她知道双妹老牌茉莉霜之优美，是有益于皮肤，故常用之，然后有如此美丽矣。”（注：《申报》，1928年3月2日。）
广告还告诉女性，之所以在内地人看来，，天下美女尽集上海，上海女性个个如“天仙化人”，而内地几乎没有美女，是因为内地女性“不知装饰耳”。事实上，“内地女子不乏具天仙化人四这资格者”，倘若能够懂得装饰，则必能使自己成为美若天仙的美女。（注：《申报》，1928年10月20日。）换言之，作为读者的你，只要注意装饰，你也能成为“天仙化人”般的美女，成为“令人一见动爱者”。（注：《申报》，1928年5月16日。）
广告话语不仅渲染了美的重要性，美女在社会上能够取得的优势和可能得到的种种实惠，还为每一位女性带来了成为美女的虚幻和梦想。与此同时，它还向女性灌输了一种焦虑，那就是，女人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容貌和身体，要不遗余力地对自己身体的一切部位进行最尽心的修饰，努力使它看起来完美和性感，要经得起男性挑剔的眼光，否则就没有男性会喜爱和接受她。福利公司的服装广告中的女性，就明显地表示出这种焦虑和启怨自艾，广告说“今天学校里行开学礼，吾四周围一看，几百个同学都是何等漂亮，吾何以怎样的鄙陋，真是莫名其妙。”（注：《申报》，1928年8月19日。）
由于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希望和社会赋予女性的角色，使得女性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面容和自己的身体上，把自己的情感世界锁定在家庭中。容貌、身体、家庭，构成了女性相对封闭而狭小的世界。
在相对封闭和相对狭小的世界中，女性很努力地去扮演社会赋予她们的社会角色。她们时时刻刻注意着自己身体的每一部位，每天都在化妆上费尽心思。她们非常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被男性凝视和赞赏的位置，把女性的化妆修饰比附为作家作文时绞尽脑汁的修辞造句，艺术家雕刻作品时一丝不苟的精雕细刻。她们同样把自己看成了供人阅读的艺术作品，必须十分用心地使它精致、华美。甚至认为，把自己修饰地美丽动人，是基于对他人的一种基本事礼貌，同时也是为自己的男人争体面。而不事修饰则是女性没有修养，不懂礼貌的表现。（注：以仁：《妻的新生活》，《论语》半月刊，第64期。）
由于鉴赏和凝视她们的主角是男性，因而她们非常关注男性时时变化着的喜好，不断根据男性喜好的变化来调整自己。她们除了努力通过各种化妆品来滋润和保养男性普遍赞赏的白腻娇嫩的面容和皮肤外，还在着装、发式甚至形态等各方面积极迎合男性的好恶。
就服装而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掀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时装潮流，正是男性对于女性着装好恶的晴雨表。当男性欣赏雍容华贵的贵夫人形象的时候，讲究面料质地、图案绚丽烂漫、款式精致大方的阀阅派服饰就成为时尚。当“多少总有点色情狂的男子”对“有两条粗壮的腿，会拍网球、打排球，还会在水中游来游去；会高耸着小嘴唱歌，又会飘动着旗袍跳舞”的女学生“骨头发松，魂不附体”的时候，连“从未读过书、一个字也认不得的太太”也穿革履和长统袜为标识的“学生装”。（注：许钦文：《女学生》，《申报·自由谈》，1933年9月26日。）
女性发式的由发堆乌云的发髻，到简洁明快的剪发，再到蓬蓬松松，充满曲线美的烫发，每一变化，都是男性欣赏眼光的变化结果。女子在决定自己的发式的时候，总是很审慎的观察男性的态度。《论语》半月刊上登载的时人徐訏所写的一篇名叫“女人纵论”的文章十分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近代的女子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反宾为主的黄色解放，女子无非是丛隶属于爱‘三寸金莲’的男子变为隶属爱‘六寸玉笋’的男子，无非是从爱‘乌丝三丈’的男子手头追到爱‘发皱如云’的男子手里罢了。当时剪发时候，那般女子们十二分胆小地估计环境之允否，可见是完全在观察爱‘短发’的男子多，还是爱‘长发’的男子多？把自己看成一种货物，迎合买主心理的一种反映罢了。……可以知道一个女子为‘悦己者容’的事实是铁一般的一直到那时还存在着”。（注：徐：《纵论女人》，《论语》半月刊，第29期。）
下面的广告及其插图，非常直观的告知了女性应该关注什么，女性又事实上在关注什么。它是一种话语言说，向女性灌输着为男性而装扮自己，在装扮中获得满足和幸福；它又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反映出时代的女性的生活内容和内心世界。言说转换成观念，观念导致女性的行为事实，事实又进一步强化观念。这就是《申报》广告的作用模式。
大量的史料向我们描述了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的女性生活。包括她们的生活内容、生活态度以及她们对于生活的理解。
女性们以塑造理想的美作为生活的中心，除却一般家庭妇女必须承担的家务之外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消耗在购物和化妆上。为化妆，她们不断地在各个百货商店的化妆柜和服装间徜徉，在了解各类化妆品的品牌和试穿各种服装的过程中寻找她们的快乐和幸福。
如果我们用布尔迪厄的理论把女人的世界看成一个“场域”，那么这个场域中的“象征性资本”就是女性人人争夺的“美”，正是在争夺这一资源的过程中，女性们倾注了她们所有的物力和才力，发挥了她们的才能和智慧，并因为在争夺过程中的成功和失败而产生了诸如骄傲、自豪、满足抑或是嫉妒、忧郁、焦虑等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情感。
以下的一些当时的文人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到的数字，无论其准确与否，都能够反映当时的女性为了塑造自身的美而付出的热情和钱财。
任白戈在他的《明年又叫什么国货年呢？》一文中提到，“国际贸易局1934年9月发表的统计数字表明，六个月内，上海妇女单在舶来脂粉用具上消耗的金钱就值九十七万元”（注：任白戈：《明年又叫什么国货年呢？》，《申报·自由谈》，1934年9月2日）。
在曙山的《论美人》一文中提到，“在去年（民国二十二年）的一年内，由国际贸易局所统计香水脂粉进口的价值，实达一百三十九万八千六百六十四元。”（注：曙山：《论美人》，《论语》半月刊，第41期。）
这些仅仅是进口化妆品的一部分，而此一时期的各种品牌的国货化妆品，在国货运动的推动下，其销售当也不少于舶来品。这样算来，上海妇女每年在化妆品上的消费接近四百万元。
至于她们花费在其他与装饰有关的物品诸如服装、鞋帽、手袋、披肩和其他饰品上的钱财，由于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我们无法估算。但仅从上海发达的服装业和一波又一波的时装潮流，就可以看出女性对其热衷了。
三、女性的现实处境
基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仍然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对男性具有相当强的依附性。但是这种依附性是否就一定可以说，这是女性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男性是否由于精心制造出的女性对自己的依附而成为高高在上的主宰者？这在笔者看来还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而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长期以来，女权运动的倡导者总是把女性对男性的依附看成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压迫，依附关系下的女性命运是极为不幸、极为悲惨的。这在理论上自然是成立的，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也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但到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情况也许很有些不同。
首先，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关系不是道德伦理做出的硬性规定。传统的道德伦理从上海开埠以后，便慢慢被抽掉了根基，成为漂浮的名词，从而不再具有观念的约束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又把漂浮于表面的道德伦理的名词击成碎片，使其最后的形式的意义也丧失了。在形式和内容业已死掉的封建道德伦理到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已经彻底丧失了束缚人们行为规范的功能。这种依附关系是通过一系列的话语言说来完成的。这些话语言说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为女性设定了社会角色和行为规范，依靠影响女性的思想和观念使女性自愿地接受这种对男性具有依附性的社会角色。而这些话语所导出的观念本身又具有价值伦理的作用。女性在奉行这些观念的过程中，可以寻求到自身意义的所在，并在这过程中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
其次，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女性，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都享有婚姻的自由。这一自由，使得女性得以在婚姻的选择上体现自己的意愿，并决定了她们在婚后也不必依附于某一个体的男性。她们在婚前受到的求婚男性百般的奉承和追逐，掩盖了她们对于男性的依附关系，并使她们在男性的奉承和追逐中自我陶醉。而离婚的自由又使她们不必对个体的男性过于谦卑。
第三，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秉承了西方一切物质文明的成果，业已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步地进入消费时代。消费在这时的上海具有了人生目的价值功能。人们是通过消费来获取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处于这一时代和这一环境中的上海女性，她们同样在消费中实现她们的价值和获取个人的幸福。
基于以上的原因，我们考察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性的社会角色以及她们的生存世界，我们会发现一些不同于其他时代和其他地区的地方。
如前所述，二三十年代的女性的主要社会角色是家庭妇女。我们只需了解家庭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就能明白家庭妇女这一社会角色的重要性。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它不仅是构成社会的重要单位，而更重要的是人——男人和女人生存的最重要的空间。人的大量时间在这里度过，人也在家庭中栖息自己的精神和心灵。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审视家庭，它又具有了更人性化的色彩。女性作为家庭妇女，其所做出的贡献和付出的辛勤是无须赘述的。而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考虑，女性较之男性更适合于家庭中的许多工作也渐为大众所认同。因而，无论是教育的宗旨还是社会的期望，让女性从事她们擅长的工作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对于家庭妇女这一角色所存有的偏见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这一极具重要意义的角色本应受到的尊重没有在社会中得到体现。
女性关注的以塑造自身的美为中心的生存世界和生存活动也在这一时代具有了更深刻的含义。
我们不否认女性对于美的追求是基于男性的凝视和好恶而导致的。但这并不影响女性在塑造自身的美的过程中获取的快乐和幸福感。美的理想不管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建构，一旦它被建立起来，就会成为人的价值伦理的一部分。基于男性的凝视而建立起来的美的理想，在事实上被女性所认同，因而当她们达到了美的理想时，她们就会获得她们预期的快乐。
我们无须再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当我们注意到女性每一次通过化妆而塑造了一个令她自己满意的新形象而对镜自顾，她的那份欣喜，那份得意，足以说明装饰对于她们的意义。
与此同时，女性为塑造自身的美而进行的一系列购物过程本身，对于女性来说具有多重的意义。它不仅是女性对于自身生存空间的拓展，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对立的、竞争性的行为，是成就、自尊及权利的源泉，（注：（美）约翰·菲斯克著，杨全强译：《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26-27页。）而且是一种用幻想营造幸福的享受。
现代百货公司将购物、休闲、娱乐合为一体的功能，本身就为购物者提供了各种乐趣，而琳琅满目的被艺术化了的商品，又给善于幻想的女性带来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她们在这里拥有了支配金钱和消费时间的自由和权利，并在购物的过程中不断通过想象塑造着自我。我们只需注意到女性对逛商场的那份热情和执著，我们就可以领悟购物对于女性的意义了。
四、结论
以上的论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各种因素，尤其是《申报》广告文字和图片形成的话语言说的作用下，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女性形成的性别认同。一方面，女性在各种社会合力的影响下，自觉地把家庭妇女当成了她们最终的社会角色。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们的责任就是尽心尽力地维持家政，为男性提供各种服务，在服务中赢得自己对男性的控制和自己的幸福。同控制男性和寻求个人幸福同样有关的女性认同的另一方面就是对美的追求。在女性意识中，美是女人最重要的资本，是女人立足社会的必要条件，美丽是同幸福紧密联系的。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只有美丽的女人才能赢得男性。女性同样认同了美是通过修饰而获得的观念，于是女性把按照男性建构的美的标准去打扮自己当成了生活的核心内容，为修饰而进行的购物活动也就成了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性的重要活动。
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女性认同完全没有触动男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是承继了女性对男权社会的默许。女性们把自己的眼光投注在家庭和自己的身体、容貌、服饰上，拱手将那些同社会性质有关的领域让给了男性。这样的一种基本认同决定了女性在整体上对男性的依附关系。这是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性认同的本质。
但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性认同的特色并不在于女性对于男权社会的承继，而在于她们在对男性依附的同时的一种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恰恰寓于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中，寓于女性为迎合男性的期望而进行的美的追求以及为追求美而进行的消费中。当女性在话语的影响下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她们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的时候，她们把这种依附当成了她们理所当然的权力。她们通过在人身和婚姻上的自由而获得的对男性的选择权和男性们建构的女性应当为美而消费的观念，让为女性消费提供经济来源由原来的男性的施舍变成了男性的一种义务，并因此在对男性的依附中、在为美而进行的一系列消费中找到了自身的快乐和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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