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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27日—30日在巴黎第十大学举行了马克思国际大会， 现把部分学者发言的题目和要点摘译如下，供研究人员参考。
克里斯托弗·贝特朗（布里斯托尔大学）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个人主义和理性》
由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牵涉到道德和公正的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便认为这是自我意识的膨胀，因为马克思主义传统往往否认这类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仔细研究这些问题，人们不得不把理性活动的模式予以抛弃，而理性活动的模式只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理论著作中具有典型性。
凯斯·格拉罕（布里斯托尔大学）
《集体特性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本文谈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前提，同时也考察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性论和本体论中的个人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前提与马克思关于集体特性的思想并不始终合拍，这种情形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革命理论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后果。
阿兰·利比茨
今天，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加入理论和政治生态学运动的行列，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未来的道路之一。可以肯定，政治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具有共同点：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主义和进步主义。但是，在对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上，二者互相抵触。毫无疑问，马克思把其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性建立在以生产和生产者为中心的基础之上。在生态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只有重新考察劳动价值理论、生产者在社会变革中的关键作用、需求概念和价值理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才能发挥有益的作用。
米歇尔·洛维（法国全国科研中心）
《马克思对进步论的批判》
在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人们能找到对进步二律背反的某些辩证分析。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能像瓦尔特·本杰明那样朝着这种批判的方向继续前进。然而，在当今世界的一些社会运动（欧洲的生态运动、拉丁美洲维护亚马逊丛林部族运动或钱帕斯的泽帕塔运动）中，斗争的矛头指向现代化带来的破坏，并寻找现今工业文明的替代模式。
吉多·奥尔特利尼（波伦亚大学）
《马克思主义者应怎样认识个体性概念》
现代伦理学无不与个体性（个人）概念有关；同样，个体性概念的价值也只能来自更广泛的伦理理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存在主义、传播伦理等20世纪的伦理学说最终均导致个性崇拜的无限膨胀，认为这是人的本体的原始形态。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卢卡奇）认为，事情恰恰完全相反，个性不是抽象的第一性要素、直接的前提或出发点，而是人在社会存在的客观进程中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和选择而逐步形成的“自为”。
吕西安·塞夫
《共产主义问题》
随着苏联的解体，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消除资本主义异化，国家消亡，取消雇佣劳动，个人全面发展，建立新世界）面临着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的质询及信息时代的挑战；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已走进了死胡同，马克思主义仍具有强有力的适用性。为了证实这个论点，必须在批判和预见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这就是共产主义迎接21世纪的宏伟计划。
阿尔贝托·布乔（波伦亚大学）
《一种新的理论观——关于‘实在的合理性’的讨论》
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大革命是黑格尔晚期著作中的中心议题。黑格尔试图确认历史进程的合理性。青年黑格尔派也正是根据黑格尔的这一论断，确定自身的哲学特征的。我们这里需要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大程度上采用黑格尔的这个命题，认识历史进程的合理性，从而得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唯物主义观点。
胡安·拉蒙·卡贝拉（巴塞罗那大学）
《今天重读“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运动是历史的社会运动；我们因此可以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本文作者试图根据共产主义的目标，用批判的眼光重新考察“共产党宣言”，也就是说，既指出它的不足，又肯定它对未来社会斗争的有效性。
让—皮埃尔·杜朗（艾夫里大学）
《当今企业中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提出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本文作者试图指出，在当今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概念依然有效，但有两个条件：必须忘记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必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断；必须避免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简单化。
弗洛朗斯·戈蒂埃（法国全国科研中心）
《“资产阶级革命”概念批判》
作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不适用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理由如下：1.因为这个概念低估了群众运动（包括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的独立性；2.因为这个概念没有注意到反殖民主义运动（当时殖民地的革命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这场革命与宗主国内的革命取得了联系）；3.马克思对人权和公民权持保留立场，这一立场有待作出恰当的评价。
依夫·戈努古
《非洲马克思主义的前途何在？》
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能使非洲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再有生机。相反，人们注意到，无论从理论看（恩格斯未公开发表的文章对此有新的解释），或是从实践看（所谓民主的公开化似乎是一场骗局），还有新的道路可以进行探索；许多迹象表明，培育合理的非洲马克思主义将是一项大有希望的事业。
让·罗日金（法国全国科研中心）
《马克思主义与信息革命》
18世纪的工业革命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今天的信息革命则与当时的工业革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这个新的历史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者应力图作出区分，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 什么东西已经过时， 什么东西将对2000年以后的资本主义继续有效。
贝亚特里茨·劳日朗（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民主、不平等与国家》
我们这里要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与民主的关系。首先，我们认为国家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生产条件再生产的“决策中心”。根据自由派的意识形态观念，社会由平等的人组成，国家则作为“中立的裁判”而存在。应该指出，自由派的这种平等，绝对是形式的平等，因此，所谓资本主义和民主共处的观点包含着不可解决的矛盾。资本主义内部包含的“真实的不平等”，今天在拉丁美洲各国变得更加突出。
卡特林纳·萨马里（巴黎第十大学）
《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失败？》
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的正确：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这个论断具有现实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却面临危机，这种危机通常又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我本人坚定地持反潮流的立场，同时也探讨马克思主义面对这场危机应迎接的主要挑战。
马克·旺得皮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杂志）
《利奥塔尔和马克思》
在利奥塔尔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但是，利奥塔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不全面。他所阅读的马克思著作带有选择性，引证有时甚至牵强附会。除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长篇大论以外，利奥塔尔没有提出什么发人深省的新观念。利奥塔尔的作品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他聪明地反映了西方左翼的精神状态、政治倾向和关注焦点。在哲学的高度，利奥塔尔体现着今天新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斗争中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