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又作了科学界定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理论的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1]580，588 在当代中国，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全面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是党的十七大依据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一个全新的重大课题，迫切需要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进行认真深入研究，给予科学的阐释与回答。囿于篇幅，本文只能对其内容加以概述，并作提纲挈领的分析与论证。
一、毛泽东经济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坚实基础
毛泽东经济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产物和结晶。毛泽东经济思想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二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前者主要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和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后者主要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二者是紧密联系的，统一构成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由于中国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所以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由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到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转变与发展阶段。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缔造者，他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可以说，毛泽东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大厦的伟大奠基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那就根本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产生与发展。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尤其是他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否则的话，任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济理论，开创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先河。其主要代表作有《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矛盾论》和《实践论》虽系哲学著作，并为建国以前所作，但它们确实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哲学基础，体现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依据本人的研究，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明确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毛泽东在1954年6月14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130在当年9月15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132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特意加上：“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3]849
（2）科学地界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性质，明确指出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针对所谓“社会主义无差别境界”的说法，明确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并且大量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科学地界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性质。他说：“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2]373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不仅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为后来的改革与发展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科学地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不久，他便庄严宣告：“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2]375，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2]377，并号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2]375。
（4）明确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思想。1957年，他在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时就指出：“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2]472进入60年代以后，更是多次强调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根本方针。
（5）明确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走农、轻、重的工业化道路。苏联是靠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的，而中国的工业化则必须走农、轻、重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明确地讲：“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中国的工业化不能走苏联的道路，而必须走农、轻、重的道路。毛泽东指出：“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也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是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2]400
（6）明确提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利益“三兼顾”的原则。毛泽东讲：“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2]272这“三兼顾”原则至今仍是我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利益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
（7）明确提出中央和省市要简政放权，给生产单位或企业以“独立性”，为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与支撑。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敏锐觉察到中国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问题，尖锐地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2]273当今中国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改革正是按照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和理论逻辑卓有成效地进行。由此可见，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驱和伟大先行者，是当之无愧的。
（8）明确提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伟大方针。1956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专门讲了节约与勤俭建国问题，他说：“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2]699－700“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3]831尽管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但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不能变，不能有丝毫动摇。
（9）明确提出改变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实现全国经济协调平衡的发展思想。毛泽东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这些论断对于改变我国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关于平衡工业布局的思想是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闪耀着科学发展的思想光芒。
以上九项概要地阐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伟大贡献，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及整体风貌。仅此就足以显示毛泽东的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及结合中国实际的伟大创新才能。这九项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现代化、中国化的新发展、新创造，为后继者们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二、邓小平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主体框架”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由于它是直接在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并且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充分体现了中国国情，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新发展阶段的特色，因此说，它与毛泽东经济思想一起形成并构成了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邓小平经济理论主要体现在对以下一些重大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上：
（1）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首先，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4]252其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于1987年4月26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讲：“搞社会主义必须结合本国实际。我们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信你们是理解的。”他还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4]223第三，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三步走”战略。邓小平讲：“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4]251第四，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373
（2）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首先，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邓小平讲：“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274其次，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讲：“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4]279第三，明确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4]378的论断，极大地调动了我国广大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3）所有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首先，突破了“社会主义社会单一公有制论”，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多元化。邓小平明确地讲：“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4]149其次，突破了“社会主义社会私有制消灭论”，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私有制的必然性，并在实践上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第三，突破了“公有制与私有制对立论”，提出并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实践上促进了中国公、私混合经济的长足发展。
（4）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首先，冲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矛盾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4]148，“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4]364。为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经济手段，而不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邓小平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4]367第三，突破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论”，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结合。邓小平反复强调：“计划和市场都得要”[4]364，“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4]148－14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的根本转型，即成为“市场经济国家”。
（5）改革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首先，明确界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与目的。他讲：“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4]134－135其次，创造性提出“改革动力论”。邓小平认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4]136，改革开放可以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第三，强调中国的改革，不是向资本主义方向改，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明确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4]138－139第四，明确提出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372这就打破了改革迈不开步子、怕这怕那、被“姓社”和“姓资”问题严重束缚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扩大。
（6）收入分配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首先，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实行按劳分配可以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使全国人民都能过上小康生活。他说：“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办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4]64其次，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4]110－111“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4]364第三，明确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新政策。他说：“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4]23“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4]166第四，主张避免两极分化，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邓小平讲：“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4]374
（7）农业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首先，邓小平提出了“农业是根本”的著名论断，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4]23。农业不仅是人类生存之本，更是国民经济发展之根基。正是基于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农村起步，从农业入手。邓小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其次，主张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他说：“一搞承包责任制，经营农业的人就减少了。剩下的人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4]252第三，把农业发展同中国社会安定密切联系起来，把农民生活是否提高同国家宏伟目标实现联系起来。邓小平说：“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4]77－78
（8）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首先，明确提出要“抓住时机”的著名论断。邓小平讲：“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4]375其次，明确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就要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邓小平说：“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别人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4]369第三，突出强调在讲究质量与效益基础上，尽可能加快发展。他明确指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4]375邓小平讲，这种高速发展与“大跃进”不同，因为它没有伤害经济发展的机体与机制。[4]377第四，科学地概括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提出著名的经济发展“台阶论”。他说：“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上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4]368“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4]376
从上可见，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内容是相当丰富与精彩的，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成果异常的丰硕与辉煌。它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主体和基本框架，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并且相当发育和成熟。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邓小平经济理论，便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因此，全面掌握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关键与核心在于科学掌握与运用邓小平经济理论。
三、“三个代表”思想及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丰富与贡献
自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中国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社会也随之开始全面转型。
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重大新问题，江泽民及其后继者胡锦涛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开拓进取，大胆探索，提出一系列全新理念，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当代中国跃上了一个崭新阶段。这集中体现在“三个代表”与“小康社会”建设以及“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等思想理论上。
1.“三个代表”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贡献。“三个代表”是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顺应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实践发展要求而提出的一个创新理念。它不仅是一种全新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也必须如此。如果它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那就必然被调整或变革。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政党，其先进性要求其必须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成为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先锋队。全党每个成员都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上起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群众发展社会先进生产力，对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进行变革，这样就会引起落后生产关系及落后上层建筑也发生一系列相应变革。所以，“三个代表”理论把代表及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而伟大的变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现代化，也包括精神生产的现代化。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不仅包括物质需求，也包括文化需求。要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全面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必须在大力发展物质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精神生产，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当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研究物质资料生产，抽象掉了精神产品生产。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与中国化过程中，“三个代表”理论科学地引入了精神产品生产，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供给与需求纳入社会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阈中，卓有成效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个代表”理论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及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使该理论有了旺盛生命力的源泉和发展前进的根本动力。马克思讲：“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5]537，“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187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及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江泽民指出，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的利益”，“党除了最广大的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7]22－23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归根到底是研究人们的利益关系，而“三个代表”理论又恰恰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与归宿，这就从本质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学说。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贡献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他说：“根据十五大提出的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学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8]19这个目标不仅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愿望和根本利益要求，而且符合中国国情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这突出表现在如下各方面理论与实践的突破和创新上：
（1）提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追求提高重工业在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走依靠重工业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的工业化理论是注重农、轻、重比例，但实践上仍然走的是斯大林的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六大总结了中国和苏联工业化的经验与教训，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创造性提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8]21
（2）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江泽民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8]23
（3）提出“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东部升级”等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江泽民指出：“加强东、中、西部经济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8]25
（4）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江泽民指出：“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8]25
上述重大理论突破与创新，有力支撑并推动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使中国的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为向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迈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条件。
3.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和发展。人所共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做过很多精辟论述。邓小平关于发展问题的至理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江泽民在此基础上将发展问题进一步具体化，并把发展问题提升到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说：“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我认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思想是谋求发展，代表先进生产力是讲发展，代表先进文化也是讲发展，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更得靠发展。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把邓小平、江泽民的上述思想更加理性化、全面化、具体化，进一步明确告诉人们：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怎样的发展才是更好的发展，强调只有科学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才是更好的发展。如果不是科学的发展，盲目追求数量、追求速度的发展，不但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还会损害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如为了一时的发展，过度消耗资源，损害生态，破坏环境，不仅不能成为“硬道理”，反而成为“坏道理”；不仅不能成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反而要举国上下共否之；很显然，不仅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而要给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造成根本性损害。因此，只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那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科学地体现了发展的本质要求和目的。我们发展的目的在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与幸福。
4.构建“和谐社会”：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
把构建和谐社会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与创新。胡锦涛主持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篇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既明确了我们所构建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又体现中国现阶段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与时代特色。
进入21世纪，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全方位的大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和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凸现，简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已经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停留在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般理解与认识上也不能适应实践的发展和新形势的需要。值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开拓进取，大胆进行思想理论创新，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创造性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任务，并作了科学的规定与阐述。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9]706这就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进程中又一次伟大的飞跃，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将产生无何估量的推动作用与影响。
［收稿日期］2008－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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